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朱某某虐待案
一、案情速览
1998 年结婚,2007 年协议离婚,之后仍以夫妻名义住在一个屋顶下,共同抚养女儿。亲戚、街坊、孩子的老师,都认为他们是两口子。
2011 年 7 月,因为女儿的教育问题,也因为他怀疑女儿不是自己亲生的,两个人又吵起来。他拿起皮带抽她。她走进里屋,拿起一把匕首刺向自己的左胸。
一审、二审都说得很清楚:离婚不离家的两个人,仍是虐待罪里的「家庭成员」;长期虐待把人逼到自杀,适用《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二款,判五年。
二、裁判要点提炼
夫妻协议离婚后仍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共同抚养子女,双方亲属和周围群众也认为二人是夫妻的,应当视为虐待罪中的「家庭成员」,一方对另一方长期实施殴打、精神摧残的,可以虐待罪论处。
长期、多次虐待致被害人无法忍受而自杀身亡的,虐待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适用《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二款;作案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的,构成自首,可以从轻处罚。
三、赵律师点评
一、一根皮带,和一把匕首
被告人与被害人刘某 1998 年 9 月登记结婚。2007 年 11 月,两人到民政局办了协议离婚。离婚证领了,人却没有分开——他们依旧住在一起,依旧以夫妻名义对外相称,一起抚养女儿,一起应付亲戚的红白喜事。
这种状态持续了四年。四年里,争吵不断,动手也不断。判决书里的表述是「多次因感情问题及家庭琐事对刘某进行殴打,致使刘某多次受伤」。
2011 年 7 月 11 日,导火索是女儿的教育问题。争吵中,被告人又加上了另一层怀疑——他怀疑女儿不是自己亲生的。他拿起皮带抽打刘某。刘某随后走进里屋,用一把匕首刺中自己的左胸。
被告人把刘某送到医院。刘某体表多处挫伤,因锐器刺中左胸部致心脏破裂大失血,抢救无效死亡。
送到医院之后,被告人主动打电话报警。公安人员把他带回审查,他如实供述了殴打刘某的事实。
一审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判虐待罪,有期徒刑五年。他不服,上诉。二审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发当天的时序,在法律上有独立的意义,值得单独说。
被告人殴打在前,刘某持刀自刺在后,被告人立即送医,抢救无效死亡,随后报警。
这个顺序里,有两个法律问题:
第一,被告人有没有救助义务?有。他先前的殴打行为制造了危险,即使刘某是自伤,他也负有救助义务。这是先行行为引起的作为义务。他没有不救——他送医了。所以不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
第二,如果他没送医呢?那就可能构成不作为犯罪。司法实践中的判断标准是:行为人有没有能力救、救的行为有没有效果的可能、不救与死亡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本案如果他不送医,刘某因失血死亡,可能被评价为故意杀人(间接故意)或者故意伤害致死。
反过来说,送医这个动作,在量刑上也有价值。它说明被告人没有放任死亡结果,主观恶性相对有限。判决书没有把送医列为独立的从轻情节,但在综合考量中,它是被看到的。
这一点对当事人有现实意义:发生伤害之后,第一时间送医、报警、如实陈述,不只是道德要求,也是法律上能减轻责任的行为。相反,藏匿、拖延、伪造现场,会把一个过失性质的结果,变成故意的犯罪。
二、「我们 2007 年就离婚了」
辩护的第一条意见,是身份:两人 2007 年就离婚了,刘某不是他的家庭成员,虐待罪的前提不成立。
这条意见听起来有力,其实是把刑法上的「家庭成员」当成了户口本上的登记项。
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五条第三款规定,配偶、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为家庭成员。这是民事法上的基础定义。但刑法处理的是暴力,它要看的是「这个人在这个屋檐下,处于什么地位」,而不是「证件上写着什么」。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说得更直接:家庭暴力犯罪不只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还发生在具有监护、扶养、寄养、同居等关系的共同生活人员之间。这就是实务中所说的「类家庭」关系。
法院在本案里给了两条理由,都落在实质判断上:
第一,情感关系和社会关系都没断。离婚之后两人仍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共同抚养子女,双方亲属和周围群众也认为二人是夫妻。离婚前形成的家庭关系,客观上还在延续。
第二,暴力的性质没有变。一方对另一方采取各种手段进行身体和精神上的摧残,这种摧残与婚姻存续期间的虐待,在实质上没有任何差别。既然没有差别,就不能因为一张离婚证而免除刑法的评价。
换句话说,法律看的是「共同生活的实质」,不是「婚姻登记的形式」。一个人不能靠办一张离婚证,把家里的另一个人变成可以为所欲为的对象。
「视为家庭成员」这个表述,还有一个层次值得说:它不是「推定」,是「认定」。
推定,是可以被反证推翻的。比如「推定死亡」,找到人就可以撤销。
认定,是基于事实作出的法律判断,除非事实基础被推翻,否则结论不变。
本案法院的表述是「应当视为家庭成员」。这个「视为」,实际上是「认定为」的意思。
为什么不直接说「是」?因为严格按民法典的定义,离婚之后,配偶关系消灭,两人不再是「配偶」,也不再是「共同生活的近亲属」——他们没有亲属关系了。
所以从文义上,他们确实不在「家庭成员」的圈里。法院用「视为」,是在承认这个文义距离的前提下,作出的实质判断。
这个技术处理,在法律方法上叫「目的性扩张」:法律条文的文义范围,小于它的规范目的,于是把文义之外、但符合目的的情形,纳入进来。
判断的标准,是「同类性」:这两种情形,在规范目的上是否相同?
本案的答案是相同:离婚不离家的两个人,与婚姻存续期间的夫妻,在共同生活的实质上没有差别——同住、共同抚养子女、社会承认。既然实质相同,就应当同样处理。
这个方法论,在其他案件里也能用:遇到文义与目的不一致的情况,先问「立法要保护什么」,再看「这个情形是否落在保护范围内」。
三、一本手写的账,记了七年
辩护的第二条意见是:殴打不具有经常性、持续性,只是一般的夫妻打架。
「经常性、持续性」是虐待罪的核心。一次打伤,是故意伤害;长期反复地折磨,才是虐待。可这恰恰是最难证明的一件事——家里没有摄像头,邻居不愿作证,伤痕会好,人已经死了。
本案的证据结构,值得所有办这类案件的人记住:
第一层,被害人自己写下的记录。刘某手写了一份 1998 年至 2005 年期间被多次殴打及精神虐待的记录。这份东西不是日记式的抒情,而是一笔一笔的时间、事由、伤处。它不能单独定案,但它把「七年」这条时间轴固定下来了。
第二层,证人证言。亲属、周围群众对二人关系的描述,既证明了「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也印证了长期冲突的存在。
第三层,物证与书证。2001 年 1 月、2006 年 1 月、2011 年 3 月和 6 月,这几次比较严重的殴打,有伤情照片,有受伤后到医院的数份门诊病历、出院记录、出院诊断证明。
三层证据叠在一起,时间、地点、伤情、就医记录互相对得上,「经常性、持续性」就成立了。
这里有一个很实用的道理:家庭暴力的证据,从来不是靠一次爆发时的取证,而是靠平日里的积累。病历、照片、报警回执、居委会记录、微信里那句「他又打我了」,单看都轻,串起来就是一条链。刘某留下的那份手写记录,七年后成了定案的关键一环。
这里还要补一层程序上的事实:本案不是自诉,是公诉。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检察院以虐待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虐待罪在刑法上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这是第二百六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告诉才处理意味着,原则上要被害人自己到法院起诉,公安不立案、检察院不公诉。立法本意是尊重家庭内部的自治——家里的事,让家里人自己决定要不要闹到官府。
但这条原则有三个例外:被害人没有能力告诉;因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诉;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其近亲属、法定代理人可以告诉。
本案落在第三种的边缘。刘某已经死亡,她无法自己告诉;但她的近亲属可以代为告诉。而本案是由检察机关直接公诉的,说明案件已经进入刑事追诉程序——可能是因为死亡后果严重,也可能是因为公安机关在接到报警后直接立案侦查。
这个程序细节对当事人有实际意义:如果家里有人被虐待,不要以为「这是家务事,公安不管」。虐待致人重伤、死亡的,已经不属于单纯的告诉才处理范围,报警之后公安应当立案。即便没有重伤、死亡,只要能证明被害人没有能力告诉或者受到强制、威吓,同样可以由检察机关公诉。本案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
四、她为什么自杀,能不能算到他头上
第三条意见最硬:刘某自杀的原因无法查清,不能认定是他的殴打导致死亡,不该适用《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二款。
这一条如果成立,刑期上限就从七年掉到二年。
《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规定,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第二款规定,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致使」二字,是因果关系的表述。自杀算不算被「致使」死亡?实务上的答案是有条件的「算」:如果长期虐待已经使被害人陷于难以忍受的身体与精神摧残,自杀是这个摧残的直接后果,而不是独立介入的其他原因所致,就应当认定因果关系。
本案的事实链是这样的:殴打不是一次,而是持续多年;暴力不只作用于身体,还包括精神上的贬损与控制;案发当天,争吵的由头是女儿教育,加上了「怀疑女儿非亲生」这种直指人格的指责,皮带抽打紧随其后;刘某的反击不是针对被告人,而是针对自己——她在同一个时间段、同一个空间里,选择了结束生命。
这条链上没有断点。没有第三人介入,没有事后的长时间间隔,没有其他独立诱因。所以法院说:长期、多次虐待,致刘某无法忍受而自杀死亡,虐待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具有明确的因果关系。
这里要提醒一句:不是所有被害人自杀都要归责于行为人。如果虐待已经停止很久,被害人因另一起生活变故自杀,就不能套用第二款。因果关系的判断,看的是时间上的紧密、事实上的连续、以及暴力与绝望之间的实质联系。
家庭暴力案件的证据清单,实务中可以整理成六类,本案几乎每一类都出现了:
第一类,报警与处置记录。报警回执、接处警登记表、询问笔录、公安出具的告诫书。这类证据的价值在于「时间点」——它证明某年某月某日,这个家庭发生过冲突。
第二类,医疗记录。门诊病历、住院病历、出院记录、诊断证明、影像资料。本案有数份门诊病历和出院记录,它们把「伤」和「时间」对应起来。
第三类,伤情照片与鉴定意见。照片要及时拍,最好带日期水印;鉴定要在伤情稳定后做,注意「损伤程度」与「伤残程度」是两回事。
第四类,被害人自述材料。本案那份手写的七年记录,就属于这一类。写的时候要注意:时间、地点、事由、手段、伤处、在场人,越具体越好;不要只写情绪。
第五类,证人证言。邻居、亲属、同事、居委会工作人员。家暴的证人往往不愿出庭,可以让其出具书面证言,或者申请法院调查。
第六类,其他痕迹。被撕坏的衣服、被砸坏的家具、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施暴者的悔过书。
本案的教训是:被害人手写的那份记录,七年后成了定案的关键。如果没有它,「经常性、持续性」就只能靠几份病历拼凑,说服力弱得多。
五、五年,怎么算出来的
量刑环节,辩护意见终于被采纳了一条:自首。
被告人作案后主动打电话报警,到案后如实供述殴打事实。这符合《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自首,可以从轻处罚。他当庭对指控事实无异议、自愿认罪,还可以酌情从轻。
但最终仍是五年。为什么?
第一,法定刑的起点在那里。适用第二款,量刑区间是二年以上七年以下。五年正好在中线。
第二,从轻是「可以」不是「应当」,而且要受到罪责的制约。自首换来的从轻,不能抵消「长期虐待」与「致人死亡」这两个基本事实。被害人是一条人命,而且是在自己家里、被自己最亲近的人逼到拿刀刺向自己。
第三,本案没有取得被害人家属谅解的记载,也没有赔偿情节。这两个在故意伤害、虐待类案件里通常是重要的从轻因素。
对当事人来说,这个案子最该记住的不是「五年」这个数字,而是下面三件事:
一是离婚证挡不住刑法。只要还在一起共同生活、以夫妻名义相待,家庭关系就在,虐待罪的前提就在。
二是「打几次」和「打很多次」是两个性质。前者可能是治安案件或故意伤害,后者是虐待。认定的分水岭,是证据能不能把时间轴撑起来。
三是自首能救一部分,救不了全部。案发后第一时间报警、送医、如实供述,是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但它换不回一条命,也换不掉全部刑期。
还有一层量刑逻辑,判决书没有展开,但值得补上:自首「可以从轻」的幅度,是有边界的。
司法实践中,自首的从轻幅度通常按三个阶段把握:犯罪事实和犯罪嫌疑人未被发觉时主动投案,从轻幅度最大;犯罪事实已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未被发觉时投案,次之;犯罪事实和犯罪嫌疑人均已被发觉,但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投案,再次之。
本案属于哪一种?刘某被送到医院后死亡,被告人在医院打电话报警。此时被害人已经死亡,犯罪事实客观上已经暴露,但公安尚未确定嫌疑人。这更接近第二种情形。
从轻幅度的另一个制约,是罪责。自首制度的功能是鼓励犯罪人主动归案、节约司法资源、便于查明事实。它不能用来抵消犯罪本身的严重程度。适用第二款(二年以上七年以下),如果没有自首,量刑可能在六年左右;有自首,落到五年。这个幅度是合理的,也说明自首不是「免死金牌」。
还有一点容易被忽略:本案没有被害人近亲属谅解的记载。在虐待、故意伤害致死类案件中,取得近亲属谅解并赔偿,往往是比自首更有力的从轻因素。本案被告人没有做到,这是五年而非更轻的重要原因。
这个案子的判决书写于 2012 年,适用的还是旧婚姻法。今天再看,结论没有变,条文更清楚了: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五条把「共同生活的近亲属」写进家庭成员,反家庭暴力法把「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也纳入了保护范围。法律的态度是越来越明确——暴力的定性,看的是关系实质,不是登记形式。
如果您正处在一段已经办了离婚手续、却仍然住在一起的关系里,请记住两件事:第一,那张离婚证不能让他对您的殴打变成「外人之间的纠纷」,该报警就报警,该验伤就验伤;第二,把每一次的伤情、就医、报警记录留下来,哪怕只是一张手机照片。本案那位被害人手写的七年记录,是她留下的最后一份证据,也是让施暴者无法脱身的那一环。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朱某某犯虐待罪,向汉阳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朱某某及其辩护人提出,朱某某殴打刘某的行为不具有经常性、持续性的特点;刘某与朱某某不属于家庭成员;刘某自杀的原因无法查清,不应认定系朱某某的行为致使刘某自杀,对朱某某不应适用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二款;朱某某的行为即使构成犯罪,也应当认定为具有自首情节,且其采取积极措施救治刘某,认罪态度好,请求从轻处罚。
法院经审理查明:1998年9月,被告人朱某某与被害人刘某(女,殁年31岁)结婚。2007年11月,二人协议离婚,但仍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婚后及共同生活期间,朱某某多次因感情问题及家庭琐事对刘某进行殴打,致使刘某多次受伤。2011年7月11日,朱某某又因女儿教育问题及怀疑女儿非自己亲生而再次与刘某发生争执。朱某某拿皮带对刘某进行殴打,致使刘某持匕首自杀。朱某某即将刘某送医院抢救。刘某体表多处挫伤,因被锐器刺中左胸部致心脏破裂大失血,抢救无效死亡。
另查明,被告人朱某某在将刘某送往医院后,主动打电话报警,后公安人员将朱某某带回审查,朱某某如实供述了殴打刘某的事实。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4月1日作出(2012)鄂汉阳刑初字第0009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朱某某犯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宣判后,被告人朱某某不服,提出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6月7日作出(2012)鄂武汉中刑终字第0025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人朱某某经常性、持续性地采取殴打等手段损害家庭成员身心健康,致使被害人不堪忍受身体和精神上的摧残而自杀身亡,朱某某的行为已构成虐待罪。关于朱某某及其辩护人所提朱某某殴打刘某的行为不具有经常性、持续性的特点,刘某与朱某某不属于家庭成员,不应认定系朱某某的行为致使刘某自杀的意见,经查,刘某手写的1998年至2005年期间被朱某某多次殴打及精神虐待的记录及证人证言均证明,朱某某长期殴打刘某致使其身体和精神受到侵害。
其中,2001年1月、2006年1月、2011年3月和6月朱某某实施的几次比较严重的殴打行为,还有刘某的伤情照片以及刘某受伤后至医院治疗的数份门诊病历、出院记录、出院诊断证明等证据证实,故足以认定朱某某经常性、持续性地虐待刘某。朱某某与刘某协议离婚后,仍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共同抚养子女,双方亲属和周围群众也认为二人是夫妻,故刘某与朱某某应当视为家庭成员。由于朱某某长期、多次对刘某进行虐待,致使刘某无法忍受而自杀死亡,朱某某的虐待行为与刘某的死亡结果之间具有明确的因果关系。故对上述意见不予采纳。关于朱某某及其辩护人所提朱某某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态度好的辩护意见,经查,朱某某作案后向公安机关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具有自首情节,可从轻处罚,对该辩护意见予以采纳。朱某某当庭对被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并自愿认罪,可酌情予以从轻处罚。故一、二审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虐待罪调整的是发生在家庭内部的、侵害家庭关系的行为。我国婚姻法第18条及民法典第1045条规定了基于婚姻和血亲基础形成的夫与妻,父母与子女(包括婚生或非婚生子女,合法的养子女和继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与孙子女、外孙子女以及兄姐弟妹四类家庭关系主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规定,对于具有监护、抚养、寄养、同居等“类家庭”关系的主体,也应纳入家庭暴力犯罪所调整的“家庭成员”的范畴。对于夫妻离婚后仍然在一起共同生活的,应当视为家庭成员:1. 夫妻离婚后仍然在一起共同生活的,二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和社会关系都体现出家庭成员的特征,夫妻关系也得到社会明示或默许的承认,离婚前形成的家庭关系仍然在延续。
2. 夫妻离婚后仍然在一起共同生活的,如果一方对另一方实施虐待行为,采取各种手段对被害人进行身体和精神上的摧残,这种虐待行为与夫妻之间的虐待行为并无实质差异。因此,为了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夫妻离婚后仍然在一起共同生活的,如果一方对另一方实施虐待,只要达到了情节恶劣的程度,就应当以虐待罪对侵害人进行惩处。
相关案例
本案涉及的法律依据
延伸阅读(站内文章)
打这类官司要准备哪些证据
继续浏览案例库
案号:(2012)鄂武汉中刑终字第00257号 审理法院: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12-06-07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3-02-1-214-002)。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免责声明:本页内容仅为一般性法律信息分享,不构成对具体案件的法律意见。个案情况差异较大,遇有具体法律问题请携带材料咨询律师,以律师正式意见为准。
有问题?点页面底部的输入框直接问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