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李某诉蒋某、陈某等委托合同纠纷案
一、案情速览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起,李某通过微信将每日需购买的「排列三」「排列五」体育彩票号码、倍数告知彩票销售员蒋某,并转账交付购彩款,由蒋某打印纸质彩票并代为保管。十二月一日,李某告知号码后开奖,其中奖金额为税后九十五万六千元。
次日李某联系兑奖,蒋某告知其已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回乡操办母亲后事,未按指示打印彩票。李某起诉请求蒋某、终端经营者陈某、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共同赔偿九十五万六千元。审理中陈某自愿补偿一万五千元。
一审判决蒋某赔偿九万四千八百元、陈某给付一万五千元;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认为:彩票合同属射幸合同,受托人订约时只能预见到中奖机会而非中奖结果;委托人明知须取得机打彩票才能兑奖,应自担主要责任;受托人收款未出票有明显过错,承担百分之十的违约责任。
二、裁判要点提炼
彩票合同属于射幸合同,受托人代购彩票时,对中奖结果不具有可预见性,仅能预见到存在中奖机会。中奖机会与中奖结果不能等同,违约损害赔偿应以违约方订约时能够预见的范围为限。
委托人明知须取得机打纸质彩票才能兑奖,仍委托他人代购且不核验彩票的,应自担主要责任;受托人收取购彩款而未实际出票的,按过错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三、赵律师点评
九十五万奖金,卡在一张没打出来的纸上
这个案子的事实简单到一句话能说完:帮人买彩票,收了钱没出票,中了大奖。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李某在彩票站点买「排列三」「排列五」体育彩票,认识了销售员蒋某。两人口头约定了一种买法:李某每天开奖前,把要买的号码、倍数用微信发给蒋某,同时把购彩款转过去;蒋某负责打印纸质彩票,并且代为保管。 从十一月十五日起,李某每天照这个流程走。十二月一日早上六点二十一分,李某把当期的号码发给蒋某,钱也转了。开奖后,这组号码中奖,税后九十五万六千元。 第二天,李某联系兑奖。蒋某说:十一月二十八日我回老家操办母亲后事,你让我打的那张票,我没打。 一句话,九十五万六千元变成了零。 李某起诉了三方:蒋某(收钱没出票)、陈某(体育彩票销售终端的经营者)、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兑奖义务人)。诉讼中,陈某自愿补偿一万五千元。 三方的抗辩各有各的道理: 陈某说,蒋某是我和马某共同雇的销售员,但这种微信代买的玩法不符合体育彩票销售规定,责任应由蒋某个人承担。 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说,纸质彩票是购彩人与中心建立合同关系的唯一凭证,没有纸质彩票,中心就没有兑奖义务;而且这种「不当场付款、不当场取票」的做法,违反了彩票销售流程的禁止性规定。 蒋某没有答辩。 争点于是收敛成一个:收了钱没出票,导致委托人错过大奖,该赔多少?
先说清楚:为什么彩票中心不赔
这一节先排掉一个最容易误解的对象。 很多人会觉得:彩票是国家发行的,中奖了就该国家兑。这个理解漏了一环——彩票合同是「要物」性质的,凭票兑奖。 体育彩票的规则很明确:只能在现场投注,取得机打纸质彩票,这张票是兑奖的唯一凭证。为什么这么设计?因为彩票不记名、不挂失,谁持有票谁就是权利人。如果允许凭微信记录、转账记录兑奖,那同一组号码可能被无数人主张,彩票中心根本无法核实谁是真正的中奖人。 所以彩票中心的抗辩成立:没有纸质彩票,就不存在它与中国法律意义上的兑奖义务。它和蒋某之间也不是代理关系——蒋某是销售终端的操作人员,不是彩票中心的代理人。 这一环排掉,责任就落回蒋某和陈某身上。 陈某是体育彩票销售终端的经营者,蒋某是他和马某共同雇佣的销售员。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雇主原则上要承担责任——这是用人者责任的基本规则。陈某后来自愿补偿一万五千元,大概也是基于这个考虑。 但法院没有判陈某承担更大责任,原因在后面两节:蒋某的行为超出了正常销售流程(代买、代管、微信收钱),而李某对此完全知情并主动采用。换句话说,这不是「在店里买票出了问题」,而是「两个人私下约定了一种不合规的买法」。 为什么彩票「不记名、不挂失」。 这一节解释一个看似不近人情、其实很有道理的规则。 体育彩票的纸质票,是无记名证券。它的特点是:谁持有,谁就是权利人;票在谁手上,权利就在谁手上。不记名、不挂失、不能补办。 为什么这么设计?因为彩票的发行量太大、单张金额太小、流转太快。如果允许记名,每卖一张票都要登记身份信息,销售效率会低到无法运作;如果允许挂失,一个人丢了票说「那张是我的」,彩票中心根本无法核实——同一张中奖票,可能有一百个人来主张。 所以规则只能是:认票不认人。 这个规则带来两个后果,一好一坏: 好的一面,任何人捡到中奖票都能兑,兑奖流程极简,彩票的流通性最强。 坏的一面,票一丢,权利就没了。没有救济,没有例外。 本案的原告,本质上是踩在这个规则上摔倒的。他手里没有票,不是「票丢了」,是「票从来没打出来」。所以彩票中心说得很干脆:没有纸质彩票,就没有兑奖义务。这句话不是推脱,是规则的必然结论。 对普通人的提醒:买彩票这件事,票就是一切。代买、代管、拍照存证,都不能替代那张纸。能让别人代买的前提,是您能接受「票可能不在」的风险。
射幸合同:为什么只赔百分之十
这是本案最有价值的一节,涉及一个不太常见的概念:射幸合同。 射幸合同,是指合同的效果取决于偶然事件的合同。保险合同、彩票合同、有奖销售,都属于这一类。它的特点是:一方付出确定的代价(购彩款),换取一个不确定的、可能很大也可能为零的回报。 这个特点直接影响违约赔偿的计算。违约损害赔偿有一条基本规则:以违约方在订立合同时能够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损失为限。这条规则写在原《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现在是《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四条。 放到本案:蒋某在答应帮李某买彩票时,能预见到什么?他能预见到「如果我没打票,李某可能错失中奖机会」。他能预见到「这一注会中九十五万六千元」吗?不能。彩票中奖是极小概率事件,任何人订约时都无法预见具体某一张票会中多少。 法院的表述很讲究:中奖机会不能与中奖结果划等号。机会是一种可能性,结果是一个确定的数额。如果要求受托人对中奖结果全额赔偿,等于让他承担了一个他从一开始就不可能预见的风险,这在法律上说不通,在常理上也说不过去——代买一张两元钱的彩票,赔九十五万,谁还敢帮人买票? 所以法院把赔偿范围限缩在「机会损失」上,酌定百分之十,即九万四千八百元(九十五万六千的百分之十,再减去已补偿部分后的核算)。 那剩下的百分之九十谁来担?李某自己。判决书写得很直白:李某是资深彩民,自认知晓体育彩票只能现场投注、只有机打彩票才能兑奖,他应当认识到委托他人代买的巨大风险,却仍然长期这么干,还不核验彩票。主要责任在他。 这个分配看起来有点「各打五十大板」,但逻辑是通的:谁更了解风险、谁更有能力防范,谁就多担一点。 「可预见性」怎么判断:三个维度。 违约损失的赔偿范围,以违约方订约时能够预见的为限。这句话说起来抽象,实践中大致按三个维度判断: 第一个维度,违约方的身份。专业机构(评估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对其执业行为可能造成的损失,预见能力更强,赔偿范围更宽;普通人(帮朋友代买个东西)预见能力弱,范围更窄。本案蒋某是彩票销售员,懂彩票规则,但对「这一注会不会中奖」没有任何预见能力——懂规则不等于能预知运气。 第二个维度,履行合同的获益。赚得多,担得多。一份收两元跑腿费的代购,和一份收两万元服务费的代购,赔偿上限不可能一样。这是最朴素的公平:收益与风险应当匹配。 第三个维度,合同的内容。合同里有没有提到「可能中大奖」「中奖后如何分配」?如果双方明确谈过「中了奖怎么分」,那预见性就成立;如果从头到尾只谈「帮我打张票」,那就只能预见到「票钱」这个量级的损失。 判决书里还有一句值得抄下来:对于违约方可预见的数额,应当在公平原则的指引下,根据违约方身份、履行合同的获益、合同的内容等要素综合判断。这三个要素,就是本案百分之十的来源。 给合同起草者的启示:如果一项交易的潜在损失远大于交易金额(代购、代持、代管、代办),一定要在合同里把责任上限写清楚。写「最高不超过代购款的十倍」,比什么都不写安全得多。
蒋某错在哪:收了钱,就是承诺
这一节替受托人说句公道话,也说句不客气的话。 公道话是:蒋某回老家办母亲后事,这是人之常情。他十一月二十八日就走了,十二月一日李某还在发号码、转钱,他没及时回一句「我这几天打不了票」,确实有疏忽,但不是恶意。 不客气的话是:他在明知打不了票的情况下,仍然点了微信收款。这一点被判决书专门点出来,用了「明显过错」四个字。 为什么这一点这么关键?因为委托合同的核心义务就是「按指示处理委托事务」。收钱这个动作,在法律上意味着接受委托、承诺办理。您收了钱却不办,还不出声,等于让委托人误以为票已经打好了——这就不只是疏忽,而是让对方的错误认识持续下去。 如果当时他做的是另一件事,结果会完全不同:收到转账后回一句「我人在老家,这几天打不了票,钱退你」,或者干脆不收款、退回转账。这样就没有违约,一分钱不用赔。 这也给所有帮人代购的人提了个醒:代购这件事,答应就是承诺,收钱就是责任。办不了就当场说、立刻退,别拖、别沉默。沉默在民法上不是中立,很多时候等于默认。 另外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双方没有约定有偿。判决书写明「双方并未约定系有偿委托」。无偿委托的受托人,注意义务相对轻一些,只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时担责。本案蒋某收款不出票,被认定为有明显过错,所以仍要赔。无偿不等于无责,只是门槛高一点。 无偿委托和有偿委托,注意义务不一样。 本案判决书专门写了一句「双方并未约定系有偿委托」。这不是闲笔,它直接关系到受托人的责任标准。 《民法典》第九百二十九条: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 差别在哪?有偿委托,一般过失就要赔;无偿委托,只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才赔。 为什么这么分?因为无偿帮忙,是情谊行为,法律不能要求帮忙的人承担和专业服务者一样的注意义务——否则没人敢帮朋友办事。 本案蒋某为什么还是赔了?因为他的行为被认定为「明显过错」:明知打不了票,还收钱、还不说。这已经不是「不小心忘了」,而是「知道有问题仍然收钱」,接近重大过失。 这个区分对两类人都有用: 对帮忙的人:无偿不等于无责,明知办不了还收钱,责任照样跑不掉。正确做法是当场拒绝、立即退款。 对委托的人:如果你付了钱(哪怕是请人跑腿给点辛苦费),对方的注意义务就提高了。给钱之前想一想:这点钱,买的是「尽力」,还是「保证」?法律给的是前者。
代买彩票、代抢票、代下单:这份判决能借用的地方
这类「代购型委托」现在太多了:代买彩票、代抢演出票、代下单、代排队、代持股份。本案的规则可以借用。 第一条,凭证在谁手里,权利就在谁手里。彩票、演出票、提货单,这类不记名凭证,谁持有谁主张。代购一定要拿到凭证原件或清晰照片,并且当场核验。不核验,等于把命运交给别人。 第二条,约定要写清代购失败怎么办。本案双方只约定了「发号码、转钱、代打票」,没约定「打不出来怎么赔」。有约定,按约定;没约定,就只能回到「可预见性」这条抽象规则上,结果不可控。 第三条,大额代购要留痕。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彩票照片,三样都要存。本案李某能证明「我发了号码、转了钱」,所以蒋某的违约才成立;如果连这些都没有,连百分之十都拿不到。 第四条,别把「机会」当成「结果」。这话对两边都成立:委托人别以为「我本来能中九十五万」就能全赔;受托人也别以为「反正没中,赔个票钱就行」。法律给的是机会损失,具体多少由法院酌定。 最后一句给普通人的提醒:彩票这东西,两元钱买的是一个概率,不是一个承诺。真要买,自己去站点、自己拿票、自己收好。让别人代买,省下的那点路费,可能是一次大奖的全部代价。 代购纠纷,证据要准备哪几样。 这类案子标的小、事实简单,但举证不到位就赢不了。按重要性排,至少要五样: 第一,委托的合意。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书面委托,能证明「我请您帮我买什么、买多少、什么时候买」。本案李某能赢,靠的就是每天发号码、转钱的完整记录。 第二,款项交付。转账记录、收据。注意备注:写「彩票款」「代购款」,不要只写「转账」。 第三,对方的承诺或接受。对方回复「收到」「好的」「已打」,或者直接收款不否认,都构成接受委托。沉默收款,在很多情况下等于承诺。 第四,损失的存在与数额。中奖金额要有官方开奖公告、兑奖规则支撑;不能只凭自己算。本案九十五万六千元,是税后金额,有据可查。 第五,因果关系的说明。要能说清「因为对方没出票,所以这张中奖票不存在」。这一步在彩票案里容易,在其他代购案里(比如代抢票)往往很难。 反过来给受托人:如果您确实办不了,最快的止损方式是当天退款+书面说明。留着钱不说,是最坏的选择——既构成违约,又可能被认定为故意。
九十五万六千元的奖金,最后赔了九万四千八百元。这个落差不是法院偏心,而是射幸合同的必然结果——受托人订约时能看见的只有「机会」,看不见「结果」。这个案子真正值得记住的,不是那个百分之十,而是判决书里那句「中奖机会不能与中奖结果划等号」:它既保护了委托人,也保护了每一个愿意帮朋友跑一趟腿的普通人。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李某诉称:2016年11月14日至同年12月1日,李某陆续在彩票站点购买“排列三”和“排列五”体育彩票,购买方式为李某通过微信将需要购买的彩票号码、倍数等信息告知蒋某,并转账交付购彩款,委托其打印纸质彩票并代为保管。2016年12月1日,李某购买的彩票号码中奖,扣除税款后可获取奖金956,000元。但蒋某在收取李某当期购彩款后因个人原因并未实际打印出票,造成李某无法兑奖。现请求:判令蒋某、陈某、体彩中心共同赔偿李某956,000元。
陈某辩称:蒋某系其与马某共同雇佣的彩票销售人员。本案中,李某和蒋某约定的购彩方式,不符合体育彩票销售的相关规定,相应责任应由蒋某个人承担。
体彩中心辩称:纸质体育彩票系李某与体彩中心建立合同关系的唯一凭证,没有纸质彩票,体彩中心就没有承兑奖金的义务。且李某与蒋某之间的委托购彩行为违反了需当场付款、当场取票的体育彩票购买流程和销售管理的禁止性规定,属于无效行为。
马某述称:其系福利彩票销售终端的实际经营者,不参与体育彩票的销售。因此,李某的损失与马某无关。
蒋某未作答辩。
法院经审理查明:陈某系体育彩票销售终端的经营者。该址内另有福利彩票销售,福利彩票销售终端的实际经营者为马某。上述体育彩票销售终端和福利彩票销售终端均由蒋某操作对外销售彩票。2016年11月14日,李某因购买体育彩票与蒋某相识。经协商,双方口头约定,李某自2016年11月15日开始将当日需购买的“排列三”和“排列五”体育彩票的号码和倍数提前通过微信方式告知蒋某并将购彩款转账交付给蒋某,再由蒋某打印纸质彩票并代为保管。此后,李某每日均在开奖前通过微信方式告知蒋某需购买的号码及倍数,并转账交付购彩款。2016年12月1日约6时21分,李某告知蒋某需购买“排列三”的号码。开奖后,李某号码对应的中奖金额为95.6万元(税后)。次日,李某与蒋某联系兑奖事宜,但蒋某告知已于11月28日回乡操办母亲后事,未按其指示打印彩票,双方因此产生争议。审理中,陈某自愿补偿李某15,000元。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8年3月19日作出(2017)沪0106民初4102号判决:一、被告蒋某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某94,800元;二、被告陈某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李某15,000元;三、原告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李某不服,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9月4日作出(2018)沪02民终633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是违约损失的可预见性在受托参与射幸合同中应如何考量以及违约损失应如何分担。
本案中,蒋某受托购买彩票,但双方并未约定系有偿委托。彩票合同系射幸合同,在订立双方委托合同时蒋某也无法正常预见到李某将中大奖,仅能预见到存在中奖的机会,中奖机会并不能与中奖结果画等号。更为重要的是,李某作为资深彩民,也自认知晓体育彩票只能通过现场投注的方式才可购买,只有取得机打彩票,才能作为兑奖的唯一凭证,故其应当认识到委托他人购买彩票所可能存在的风险,据此,李某理应自担主要责任。同时,蒋某在明知因故无法购买彩票的情况下,仍然通过点击微信转账的方式收取彩票款,亦存在明显过错,故应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至于违约责任的承担,对于一审确定的10%之责任比例,尚属合理,故对判决结果予以维持。一般情况下,违约方在订立合同时能够预见到违约损害的类型,则应当将该损害纳入违约损害赔偿范围。然而如果由此给违约方带来巨大的不利益,则违约损害赔偿范围应当以违约方在订立合同时能够预见到的数额为限。
对于违约方可预见的数额,应当在公平原则的指引下,根据违约方身份、履行合同的获益、合同的内容等要素进行综合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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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涉及的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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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号:(2018)沪02民终6334号 审理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19-09-04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3-07-2-119-001)。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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