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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案例刘某坤虐待、重婚案

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 虐待罪 · 二审 · 2023-02-27
本案来源已核实(参考案例),判决书全文见文末折叠附录,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一、案情速览

他 2011 年就登记结婚了。2019 年,他隐瞒已婚身份,和另一个女人以夫妻名义住到一起,对方带着一个八岁的女儿,孩子管他叫爸爸。

2021 年上半年,他在家里多次拳打脚踢,用钥匙划母女俩的身体,剪坏、丢弃孩子的衣物,辱骂、恐吓。孩子被诊断为抑郁状态、创伤后应激障碍。

伤情没到轻微伤,能不能算虐待罪里的「情节恶劣」?重婚的家里,算不算「家」?北京一中院给出了答案,两罪并罚,二年四个月。

二、裁判要点提炼

法律对重婚行为予以否定评价,但不影响重婚双方及其子女形成事实上的家庭成员关系,不影响虐待罪的认定。

对共同生活的未成年人、哺乳期妇女长期多次采取殴打、辱骂、恐吓等手段摧残折磨,致被害人多处受伤、罹患精神疾病,虽未达到轻微伤、轻伤后果,仍可认定虐待行为较为严重,属于「情节恶劣」。

三、赵律师点评

一、两个家,一个「爸爸」

2011 年 9 月 6 日,被告人刘某坤与一个人登记结婚。这段婚姻一直没有解除。

2019 年,他隐瞒已婚身份,与被害人郭某某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郭某某有一个女儿岳某某,当时八岁,跟着母亲一起过来,与刘某坤以父女相称。邻居眼里,这就是一家三口。

2021 年 1 月 30 日,刘某坤与郭某某生了一个儿子。孩子出生之后,家里的气氛没有变好,反而更坏。

2021 年 1 月到 7 月,半年时间,他在家中多次动手:拳打脚踢,用钥匙割划身体。被打的是两个人——八岁的岳某某,和正处于哺乳期的郭某某。两个人都多处受伤。

除了打,还有别的手段:多次辱骂、恐吓;把岳某某的衣物剪坏、丢弃。

后面这两样,很多人不当回事。但它们恰恰是这个案子里最有分量的部分——对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衣服被剪坏、被扔掉,意味着明天没有衣服穿,意味着自己在这个家里是「不该存在的」。

后来郭某某报警,刘某坤被公安机关抓获。经诊断,岳某某为抑郁状态、创伤后应激障碍。

一审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虐待罪一年六个月,重婚罪一年,决定执行二年四个月。二审北京一中院维持。

重婚罪的构成,这里需要说清楚,因为本案是两个罪并罚,很多人只关注虐待部分。

《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重婚有两种形态:

第一种,法律重婚。已经登记结婚,又与第三人登记结婚。这种情况现在很少,因为婚姻登记系统全国联网。

第二种,事实重婚。已经登记结婚,又与第三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这是实践中的主要形态。

认定事实重婚,关键在「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判断标准包括:对外是否以夫妻相称;是否共同居住;是否共同抚养子女;亲友、邻居是否认为他们是夫妻;有没有举办婚礼、拍婚纱照、互称老公老婆。

本案的事实很清楚:被告人 2011 年 9 月 6 日登记结婚,婚姻存续期间,2019 年与郭某某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2021 年 1 月 30 日还生了一个儿子。

「以夫妻名义」这一点,还有旁证:岳某某与他以父女相称。一个孩子叫一个人爸爸,是最直接的社会承认。

重婚罪是故意犯罪,要求明知自己有配偶。本案被告人隐瞒已婚身份,当然是明知。

量刑一年,接近法定上限二年的一半。考虑到重婚持续两年、还生育子女,这个刑期是适中的。

二、重婚的家里,算不算「家」

第一个争点是身份:重婚本身是犯罪,这个「家」在法律上根本不成立,怎么能再谈「家庭成员」?

这个逻辑听着顺,其实混了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婚姻的效力。重婚违反一夫一妻制,后一段关系不受法律保护,重婚者要承担刑事责任,这是《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管的事。

第二个层面是共同生活的事实。不管这段关系合不合法,两个人确实住在一起,孩子确实在这个屋檐下吃饭、睡觉、上学,确实依赖这个成年人。这是客观存在的生活状态,不会因为「不合法」而消失。

判决书的表述是:虽然法律对重婚行为予以否定评价,但并不影响重婚双方及其子女等形成事实上的家庭成员关系,不影响虐待罪的认定与处罚。

这个区分非常重要。打个比方:一个没有营业执照的作坊,雇佣了工人,出了工伤。作坊可以说「我们没有合法的劳动关系」,但不能因此说「这个人在我这里没有受过伤」。事实就是事实,违法性是另一个评价维度。

反过来推:如果重婚的家庭不算「家」,那么施暴者只要不登记结婚,就可以对同居的伴侣和孩子为所欲为,而不构成虐待罪——这显然荒谬,也会给规避法律留下一个巨大的口子。

所以本案确立的规则是:虐待罪的「家庭成员」,看的是共同生活的事实状态,不是婚姻登记的法律效力。

这里还要补一层历史脉络,解释为什么「事实上的家庭成员关系」这个说法能站得住。

我国对「事实婚姻」的态度,经历过三次转折:

第一阶段,承认。1950 年婚姻法时期,大量婚姻没有登记,法律以「事实婚」对待,保护其效力。

第二阶段,有条件承认。1989 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区分了时间:1986 年 3 月 15 日之前同居且符合结婚条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之后的,按非法同居处理。

第三阶段,不承认婚姻效力,但保护身份事实。1994 年 2 月 1 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后,未登记的同居一律不认定为事实婚姻。但 2001 年婚姻法修正、以及后来的民法典,都在「不承认婚姻」的同时,明确保护非婚生子女、同居期间的财产与人身权益。

这条脉络说明:法律对「未登记的共同生活」,一直是「两分法」——

婚姻效力上,不承认。同居不产生夫妻权利义务,没有相互扶养、没有法定继承、没有共同财产制。

身份事实上,保护。共同生活形成的依赖关系、亲子关系、抚养事实,法律照样要管。

本案的「重婚家庭属于家庭成员」,正是这个两分法的延伸:婚姻无效、重婚违法,这是效力层面的评价;但两个人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孩子依赖这个成年人,这是事实层面的存在。

虐待罪保护的是后者,所以不受前者影响。

三、没有轻伤,也能是「情节恶劣」

第二个争点更要紧,也更普遍:伤情没到轻微伤,还能不能定虐待罪?

《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的入罪门槛是「情节恶劣」,不是「轻伤」。这一点和故意伤害罪完全不同——故意伤害要求轻伤以上,虐待罪不要求。

但「情节恶劣」是个不确定概念,实务中需要一个抓手。抓手在四部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第十七条: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哺乳期妇女、重病患者实施较为严重的虐待行为等情形,属于虐待「情节恶劣」。

本案的两名被害人,一个八岁,一个处于哺乳期,正好落在这一条列举的范围内。

那么「较为严重」怎么判断?判决书给了三个维度:情节、手段、后果。

情节:半年、多次、持续。不是一次失控,是一段时期内的常态。

手段:拳打脚踢,用钥匙割划身体,辱骂恐吓,剪坏丢弃衣物。前三样是身体暴力,后两样是精神摧残。特别是「剪坏、丢弃衣物」,对一个孩子来说,这是剥夺基本生活条件,也是明确的排斥信号。

后果:多处受伤;岳某某被诊断为抑郁状态、创伤后应激障碍。

三个维度合起来,法院的结论是:虽未达到轻微伤、轻伤以上后果,但能够认定虐待行为较为严重,属于「情节恶劣」。

这个结论,把虐待罪从「验伤报告」里解放了出来。它告诉办案人员:面对家庭暴力,不要只盯着法医鉴定那一栏,还要看手段、看时间、看被害人的精神状态。

「情节恶劣」的判断标准,四部门意见第十七条给了六种情形,值得逐条列出来,因为这是实务中最常用的抓手:

一是虐待手段残忍的;二是虐待持续时间较长、次数较多的;三是虐待造成被害人轻微伤或者患较严重疾病的;四是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哺乳期妇女、重病患者实施较为严重的虐待行为的;五是因虐待致使被害人自杀、自残或者精神失常的;六是其他情节恶劣的情形。

本案落在第四条和第五条的交汇处:被害人是八岁的未成年人和哺乳期妇女,属于特殊保护对象;后果是抑郁状态、创伤后应激障碍,接近「精神失常」的边缘表述。

注意第三条的措辞——「轻微伤或者患较严重疾病」。它把「伤情」和「疾病」并列。这意味着,即使没有达到轻微伤,只要造成了较严重的疾病,也可以认定情节恶劣。本案的精神科诊断,正好落在「疾病」这一支上。

这六种情形不是互斥的,可以叠加。叠加得越多,认定越稳。本案至少满足两条:特殊对象、严重后果。再叠加持续时间(半年)、手段(殴打+精神摧残),认定「情节恶劣」几乎没有争议。

四、精神科的诊断,怎么进判决书

本案有一个证据细节,值得单独说。

被害人岳某某的诊断是「抑郁状态、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两个词不是刑法术语,是精神医学的诊断。它们要进判决书,需要跨过两道关。

第一道,是证据形式。诊断要由有资质的医疗机构作出,要有病历、有就诊记录、有诊断证明。当事人自己说「孩子晚上做噩梦、不敢说话」,这是陈述,不是诊断。

第二道,是因果关系。要说明这个诊断与虐待行为之间有关联。这一点在实践中往往是难点:孩子的心理问题,可能来自父母离异,可能来自转学,也可能来自虐待。本案能建立关联,靠的是时间上的吻合——虐待发生在 2021 年上半年,症状在此期间出现并被诊断。

两道关都过了,诊断才能作为「后果」的一部分,进入「情节恶劣」的评价。

这里对办案人有个提示:虐待案件的取证,不要只做伤情鉴定。对未成年被害人,应当尽早安排心理评估,把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状态这类诊断固定下来。它们是「看不见的伤」,但在法律上,和淤青、缝针一样有分量。

对家长也有个提示:孩子被打之后出现退行行为——尿床、不说话、害怕某个人、夜里惊醒——不要当成「闹脾气」。去儿童精神科或者心理科看一次,留一份病历。这份病历,日后可能是定案的关键。

创伤后应激障碍在司法中的认定,值得展开,因为它是本案「后果」的核心。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医学上有明确标准:经历或者目睹了实际的或者威胁性的死亡、严重伤害、性暴力;出现侵入性症状(闪回、噩梦);回避症状(回避相关刺激);认知与情绪的负性改变;警觉性增高;持续时间超过一个月;造成显著痛苦或者功能损害。

在司法认定中,要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诊断的真实性。要有精神专科医院的诊断证明、病历、量表测评结果。普通医院的「抑郁状态」记录,分量弱一些。

第二,与侵害行为的因果关系。这是难点。被诊断人有其他生活事件(父母离异、转学、家庭贫困),可能影响诊断的归因。实务中的做法是:看症状出现的时间与侵害行为是否吻合;看侵害行为的强度是否足以造成创伤;必要时做司法精神病鉴定,明确因果关系。

第三,后果的等级。轻度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与「精神失常」有距离;重度的、需要长期治疗的,才可能被评价为严重。

本案的诊断是「抑郁状态、创伤后应激障碍」,法院没有把它等同于「精神失常」,而是作为「虐待行为较为严重」的佐证之一。这个处理是稳妥的:不夸大,也不忽略。

对被害方的提示:孩子受虐后,尽早到精神专科就诊,保留完整的病历和测评报告。这些材料,日后是「看不见的伤」的证据。

五、一年六个月加一年,为什么不是三年

最后说量刑。

虐待罪一年六个月,重婚罪一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二年四个月。有人会问:一加一不是等于二吗?怎么变成二点四?

这就是《刑法》第六十九条的限制加重原则。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

本案总和刑期是二年六个月,最高刑期是一年六个月,所以执行刑期必须落在这两者之间。法院取的是二年四个月——靠近上限。

为什么靠上限?因为两个罪指向的是同一段生活里的两种恶性:一个是对婚姻制度的破坏,一个是对共同生活弱者的摧残。前者的被害人是他法律上的配偶,后者的被害人是郭某某母女。两者的被害对象不同,侵害的法益不同,不能互相吸收。

再看虐待罪本身为什么是一年六个月。第一款的上限是二年,本案没有重伤、死亡,所以走第一款;有认罪认罚、有坦白(判决书未详述),但被害人是儿童和哺乳期妇女,手段包含精神摧残,后果包含精神疾病。综合下来,接近顶格。

这个案子给人的整体印象是:法律对「家里的暴力」的评价,正在从「有没有伤」转向「这个人经历了什么」。伤情是入口之一,不是唯一入口。

数罪并罚的具体规则,还需要说细一点,因为「二年四个月」这个数字不是随手写的。

《刑法》第六十九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

本案:虐待罪一年六个月,重婚罪一年。总和刑期二年六个月,最高刑期一年六个月。所以执行刑期必须落在一年六个月到二年六个月之间。

法院取二年四个月,接近上限。为什么靠上限?可以从三个角度理解:

第一,两个罪的被害对象不同。重婚罪的被害人是法律上的配偶,虐待罪的被害人是郭某某母女。侵害的法益不同,不能互相吸收。

第二,两个罪的时间重叠。重婚关系持续期间,虐待行为同时发生。这不是先后两个独立的犯罪,是一段生活里的双重违法。

第三,认罪态度。判决书没有记载自首、赔偿、谅解等情节,从轻的空间有限。

还有一点:本案为什么不适用缓刑?《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了缓刑条件,其中之一是「犯罪情节较轻」。虐待未成年人和哺乳期妇女长达半年,致精神疾病,显然不属于「情节较轻」。数罪并罚的情形,实践中对缓刑的把握也更严。

两份判决、两个罪名、二年四个月。这个案子的价值不在于刑期长短,而在于它回答了两个很容易被绕过去的问题:违法的关系里有没有「家」,看不见的伤算不算「伤」。

前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事实上的共同生活,不因关系的违法性而消失。后一个问题的答案是:精神科的诊断,可以成为刑法上的后果。

如果您正在一段没有名分的关系里,或者您的孩子正跟着一个不是亲生父母的人生活,请多留一分心。虐待不一定留下淤青,它也可能表现为剪坏的衣服、夜里的惊醒、突然的沉默。这些都需要被看见,也都可以被证明。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被告人刘某坤于2011年9月6日与他人登记结婚,在婚姻存续期间,隐瞒已婚身份,于2019年与被害人郭某某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郭某某之女岳某某(被害人,时年8岁)随郭某某与刘某坤共同生活,与刘某坤以父女相称。刘某坤与郭某某于2021年1月30日生育一子。2021年1月至7月间,刘某坤在家中多次采取拳打脚踢或用钥匙割划身体等手段殴打岳某某及正处于哺乳期的郭某某,致二人多处受伤。刘某坤还多次辱骂、恐吓岳某某和郭某某,将岳某某的衣物剪坏、丢弃,对岳某某、郭某某施以精神摧残。后郭某某报警,刘某坤被公安机关抓获。经诊断,岳某某为抑郁状态、创伤后应激障碍。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30日作出(2021)京0108刑初265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刘某坤犯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犯重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宣判后,刘某坤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27日作出(2023)京01刑终3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的争议问题有二:一是重婚对象及其子女是否属于“家庭成员”;二是虐待罪的入罪要件“情节严重”如何把握。

其一,关于重婚对象及其子女是否属于“家庭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规定:“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虽然法律对重婚行为予以否定评价,但并不影响重婚双方及其子女等形成事实上的家庭成员关系,不影响虐待罪的认定与处罚。故而,本案中,被告人刘某坤与重婚的被害人共同生活期间,虐待被害人母女的,属于虐待“家庭成员”。

其二,虐待罪的入罪要件“情节严重”如何把握。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虐待罪以虐待行为“情节恶劣”为入罪要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法发〔2015〕4号)第十七条的规定,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哺乳期妇女、重病患者实施较为严重的虐待行为等情形,属于虐待“情节恶劣”,应当依法以虐待罪定罪处罚。实践中,认定“较为严重的虐待行为”,需要从虐待的情节、手段、后果等方面综合判断。

本案中,被告人刘某坤与被害人母女共同生活期间,长期多次采取殴打、辱骂、恐吓等手段,对未成年女童及哺乳期妇女的身心予以摧残、折磨,致被害人多处受伤、罹患精神疾病等后果的,虽未达到轻微伤、轻伤以上后果,但能够认定虐待行为较为严重,属于虐待“情节恶劣”,依法以虐待罪定罪处罚。

此外,刘某坤已有配偶又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其行为已构成重婚罪,依法数罪并罚。经综合考虑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1.虽然法律对重婚行为予以否定评价,但并不影响重婚双方及其子女等形成事实上的家庭成员关系,不影响虐待罪的认定。

2.对共同生活的哺乳期妇女及未成年人,长期多次采取殴打、辱骂、恐吓等手段予以摧残、折磨,致被害人多处受伤、罹患精神疾病等后果的,虽未达到轻微伤、轻伤以上后果,但能够认定虐待行为较为严重的,属于虐待“情节恶劣”,依法以虐待罪定罪处罚。

案号: 审理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3-02-27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5-02-1-214-001)。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免责声明:本页内容仅为一般性法律信息分享,不构成对具体案件的法律意见。个案情况差异较大,遇有具体法律问题请携带材料咨询律师,以律师正式意见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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