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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案例甲公司诉乙公司代理进口合同纠纷案

案号:(2009)高民终字第1145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 委托合同纠纷 · 再审 · 2009-07-24
本案来源已核实(参考案例),判决书全文见文末折叠附录,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一、案情速览

一九九八年二月,乙公司法定代表人邹某某代表公司与甲公司签订《代理进口协议书》,约定乙公司委托甲公司以远期信用证方式代理进口复合铝板八十五点二万平方米,总价款二百九十八点二万美元。甲公司依约开立信用证并代乙公司付款。同年九月,乙公司又要求甲公司垫付人民币四十万元。

二〇〇一年三月,乙公司向甲公司出具《确认函》,确认欠付货款、滞纳金、代理手续费、违约金合计三千七百四十五万元。甲公司起诉后,法院于二〇〇一年十月作出民事调解书,确认乙公司给付三千五百四十七万四千元。执行中法院发现涉嫌犯罪,移送侦查。

二〇〇七年刑事判决认定:乙公司为筹集建设资金,虚构进口复合铝板的事实,提供虚假报关单,骗取甲公司二百九十八点二万美元(折合人民币二千四百六十八万七千九百七十八元),构成信用证诈骗罪;判处罚金一百万元,邹某某有期徒刑十五年,继续追缴违法所得发还甲公司。刑事判决生效后民事案件再审,甲公司仍请求判令乙公司赔偿该笔本金,法院不予支持。

二、裁判要点提炼

刑民交叉案件中,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系由同一法律事实引起的,犯罪分子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失已经刑事判决确认并责令退缴、退赔的,即使能否实际追缴到位尚不清楚,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对相应损失不再支持。

被害人的救济应当通过刑事追缴、退赔程序实现;对同一笔损失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赔偿的,属于重复主张,不予支持。

三、赵律师点评

一笔两亿多的进出口代理,怎么就变成了诈骗

先说结论:这笔生意从头到尾没有货。 一九九八年二月,甲公司与乙公司签了一份《代理进口协议书》。约定很清楚:乙公司委托甲公司代理进口复合铝板,八十五点二万平方米,总价款二百九十八点二万美元,用远期信用证付款;信用证到期前二十五个工作日,乙公司把货款汇到甲公司账上;甲公司按总货款百分之二点五收取代理手续费和银行财务费。 合同签完,甲公司依约开了信用证、付了款,一分钱没少垫。同年九月,乙公司又说要给外商补一笔延期议付的款,让甲公司再垫四十万元人民币,承诺还本付息,还开了收据。 到这里看,这是一桩再普通不过的代理进口生意:一家公司有进口渠道和开证能力,另一家公司要进货但没资质,于是委托代理、付手续费。问题出在那批货上——它根本不存在。 二〇〇七年的刑事判决把底揭开了:乙公司当时正在建文山大厦,缺建设资金。法定代表人邹某某明知没有货物进口,虚构了「大厦外墙需要进口复合铝板」这件事,拿假的海关报关单给甲公司看,用一份真合同、一张真信用证,套走了二百九十八点二万美元。折算成人民币,是二千四百六十八万七千九百七十八元。这笔钱被乙公司占有,一直没还。 这就是外贸代理里最危险的一种结构:代理方只负责开证、付汇、收手续费,货物的真假完全依赖委托方提供。报关单、提单、装箱单,全是委托方递过来的纸。代理方如果只看纸、不去核,纸做得像,钱就出去了。 外贸代理的单证审核,到底该核哪几样。 代理进口里,代理方看到的永远是纸:合同、发票、装箱单、提单、报关单。这几样东西,各有各的核法。 报关单要核三处:经营单位和收货单位是不是合同相对方,商品编码和货物名称对不对得上,数量金额与合同是否一致。现在海关的报关单信息可以联网核查,一份报关单是真是假,核一下就知道——这一步花十分钟,能挡住大多数骗局。 提单要核船名航次、装运港、收货人、通知方。假的提单往往有个共同点:船名航次查不到,或者船公司的确有其船,但那一天它根本不在那个港口。 发票和装箱单要核逻辑:单价乘数量是不是等于总价,毛重净重与集装箱规格是否匹配,包装方式与货物性质是否相符。 还有一类信号,比单证本身更早出现:金额取整、境外卖方是新设公司、付款路径要求绕道第三方、合同签订与开证时间挨得很近、对方对货物细节说不清楚。这些信号单独出现不算什么,两三样凑在一起,就该把审核等级提上去。 本案的代理方收百分之二点五的手续费,担的却是百分之百的垫款风险。收益与风险这么不匹配的结构,本来就该用最严的标准审单。

先民事调解,后刑事定罪:两份判决怎么共存

很多人以为,民事调解书一旦生效,这件事就定了。这个案子的走向说明不是。 二〇〇一年九月,甲公司起诉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要求乙公司给付货款、代理手续费、滞纳金、违约金等共计三千七百多万元。同年十月二十五日,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确认双方自愿达成协议:代理手续费按百分之二点五计算,违约金调整为一百二十四万元,乙公司给付货款、滞纳金、代理手续费共计三千三百七十一万四千元,另给付借款及滞纳金五十二万元,合计三千五百四十七万四千元,十日内付清。 调解,是双方合意;但合意的前提是事实清楚。执行过程中,法院发现这起「民事纠纷」背后涉嫌犯罪,建议公安机关侦查。二〇〇七年二月,刑事判决下来了:乙公司犯信用证诈骗罪,罚金一百万元;邹某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继续追缴乙公司人民币二千四百六十八万七千九百七十八元,发还甲公司。二审维持原判。 刑事判决一生效,民事这边就必须回头看。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再审,撤销了那份民事调解书。理由很朴素:当初调解所依据的「代理进口欠款」,其实是犯罪所得的另一种说法。基础事实变了,建立在它上面的调解书就站不住。 这里要澄清一个常见误解。所谓「先刑后民」不是一条铁律,不是说只要沾上犯罪,民事案件就必须停。真正的规则是分情况:同一事实引起的,刑事优先,因为刑事认定的事实更接近真相、手段更有力;不同事实、只是有牵连的,民事可以继续审,把犯罪线索移送就行。本案属于前一种——骗的钱和欠的钱,是同一笔。

刑事判了「继续追缴、发还」,民事还能再要一次吗

这是本案最关键的一问,也是最多人想不通的一问。 再审中,甲公司的诉讼请求变了:既然刑事判决已经明确乙公司构成信用证诈骗罪,乙公司又没按刑事判决履行,那就请法院判令乙公司赔偿这笔本金二千四百六十八万七千九百七十八元,另外再算利息。这个思路听起来很顺:刑事判了但没执行到,民事再判一次,总能多一条路。 法院没有支持。生效裁判的理由只有两层,但很硬: 第一层,同一笔损失不能填两次。刑事判决已经责令继续追缴并发还甲公司,这笔钱在法律上已经有了归属和实现路径。民事再判一次赔偿,等于对同一笔损失作出两份给付判决,两份判决都可以申请执行,就可能出现重复受偿。 第二层,刑事追缴、退赔本身就是救济程序。它不是「附带说说」,而是有强制执行力的。追缴不是一句空话,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拍卖犯罪分子的财产;退赔不足的部分,还可以在发现财产时恢复执行。这条路径是法定的、专门的,不必也不允许再绕回民事诉讼。 于是再审判决只处理了剩下的部分:撤销原调解书,对本金不予支持,对其他诉讼请求(比如那四十万元借款)酌予支持。二审维持。 换个说法您可能更好理解:一笔钱被偷了,刑事判决让小偷退赔;您不能一边等着退赔,一边又去民事法庭告小偷「还我钱」,让两份判决同时挂着。法律不怕您主张,怕的是同一个损失被算两遍。 追缴、责令退赔、返还被害人,不是一回事。 刑事判决里常见三种表述,很多人分不清: 追缴,针对的是违法所得。犯罪分子骗来的钱、抢来的物,属于赃款赃物,法院判决追缴,追回来以后该上缴国库的上缴,该发还被害人的发还。 责令退赔,针对的是被害人的损失。违法所得已经被挥霍、无法追回时,法院判令犯罪分子用自己的合法财产赔偿。 返还被害人,是涉案财物处理的结果,不是独立的判项。它通常跟在「追缴」后面,写明「追缴后发还某某」。 本案的判项是「继续追缴乙公司人民币二千四百六十八万七千九百七十八元,发还甲公司」——这是标准的写法:先追缴,再发还。 被害人在这个程序里能做什么?三件事:一是在庭审中提出意见、提交损失证据,争取判项写清数额和发还对象;二是关注涉案财物的查封、扣押、冻结情况,发现漏查的及时反映;三是判决生效后申请执行,发现新财产时申请恢复执行。 如果刑事判决没写退赔怎么办?这时民事路径才打开——因为损失没有被刑事程序处理过,可以另行起诉。判断标准始终是那一条:这笔损失,前面的判决管没管。

为什么「能不能追回来」不影响这个结论

这一点最容易被忽略,但恰恰是法院写进裁判要旨的。 判决书里有一句很关键的话:即使能否实际追缴到位尚不清楚,民事也不再支持。意思是,判断标准不是「钱到没到手」,而是「这笔损失有没有被生效裁判处理过」。 为什么这么定?因为如果按「追不回就可以再告」的逻辑,几乎所有刑民交叉案件都能再打一轮民事诉讼——刑事追缴本来就常常追不回,被告人钱早花了、人进去了、名下没财产。这样一来,刑事判决的稳定性没了,民事判决也成了重复劳动,还可能让被害人两头受偿。 那追不回怎么办?法律留了路,只是不在民事诉讼这条道上: 一是盯住执行。刑事判决涉财产部分由法院执行,发现被告人有新财产(房产、股权、到期债权、拆迁补偿)可以申请恢复执行;被告人减刑、假释时,是否积极退赔也是考量因素。 二是换主体、换请求权基础。本案的原告只能对着乙公司主张这一笔本金,是因为刑事判决已经把这笔钱指向了乙公司。但如果还有别人对同一损失负有责任——比如明知是骗局仍提供账户、提供担保、帮助走账的——那就不是「同一笔损失的重复主张」,而是另一个主体的独立责任。这一点在本批另一篇(出借银行账户那件)里体现得很清楚:出借账户的公司被判承担百分之四十五的补充赔偿责任。 三是另算的损失可以另主张。本金被刑事判决覆盖了,但为维权支出的合理费用、因另案产生的实际损失,只要有独立的事实基础,仍可依法主张。关键在「独立」两个字。

遇到刑民交叉,当事人该走哪条路

把本案拆成一张办事清单,大概是这么几步。 第一步,先判断是「同一事实」还是「有牵连」。同一笔钱、同一个行为、同一批被害人,基本就是同一事实;如果只是合同签订过程中有一份伪造的证明文件,钱和货都对得上,那多半是牵连关系。判断错了,后面全错。 第二步,同一事实的,先把刑事程序走实。报案、提供证据、作为被害人参与诉讼、在判决中争取写明「责令退赔」。这一句写不写进去,差别很大:写进去了,执行有依据;没写,执行阶段还要另想办法。 第三步,已经提起民事诉讼的,及时向法庭说明刑事进展,申请中止审理。中止不是撤诉,案子还在,等刑事判决生效后再决定下一步。切忌在刑事未决时抢着调解、抢着判决——本案的民事调解书就是这样被撤销的,前面几年全白走。 第四步,刑事判决生效后,别急着重启民事诉讼要同一笔钱。先看判决主文有没有「继续追缴、发还」;有,就走执行。真要起诉,先想清楚告的是谁、告的是哪一笔、这笔损失有没有被前面的判决处理过。 第五步,把「其他责任人」这条线单独捋出来。担保人、过账方、出具虚假证明的中介、明知异常仍放款的机构,这些主体的责任往往不在刑事判决覆盖范围内,可以另行主张。这也是刑民交叉案件里,被害人真正能多拿回一点钱的地方。 本案的原告走完了前四步,卡在第四步上——他想在民事里再要一次本金,法院说不用了,刑事那边已经管了。这不是不让他维权,而是告诉他:路已经修好了,别在旁边再挖一条。 三种最常见的刑民交叉场景,可以对照着看。 第一种,借贷型诈骗。有人以借款为名骗钱,刑事定诈骗罪,判令退赔。出借人再起诉要求还本付息,法院通常不支持本金部分——因为刑事已经判了退赔。但如果约定的利息、违约金不在退赔范围内,可以就这部分单独主张。 第二种,职务侵占与股东纠纷。公司高管把公司钱转走,刑事定职务侵占,判令退赔公司。公司再起诉该高管赔偿,本金部分同样会被挡;但如果有其他损失(比如为追讨支出的费用、公司因此丧失的商业机会),可以另行主张。 第三种,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这类案件有专门规则:同一事实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民间借贷合同可能被认定无效,出借人应通过刑事程序参与分配,而不是单独起诉。注意这里的关键词是「同一事实」,如果只是借款人的关联公司涉嫌犯罪、与这笔借款无关,民事仍可继续。 给一个简单的判断口诀:同一笔钱、同一个行为、同一批受害人——走刑事;钱和货对得上、只是过程中有人造假——民刑可以并行。口诀不能替代判断,但能帮您先站对方向。

最后说一句实在话。代理进口这种生意,代理方赚的是百分之二点五的手续费,担的却是全额垫款的风险。合同里那句「委托方应提供真实、合法的货物资料」,出事后几乎挡不住任何损失——真正能挡住的,是开证前自己去核一遍报关单、提单和外商资信。至于刑民交叉,记住一条就够了:同一笔损失,法律只让它被填一次;刑事判了退赔,民事就不再重复判。追不回来是执行的问题,不是再起诉一次的理由。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经审理查明:1998年2月14日,乙公司法定代表人邹某某代表乙公司与甲公司签订《代理进口协议书》,约定乙公司委托甲公司以远期信用证支付货款的方式,为其代理进口复合铝板。该《代理进口协议书》约定:甲公司为乙公司代理进口吉祥牌雅幕多ACUCOMAT复合铝板,数量为85.2万平方米,总价款298.2万美元;在信用证到期前25个工作日内,乙公司应将货款汇至甲公司账户;乙公司应按总货款的2.5%向甲公司支付代理手续费和银行财务费;在协议执行过程中,如任何一方违约,需支付对方5%的违约金;协议还同时对交货方式、付款方式、保管和提货及商检等方面作出约定。该协议书签订后,甲公司依约签订了进口合同,并开具了受益人为丙公司、金额为298.2万美元的远期信用证,履行了代乙公司付款的义务。

1998年9月3日,乙公司以向丙公司支付延期议付货款补充款为由,要求甲公司为其垫付人民币40万元,并承诺由乙公司归还该借款本息。甲公司遂将该人民币40万元汇至乙公司指定的账户,乙公司为此出具了收款收据。

经甲公司催要,乙公司未偿还甲公司为其垫付的上述款项,经协商,乙公司于2001年3月6日,向甲公司出具《确认函》,确认:(一)欠付甲公司货款298.2万美元,按1:9汇率计算,折合人民币2683.8万元,应付滞纳金人民币563.6万元;(二)向甲公司借款人民币40万元,应付违约金12万元;(三)应付代理手续费198万元;(四)违约金人民币247.7万元。以上共计人民币3745万元。因被告乙公司没有偿还上述欠款,甲公司于2001年9月11日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一中院),要求判令被告乙公司:给付拖欠的货款、代理进口货物手续费及逾期付款滞纳金共计人民币3445.4万元;偿还借款及违约金人民币52万元;支付违约金人民币247.7万元;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北京一中院于2001年10月25日作出(2001)一中经初字第1427号民事调解书,依法确认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内容主要是:一、甲公司同意乙公司于2001年3月6日出具的欠款《确认函》中代理手续费的计算标准为2.5%;二、甲公司同意上述《确认函》中第四项违约金为人民币一百二十四万元;三、乙公司同意给付甲公司货款、滞纳金、代理手续费共计人民币三千三百七十一万四千元;四、乙公司同意给付甲公司借款及滞纳金共计人民币五十二万元;五、诉讼费用由乙公司承担;六、乙公司同意在调解书生效后十日内给付甲公司上述欠款共计人民币三千五百四十七万四千元;七、乙公司同意以其合法拥有的投资收益、权益抵偿甲公司上述欠款。

北京一中院在执行该案过程中发现该民事纠纷涉嫌犯罪,遂建议公安机关侦查。2007年2月28日,北京一中院(2006)一中刑初字第5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1998年2月至3月间,乙公司为筹集建设资金,虚构建设文山大厦外墙需要进口复合铝板的事实,由其法定代表人邹某某与甲公司签订《代理进口协议书》,约定乙公司委托甲公司以远期信用证支付货款的方式,为其代理进口复合铝板。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邹某某在明知没有货物进口的情况下,虚构已进口货物的事实,并向甲公司提供虚假的海关报关单等,骗取甲公司美元298.2万元(折合人民币2468.7978万元)。该款由乙公司非法占有,至今不能偿还。乙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邹某某的上述行为构成信用证诈骗罪,依法应予惩处。

判决:一、乙公司犯信用证诈骗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二、邹某某犯信用证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继续追缴乙公司人民币2468.7978万元,发还甲公司。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高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刑事判决生效后,北京一中院决定对该民事纠纷进行再审。再审期间,甲公司以生效的刑事判决明确确认乙公司构成信用证诈骗罪,乙公司未按生效刑事判决执行为由,请求判令乙公司赔偿上述本金2468.7978万元,并请求判令乙公司支付40万元借款、承担诉讼费用等。

北京一中院经再审作出判决撤销本院(2001)一中经初字第1427号民事调解书,对甲公司要求志新公司支付本金2468.7978万元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对其他诉讼请求酌予支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12月16日作出(2008)一中民再初字第11272号民事判决:撤销本院(2001)一中经初字第1427号民事调解书,对甲公司要求乙公司支付本金2468.7978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其他诉讼请求酌予支持。甲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北京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7月24日作出(2009)高民终字第114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关于甲公司主张乙公司赔偿本金24 687 978元及该款自1997年2月13日至2008年10月8日期间贷款利息损失的问题,因甲公司在本案中提出的有关证明其与乙公司存在代理进口合同法律关系的证据,已为生效的刑事判决书所认定。

根据生效的刑事判决书的认定,甲公司主张的 24 687 978元本金已经生效的刑事判决书判令向乙公司继续追缴并发还给本案原告甲公司,故甲公司在本案中再要求乙公司赔偿该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再审不予支持。在刑民交叉案件中,如果民事纠纷和刑事犯罪系由同一法律事实引起,犯罪分子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失已经刑事判决所确认并责令退缴、退赔,即使能否实际追缴到位尚不清楚,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对相应损失不再支持。

案号:(2009)高民终字第1145号 审理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09-07-24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3-16-2-119-003)。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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