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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案例蔡某珊虐待案

案号:(2012)朝刑初字第2832号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 虐待罪 · 一审 · 2013-06-13
本案来源已核实(参考案例),判决书全文见文末折叠附录,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一、案情速览

继母从孩子八岁起,掐脸、用擀面杖打、用脚踹、用开水烫。四年里孩子反复就诊、入院,最重的一次是胰腺外伤、胰体断裂。

被害人的代理人主张这是故意伤害罪,应当从重。辩护人说是家庭矛盾激化、初犯偶犯、积极赔偿。

北京朝阳法院判的是虐待罪,五年。理由是:查不清哪一次打出了重伤,就不能排除是长期虐待累积所致。

二、裁判要点提炼

家庭成员之间的伤害行为,认定虐待罪还是故意伤害罪,要看行为人主观故意的内容与行为的客观方面:虐待意在折磨、摧残以使被害人痛苦,故意伤害意在直接损害身体健康。

在案证据无法确定造成重伤后果的具体伤害行为,不能排除重伤系长期虐待行为积累所致的,仍应认定虐待罪,适用《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二款。

三、赵律师点评

一、四年,一个孩子身上的记录

被告人 2008 年 5 月与陈某甲结婚。2009 年初,陈某甲与前妻所生的女儿陈某乙过来一起生活。从 2010 年起,因为家庭矛盾,被告人开始对这个孩子动手。

手段不复杂,也不隐蔽:掐脸、掐身体,用擀面杖打,用脚踹全身多个部位,用开水烫身上和双脚。

后果写在病历里:

2010 年 10 月 19 日,孩子因胰腺外伤、胰体断裂、右眼眶周软组织损伤、右眼结膜出血、双腋部及会阴部陈旧瘢痕、头皮散在毛发脱落入院治疗。

2011 年 4 月 16 日,因左肱骨外髁骨折就诊。

2011 年 7 月 18 日,因右手切割伤就诊。

2011 年 12 月 8 日,因呕吐、全身多发软组织挫伤、会阴部软组织损伤在某儿童医院就诊——这一次,是医护人员报的警。

经鉴定,损伤程度为重伤(偏轻),伤残程度九级。

法院判虐待罪,有期徒刑五年。这个结果一出来,被害人的代理人是不满意的:伤得这么重,为什么不是故意伤害罪?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法定刑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起刑点就比虐待罪高。

这里需要把两个罪的量刑结构摊开对照,才能理解为什么罪名之争如此激烈。

虐待罪:第一款,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第二款,致被害人重伤、死亡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故意伤害罪:致人轻伤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人重伤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两条线的差距,在「重伤」这一档最明显:虐待罪的上限是七年,故意伤害罪的上限是十年;虐待罪的下限是二年,故意伤害罪的下限是三年。

所以对一个造成重伤的施暴者来说,「定虐待还是定伤害」直接决定了他是在二年到七年之间,还是在三年到十年之间。

更麻烦的是,这两条线在事实层面经常重叠。一个人长期打孩子,某一次打出了重伤——这一次既是虐待的一部分,也单独构成故意伤害。这种情况下,理论上可以数罪并罚,也可以按一罪从重,取决于行为能否分割、故意能否区分。

本案的处理是:因为无法确定哪一次造成了重伤,无法把某一次单独拎出来评价,所以整体按虐待罪(含致重伤的加重结果)处理。这是一条清晰的路径,但不是唯一路径。如果证据能锁定单次行为,结论可能是另一个。

二、「这是虐待,还是伤害」

这个问题在家庭暴力案件里出现得极频繁,因为它直接决定罪名,进而决定量刑区间。

先看两个罪的法定刑:虐待罪第一款,「二年以下」;第二款,致被害人重伤、死亡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故意伤害罪,致人轻伤「三年以下」,致人重伤「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两条线在「重伤」这个点上交叉了。同样是重伤,走虐待罪是二到七年,走故意伤害罪是三到十年。所以罪名之争,实质是刑期之争。

法院在本案里给出的区分方法,分主观、客观两层,值得逐条对照:

主观上,两者都是故意犯罪,但故意的内容不同。虐待罪的行为人,主观上是要对被害人进行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摧残,意图使被害人痛苦,从而达到发泄、报复的目的;故意伤害罪的行为人,主观上是有意识地造成被害人身体上的伤害,表现为对伤害结果的追求或者放任。

用一句更直白的话说:虐待是「我要你难受」,伤害是「我要你受伤」。

本案被告人多次供述,她虐待孩子的目的是通过长期施虐发泄自己对于婚姻家庭生活的不满。这句话把主观内容锁定了——她要的是发泄,不是某一次把人打坏。

本案还有一个身份问题,判决书没有展开,但值得点出:被害人是继女。

被告人 2008 年 5 月与陈某甲结婚,2009 年初陈某甲与前妻所生女儿陈某乙过来一起生活。孩子当时八岁左右,未成年,随继母共同生活,由家庭共同抚养。

这构成「有扶养关系的继母女关系」。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二条第二款: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

也就是说,在法律上,这个孩子就是她的女儿。虐待罪的「家庭成员」,当然包括。

这个点在本案没有成为争点,因为辩方没有质疑身份——事实太清楚了:一起生活四年,孩子叫她母亲,家里共同开支。

但实务中,继亲家庭的虐待案件,身份往往成为第一个争点。辩护方会说:没有办理收养登记,不构成养子女;没有形成扶养关系,不构成继子女。

判断「有没有形成扶养关系」,实践中的标准通常是:共同生活的时间长短;继父母是否承担了抚养教育费用;继子女是否年幼、是否需要抚养;双方是否以父母子女相称、亲友是否认可。

本案四条全占。所以身份没有争议。反过来说,如果继父母只是偶尔给钱、没有共同生活,就不构成拟制血亲,虐待行为只能按故意伤害或者治安案件处理。

三、客观上,看三层

客观方面,法院给了三条判断标准,层层递进。

第一层,暴力的程度。虐待行为本身通常不具有直接严重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属性;故意伤害则表现为对身体组织完整性或者器官功能的直接侵害。判断暴力程度,要看打击方式、打击力度、打击部位、有无使用工具。

本案里,擀面杖、脚踹、开水烫,手段不算轻。但要注意,手段严重不等于罪名就是故意伤害——还要看它是不是指向某个特定的伤害结果。

第二层,成伤机制。虐待罪不以直接的肉体伤害程度为入罪要件,只要达到「情节恶劣」就构成;故意伤害罪则要求造成轻伤以上后果。反过来说,虐待罪里的重伤、死亡,是「加重结果」,不是「构成要件」。

第三层,既往暴力情况。虐待通常表现为长期的、连续的多次折磨;故意伤害往往是一次或者连续几次行为即可致伤。

三层合起来看本案:四年、多次、多种手段、多个部位、反复就诊,这是典型的长期折磨;而重伤那一次,具体是哪一下打出来的,查不清。

查不清,就成了本案定性的关键。

鉴定人出庭这件事,本身也有制度依据,值得说清楚。

刑事诉讼法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这条规则的分量在于最后一句:不出庭,鉴定意见就被排除。它把「书面鉴定」变成了「可被质证的证据」,防止一份没人能解释的报告直接决定一个人的刑期。

本案的鉴定人出庭,接受的是被害方诉讼代理人的询问。代理人想问的,其实是「这个重伤是不是一次打出来的」。鉴定人的回答很谨慎:倾向认为系一次损伤导致,但不能明确排除多次外力造成的可能。

这个回答,在法律上叫「存疑」。存疑的后果,是由控方承担——因为控方主张「这是一次故意伤害」,就要证明这一次的存在与对应。证明不了,就回到虐待罪的框架。

除了鉴定人出庭,当事人还可以申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意见提出意见。这在刑事诉讼法上叫专家辅助人。它的作用不是替代鉴定,而是帮法官读懂鉴定、发现鉴定中的疑点。本案被告方没有申请,但从辩护策略上看,这是一个可用的工具。

四、查不清的那一下

庭审中,鉴定人出庭作证,就本案最关键的一份证据——被害人的伤情鉴定意见——接受询问。

鉴定人证实:孩子的胰腺损伤是外力击打所致,并倾向认为该重伤后果系一次损伤导致,但不能明确排除腹部、背部多次受到外力造成的可能。

这句话在证据法上的分量很重。它意味着:重伤可能来自一次打击,也可能来自多次打击的累积,现有证据无法二选一。

于是出现一个刑事诉讼的基本规则——存疑有利于被告人。

如果认定为一次打击所致,就要指明是哪一次、当时的故意内容是什么;指不出来,就不能把这一次单独拎出来定故意伤害。而如果把重伤看作长期虐待的累积结果,那么它自然落在虐待罪第二款的「致人重伤」里。

法院的表述是:在案证据无法确定造成被害人重伤后果的具体伤害行为,不能排除被害人的重伤后果系长期虐待行为积累所致的可能,故对该代理意见不予采纳。

这里要说明一点:这不是「伤得重反而判得轻」的荒谬,而是罪名必须建立在被证明的事实之上。检察机关起诉的是虐待罪,控方没有就某一次具体的伤害行为举证,法院不能替控方补上这一环。

如果本案的侦查方向换一下——固定某一次殴打的时间、工具、部位、当时的就医记录与伤情照片,让鉴定人明确该次打击与胰腺损伤的对应关系——结论完全可能是另一个罪名。这也是这类案件侦查取证时最该下功夫的地方。

「一次还是多次」这个鉴定难题,值得再多说几句,因为它是本案的技术核心。

法医学上,判断损伤是一次形成还是多次累积,主要看三样:

第一,损伤的形态。单次打击形成的挫伤,形态通常规整,边界清晰,与致伤物的形状对应;多次打击形成的损伤,形态杂乱,新旧不一,边界模糊。

第二,损伤的愈合程度。不同时间形成的损伤,愈合阶段不同——有的还在出血,有的已经机化,有的形成瘢痕。通过病理检查,可以大致判断损伤的新旧。

第三,损伤的分布。单次打击通常集中在一个部位;多次打击分布在多个部位,且方向不一。

本案的困难在于:被害人的胰腺损伤在腹腔深部,无法直接观察形态;损伤发生后经过了一段时间才就诊,愈合过程已经改变了原始形态;而且孩子年幼,无法准确陈述受伤的过程。

所以鉴定人只能给出「倾向认为一次、不能排除多次」的结论。这个结论在技术上是诚实的,在法律上就是「存疑」。

值得补充的是:这类案件如果能在受伤后第一时间做影像学检查(增强扫描),并在手术中保留影像与病理资料,判断的准确度会高很多。本案的初次就诊时间是 2010 年 10 月 19 日,因胰腺外伤入院——如果能调取当时的手术记录和影像,也许能更精确。但案卷里没有,法院只能按现有证据判断。

五、五年,和那笔赔偿

量刑上,法院认定了两个从轻情节:当庭自愿认罪;在亲属帮助下赔偿被害人部分经济损失。辩护人提的「初犯、偶犯」「家庭矛盾激化引发」,法院没有单独评价,但从结果看,五年是第二款区间的中段偏下。

这里有个容易被误读的地方:虐待罪第二款的区间是二年以上七年以下,五年不算顶格。为什么不是更重?因为没有认定特别恶劣的手段后果组合,也因为认罪与部分赔偿。为什么不是更轻?因为被害人是儿童,重伤、九级伤残,四年持续施虐。

对读者更有用的,是本案留下的三条实务经验:

第一,遇到家庭成员之间的伤害,第一时间要做的不是争论罪名,而是固定单次伤害的证据。时间、工具、部位、当时的照片、当时的病历,这四样凑齐,才谈得上故意伤害。

第二,孩子的伤,医护人员是重要的发现渠道。本案最终案发,就是 2011 年 12 月 8 日就诊时医护人员报警。学校老师、社区医生、邻居,都有强制报告的义务与渠道。

第三,虐待罪的「情节恶劣」不要求轻伤。手段恶劣、持续时间长、被害人系未成年人,都可以单独支撑入罪。反过来,一旦出现重伤、死亡,就跳到第二款,刑期直接上到七年以下。

附带民事诉讼这一块,也需要交代清楚,因为很多被害人家庭会在这里吃亏。

本案是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被害人提出了附带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与单纯的侵权诉讼不同:一般只赔偿因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误工费、残疾生活辅助具费、丧葬费等。

关键的一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一般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明确,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所以一个孩子被虐待四年、留下九级伤残,她能拿到的赔偿是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这类可计算的物质损失,不包括「精神痛苦」这一项。这不是法律冷漠,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制度设计——它以刑事惩罚为主,以物质填补为辅。

判决书只写「在亲属帮助下赔偿被害人部分经济损失」,没有写具体数额和项目。这个「部分」二字,说明赔偿没有到位。而赔偿不到位,又直接影响从轻的幅度。

对被害方来说,实务上的建议是:刑事阶段先固定损失证据(医疗票据、护理记录、后续治疗意见),该提的附带民事诉讼要提;对精神损害部分,可以另行评估是否在民事程序中主张。

这个案子最容易被误传的一句话是「继母把孩子打成重伤只判了五年」。准确的说法是:继母因长期虐待被判五年,而那次重伤,因为没有证据指向具体某一次殴打,被认定为长期虐待的累积后果。

罪名之争从来不是文字游戏。它决定了要证明什么、由谁证明、证明到什么程度。对被害人一方,这意味着取证要往「单次、具体、可对应」上做;对被告人一方,这意味着「查不清」三个字,有时候真的能改变罪名。

还有一句题外话。判决书里那张伤情清单——胰腺断裂、眼眶出血、会阴部陈旧瘢痕、头皮毛发脱落——是一个孩子四年生活的全部。任何一个人读到这份清单,都不会觉得五年是个轻飘飘的数字。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蔡某珊犯虐待罪,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陈某乙(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认为被告人蔡某珊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应对其从重处罚。

被告人蔡某珊对指控犯罪事实无异议。其辩护人提出,蔡某珊系自愿认罪,此次犯罪系初犯、偶犯,本案系家庭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被告人有悔罪表现,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建议从轻处罚。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蔡某珊和陈某甲于2008年5月结婚。2009年初,陈某甲和前妻所生女儿陈某乙与陈某甲、蔡某珊一起生活。自2010年以来,蔡某珊因家庭矛盾,为发泄心中不满,先后多次掐陈某乙的面部和身体,用擀面杖殴打、用脚踢踹其全身多个部位,用开水烫伤其身上和双脚,导致陈某乙多次就诊和入院治疗。其中,2010年10月19日,陈某乙因胰腺外伤、胰体断裂、右眼眶周软组织损伤、右眼结膜出血、双腋部、会阴部陈旧瘢痕、头皮散在毛发脱落入院治疗;2011年4月16日,陈某乙因左肱骨外髁骨折就诊;同年7月18日,陈某乙因右手切割伤就诊;同年12月8日,陈某乙因呕吐、全身多发软组织挫伤、会阴部软组织损伤在某儿童医院就诊时,由医护人员报警。经鉴定,陈某乙损伤程度为重伤(偏轻),伤残程度为九级。

庭审中,鉴定人出庭作证,就本案关键证据之一被害人陈某乙的伤情鉴定意见接受询问。鉴定人证实陈某乙的胰腺损伤是外力击打所致,并倾向认为该重伤后果系一次损伤导致,但不能明确排除腹部、背部多次受到外力造成的可能。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13日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蔡某珊犯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人蔡某珊在与被害人陈某乙共同生活期间,因家庭矛盾经常采用打骂等方式虐待被害人,致被害人重伤(偏轻)后果,其行为已构成虐待罪。对于被害人陈某乙诉讼代理人提出的蔡某珊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的意见,经查,蔡某珊多次供述其虐待被害人的目的系通过长期施虐以发泄自己对于婚姻家庭生活的不满,在案证据无法确定造成被害人重伤后果的具体伤害行为,不能排除被害人的重伤后果系长期虐待行为积累所致的可能,故对该代理意见不予采纳。鉴于蔡某珊当庭自愿认罪,在亲属帮助下赔偿被害人部分经济损失,故对蔡某珊所犯罪行酌情从轻处罚。蔡某珊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予以采纳。据此,一审法院作出如上判决。

发生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伤害行为,认定虐待罪还是故意伤害罪,主要依据被告人的主观心态、行为的客观方面等综合加以判定。

1.在主观方面,虽然二者都是故意犯罪,但故意的内容有所不同。虐待罪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只是对被害人进行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和摧残,意图使被害人痛苦从而达到其发泄、报复等目的;而故意伤害罪的行为人在主观上是有意识地造成被害人身体上的伤害,表现为行为人对于造成被害人伤害结果的追求或放任。

2.在客观方面,一是从行为的暴力程度来看,虐待行为本身通常不具有直接严重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属性,而故意伤害行为则表现为对被害人身体组织完整性或器官功能的直接侵害。判断行为的暴力程度,通常要从行为的打击方式、打击力度、打击部位、有无使用工具等综合分析。二是从被害人成伤机制来看,虐待罪不以被害人直接的肉体伤害程度为入罪要件,只要达到“情节恶劣”即构成该罪,而故意伤害罪要求造成被害人轻伤以上后果。三是从既往暴力情况来看,虐待行为通常表现为长期的、连续的多次折磨,而故意伤害行为往往是一次或连续几次行为即可致伤。

案号:(2012)朝刑初字第2832号 审理法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13-06-13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3-02-1-214-001)。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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