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江西某公司、中山某公司等侵犯商业秘密案
一、案情速览
珠海某公司是一家打印耗材生产企业。余某某任常务副总经理,负责公司经营管理;罗某任销售总监,负责销售;李某任产品部经理,负责分析产品并根据竞争对手价格、结合公司成本制定价格建议;肖某任产品销售经理,负责与客户商谈、签订合同、安排订单和货款跟踪。四个人在日常工作中都能接触到公司的客户名单、价格体系、产品成本等信息。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下旬,四人均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和《保守秘密及限制竞业协议》,履约期至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二日,余某与江西商人黄某成立江西某公司,生产打印机用硒鼓等耗材,并另设中山某公司及境外多家公司销售其产品。四人利用窃取的经营信息,制定自己产品的销售价格体系,以明显低于原公司的价格,向原属于原公司的客户销售相同型号产品,造成原公司巨大经济损失。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一审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被告单位罚金三千万元,判处余某等四人有期徒刑六年至三年不等并处罚金。二审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改判:江西某公司罚金二千一百四十万元、中山某公司罚金一千四百二十万元;余某维持有期徒刑六年、罚金一百万元;罗某改判三年、罚金二十万元;李某、肖某各改判二年、缓刑三年、罚金十万元。
二、裁判要点提炼
客户名单、价格体系等经营信息,除一般公知性内容外还包含客户交易习惯、交易方式等不具有规律性的内容,系权利人在多年生产经营中积累形成的独创性成果,不为所属领域相关人员普遍知悉和容易获得,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并具有实用性,且权利人已签订保密协议、以系统化编码方式管理的,属于经营信息类商业秘密。
侵犯商业秘密侵犯的是无形财产权,其损失不一定表现为财产的直接减少,而体现为无形财产价值贬损和销售市场被侵占,继而造成权利人正常获利减少。侵权人拒不提供原始财务账册致侵权获利无法计算的,可以按侵权产品销售数量乘以权利人相应型号产品的平均毛利润率计算权利人损失。
三、赵律师点评
四个高管一起辞职,带走了客户名单和价格表
这个案子的特别之处,是「一起」。 余某某是常务副总经理,管全盘经营;罗某是销售总监,管销售;李某是产品部经理,负责分析产品、根据竞争对手价格和公司成本制定价格建议;肖某是产品销售经理,直接跟客户谈合同、排订单、跟货款。 四个人的岗位,正好拼成一家公司的经营全景:谁在买、买多少、什么价能成、成本底线在哪。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下旬,四个人都签了《劳动合同》和《保守秘密及限制竞业协议》,履约期到二〇一四年年底。协议签完不到一个月,余某就与江西商人黄某成立了江西某公司,生产同类耗材;随后又设了中山某公司,以及香港、美国、欧洲几家公司负责销售。 产品一样,客户一样,价格更低。他们用带出来的经营信息,重新做了一套价格体系,专门找原来属于老东家的客户,报出明显更低的价格。 老东家的反应可以想象:客户一个一个流失,订单一张一张减少,但很难说清「到底是被谁抢走的」。这正是经营信息类商业秘密案件的典型困境——损失真实存在,却看不见摸不着。
客户名单凭什么算商业秘密,不是有名字有电话就行
这是本案第一道关口,也是所有同类案件的第一道关口:客户名单到底算不算秘密? 很多人的直觉是:客户名单不就是公司名、联系人、电话吗?同行之间打听打听就有了,凭什么算秘密? 法院的回答分了四层,值得逐层看清楚。 第一层,内容上不止于公知信息。本案的客户名单和价格体系,除了公司名称这些谁都能查到的内容,还包含客户的交易习惯、交易方式——这家客户习惯什么付款周期、接受什么包装规格、对交期有多敏感、谈判时在哪个环节会让价。这些东西没有规律,只能一家一家谈出来。 第二层,来源上是独创性劳动成果。这些信息是公司在多年生产经营中一点点开发积累的,不是从公开渠道抄来的,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既不普遍知悉,也不容易获得。 第三层,价值上能带来现实利益。这批客户已经为公司积累了稳定订单,让产品占到一定市场份额,经济性和实用性都是现成的。 第四层,措施上真的做了保密。这一层最容易被忽略,但在本案里恰恰最关键:四个人都签了保密协议;更重要的是,客户名单和价格体系在公司内部是以系统化编码的形式存在的,没有掌握编码规则的人,即使拿到了这份资料,也看不懂里面具体指代什么。 「看不懂」这三个字,就是最硬的保密措施。它不是靠一纸协议约束人,而是靠技术手段让资料离开公司就失去意义。 四层齐了,客户名单和价格体系被认定为经营信息类商业秘密。这里给企业的提示很直接:光签保密协议不够,还得让资料「加密到看不懂」。 「单位犯罪」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怎么定,本案给了一个可以对照的样本。四个人分别是常务副总经理、销售总监、产品部经理、产品销售经理,都进入了追究范围。 判断的关键不是头衔,是三件事:对犯罪行为是否知情;是否参与决策或者组织;是否从犯罪中获益。三条中前两条最重要。本案四个人共同商议成立公司、各自负责一块业务,属于「共同决策、分工执行」,所以都是主管人员或者直接责任人员。
损失怎么算:用你的销量,乘我的毛利率
这是本案最有技术含量的一段,也是二审判决书里着墨最多的地方。 侵犯商业秘密的损失,通常有三个算法:权利人减少的利润、侵权人获得的利润、商业秘密本身的研发成本或许可使用费。 本案一、二审期间,江西某公司始终没有向法院提交原始的财务会计账册。没有账,就算不出侵权获利。 法院于是换了一条路:按权利人丧失的预期利润计算。 逻辑是这样推的: 第一步,确定「抢了客户」。江西某公司、中山某公司向涉案客户销售的是与原公司对应型号相同的产品,原公司因此丧失了与这些客户的交易机会;再加上他们是窃取了原公司价格体系后低价销售——这两点合起来,足以认定是恶意抢夺。 第二步,确定「本来能赚多少」。司法会计鉴定机构对原公司七十多个型号产品出具了鉴定意见,证实这些型号在二〇一〇年度是盈利的,并给出了各型号的平均毛利润率。鉴定意见里特别说明:这个毛利润率是销售利润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已经扣除了销售成本,是扣完成本后的真实利润率。 第三步,两者相乘。侵权人销售与权利人相同型号产品的数量,乘以权利人相应型号的平均毛利润率,得出权利人的经济损失。 这个算法的精妙在于,它不需要侵权人的账。你有多少销量,从你的出货记录、客户订单、物流单据里能查出来;我本来能赚多少,从我自己的财务数据里能算出来。两头一乘,中间那本你不肯交的账,就不重要了。 判决书里还有一句话,说透了这类犯罪的本质:侵犯商业秘密侵犯的是无形财产权,与侵犯有形财产不同,损失不一定表现为财产的直接减少,而是体现为无形财产价值的贬损和产品销售市场被侵占,继而造成权利人在正常情况下获利的减少。 换句话说,偷走一台机器,损失是机器的价钱;偷走一份客户名单,损失是未来几年本来能做的生意。后者往往大得多。 「系统化编码」这个细节,值得单独说一段,因为它是很多企业忽略的抓手。什么叫系统化编码?就是把客户名称、联系方式、成交价、折扣政策等要素,编成一套内部人才能解读的代码或者字段。外部人拿到这份表,看到的是一堆编号和缩写,不知道指的是谁、代表什么价。 这种做法的法律意义在于:它把「保密措施」从「纸面约定」变成了「技术事实」。法院审查保密措施是否合理,看的就是权利人有没有采取「与信息价值相适应」的手段。一份谁都看得懂的客户名单,签了协议也难认定;一份看不懂的编码表,本身就是措施。
单位和人都被判了,两千多万罚金怎么来的
这个案子的判决很有意思:一审对单位罚三千万元,二审改成了两家公司分别罚二千一百四十万元和一千四百二十万元,合计三千五百六十万元——比一审还高。 为什么改了反而更重?因为一审只罚了一家,二审把两家都认定了。 刑法对单位犯罪的处理是「双罚制」:对单位判处罚金,同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刑。本案中,江西某公司是生产主体,中山某公司是销售主体,两家公司都在用窃取的信息经营,都是单位犯罪,都要罚。 而四个人的量刑,二审普遍往下调了。余某维持六年,罗某从五年降到三年,李某、肖某从四年、三年降到二年并适用缓刑。 调整的依据是各人的地位作用:余某是发起者、组织者,与黄某共同成立公司,作用最大;罗某是销售总监,掌握客户资源,作用次之;李某负责产品分析和价格建议,肖某负责具体客户对接,作用相对较小。 这里有一个很多人关心的现实问题:单位犯罪,员工会不会被牵连? 答案是看两条:一是你在单位犯罪中起什么作用,二是你对犯罪是否明知。本案四个人都是知情并主动参与的,所以都要负刑事责任。如果只是按上级指令做具体事务、不明知信息来源违法、也没有从中获取额外利益的普通员工,通常不会被追究。 还有一笔钱要说清:罚金和违法所得是两回事。罚金是刑罚,交给国家;违法所得要追缴,退赔给权利人。两者不能相互抵扣。
这个案子真正的教训,不在法庭上
四个人,都是公司的中高层,都有体面的收入,为什么还要走这一步? 判决书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从事实里能看出一点:他们过分熟悉这家公司了。熟悉到知道哪些客户最容易撬、哪个价位最有杀伤力、哪份资料带出去最有用。专业能力变成了犯罪能力。 对企业的启示有三条,都是能落地的。 第一条,把「保密」做成技术动作,不要只做成签字动作。本案最有说服力的一点,是客户资料以编码形式存储——拿到也看不懂。这一招比任何协议都硬。 第二条,核心岗位要设「离职冷却」。四个人在同一时间段集体离职、一个月内成立同业公司,这个信号太明显了。如果公司有离职审计、有竞业限制的实际执行、有关键资料的交接核验,至少能留下证据链。 第三条,损失要能算得出来。本案能赢,很大程度上靠的是那份司法会计鉴定:七十多个型号的利润率,清清楚楚。平时不做成本核算、不分型号记账的企业,出了事连损失都证明不了。 对个人的启示只有一条,但很重:竞业限制协议不是一张废纸。它约定的是你在离职后一段时间内不能做什么,违反它一方面要承担民事违约责任,另一方面,如果同时带走了商业秘密,还可能踩到刑事红线。两条责任是叠加的,不是二选一。 还有一个常被问到的现实问题:员工离职后,用「记忆里的客户」去联系,算不算侵权?法律上的界线是:带走载体(名单、表格、邮件、通讯录导出),属于获取;凭记忆中的几个老客户名字去拜访,通常不构成犯罪,但可能违反竞业限制约定,承担民事违约责任。 本案四个人的问题不在「记得」,在「带走并系统地用」——他们带走的是整套价格体系和客户资料,并据此重做了一套报价方案。这就从「记忆」跨到了「载体」。 客户名单在司法实践里通常分三类,保护强度不同,这一点对企业维权很实用。 第一类是「深度信息型」——不仅有名录,还有交易习惯、需求偏好、报价底线、决策链,保护最强。 第二类是「深度客户型」——长期稳定交易、形成独特依赖关系的客户,保护次之。 第三类是「普通名录型」——只有名称、电话、地址,通常不认定为商业秘密。本案落在第一类和第二类之间,所以站得住。 二审为什么只改「量刑部分」,不改定罪?这一点在判决主文里写得很清楚,值得解释。 判决主文分四项:维持各被告人的定罪部分;维持对余某的原判;撤销对各被告人(除余某外)的量刑部分;重新判处刑罚。 这种写法叫「部分改判」。它意味着:二审认可一审对事实和罪名的认定,只是认为量刑不当。 为什么量刑不当?因为一审对四名被告人的作用没有充分区分,而二审根据各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获利情况重新作了评价。这也是二审的常见职能:在事实清楚的前提下,校正量刑的均衡。
这个案子最后判了两家公司三千五百六十万元罚金,四个人最高六年刑期。从数字上看很重,但从过程上看,每一步都走得很「自然」:先签保密协议,再集体辞职,再成立公司,再用老资料做生意。没有一步是突然的。 商业秘密案件里,很少有「一次致命的错误」,多的是「一连串合理化的选择」。每一次都告诉自己「这不算什么」,累积起来就是两千多万的罚金和几年的自由。 对于正在考虑带走点什么东西的人,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如果这份资料你离职后还需要它才能做成事,那它大概不是你的能力,而是别人的资产。真正属于你的能力,是换个地方、换份资料,照样做得出来。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珠海某公司系打印耗材生产企业。被告人余某某原系被害单位珠海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在职期间负责该公司的经营管理;被告人罗某原系被害单位珠海某公司的销售总监,负责公司的销售工作;被告人李某原系被害单位珠海某公司的产品部经理,负责对公司产品进行分析,同时根据竞争对手的价格情况,结合公司的产品成本,制定产品的价格建议,提交公司高层人员审定;被告人肖某原系被害单位珠海某公司的产品销售经理,工作内容包括与客户商谈、制订合同、安排订单、发货及货款的跟踪。余某是罗某、李某、肖某的领导,罗某是肖某的直接领导。余某、罗某、李某、肖某在日常工作中,能够接触并已掌握了珠海某公司的部分客户名单、价格体系、产品成本等信息。2010年12月下旬,上述四人均与珠海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和《保守秘密及限制竞业协议》,履约期限自2010年12月下旬至2014年12月31日止。
2011年1月12日余某与江西商人黄某成立被告单位江西某公司,生产打印机用硒鼓等耗材产品,并成立被告单位中山某公司及香港某公司、美国某公司、欧洲某公司销售被告单位江西某公司产品。余某、罗某、李某、肖某窃取被害单位珠海某公司经营信息,以此制定江西某公司、中山某公司部分产品的销售价格体系,以明显低于珠海某公司的产品价格向原属于珠海某公司的部分客户销售相同型号的产品,给被害单位珠海某公司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2月6日作出(2012)珠香法刑初字第1204号刑事判决:一、被告单位某公司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三千万元。二、被告人余某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三、被告人罗某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四、被告人肖某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五、被告人李某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江西某公司、中山某公司、余某、罗某、肖某、李某不服一审判决,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8日作出(2013)珠中法刑终字第87号刑事判决:一、维持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2)珠香法刑初字第1204号刑事判决第一、三、四、五项分别对上诉人中山某公司、罗某、肖某、李某的定罪部分。
二、维持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2)珠香法刑初字第1204号刑事判决第二项,即:上诉人余某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三、维持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2)珠香法刑初字第1204号之一刑事判决对上诉人江西某公司的定罪部分。四、撤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2)珠香法刑初字第1204号刑事判决第一、三、四、五项分别对上诉人中山某公司、罗某、肖某、李某的量刑部分。五、撤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2)珠香法刑初字第1204号之一刑事判决对上诉人江西某公司的量刑部分。六、上诉人江西某公司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二千一百四十万元。七、上诉人中山某公司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四百二十万元。八、上诉人罗某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九、上诉人李某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十、上诉人肖某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关于上诉人江西某公司、中山某公司诉讼代表人及其辩护人关于涉案的客户名单、价格体系不属于商业秘密的上诉理由、辩护意见。经查,珠海某公司的客户名单、价格体系不仅包含了一般公知性信息,还有客户交易习惯、交易方式等内容,不具有一般的规律性,是珠海某公司在多年生产经营活动中开发积累获得的独创性智力劳动成果,不为其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普遍知悉和容易获得。珠海某公司的客户名单、价格体系已经为珠海某公司积累了稳定的客户,能够使该公司产品占领一定的市场份额并为其带来经济利益,具有经济性、实用性。
珠海某公司与余某、罗某、李某、肖某均签订了保密协议,客户名单和价格体系均以系统化编码的形式出现,未掌握上述编码内容的人即使拿到了上述客户资料也无法解读其中具体指代内容,可见珠海某公司已经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因此,珠海某公司的客户名单、价格体系是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其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其采取保密措施的经营信息,属于经营信息类商业秘密。
关于各上诉人及其辩护人对原判决采信被害单位珠海某公司经济损失计算方法提出的上诉理由、辩护意见。在本案一、二审期间,因上诉人江西某公司均未向人民法院提交其原始的财务会计账册等相关证据,致使无法计算上诉人江西某公司、中山某公司因侵权所获的非法利润金额。为此,可以商业秘密权利人丧失的预期利润计算其经济损失。因江西某公司、中山某公司向涉案的客户销售与珠海某公司对应型号的产品,使珠海某公司丧失了与涉案客户间的交易机会,再根据江西某公司、中山某公司窃取珠海某公司价格体系,低价销售的事实,足以认定江西某公司、中山某公司恶意抢夺了珠海某公司的客户。
同时,广东某司法会计鉴定所出具的〔2012〕会鉴字第xxx号《关于被害单位珠海某公司及其全资的子公司xxxx的NT-C0FX9等75种型号的一体碳粉盒产品2010年度的单位产品的利润及毛利润率的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已证实珠海某公司74个型号产品营利,可以据此认定江西某公司、中山某公司的上述行为造成珠海某公司预期利润的减少。另外,上述鉴定意见书中所述的平均毛利润率是单位产品平均销售利润占单位产品平均销售收入的比例,已扣除了单位产品平均销售成本,故平均毛利润率系实际扣除成本后的利润率。因此,原判决采用江西某公司销售与珠海某公司相同型号产品的数量×珠海某公司相应型号产品的平均毛利润率﹦珠海某公司的经济损失之计算方法并无不当。
1.客户名单、价格体是权利人在多年生产经营活动中开发积累获得的独创性智力劳动成果,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其带来经济利益,具有经济性、实用性并经其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属于经营信息类商业秘密。
2.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侵犯的是权利人的无形财产权,与侵犯有形财产权不同,其损失并不一定表现为财产的直接减少,而是体现为无形财产价值的贬损和产品销售市场被侵占,继而造成权利人在正常情况下获利的减少,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不仅表现为侵权人因侵权所获的非法利益,还表现为权利人丧失的预期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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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号:(2013)珠中法刑终字第87号 审理法院: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13-08-07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3-09-1-162-002)。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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