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施某华非法狩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一、案情速览
二零一八年十月七日至二十二日,施某华在江苏东台黄海湿地范围内猎捕野生鸟类六百四十七只。经鉴定,其中六百四十六只属于国家保护的「三有」陆生野生动物,涉及八个种类。
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一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赔偿国家资源损失十九万三千八百元,并在市级以上媒体公开赔礼道歉。
东台市人民法院以非法狩猎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没收作案工具,赔偿国家资源损失十九万三千八百元。审理中,公益诉讼起诉人与施某华就以环境公益劳动替代履行部分赔偿责任达成协议,法院予以认可。
二、裁判要点提炼
审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刑事案件,对于无业、家庭生活困难、无力承担生态环境赔偿责任的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可以引导其以环境整治、林业看护等环境保护公益劳动的方式,替代履行部分国家资源损失赔偿责任。
确定劳务代偿方案,应当明确环境保护公益劳动的地点、时间、期限、内容、属地监管责任,确保劳务代偿的工作价值量与生态修复费用等值、方案能够顺利执行,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恢复性司法理念。
三、赵律师点评
二十二天,六百四十七只鸟
数字先摆出来。
时间:二零一八年十月七日至二十二日,前后十六天。
地点:江苏省东台市,黄海湿地范围内。
行为:非法猎捕野生鸟类。
数量:六百四十七只。
鉴定结论:其中六百四十六只属于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涉及八个种类。差的那一只是什么,判决没有细说,可能是不在名录里的其他鸟,也可能是无法鉴定的残体。
为什么地点要写那么清楚?因为东台黄海湿地不是普通的一块滩涂。它是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组成部分,处在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每年有大量鸻鹬类在此停歇、补给。
判决书用了一个词:生物多样性。
这四个字在判决里不是修辞。它对应的是一个具体机制:候鸟迁徙依赖沿途每一个停歇点的食物供给,一个点被打空,整条线路上的种群都会受影响。十六天打掉六百四十六只,落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后果不是「少了几只鸟」。
再看这个人。
施某华,无业,家庭生活困难,有非法狩猎的犯罪前科。
前科这一条在量刑里是往上的:酌情从重。如实供述是往下的:依法从轻。最后判了有期徒刑八个月,作案工具没收。
刑事部分到这里结束。但案子没有结束。
检察机关同时以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身份,提起了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赔两样:国家资源损失十九万三千八百元;在市级以上媒体公开赔礼道歉。
一个人判了八个月,还要赔十九万多。这笔钱是怎么算出来的,是这个案子第一个要讲清楚的问题。
三有动物:为什么打麻雀也算
很多人对非法狩猎罪有个误解,以为只有打老虎、打熊猫这种才犯法。事实是,绝大多数非法狩猎案的猎物,都是「三有动物」。
什么是三有动物?
全称是「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它由国家林草部门发布名录管理,收录的是数量相对多、但生态作用明确的野生动物,麻雀、喜鹊、野兔、斑鸠、多数常见水鸟都在其中。
「三有」不是「不重要」的意思,恰恰相反——它评的是生态、科学、社会三个维度上的价值。
那为什么打几只麻雀会构成犯罪?
看《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二款: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这一条有四个要件,缺一不可:
一是违反狩猎法规,指没有取得狩猎证,或者虽持证但违反许可的种类、数量、地点、期限。
二是四种违法情形之一——在禁猎区、在禁猎期、使用禁用工具、使用禁用方法。注意这里是「或者」,中一个就够。本案落在「禁猎期」。
三是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猎物属于受保护的野生动物。
四是情节严重。
前三项都好认定,难的是第四项。「情节严重」怎么算?
本案审理时适用的司法解释,以数量为主要标准:非法狩猎野生动物二十只以上的,属于情节严重。
二十只。
本案六百四十六只,是这个门槛的三十多倍。
要提醒一句:二零二二年四月,新的司法解释施行,认定重心从「多少只」转向「值多少钱」,并把「在禁猎区、禁猎期使用禁用工具、方法」单列为一种独立情形。这意味着,即便数量不多,只要踩了禁猎区、禁猎期或者禁用工具这条线,也可能直接入罪。
所以那句流传很广的话——「打几只野味能有什么事」——在今天的法律框架下,是错的。
再补一层:为什么这六百四十六只鸟会被认真地一只一只数清楚。
非法狩猎案的证据结构,和多数刑事案件不太一样。它高度依赖三份材料:
第一份,物种鉴定意见。
六百四十七只鸟,要逐只(或者逐批)确定是什么物种——判决用的词是「种类多达八种」。鉴定由具备资质的机构出具,结论要落到名录上:是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还是「三有」动物,还是不在名录里。
这一步决定了罪名。如果是国家重点保护动物,走的是《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量刑重得多;如果是「三有」,走第二款。
第二份,价值评估或者数量清点。
本案走的是数量。六百四十六只,八个种类,一只一只记在勘验笔录、扣押清单、照片里。
这些鸟大多是死体,部分可能是活体后被处理。清点过程要有见证人,要有照片,要能对应到具体时间地点。
第三份,禁猎区、禁猎期的证明。
这两项是规范性事实,靠政府公告、名录文件证明,不需要专家。
本案落在「禁猎期」,也就是十月这段时间。判决特别强调地点在世界自然遗产黄海湿地范围内——这不是量刑的点缀,是「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这个要件的事实基础。
三份材料凑齐,第四项「情节严重」就顺理成章:六百多只,远超二十只的门槛。
反过来说,这类案件的辩护空间在哪里?
通常在三个地方:物种鉴定是否可靠(是不是「三有」存疑)、数量是否重复计算(同一只鸟被记两次)、行为人是否明知是禁猎区禁猎期(对法规的认知错误一般不阻却故意,但如果连「这是保护区」都不知道,可以争)。
本案这三处都没有争。被告人认罪。
刑事之外还有一笔账:十九万三千八百元怎么来的
判八个月,是刑事处罚。赔十九万三千八百元,是民事赔偿。两者并行,不互相抵扣。
为什么刑事之外还要赔?
因为犯罪行为同时造成了两种损害:一种是国家对社会秩序的损害,用刑罚回应;一种是具体的资源损失,用赔偿回应。前者不能替代后者。
谁来主张这笔赔偿?
本案是检察机关。依据是《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组织或者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组织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这类案件通常挂在刑事案件里一起办,叫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好处是证据共用、程序合并,不用另起一场官司。
十九万三千八百元这个数,是按什么算的?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类案件的资源损失,一般按「野生动物的基准价值×数量」计算,基准价值依照《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评估方法》确定,不同物种单价不同。
六百四十六只、八个种类,单价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加起来十九万三千八百元,平均一只三百元上下。这个量级和常见水鸟的基准价值是吻合的。
钱赔给谁?
不是赔给某个个人,而是国家资源损失,通常缴入国库或者用于生态修复。
还有一项:公开赔礼道歉。这一项看起来「虚」,实际执行起来有明确要求——在市级以上媒体刊登,内容需经法院审核。
到这一步,一个普通人的问题就来了:判了八个月,还要赔十九万,一个无业、家庭困难的人,拿什么赔?
把三个容易混淆的罪名摆在一起对比,遇到具体情形才知道往哪条上靠。
非法狩猎罪(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二款)。 对象是「三有」动物和一般野生动物;行为是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用禁用工具方法狩猎;门槛是情节严重。
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 对象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一级、二级名录);行为是猎捕、杀害、收购、运输、出售;不要求情节严重,实施了就构罪。量刑重得多:五年以下;情节严重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情节特别严重十年以上。
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第三百四十条)。 对象是水产品;行为是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用禁用工具方法捕捞;门槛是情节严重。
三条罪的分水岭,第一个是对象。
同样是打鸟,打的是麻雀(三有),走非法狩猎;打的是东方白鹳(国家一级),走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多少年,天差地别。
第二个分水岭是行为方式。
禁猎区、禁猎期、禁用工具方法,三个中一个就够。但如果对象是国家重点保护动物,连这三个都不需要——只要猎捕,就构罪。
第三个分水岭是数量或者价值。
「三有」动物要看数量或价值;重点保护动物不看数量,一只也构罪。
本案六百四十六只「三有」动物、八个种类,没有一个种类是国家重点保护动物。这是它走第二款而不是第一款的原因。
如果这六百多只里混进了几只一级保护动物,整个案子的量刑会完全不同——那就不是八个月,而是五年以上。
以劳代赔:没钱赔,能不能用干活抵
这正是本案裁判要旨的价值所在。法院给出的答案是:可以,但有条件。
先看法律基础。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违反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生态环境能够修复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有权请求侵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承担修复责任。侵权人在期限内未修复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可以自行或者委托他人进行修复,所需费用由侵权人负担。
这条规定确立了「修复优先」的思路。钱不是目的,修复生态才是目的。
本案的做法更进一步:让被告以环境保护公益劳动的方式,折抵部分赔偿。
具体是什么劳动?判决要旨举了两类:环境整治、林业看护。
条件是什么?判决书写得很明确:无业、家庭生活困难、无力承担生态环境赔偿责任。
程序上怎么走?不是法院直接判「你去干活抵钱」,而是公益诉讼起诉人与被告达成劳务代偿协议,再由法院审查认可。本案就是这样:双方就部分赔偿责任以公益劳动折抵的方式达成协议,法院认为不违反法律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予以认可。
但「认可」不等于「随便」。裁判要旨给了四条硬要求:
地点要明确。 在哪片区域劳动,要写清楚,不能是「在附近找点活干」。
时间、期限要明确。 从哪天到哪天,每天多长时间,总共多少工时。
内容要明确。 是清理垃圾、巡护林地、还是参与湿地管护,要具体到可考核。
属地监管责任要明确。 谁来监督、怎么记录、完不成怎么办。
核心是一条:劳务的价值量要与生态修复费用等值。
十九万三千八百元,按当地公益岗位的日工资折算,对应多少工时,就要干够多少工时。不能象征性劳动几天就结案。
这套机制叫劳务代偿,属于恢复性司法的一种具体形式。它解决的是一个现实矛盾:判了赔,赔不出来,判决变成一纸空文,生态也没修复。让有能力劳动、没能力付钱的人用劳动偿还,赔偿落地了,修复也推进了。
要提醒的是:劳务代偿只替代部分赔偿责任,不是全部免除。本案协议明确针对的是「部分国家资源损失」。
把公益诉讼这一头的程序讲清楚,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检察院为什么能替鸟打官司。
谁有资格起诉。
《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在没有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或者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指的是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在生态环境领域,主要是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比如环保联合会)。
为什么要先催告。
检察公益诉讼有一个前置程序:诉前公告。检察院要发公告,督促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在三十日内提起诉讼;没人起诉,检察院才能自己上。
这个程序的意义是:优先让专业的社会组织来做,检察院兜底。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好处。
本案是这种方式。一个案子、一个合议庭、一套证据,刑事部分和民事部分一起审。
对被告的好处是:不用打两场官司,赔偿态度可以作为量刑情节。
对司法资源的好处是:不用重复举证。
赔偿金的性质与去向。
判决写的是「赔偿国家资源损失十九万三千八百元」。这笔钱不是赔给检察院,也不是赔给某个人。
实务中的处理方式有两种:缴入国库;或者缴入当地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账户,专项用于生态修复。
后者更符合「恢复性司法」的思路——钱从这片湿地来,回到这片湿地去。
一张狩猎证背后的四条线
最后说说普通人可能碰到的情形。
第一条线:什么情况下需要狩猎证。
猎捕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需要依法取得狩猎证,并按证载明的种类、数量、地点、期限、工具方法进行。没有证,或者超范围,就是「违反狩猎法规」。
第二条线:禁猎区、禁猎期。
多数地方会划定禁猎区和禁猎期,通常在繁殖季、迁徙季。这些信息由县级以上政府或者林草部门公布,不是「不知道就不算」。本案的湿地范围、十月的时间点,都踩在这条线上。
第三条线:禁用的工具和方法。
毒药、炸药、电击装置、猎夹、猎套、夜间照明行猎、歼灭性围猎、火攻、烟熏,都属于禁用之列。用这些工具和方法,不需要看数量,本身就够「情节严重」的认定基础。
第四条线:不只是打,买、卖、运也犯法。
《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制的是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猎捕、杀害、收购、运输、出售都包括。第三款规制的是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陆生野生动物。
站内已经有一篇文章讲过「收购别人偷猎的野味也犯罪」,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链条上的每一环都可能是共犯或者独立成罪。
如果你身边有人还在做这件事,一句实话:现在的执法密度和过去不一样了。 公安有环食药侦专门条线,检察有公益诉讼,林业有巡护,很多案子是从一条短视频、一次快递查验、一个举报电话开始的。
如果你发现有人在禁猎区捕鸟、下夹子、架网,可以打的电话是110或者当地林草部门、野生动物保护站的电话。举报时把地点、时间、看到的行为说清楚,最好有照片或者视频。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点:受伤的野生动物不要自己带回家养。 正确的做法是联系当地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自己养,可能既救不活,又添了新的法律问题。
再补一段劳务代偿的落地细节,因为这是本案最可能被复制的部分。
工时怎么折。
假设当地公益岗位日工资一百五十元,十九万三千八百元折算下来大约一千二百九十三个工作日。按每天八小时计,是一万多个工时。
这个数字一个人干,要三年半。
所以实践中通常不会全额折抵,而是部分折抵——本案协议明确针对的是「部分国家资源损失」。剩下的部分,仍然要赔,可能分期,可能执行不能后终本。
谁来监督。
判决要旨要求明确「属地监管责任」。常见做法是由案发地的林业站、湿地管护机构、村委会出具考勤,法院或者检察机关定期核查。
考勤造假的风险在被告一方:不履行协议,法院可以恢复原赔偿数额的执行,还可以追究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干哪些活。
判决举了两类:环境整治、林业看护。
实务中还有:湿地巡护、清除外来入侵物种、参与候鸟监测、协助拆除非法猎捕工具。共同点是与修复被损害的生态具有同质性,不能是随便找个地方扫地。
能不能适用于单位。
劳务代偿的前提是「无力承担」。企业一般不会被认定无力承担,除非确实资不抵债。所以这个机制主要适用于自然人,尤其是低收入、无固定职业的被告。
这条路的现实意义。
站在生态修复的角度,它比「判了赔、赔不出、终本」要好得多。站在被告的角度,它给了一个用劳动换减轻的机会。站在社会的角度,它让「保护生态」这件事从判决书走进了具体的劳动。
对普通人来说,最该记住的不是这个机制,是它的前提:先有十九万的赔偿,才有以劳代偿的可能。
这个案子的判决结果,是八个月,加十九万三千八百元,再加一次公开道歉。
但它真正留下的东西,是裁判要旨里那两条关于「劳务代偿」的规则。
第一条解决「能不能」:无业、家庭困难、无力赔偿的,可以引导用公益劳动折抵部分赔偿。
第二条解决「怎么做」:地点、时间、期限、内容、监管责任五项要素要写清,劳务价值要与修复费用等值。
这两条合起来,把一件容易走空的事做实了。
我关心的是另一个层面。
六百四十六只鸟,十六天,一个人。这个比例说明这不是「偶尔打几只尝尝鲜」,是有明确收益预期的持续行为。
而判决书里那句「有非法狩猎的犯罪前科」,说明这不是第一次。
所以对这个人,八个月不算重,十九万也不算多。
但对更多只是「想弄点野味」的人来说,这个案子最有用的部分是那个数字:二十只。
在那个标准下,一网下去,一晚上,就够了。
法律给这类行为留的空间,比很多人以为的要小得多。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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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号:(2019)苏0981刑初第98号 审理法院:东台市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19-12-28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3-11-1-345-002)。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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