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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案例何某英虐待案

案号:(2020)川1523刑初28号江安县人民法院 · 虐待罪 · 一审 · 2020-05-25
本案来源已核实(参考案例),判决书全文见文末折叠附录,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一、案情速览

五岁的女孩父母离异,跟着爷爷生活。爷爷有一位未婚同居的老伴,也住在这个家里。

这位「奶奶」用打、咬、掐、烫的方式对孩子动手,致轻伤二级、多处轻微伤。孩子的父亲出具了谅解。

案子不是自诉,是检察院提起公诉。四川江安法院判虐待罪一年六个月——两处关键:她算不算「家庭成员」,孩子能不能「告诉」。

二、裁判要点提炼

由共同生活的父(母)、祖父(母)等近亲属抚养,并与该近亲属的未婚同居者处于较为稳定的共同生活状态的未成年人,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的「家庭成员」。

被虐待的未成年人因年幼无法行使告诉权利,属于「被害人没有能力告诉」的情形,可以依法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三、赵律师点评

一、一个五岁孩子,和一个「奶奶」

2018 年 9 月到 2019 年 11 月,被害人唐某某五岁。父母离异后,她跟着祖父唐某勇生活。祖父有一位未婚同居的老伴何某英,也住在这个家里。

对邻居来说,这就是一家人:老人、老伴、孙女,一个院子,一口锅吃饭。孩子叫何某英什么,判决书没写,但从「共同生活」这个事实看,日常照护是有交集的。

在这十四个月里,何某英多次以孩子「不听话」为由动手。方式是打、咬、掐、烫。

鉴定结论:外伤致肢体瘢痕,轻伤二级;右前臂皮肤被咬伤、面部及左脚前掌皮肤被烫伤、背部皮肤挫伤,均为轻微伤。

案发后,何某英取得了孩子父亲唐某金的谅解。

这里有个细节值得注意:案子不是孩子或者她母亲自诉的,是四川省江安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判决书写的起诉理由是「因被害人没有能力告诉」。

于是一个五岁的孩子,把两个通常被当作「程序细节」的问题推到了台面上:虐待罪的「家庭成员」到底包不包括祖父的未婚同居老伴?一个五岁的孩子,怎么「告诉」?

五岁孩子的陈述,在刑事诉讼里怎么用?这是本案一个隐藏的技术问题。

判决书的事实认定,主要依据的是:被害人的陈述、被告人的供述、鉴定意见、病历、证人证言。被告人对指控事实没有异议,所以被害人的陈述不是唯一的定案依据。

但如果被告人翻供呢?五岁孩子的陈述,能不能单独定案?

刑事诉讼法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

五岁的孩子,属于「年幼」,但不是一律不能作证。判断标准是:能不能辨别是非、能不能正确表达。实践中,法院会审查:

第一,孩子的表达能力。能不能说清「谁、什么时候、做了什么」。

第二,陈述的稳定性。多次询问,前后是否一致;有没有被诱导。

第三,与其他证据的印证。伤情的位置、形态,与孩子描述的手段是否吻合。

第四,询问的程序。有没有法定代理人在场;有没有采用适合未成年人的方式(比如一次询问、同步录音录像、专门的询问室)。

本案的证据结构比较稳:被告人的供述与孩子的伤情、鉴定意见、病历相互印证,孩子的陈述是印证链条中的一环,不是唯一支柱。

实务提示:涉及未成年被害人的案件,取证要早、要专业。孩子的记忆会随时间模糊,也会受询问方式影响。最好由受过培训的侦查人员,在一次询问中完成,全程录音录像。

二、民法典的定义,和它的边界

《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家庭成员」四个字,刑法自己没有定义。实务中通常回到民法典。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五条第三款:「配偶、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为家庭成员。」

按这个定义,何某英不是孩子的配偶、父母、子女,也不是近亲属——她与祖父只是未婚同居,没有婚姻关系。严格按文义,她不在「家庭成员」的圈里。

法院没有停在文义上。判决书写得很坦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家庭关系出现一些新情况,未婚同居现象增多。基于此,四部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明确,家庭暴力犯罪不仅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还发生在具有监护、扶养、寄养、同居等关系的共同生活人员之间。

这是一个「目的性扩张」。理由有两条:一是根据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妥当适用刑法;二是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扩张的边界,判决书写得很克制:由共同生活的父(母)、祖父(母)等近亲属抚养,并与该近亲属的未婚同居者处于较为稳定的共同生活状态的未成年人,应当认定为「家庭成员」。

三个要件,一个都不能少:孩子在近亲属的抚养之下;近亲属与施暴者未婚同居;这种共同生活「较为稳定」。

本案三个要件都满足。孩子由祖父照顾,何某英与祖父未婚同居,十四个月同吃同住。所以,对何某英而言,这个孩子是「家庭成员」。

这个扩张,在规范体系里有清晰的脉络,不是法院临时起意。

第一层是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五条第三款,把家庭成员界定为「配偶、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注意「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这个表述,它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兜底项。

第二层是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七条: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行。这一条把「共同生活」从亲属关系中剥离出来,单独作为连接点。

第三层就是四部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明确家庭暴力犯罪还发生在具有监护、扶养、寄养、同居等关系的共同生活人员之间。

三层规范叠起来,形成一条清晰的逻辑:家庭暴力的核心不是「有没有亲属关系」,而是「有没有共同生活形成的依赖与控制」。

《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用「家庭成员」这个词,是1997年立法时的表述。当时的家庭形态比现在单一。二十多年后,未婚同居、隔代抚养、离异重组、寄养代养,都成了常见的家庭形态。如果坚持文义解释,这些关系里的暴力就无法用虐待罪评价,只能退到故意伤害或者治安处罚——而这两条路都要求单次伤害达到一定程度,对「长期折磨但没有明显伤」的情形无能为力。

所以扩张是必要的。它不是为了扩大打击面,是为了不让一类真实的暴力落在法律的缝隙里。

三、为什么不能只看那张结婚证

这个扩张,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是不是太宽了」。

换个角度想:如果严格按文义,何某英打这个孩子,就只能是故意伤害或者治安处罚。轻伤二级,故意伤害罪的法定刑是三年以下;如果按治安案件处理,可能只是拘留罚款。而虐待罪第二款的入口——长期折磨——就完全用不上了。

可事实是:孩子在这十四个月里,被同一个人反复打、咬、掐、烫。伤害不是一次性的,是持续的;施暴者不是路人,是这个家里每天给她做饭的人。这种关系里的暴力,与父母打孩子,在被害人的感受上有什么区别?

刑法设立虐待罪,保护的正是家庭关系中的弱势一方。它关注的核心不是「血缘」,而是「依赖」——被害人在生活上依赖施暴者,因此无处可逃,也不敢反抗。

用这个标准去衡量:一个五岁的孩子,父亲不在身边,母亲离异,跟着祖父生活,祖父的老伴是家里另一个成年人。她对这个成年人有没有依赖?有。她能不能离开?不能。她能不能反抗?不能。

所以法院的扩张不是「扩大打击面」,而是把刑法本来的保护目的,落到了它应该落的地方。

同时也划了边界:必须是「较为稳定的共同生活状态」。短暂的借住、临时的看护、来家里帮几天忙的亲戚,不在此列。这个限定很重要,它防止了「家庭成员」变成一个可以无限拉伸的概念。

本案为什么没有定故意伤害罪?这个问题值得追问,因为伤情是轻伤二级,如果按故意伤害,法定刑是三年以下,比虐待罪第一款(二年以下)更重。

原因有三层:

第一层,起诉的罪名是虐待罪。法院不能超出起诉范围另定罪名(除非改变定性更准确且经过法定程序)。检察机关选择虐待罪,是因为事实结构更符合虐待——长期、多次、多种手段。

第二层,单次伤害无法特定。孩子身上的伤是多处、多次形成的,哪一次造成了轻伤二级,无法确定。这与 3248 案的理由相同。

第三层,主观内容指向折磨而非伤害。被告人以「不听话」为由反复动手,目的是管教、发泄,不是追求某个特定的伤害结果。

但要注意:虐待和故意伤害不是互斥的。如果一个人在同一次行为中,既实施了虐待,又造成了明确的伤害后果,可能构成想象竞合,从一重罪处罚。

实务中的分水岭,是能不能把某一次行为单独拎出来。能拎出来,就按故意伤害;拎不出来,就整体按虐待。

这个规则对被害方有实际意义:报案时要把每一次的时间、手段、伤处记清楚。记录越细,越可能锁定单次行为,也越可能争取到更重的罪名。

四、五岁的孩子,怎么「告诉」

第二个问题更技术,但同样关键。

《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三款: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告诉的才处理」,但被害人没有能力告诉,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除外。

这就是虐待罪的「亲告」属性。它意味着:一般情况下,公安不立案,检察院不公诉,要被害人自己到法院起诉。立法本意是尊重家庭内部的自治,不愿公权力过度介入家事。

可这个设计有个前提——被害人「能告诉」。

一个五岁的孩子,能不能写起诉状?能不能到法院立案窗口递材料?能不能理解「告诉」意味着什么?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她不具备诉讼行为能力,也没有能力表达「我要追究」的意思。

判决书的表述是:在虐待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未成年人往往因年幼没有能力告诉,因此应当按照公诉程序处理,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以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这句话把「没有能力告诉」解释成了一个客观状态,而不是主观意愿。不是「她不想告诉」,是「她不能告诉」。

顺着这条线,还能想到更多情形:重度智力障碍的被害人、植物人状态的被害人、被隔离控制失去通讯工具的被害人、被威胁「你敢说出去就打死你」的被害人。这四类人,都落在「没有能力告诉」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诉」里。

对这些案件,正确的做法不是让被害人家属去自诉,而是向公安机关报案,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院提起公诉。

「告诉才处理」这个制度,还有一层需要说明:它在自诉与公诉之间,留了一条转换通道。

刑事诉讼法规定,自诉案件包括三类: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

虐待罪属于第一类。但第一类案件并非绝对只能自诉。法律同时规定,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如果被害人没有能力告诉,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诉,可以由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这就是本案的路径:江安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害人没有能力告诉」为由,直接提起公诉,案件按公诉程序办理。

这条路径的意义,在未成年人、老年人、精神障碍患者身上最明显。这三类人往往不具备自诉的能力:不知道怎么立案、不知道怎么写诉状、不知道怎么举证,甚至不知道自己被侵害了。

所以实务中的正确做法是:遇到这类案件,不要先去法院立案庭问「怎么自诉」,而应当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向检察机关的未成年人检察部门反映。检察机关有「督促监护」「支持起诉」的职能,可以主动介入。

本案还有一个细节:孩子的父亲出具了谅解书。在公诉案件里,被害人家属的谅解不能撤销案件,只能作为量刑情节。这一点与自诉案件不同——自诉案件可以撤回起诉,公诉案件不能。

五、一年六个月,和那份谅解

判一年六个月。虐待罪第一款的区间是二年以下,一年六个月在中段偏上。

从轻的因素有哪些?被告人取得被害人父亲的谅解,这是一个。坦白、认罪,通常也有。

从重的因素呢?被害人是五岁的儿童;持续时间十四个月;手段包括咬、烫——这两样在身体上留下的痕迹最直观,也最能说明施虐时的恶性;后果是轻伤二级加三处轻微伤。

有人会问:孩子父亲都谅解了,为什么还要判实刑?

因为虐待罪侵害的不只是被害人的身体健康,还有家庭关系中的弱者保护秩序。被害人是无行为能力的儿童,她的父亲长期不在身边,谅解书是父亲出具的,不是孩子出具的。法院在衡量谅解的分量时,要看是谁谅解、谅解的是什么事、有没有损害被害人本人的利益。

这个案子还有一个值得记住的细节:案发后孩子由谁照顾,判决书没有写。这恰恰是这类案件最现实的难题——施暴者被判刑了,孩子还在那个家里,祖父还在,父亲还是不着家。刑事判决解决的是「罚」,解决不了「养」。

所以如果您身边有类似情况,报警只是第一步。同时要做的,是联系民政部门、未成年人保护机构、居委会,把孩子的临时监护和生活安置一并落实。这一点,比判几年更重要。

一年六个月的量刑,还可以做一个横向对照,帮助理解它的位置。

同一时期、同类案件的量刑,大致有这么几个梯度:

第一档,虐待致轻伤,认罪、赔偿、取得谅解的,多在一年以下或者缓刑。

第二档,虐待致轻伤,无从轻情节,或者被害人是未成年人的,多在一年到一年六个月。

第三档,虐待致重伤,二年到四年。

第四档,虐待致死,四年到七年。

本案在第二档偏上。理由:被害人是五岁幼童,属于特殊保护对象;持续时间十四个月;手段包括咬、烫,留下的痕迹明显;后果是轻伤二级加三处轻微伤。从轻的只有取得谅解一项。

如果本案有赔偿,量刑可能更轻。判决书没有提到赔偿,只提到谅解。这在实务中是个常见现象:家属出具谅解书,但没有实际赔偿。法院对「无赔偿的谅解」评价会更谨慎——因为被害人的实际损失没有填补。

还有一点:本案没有适用缓刑。虐待未成年人、持续时间长、手段恶劣,这几个因素叠加,法院通常认为不符合「犯罪情节较轻」的缓刑条件。

对被告人家属的提示:如果希望争取缓刑,光有谅解书不够,还要有实际赔偿、真诚悔罪、稳定的监护条件。三者缺一,缓刑的可能性都会下降。

这个案子只有一年六个月,标的也不大,却把虐待罪里两个最模糊的地方讲清楚了:谁是「家庭成员」,谁「能告诉」。

前一个问题,法院用「稳定的共同生活」代替了「结婚证」;后一个问题,法院用「客观不能」代替了「主观不愿」。这两个转换,方向是一致的——刑法保护的是那个跑不掉的人,而不是那张纸上写着的关系。

最后说一句给家长听的。把孩子交给老人带,是很多家庭的现实选择。但如果老人家里还有另一位共同生活的成年人,请至少做到两件事:定期视频看孩子,注意她身上有没有说不清的伤;告诉孩子,任何人打她,都可以打电话告诉爸爸妈妈。这两件小事,比任何事后追责都有用。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2018年9月至2019年11月,被害人唐某某(女,时年5岁)因父母离异,跟随祖父唐某勇以及唐某勇的未婚同居老伴何某英共同生活。在共同生活期间,被告人何某英多次以唐某某不听话为由,采取打、咬、掐、烫等方式虐待唐某某,造成唐某某全身多处损伤。经鉴定,唐某某因外伤致肢体瘢痕的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右前臂皮肤被咬伤、面部及左脚前掌皮肤被烫伤及背部皮肤挫伤的损伤程度均为轻微伤。案发后,何某英取得唐某某父亲唐某金的谅解。

四川省江安县人民检察院因被害人没有能力告诉,以被告人何某英犯虐待罪向江安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江安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25日作出(2020)川1523刑初28号刑事判决:被告人何某英犯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宣判后,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对被害人唐某某应否认定为虐待罪中的“家庭成员”,二是本案应否适用公诉程序,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第一,应当认定被害人唐某某为虐待罪中的“家庭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规定:“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关于家庭成员的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五条第三款规定:“配偶、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为家庭成员。”对于虐待罪中“家庭成员”的范围,实践中通常按照民法典上述规定予以把握。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家庭关系出现一些新情况,未婚同居现象增多。基于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法发〔2015〕4号)明确,家庭暴力犯罪不仅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还发生在具有监护、扶养、寄养、同居等关系的共同生活人员之间。出于根据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妥当适用刑法、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考虑,有必要适度拓展虐待罪中“家庭成员”的范围。

对于由其共同生活的父(母)、祖父(母)等近亲属抚养,并与该近亲属的未婚同居者处于较为稳定的共同生活状态的未成年人,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的“家庭成员”。

本案中,被告人何某英与唐某某的祖父为未婚同居关系,在唐某某由祖父照顾期间,何某英也与唐某某共同生活,处于较为稳定的共同生活状态,故对于何某英而言,唐某某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的“家庭成员”。

第二,被害人唐某某没有能力告诉,可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三款规定,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告诉的才处理,但被害人没有能力告诉,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除外。在虐待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未成年人往往因年幼没有能力告诉,因此应当按照公诉程序处理,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以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本案中,被害人唐某某时年5岁,自然无法行使告诉权利,属于“被害人没有能力告诉”的情形,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按照公诉案件处理,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被告人何某英对共同生活的被害人唐某某,多次采取打、咬、掐、烫等方式进行虐待,致唐某某受轻伤,情节恶劣,构成虐待罪。唐某某因年幼没有能力告诉,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符合法律规定。法院综合全案情节,依法作出如上判决。

1.由共同生活的父(母)、祖父(母)等近亲属抚养,并与该近亲属的未婚同居者处于较为稳定的共同生活状态的未成年人,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的“家庭成员”。前述近亲属的未婚同居者对未成年人实施虐待行为,情节恶劣的,依法以虐待罪论处。

2.被虐待的未成年人因年幼无法行使告诉权利,属于虐待罪中“被害人没有能力告诉”的情形,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三款规定的,可以依法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案号:(2020)川1523刑初28号 审理法院:江安县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0-05-25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6-02-1-214-001)。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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