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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案例陈某、董某江等人组织淫秽表演案

案号:(2022)吉03刑终142号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 组织淫秽表演罪 · 二审 · 2022-12-14
本案来源已核实(参考案例),判决书全文见文末折叠附录,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一、案情速览

二零一八年八月,陈某组建重庆一聊高科技有限公司并实际控制,陆续招录唐某等技术人员开发直播平台业务。二零二零年十月,董某江、戴某连、李某与陈某合谋经营色情直播平台,约定由一聊公司负责技术开发与维护升级,董某江等负责运营管理,获利按平台占股比例分成。

陈某为此陆续开发「恰恰」「花漾」「勿忘我」三款软件,董某江等人组建三个直播平台运营团队。平台以大量女主播进行色情表演的方式直播,通过主播直播、用户观看、刷礼物抽取提成获利。

张某、胡某航、朱某钱、刘某、郭某、何某等人任客服经理、团队组长或客服、巡查员,明知平台有淫秽表演,仍以选择性封号等方式变相放任;唐某明知平台用于色情直播,仍提供软件开发与运维。四名主犯判五年四个月至四年二个月,七名从犯判二年六个月至一年,均并处罚金,追缴违法所得及用违法所得购买的房产、车辆。

二、裁判要点提炼

主播通过互联网平台实时在线进行色情直播,属于组织淫秽表演罪中的「表演」。淫秽表演中的表演,是人的行为、动作的外在即时展示;观众从剧场转移到手机屏幕前,一屏之隔不影响认定。

组织淫秽表演的犯罪主体,应向互联网平台创设、软件开发、技术支持以及主播招募、管理等方向延伸。对平台的投资创设、技术开发维护、主播招募管理、直播内容运行管理,具备策划、指挥、安排特征的,均应认定为该罪的犯罪主体。

三、赵律师点评

三款软件,一群主播,一条分账链

先把这条产业链画出来,因为本案的定性思路完全建立在这条链上。

链条的一端是技术。

二零一八年八月,陈某在重庆组建了一聊高科技有限公司,自己是实际控制人。公司陆续招录唐某等技术人员,做直播平台开发业务。

注意这个时间点:二零一八年,公司成立的时候,业务还是普通的。

二零二零年十月,变了。董某江、戴某连、李某找到陈某,四个人合谋经营色情直播平台。分工写得很清楚:一聊公司负责技术开发、后期维护、升级;董某江三人负责平台运营和管理;获利按直播平台占股比例分成。

链条的中段是产品。

陈某陆续开发出三款软件:「恰恰」「花漾」「勿忘我」。名字都很轻,功能很明确——供色情直播使用。

董某江、戴某连、李某各自组建运营团队,对应三个平台。

链条的下端是主播和观众。

平台以大量女主播进行色情表演的方式直播。用户观看、刷礼物,平台从提成款里抽成。这就是全部的盈利模式,没有第二种收入。

链条的旁边还有一群人。

二零二零年十月到二零二一年十月,张某、胡某航、朱某钱、刘某、郭某、何某,在三个平台担任客服经理、团队组长、客服、巡查员。他们的工作是:维持平台日常运转,解决用户、主播、会员的问题,负责主播后台的出金提现。

判决书对他们行为有一句关键的描述:明知平台有主播进行淫秽表演,仍以选择性封号等方式变相放任主播的淫秽表演行为,并因此获利。

「选择性封号」这五个字,是这个案子里最值得琢磨的。

还有唐某。一聊公司的员工,明知平台用于色情直播、色情表演,仍提供软件开发、运营维护,也因此获利。

一审:四名主犯五年四个月到四年二个月;七名从犯二年六个月到一年;全部并处罚金;追缴违法所得,包括用违法所得买的房产、车辆。

二审维持。

十一个人,从写代码的到接客服的,全部构成组织淫秽表演罪。这个结论放在十年前很难想象。

「表演」为什么不要求在舞台上

第一个争点是:直播算不算「表演」。

《刑法》第三百六十五条规定:组织进行淫秽表演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条文里没有定义什么是「表演」。传统理解指向剧场、歌厅、夜总会这类场所——有人演,有人看,在同一个物理空间里。

直播把这三个要素拆开了:演的人在重庆的出租屋,看的人在全国各地,中间隔着屏幕和服务器。

辩方的思路通常是:这不是「表演」,这是「传播」。如果要定罪,应该按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条)处理。

这个区分不是文字游戏,它直接影响量刑。

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一般情节是三年以下;情节严重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情节特别严重的,十年以上或者无期。

组织淫秽表演罪,一般情节三年以下;情节严重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两罪的最高档差得很远。

法院选了组织淫秽表演罪,理由是裁判要旨第一句:

淫秽表演中的「表演」,应为人的行为、动作的外在即时展示。

拆开这句话,三个关键词:

人的行为、动作。 不是图片、不是视频文件、不是文字,是活人在做动作。

外在展示。 是给他人看的,具有展示性。

即时。 这是最关键的——它是实时发生的,观众看到的就是此刻正在发生的。

直播恰好满足这三条。主播在镜头前做的动作是实时的,观众同步观看,打赏和互动也在实时发生。它不是一个已经制作完成、可以复制分发的「物品」,而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表演」。

判决说得很直白:互联网直播已经取代了传统的舞台表演形式,线上直播表演已成主流;「舞台」之上的表演以音视频方式通过互联网平台实时传播至各受众同步观看,此种一「屏」之隔的状况,不影响对淫秽表演的认定。

这句话还隐含了一层:法律的判断对象是行为的本质,不是行为的外壳。

换一个场景就更容易理解:如果一群人在剧场里做同样的事,收门票,毫无疑问是组织淫秽表演。把它搬到线上、收虚拟礼物,行为的本质没有变,变的只是收款方式。

所以这个案子给出的第一条规则是:「表演」不要求物理舞台,只要求即时展示。

把这两个罪的量刑再摆一次,读者才知道选错罪名差多少。

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第三百六十三条)。

一般情节: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情节严重: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情节特别严重: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组织淫秽表演罪(第三百六十五条)。

一般情节: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情节严重: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差别在最高档:一个能到无期,一个封顶十年。

这个差别不是立法疏漏,是因为两种行为的法益侵害方式不同:

传播淫秽物品,一次制作、无限复制、长期流传,危害是扩散性的、持续的。

组织淫秽表演,是即时发生的,表演结束就结束了;它的危害集中在「组织」这个行为上,以及对表演者的人身控制。

但网络直播模糊了这个界限——直播可以录屏、可以二次传播。

所以实务中出现了第三种处理:既组织表演,又制作传播录播视频的,数罪并罚。

本案只定了组织淫秽表演罪,说明在案证据指向的是实时直播,没有查到大规模的录播分发。

这个细节值得注意:同一批人,如果多做了「录下来再卖」这一步,罪名和刑期都会变。

「组织」的边界:写代码的人为什么也是组织者

第二个争点更重要:谁算「组织者」。

传统理解里,组织者是班主、老板、场地方——策划、招募、安排、提供场地和资金的人。

本案把这条边界推到了技术端。

裁判要旨第二句:组织淫秽表演的犯罪主体,应向互联网平台创设、软件开发、技术支持以及主播招募、管理等方向延伸。

为什么?

因为在网络形态下,「场地」不是一个物理空间,而是一个软件。

没有这款软件,主播无处表演,观众无处观看,钱无处流转。开发这款软件、维护它运行、在它被封时升级它,这些行为在功能上等同于传统模式里的「提供场地」。

判决的论证逻辑是这样的:陈某与董某江等人合谋,创设多款聊天直播软件供组织淫秽表演使用,借此参与获利分成;公司技术人员唐某提供具体技术支持,进而非法获利。二人的行为是对组织淫秽表演「舞台」的创立、策划,以提供技术支持。

「对舞台的创立、策划」——这个表述把技术行为翻译成了刑法语言。

但这里有个重要的限定:不是所有写代码的人都构成组织者。

唐某之所以被定罪,有三个条件同时成立:

一是明知。 判决认定他「明知直播平台用于用户色情直播、色情表演」。这一点在实务中靠客观证据推定:软件的功能设计(为什么需要「选择性封号」这种后台权限)、异常的内容审核策略、服务器部署方式、报酬水平。

二是行为。 他提供的是开发、运维这类直接支撑平台运行的技术服务,不是给公司装了个打印机。

三是获利。 他从这个平台的收益中分到了钱。

三个条件缺一个,定性就可能不同:不知情的,不构成;只提供通用技术、与具体犯罪无关的,可能不构成;没有获利的,主观故意难以认定。

这条界线对技术从业者有现实意义:你做的产品被用来干什么,在什么情况下你会被当成共犯,取决于你知道什么、做了什么、拿了多少。

这里要展开一个在技术类案件里反复出现的难题:中立帮助行为。

写代码、租服务器、做支付接口,这些行为本身是中性的。同一个技术,可以用来做教育直播,也可以用来做色情直播。

法律怎么区分?

学理上有一个判断框架,实务中也在用,大致是三层:

第一层,是否明知。

这是最硬的一层。明知包括明确知道和应当知道。本案唐某被认定明知,依据是判决表述的「明知直播平台用于用户色情直播、色情表演」。这个明知怎么证明?通常靠:他参与开发的模块(比如后台的「选择性封号」权限)、他见过的内容、他参加的会议、他的报酬水平。

一个只负责写登录页面的外包程序员,和一个负责内容分发与审核后台的技术负责人,明知程度完全不同。

第二层,是否具有「业务通常性」。

正常的技术服务有市场价、有合同、有验收标准。如果一项技术服务的报酬明显偏离市场,或者需求方要求频繁更换服务器、隐藏域名、规避监管,那它就不再「通常」。

第三层,是否创造了法所不容的风险。

这是最实质的一层。开发一款专门用于色情直播的软件,与提供一个通用直播软件开发包,风险性质不同:前者是「为犯罪量身定做」,后者是「可能被滥用」。

本案的三款软件——「恰恰」「花漾」「勿忘我」——是为一件事开发的,功能设计围绕这件事展开。这就是「量身定做」。

这套框架告诉我们什么?

技术中立不是挡箭牌。它的真正含义是:技术本身不违法,但知道技术被用来干什么、还继续提供关键支撑,就进入了刑法的评价范围。

对从业者,这条线可以简化成一个问题:

如果这件事被登在报纸上,我愿意说「这个功能是我写的」吗?

不愿意,就该停下来问一句。

客服和巡查:选择性封号为什么成了犯罪

第三层人是客服、组长、巡查员。他们的判刑最轻(二年六个月到一年),但定性最有意思。

他们的工作内容是:维持平台运转、处理用户和主播的问题、管主播提现、巡查直播间。

判决给他们定性的核心事实是:以选择性封号等方式变相放任。

这句话要拆开看。

平台有巡查机制,说明平台知道有违规内容。巡查员有权封号,说明平台有能力处置。

但他们只封一部分——封谁?判决没有细说,但从常理推断:封的是不交分成、私下拉客、或者引起外部注意的;不封的是听话的、能带来流量的。

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叫什么?

它不叫「不作为」,它叫以作为的方式实现不作为的效果。表面上有管理动作,实质上是选择性执法,目的是让色情表演继续下去。

这正是「放任」在刑法上的准确含义:不是不知道,也不是没办法,而是知道了、有办法,却选择不处置。

再加上「并因此获利」——平台的分成里有他们的工资和提成,获利的链条闭合了。

所以这七个人被认定为从犯,而不是无罪。

这条规则对平台从业者意味着什么?

第一,「我只是打工的」不是免责理由。 刑法看的是你在犯罪中的作用,不是你的职级。

第二,「公司让我这么干的」也不是。 明知违法而执行,执行者同样担责,只是可以从犯从轻。

第三,真正能救命的,是「明确的反对记录」。 如果你发现平台在做违法的事,书面提出异议、拒绝参与、保留证据、必要时离职并举报——这些动作在日后可能决定你是证人还是被告。

本案没有任何一个人做过这些。

再补一层:为什么这个案子没有按单位犯罪处理。

一聊公司是真实注册的公司,有员工、有社保、有办公场所。开发软件、维护服务器,都是以公司名义做的。

按《刑法》第三十条、第二百二十条,单位犯罪要罚单位。但本案的被告席上只有自然人,没有公司。

原因大概有三:

第一,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否就是犯罪。

如果一家公司设立的目的就是实施犯罪,或者设立后主要以犯罪为业,司法实践中通常不认定为单位犯罪,而按自然人共同犯罪处理。这叫「名为单位、实为个人」。

一聊公司二零一八年成立时做的是普通直播开发,二零二零年十月之后转向色情平台。转向之后,它的核心收入来自哪里,判决的表述是「上述四被告人因此获得巨额利润」——利润归个人,不归公司。

第二,违法所得归谁。

单位犯罪的本质特征是「为单位谋取利益」。本案的获利按平台占股比例分成,直接分给四个合伙人,没有进入公司账户再分配。

第三,谁在做决定。

单位犯罪要求体现「单位意志」——经集体研究决定或者由负责人决定。本案是四个人私下合谋,不是公司决策。

三点都不满足,就不走单位犯罪。

这个区分对当事人的影响是实质性的:

走单位犯罪,公司被罚金,责任人按各条处罚;不走单位犯罪,所有人按自然人共同犯罪处理,没有「公司兜底」。

对本案的十一个人来说,这意味着:没有人能说「这是公司的行为,我只是执行」。

把「选择性封号」这个事实的取证逻辑单独说一遍,因为它是这类案件里最难证明、又最关键的环节。

要证明什么。

要证明平台的巡查机制是「有能力的」,同时「故意不用」。

三步:

第一步,证明有制度。

平台的员工手册、后台操作日志、巡查记录表,都能证明平台设有内容审核机制。本案七名被告人的岗位名称本身就是证据——「巡查员」这个岗位存在,说明公司知道需要巡查。

第二步,证明有权限。

后台的封号、禁播、限流功能,谁能操作、操作记录在哪。这是技术取证,通常靠服务器日志、数据库记录。

第三步,证明有差别。

这是最难的一步:要证明同样的违规行为,对不同主播的处理结果不同。

取证方式通常是:调取一段时间内的封号记录,与主播的流水、分成比例做交叉比对。如果被封的都是低流水主播,没被封的都是高流水主播,差别就出来了。

本案判决直接认定「以选择性封号等方式变相放任」,说明这项证据是扎实的。

这条逻辑的普遍意义。

它适用于所有「平台型」犯罪:明知有违法内容,形式上做了处置,实质上按利益取舍。

法律对这种行为的评价是:形式合规不等于实质合规。 一套只为应付检查而存在的制度,在刑法上等于没有制度。

平台从业者怎么自保

把这一篇落到可操作的地方。

给技术人员的三条:

一,看清需求背后的业务。 如果产品需求里出现「按主播等级配置可见范围」「按用户充值额解锁内容」「后台手动屏蔽关键词但保留内容」这类设计,要问一句这是给谁用的。

二,留痕。 代码提交记录、需求文档、会议纪要,都是证明「我知道什么」的材料。日后如果出事,这些能说明你是在什么信息条件下做的判断。

三,该走就走。 明知平台在做色情直播还继续拿工资,法律上叫「放任」。

给运营和客服的三条:

一,不要设计选择性规则。 一套规则对所有人适用,是合规;一套规则按「是否影响收入」区别适用,是故意。

二,举报通道要真的通。 平台有义务处置违法内容,处置记录要留存。留存不是为了应付检查,是为了证明你没放任。

三,发现问题的第一时间,书面提出。 微信、邮件都算,写清时间、事由、你的意见。

给普通用户的两条:

一,这类平台的钱,追不回来。 充值打赏属于违法所得流转,案发后会被追缴,用户不是被害人,没有退赔资格。

二,传播这类内容也有风险。 录屏、转发、建群分享,可能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以牟利为目的的,是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

最后说一句行业层面的话。

这个案子的十一个被告人,年龄跨度不小,职业从程序员到客服。他们大概率都觉得自己只是在一家「不太正规的互联网公司」上班。

但判决书给出的定性是:这是一个有技术、有运营、有客服、有巡查的完整犯罪组织。

当一家公司的核心业务就是违法内容时,它的每一个岗位都是犯罪链条上的一环。 这个判断,不因岗位名称而改变。

这个案子的判决结果,是十一个人,五年四个月到一年。

主犯是四个合伙人:出技术的、出运营的、出钱的、出资源的。

从犯是七个员工:写代码的、接客服的、做巡查的。

裁判要旨留下的两句话,把这个罪名的边界一次推到了网络时代:

「表演」不要求舞台,实时在线展示就是表演。

「组织」不限于班主,创设平台、开发软件、招募管理主播的,都是组织者。

前一句解决「这是什么行为」,后一句解决「谁是行为人」。

我关心的是后一句带来的连带效应。

以前的色情场所,老板站在门口收钱,谁组织的很清楚。现在的平台,组织者分散在产品、技术、运营、客服四个部门里,每个人经手的都只是一小段。

这种分散会让参与者产生一种错觉:我只负责一小段,整件事跟我没关系。

刑法不这么看。它看的是:你知道整件事在干什么吗?你做的这一小段,是不是不可替代?你从中分到了钱吗?

三个问题都答「是」,那你就是链条上的一环。

技术不会让责任变淡,只会让责任分散到更多人头上。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案号:(2022)吉03刑终142号 审理法院: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2-12-14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3-04-1-378-001)。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免责声明:本页内容仅为一般性法律信息分享,不构成对具体案件的法律意见。个案情况差异较大,遇有具体法律问题请携带材料咨询律师,以律师正式意见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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