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诉成都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李某技术合同纠纷案
一、案情速览
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乙方)与成都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甲方)签订《技术合作协议》,首部列明甲方、乙方与李某(丙方),多项条款为李某设置义务,落款处只有甲方、乙方签章处而无丙方签章处,甲方签章处盖有公司印鉴,并在「代表」栏签有李某姓名。协议以换文方式签订,由乙方起草、发甲方修改签章后寄回。
协议第 2.3 条「股权合作」约定:乙方提供的各项服务仅收取基础人力成本费,经协商开展股权合作;第 2.3.3 条中李某承诺在特定条件下让渡部分股权给乙方,用语为「赠与」。法院认为,股权合作是现金付费的补充,该股权属乙方提供软件开发、系统维护服务的对价,不具无偿给予性质,李某无权撤销。
法院还认定:乙方开发工作持续至二〇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开发出初版至一点五版并上线运行,无证据证明甲方提出过运转问题,股权转让条件成就;李某未就股权转让征询其他股东意见或提交股东会决议,构成违约;因其违约使乙方本应受让的股权丧失,李某此后转让该股权的溢价收益属乙方实际损失,按最接近的时间节点即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日的转让价格计算,百分之零点零七的股权价值为七十万元。
二、裁判要点提炼
协议首部列明丙方、多项条款为其设置义务,其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在甲方「代表」栏签名的,不能仅以落款处无丙方签章处为由否认其为协议当事人;以换文方式签订的,公司应对其寄回文本上签名的真实性负责。
协议中名为「赠与」的股权让渡,与现金支付并列构成服务对价、不具无偿给予性质的,让与方无权撤销;受让方因此丧失股权,让与方此后转让该股权所获溢价收益,属受让方的实际损失。
三、赵律师点评
协议上没他的签章,他算不算当事人
这个案子的第一道关,是「你是谁」。一个自然人要不要为一份公司之间的协议负责,先得看他是不是协议的当事人。 北京一家科技公司(乙方)和成都一家股份公司(甲方)签了一份《技术合作协议》,做软件开发和系统维护。协议首部列了三方:甲方成都某公司、乙方北京某公司、丙方李某。李某是成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问题出在落款。协议末尾只有「甲方」和「乙方」两个签章处,没有「丙方」签章处。甲方签章处盖了公司印鉴,并在「代表」栏签了「李某」两个字。 李某的主张是:协议首部虽然写了我,但落款没有丙方签章处,我没在丙方位置签字,所以我不是当事人,协议对我没有约束力。 这个辩解听着挺技术,但法院没采纳,理由有四层。 第一,协议为他设了义务。首部列他为丙方不是摆设,具体条款中有多项为李某设置义务。一份协议如果给你设了义务,就不能说「我不是当事人」。 第二,他是法定代表人,对签章与公章使用负管理责任。公司对外签约、用章,是他的职责范围。在这个位置上说「我不知道这份协议」,说服力很弱。 第三,签约方式是换文。乙方起草,发给甲方,甲方修改并签章后寄回,乙方再签字确认。按这个流程,在甲方未能举证证明其寄回的协议上只有公司印鉴而无李某签名的情况下,应对「李某」签名真实性负责的,是公司和其本人。而且李某也没有证据证明签名系伪造。 第四,聊天记录对上了。李某与时任乙方法定代表人的聊天记录,反映出李某有认可乙方股东身份的意思表示,这恰好与协议第 2.3 条「股权合作」的约定相对应。 四层走完,李某是协议当事人,跑不掉。 这一层的实务价值在哪?在于「代表栏签名」这件事。很多老板以为,代表公司签字就只是代表公司,跟自己没关系。这个案子告诉你:如果协议本身给你设了义务,你又在上面签了字,那就不只是「代表」,还是「承诺」。 「换文签约」这种形式,在技术合作里很常见,但风险也集中在这里。 流程是:一方起草,发给另一方;另一方修改、签章,寄回;起草方再签字确认。整个过程可能来回几轮,最后生效的版本未必是同一份。 本案的争议就出在这个环节:甲方寄回的版本上,到底有没有李某的签名?公司说不清,李某说没有,法院只能按举证责任分配——谁主张「没有」,谁举证;举不出来,就认定有。 给企业的建议很简单:换文签约要留全套版本,每一轮都存档;签章页要逐页签,或者盖骑缝章;重要的协议,最后签一份「最终版确认书」。这些动作不复杂,但能在关键时刻救场。 还有一条:「代表」栏的签名,和「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是两件事。代表公司签字,签的是公司的意思;但如果协议本身给你个人设了义务,你的签名就是个人的承诺。
「赠与」的股权,为什么撤不回来
这是本案最有意思的一层:一个写着「赠与」的条款,被法院认定为「对价」。 协议第 2.3 条叫「股权合作」,开头就写明:在双方合作过程中,乙方提供的各项服务,仅收取甲方基础人力成本费,经双方协商,开展如下的股权合作。第 2.3.3 条中,李某承诺在特定条件下「让渡」给乙方部分股权,用语是「赠与」。 「赠与」这两个字,在法律上是有分量的。赠与合同是单务、无偿合同,赠与人在财产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公证或具有公益性质的除外)。如果这真是赠与,李某随时可以撤回。 法院为什么说不是?看位置、看结构、看对价。 看位置:第 2.3.3 在第 2.3「股权合作」项下,与它并列的另一子条款是第 2.1「现金支付」,两者都属于第 2 条「费用支付及合作方式」。换句话说,股权和现金,是同一个「费用」项下的两种支付方式。 看结构:第 2.3 条自己写明,乙方「仅收取基础人力成本费」,所以用股权合作来补。这个「仅」字和「补充」的意思,就是答案——股权是用来补齐对价的。 看对价:乙方向甲方提供了软件开发、系统维护服务,股权是这些服务的对价。有对价,就不是无偿;不是无偿,就不是赠与。 所以法院的结论是:虽在用语上使用了「赠与」,但实质上并不具有无偿给予的性质,相应的股权属于乙方提供服务的对价,李某无权在甲方接受了服务之后撤销所谓「赠与」。 这一层的启示,可以概括成一句话:判断一个条款的性质,看它在合同里的位置和作用,不看它用了什么词。把对价写成「赠与」,改不了它是对价。 反过来也提醒出钱的一方:如果你真想给的是「赠与」,就得让它真的是无偿的——不与其他义务挂钩、单独成文、明确写「无偿」。夹在服务合同里的「赠与」,法院大概率会按对价处理。 「股权激励」「股权赠与」「股权转让」,三个词的后果完全不同。 股权转让:有偿或者无偿,双方合意,办理变更登记。有偿的,适用买卖合同规则;无偿的,参照赠与。 股权赠与:单务、无偿,赠与人在权利转移前可以撤销(公证或者公益性质的除外)。 股权激励:通常是公司与员工之间,基于劳动关系或者服务关系,附条件、附期限,常见形式有期权、限制性股权、虚拟股。它不是无偿的,对价是服务。 本案的条款,用的是「赠与」这个词,但法院按「对价」处理。理由是:它与现金支付并列、是服务的报酬组成部分、乙方已经实际提供了服务。 所以定性不看词,看结构和对价。这一点,对写合同的人和打官司的人,都是最实用的一条。
条件成就了没有:一点五版上线这件事
股权转让条款通常带条件。本案的条件是什么?判决书没有完整列出条款原文,但从认定过程能看出关键:乙方的开发工作要做到什么程度。 法院查明了三个事实: 第一,工作时间:乙方就甲方的开发工作实际进行到 2016 年 6 月 30 日。 第二,成果:开发出初版至一点五版,且上线运行。 第三,质量:在此过程中没有证据证明甲方曾向乙方提出过系统存在运转问题;双方往来邮件显示,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并未发生合作不顺利的状态。 三条合起来,条件成就。 这一段的实务价值在于「举证責任的分担」。主张条件未成就的一方(甲方、李某),要拿出「系统有问题」「开发没完成」的证据。他们没拿出来,法院就按「没有」认定。 为什么甲方拿不出证据?很可能是因为系统一直在用。一个上线运行、没有报障记录的系统,很难说它「没做完」。 这里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邮件。判决书两次提到「往来邮件」。在技术合作纠纷里,邮件、聊天记录、工单系统,往往比合同更能反映真实履行状态。本案乙方能证明「没有合作不顺利」,靠的就是这些。 给做技术外包、技术合作的人一条实在建议:把交付、验收、报障、修复,全部走书面(邮件、工单、会议纪要)。不是为了打官司,是为了在对方说「你没做完」的时候,你能拿出「你验收过」的记录。 「条件成就」的举证,通常卡在三个地方。 第一,条件本身写得含糊。比如「系统上线运行」「完成开发」,什么叫上线、什么叫完成,没有客观标准。本案相对清楚:开发到某个时点、版本上线、无运转问题反馈。 第二,履行过程没有记录。邮件、工单、验收单、会议纪要,这些是证明「我做了」的唯一材料。本案乙方能站住,靠的就是往来邮件。 第三,对方沉默被当成认可。长期不提异议、继续使用系统、继续付款,在法律上可能构成「以行为认可」。本案法院注意到「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并未发生合作不顺利的状态」,这就是沉默的效果。 给技术服务方的建议:每个里程碑都要一份书面确认;对方不确认的,发函催告并保留送达证据;系统上线要有上线通知、要有使用数据。做得再好的活,没有记录就等于没做。
损失怎么算:为什么不是按净资产
这是本案最后一个、也是最技术的一层。 李某违约,导致乙方本应受让的股权没了。损失怎么算? 乙方的主张路径很清楚:因为你的违约,我失去了这部分股权;而你后来把股权卖了,卖的价格里就包含了我的损失。 法院采纳了这个思路,判决书写得很细: 第一,违约事实。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或者股东会批准。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条件成就之后李某就此次转让征询过其他股东意见或提交股东会讨论,故李某构成违约。 第二,损失的性质。《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约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损失。乙方本应依约受让股权,因为违约没受让成,这部分「可得利益」就是损失。 第三,计算基准的选择。这里出现了两个可选时点:一个是 2016 年 6 月 30 日的公司净资产,一个是 2017 年 10 月 20 日的实际转让价格。 法院为什么选后者?判决书的表述是:如果以审计报告确认的 2016 年 6 月 30 日股东所有者权益为计算依据,则会导致违约方李某获利的不公正结果。所以按与 2016 年 6 月 30 日最为接近的时间节点,即以 2017 年 10 月 20 日的股权转让价格为依据。 这句话背后的道理很清楚:李某在 2017 年 10 月 20 日把 0.5% 的股权以 500 万元转让给第三方,这个价格是市场价,反映的是股权真实价值。按净资产算,等于让违约的人占了「公司增值」的便宜。 具体计算:以 2017 年 10 月 20 日的转让价格为依据,百分之零点零七的股权价值为七十万元。 还有一段必须说:为什么法院不采信甲方后来提交的审计报告?因为一审庭审时,法院多次要求成都某公司提交 2016 年公司财务报表或财务账册,公司一直未提交;到了申请再审阶段,才提交基于当时财务资料所作的审计报告,用以推翻二审认定。法院不予采信。 这一条对打官司的人极重要:该交的证据不交,事后补交,法院可以不要。 可得利益损失怎么算,是这类案件的难点。 法律框架是: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约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损失。 本案的「可得利益」很具体:乙方本应受让的那部分股权。因为李某违约没转让,这部分股权没了。 计算时点的选择,直接决定金额。 选「违约时」的净资产:数字低,对违约方有利。 选「实际转让时」的市场价:数字高,对守约方有利。 法院选了后者,理由是:按净资产算,会导致违约方获利的不公正结果。这个说理,实质上是「不能让违约的人从违约中获益」这一原则的运用。 还有一个程序上的关键:甲方一审拒不提供财务账册,再审才提交审计报告,法院不予采信。这一条提醒所有打官司的人:证据该交的时候不交,后面再交,可能就没机会了。
给技术合作双方的两张清单
给技术服务方(乙方)的五条。 第一,合同要签成三方还是两方,想清楚。如果实际控制人个人承诺了股权、分红,就必须让他作为一方签字,并且在落款处留出他的签章位置。本案靠「代表栏签名」+「条款设义务」才认定成功,这是补救,不是标准做法。 第二,「赠与」这个词别接受。要么写「股权转让」,要么写「股权激励」,把对价关系写明:因乙方提供什么服务,李某让渡多少股权。写清对价,才不会被撤销。 第三,履行过程全留痕。交付记录、上线时间、验收确认、报障与修复,全部走书面。本案能证明「条件成就」,靠的就是这些记录。 第四,约定违约责任的具体算法。按什么时点、什么价格、什么比例计算损失。不约定,就只能靠法院酌定,结果不可控。 第五,发现对方转让股权,尽快主张。本案从条件成就(2016 年 6 月)到实际转让(2017 年 10 月),中间有一年多。这段时间的证据固定很关键。 给技术需求方(甲方)和承诺股权的个人四条。 一是承诺之前算清代价。一句「给你一点股权」,可能对应几十万、上百万的赔偿。本案百分之零点零七,七十万。 二是要走公司程序。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要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或股东会决议。不走程序,就是违约,而且是「明知故违」。 三是财务资料该交就交。一审不交、再审才交,法院可以直接不采信。藏账不等于赢,往往等于输得更彻底。 四是别用「系统有问题」当抗辩,除非有记录。没有报障记录、没有验收异议,说「做得不好」很难成立。 最后补两条给写合同的人。 第一,把「谁是当事人」写死。三方协议,就在落款处留三个签章位;只有两方,就不要在首部列第三方,也不要在条款里给第三方设义务。「首部列了、条款写了、落款没位置」这种半吊子写法,是纠纷的温床。 第二,把「违约后果」写成算术题。不要写「赔偿全部损失」,要写「按某时点、某种价格、某个比例计算」。写得越具体,执行越容易,争议越少。 这个案子给三方各留了一句话: 给技术服务方——合同要签得让签字的人跑不掉。 给公司——承诺股权之前,先走完公司程序。 给承诺的个人——写在纸上的「赠与」,可能是一笔要还的账。
这个案子有三个「名不副实」:写着「赠与」,其实是对价;没在丙方位置签字,却是丙方当事人;按净资产算是「公平」,反而让违约的人占了便宜。法律看的是实质——给了什么、承诺了什么、因此少了什么。名字可以随便起,账要按实算。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某公司)起诉请求:1.成都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某公司)向其支付合同尾款302242元;
2.李某向北京某公司转让其持有的成都某公司0.07%的股权或赔偿北京某公司损失。诉讼中,北京某公司明确其第二项诉讼请求为“李某就不能向北京某公司转让所持有的成都某公司0.07%的股权,赔偿北京某公司损失1050000元”。
一审法院查明:2015年11月6日,成都某公司作为甲方,北京某公司作为乙方,李某作为丙方,共同签订了《技术合作协议》。《技术合作合同》2.3.3 “股权激励条款”约定:成都某公司承诺,在双方合作满8个月(2016年6月30日)以后,在系统运转正常,且双方合作顺利的情况下,成都某公司承诺额外追加0.07%的股权由李某赠送给北京某公司作为激励,并在该日期后的30日内完成工商变更。合同签订后,北京某公司就成都某公司的开发工作实际进行到了2016年6月30日。北京某公司于2017年9月向成都某公司发出《律师函》,成都某公司于同年12月12日回函要求解除《技术合作协议》。北京某公司不同意解除协议,要求成都某公司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即支付合同费用中的尾款并兑现股权承诺。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8日作出(2018)川01民初1975号民事判决:一、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成都某公司向北京某公司支付195641.6元;二、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李某赔偿北京某公司1114.5元;三、驳回北京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北京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2日作出(2020)川知民终4号民事判决:一、维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初1975 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成都某公司向北京某公司支付195641.6元;二、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初1975 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即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李某赔偿北京某公司1114.5元,驳回北京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李某赔偿北京某公司700000元;四、驳回北京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李某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19日作出(2020)最高法民申6646号民事裁定:驳回李某的再审申请。法院生效裁判认为:
(一)关于李某是否受《技术合作协议》约束的问题 经查,《技术合作协议》首部列明成都某公司为甲方,北京某公司为乙方,李某为丙方。具体条款中有多项为李某设置义务。落款处仅有“甲方”和“乙方”签章处,而无“丙方”签章处。“甲方”签章处盖有成都某公司印鉴,并在“代表”栏签有“李某”二字。首先,李某系成都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就公司对外合作、签订合同和公章使用都负有管理责任。其次,从协议签订过程来看,《技术合作协议》以换文方式签订,即北京某公司起草合同,发给成都某公司后由其修改并签章,再寄回北京某公司供北京某公司签字确认。按此签约流程,在成都某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寄给北京某公司的协议上仅有公司印鉴而无李某签名的情况下,应对协议上“李某”签名的真实性负责的是成都某公司和李某本人。且李某亦无证据证明签名系伪造。
再次,李某和时任北京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韬的聊天记录可以反映,李某有认可北京某公司股东身份的意思表示,可与《技术合作协议》第2.3 “股权合作”的约定相对应。因此,李某有关自己对《技术合作协议》不知情,不是协议当事人的主张,不能成立。
(二)关于《技术合作协议》第2.3.3的性质及条件是否成就问题 《技术合作协议》第2.3.3在第2.3“股权合作”项下,与其并列的另一子条款是第2.1“现金支付”,两者都属于第2条“费用支付及合作方式”中的子条款。据此说明现金和股权共同构成了“费用”,“股权合作”是各方认可的一种付费方式。第2.3 “股权合作”条款也开宗明义地说明:“在双方合作过程中,北京某公司提供的各项服务,仅收取成都某公司基础人力成本费,经双方协商,开展如下的股权合作”。即股权合作或股权激励是现金付费的补充。李某承诺在特定条件下“让渡”给北京某公司部分股权,虽在用语上使用了“赠与”,但实质上并不具有无偿给予的性质,相应的股权属于北京某公司向成都某公司提供软件开发、系统维护服务的对价,李某无权在成都某公司接受了北京某公司提供的上述服务后撤销所谓“赠与”。
另外,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北京某公司就成都某公司的开发工作实际进行到了2016年6月30日。北京某公司开发出V0.5至V1.5版本且上线运行,在此过程中没有证据证明成都某公司曾向北京某公司提出过系统存在运转问题。成都某公司与北京某公司的往来邮件显示出双方截至2016年6月30日并未发生合作不顺利的状态。因此,一审认定《技术合作协议》第2.3.3约定的股权转让条件成就,并无不当。
(三)关于李某应向北京某公司赔偿的损失数额问题 首先,李某和成都某公司作为《技术合作协议》的当事人,明确知晓第2.3.3条款的内容。虽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成都某公司的公司章程,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或公司股东会批准,但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当第2.3.3条款约定的股权转让条件成就之后,李某就此次股权转让事项向其他股东征询意见或提交股东会讨论决议,故李某构成违约。其次,一审庭审笔录显示,法院多次要求成都某公司向法庭提交2016年公司财务报表或财务账册,但成都某公司一直未提交。李某参加了庭审活动。成都某公司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其所掌握的账簿、资料,而申请再审阶段又提交了基于当时的财务资料所作的《审计报告》用以推翻二审认定,法院不予采信。再次,原审查明,2017年10月20日、2017年 12月29日和2018年2月11日李某分别向案外人转让自身股权。
2017年10 月20日成都某公司作出的股东会决议载明:全体老股东同意李某将其占注册资本0.5%的股权以对价500万元转让给成都某投资有限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因李某的违约行为,使北京某公司本应依约受让的成都某公司股权丧失,所以李某之后就该股权转让所获收益包括股权溢价转让价格,都属于北京某公司受到的实际损失。如果以《审计报告》确认的2016年6月30日成都某公司的股东所有者权益为计算本案股价损失的依据,则会导致违约方李某获利的不公正结果。
二审法院按照与2016年6月30日最为接近的时间节点,即以 2017年10月20日的股权转让价格为依据,按此计算 0.07%的股权价值为70万元,理据充分,予以支持。技术合同中约定一方向另一方转让股权的条款,当事人对该条款属于赠与性质还是交易的对价存在争议的,法院应结合订立合同的目的、具体条款的表述、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履行情况等综合判断。
对合同涉及的股权条款中股权价值存在争议时,可以尽量接近合同约定的股权转让的时间作为时间节点,比照该节点向案外人转让股权的相应价值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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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号:(2020)最高法民申6646号 审理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1-06-19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3-09-2-15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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