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周某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案
一、案情速览
2011 年 12 月,江西某文化公司以每亩 22 万元的底价,竞得新建县一宗 1017.9795 亩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总价 2.2395549 亿元。竞买条件被设置了排他性门槛,最终只有五家关联公司联合体符合条件。土地证分别办在民俗村、陶艺村、影视村三家公司名下。
此后政府在该地块引进新的文旅项目,要求土地置换。周某、魏某代表公司,以 6.36 亿元的总价,把三家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某泰公司。新股东随后与管委会签订等值置换协议,交回原地块,换到凤凰洲四宗地,但新地块是城市绿线控制范围内的绿化用地,不具备规划建筑审批条件。
一审认为指控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定性错误、不能成立,但以单位行贿罪判周某有期徒刑二年。检察机关抗诉、周某上诉,二审均被驳回。这个案子说明:股权转让不等于土地使用权转让,但「这一项不成立」不等于人没事。
二、裁判要点提炼
公司股权转让,股东发生变化,不等于土地使用权转让。土地使用权的主体是公司,公司存续期间,土地使用权依然属于公司,权属没有变更,不符合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关于土地使用权主体发生变化的要件。
因政府部门收回土地使用权等客观原因,在没有全部缴纳土地出让金、开发建设未达一定投资比例的情况下转让公司股权,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关于股权转让的强制性规定,不宜认定构成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
三、赵律师点评
一、一千零一十七亩、二十二万一亩、二点二四亿
这个案子的起点,是一块很大的地。
一千零一十七点九七九五亩。位置在江西新建县,规划用途是文化设施及配套商业服务设施用地。2011 年 11 月 24 日,县国土资源局发布公告,这块地挂牌出让,起始价每亩二十二万元。
挂牌公告里有一个不寻常的设置:竞买人资格要求「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中必须具备为文化艺术品交易服务和为文化艺术资产提供交易平台服务」。
这个条件,把绝大多数开发商挡在了门外。
最后的竞买人是五家公司的联合体:某文化公司、江西文化艺术品交易所有限公司、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它们是唯一符合条件的一家。
结果没有悬念:以底价每亩二十二万元竞得,总价二点二四亿元。
土地证办下来,分别落在民俗村、陶艺村、影视村三家公司名下。
这三家公司什么来头?2011 年 12 月 12 日,某文化公司与周某、魏某签过一份协议,约定由某文化公司出资组建这三家公司,委托周某、魏某代持股权、代为行使股东权利和法人权利。
也就是说,地在这三家公司名下,这三家公司由某文化公司出资,股权挂在周某、魏某名下。
再看这个项目的来路。2009 年 12 月,江西省某联合会为了运作一个项目,让下属的研究院与一家地产公司合资成立了某文化公司,注册资本一千万,研究院占 20%,地产公司占 80%。
2010 年 10 月,地产公司与省某联就项目开发产生分歧,决定退出。省某联要引进新的合作方,研究院院长章某向时任省某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郜某引荐了周某。
商谈的结果是:周某、魏某等人以某公司名义收购地产公司持有的 80% 股权,同时退回研究院二百万投资款,研究院保留 20% 股份(后退出)。周某任董事长。
而在土地竞拍过程中,郜某利用职权向新建县相关领导打了招呼,在土地出让方案里设置了那个排他性前置条件。
这一段事实,后来成了周某另一个罪名的根据。
那个「排他性前置条件」,值得多说一句。
土地出让的挂牌公告,本应是公开、公平的。按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的相关规定,出让公告不得设定排他性条件,不能为特定竞买人量身定制资格要求。
本案的条件是「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中必须具备为文化艺术品交易服务和为文化艺术资产提供交易平台服务」。这个条件看似是产业导向,实际效果是把所有房地产开发商排除在外,只留下几家关联公司符合。
结果就是:五家关联公司组成的联合体,成了唯一符合条件的竞买人,以底价成交。
这个结果本身,就说明了条件设置的作用。
而对周某来说,这个条件的代价在几年后才显现——它不是让他少花了钱,是让他多了一个罪名。
二、政府要收回这块地
地拿到手之后,事情没有按计划走。
政府部门要在这一片引进某集团建设文化旅游城项目,要求某文化公司进行土地转换。
这不是商量,是要求。2012 年 12 月 26 日、28 日,2013 年 3 月 22 日,周某、魏某代表某文化公司,分三次与某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总价 6.36 亿元转让了陶艺村公司、民俗村公司、影视村公司的股权。
注意这个交易结构:卖的是三家公司的股权,不是地。
2013 年 5 月 21 日,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管委会与三家公司的新股东某泰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等值置换协议书》,在收回三家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同时,把地置换到红谷滩新区凤凰洲的四宗地块。
置换之后,问题来了。
南昌市城乡规划局给民俗村公司出具的《不予受理通知书》写明:凤凰洲这四宗地块,是城市绿线控制范围内的绿化用地,属于国家住建部监控区域,不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规划、建筑审批条件。
也就是说,换来的地,不能盖房。
这个细节对后面认定「主观故意」很重要。它说明这个项目从头到尾都没能按原计划落地——先是被要求置换,置换来的地又不能开发。
再看时间线:2009 年成立项目公司,2011 年竞得土地,2012 年底到 2013 年初转让股权,2013 年置换土地,2018 年一审。
一审在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 年 10 月 15 日判决。
判决的内容有两部分。
第一部分: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周某犯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定性错误,不能成立。
第二部分:以单位行贿罪判处周某有期徒刑二年。
也就是说,非法转让土地这一项,法院认为不成立;但因为行贿,判了两年。
之后,检察院对行贿事实的定性提出抗诉,认为构成行贿罪而非单位行贿罪;周某就量刑提出上诉。
2019 年 6 月 20 日,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这里还要解释一个词:股权代持。
判决书里写,某文化公司出资组建三家公司,委托周某、魏某代为持有股权、代为行使股东权利和法人权利。
这就是代持:实际出资人不出现在工商登记上,登记上的股东是别人。
代持在法律上是允许的,但它会带来一个后果:对外看,周某、魏某就是股东。所以在股权转让的时候,签字的是他们,收款的是他们,被追责的也是他们。
本案的周某,身份上是「名义股东」,但他在公司里任董事长,实际参与经营决策。这种身份,在刑事案件里不会被当作「只是挂名」而免责。
代持这件事,在民事纠纷里是「谁出钱谁说话」,在刑事案件里是「谁签字谁担责」。这是两套逻辑,很多人分不清。
三、六个亿卖掉三家公司:卖的是股权,还是地
这个案子争议的核心,是一句很朴素的话:卖公司,算不算卖地?
从直觉看,答案可能是「算」。因为买公司的人,图的就是公司名下那块地;公司卖了六个亿,地值六个亿,股权价款里装的就是地价。
从法律看,答案不是这样。
判决书给的第一条理由是: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虽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将股东由周某、魏某变更为某泰公司及其员工,但股权转让、股东发生变化,并不意味着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土地使用权依然属于上述三家公司,公司股权转让与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条件和法律依据不同。
这段话可以拆成三层。
第一层,权利的主体是谁。土地证上写的是公司,不是股东。股东换了,公司还是那个公司,土地证不用改,权属登记不变。
第二层,股东买到的是什么。股东买到的是股权——对公司一定程度的财产支配参与权与收益分配权,不是对某个特定财产的所有权。这句话判决书写得很清楚:股东取得股权,意味着取得了对公司一定程度的财产支配参与权与收益分配权,而不是对某个特定财产的所有权。
第三层,法律依据不同。股权转让依据公司法,土地转让依据土地管理法。两套规则、两套程序、两套审批。不能因为实际效果相似,就把一个套进另一个。
这个论证的关键,是「公司人格独立」这个公司法的基础。公司是独立的法律主体,有自己的财产;股东的财产和公司的财产是分开的。股东卖股权,卖的是自己对公司的权利;公司卖地,才是卖地。
本案里,地从来没有离开过公司。所以不构成「土地使用权转让」。
再看第二个理由:主观上没有非法转让、倒卖土地的故意。
判决书列了一串客观情况:土地是通过公开竞拍程序取得的;因政府部门的介入,收回了该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致使项目在客观上无法继续进行;结合前期与省某联的联合运作、设计规划、公开竞拍以及政府收回土地的介入因素,证明周某具有非法转让、倒卖土地的主观故意的证据不足。
这段话的意思是:他不是想炒地,是地被收走了,项目做不下去了。
这两个理由合起来,就是无罪的全部基础。
「公司人格独立」这句话,值得再展开一层,因为它是整个论证的地基。
公司是法律拟制出来的主体,它有独立的财产、独立的责任、独立的名义。股东把财产投进公司,这部分财产就归公司所有,股东换来的是股权。
这个制度的意义在于:它把投资风险隔离在出资额以内,也让公司可以独立对外承担责任。它是现代商业的基础。
本案的争议,本质上是「经济实质」和「法律形式」的冲突。
经济实质上,买公司的人要的是地,付的六个亿对应的是地的价值。 法律形式上,土地证没有换名字,权利人还是那三家公司。
判决选择了法律形式。理由不是不懂经济,而是罪刑法定的要求:《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条写的是「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不是「转让持有土地使用权的公司的股权」。这两个行为在生活里效果相似,在法律上是两件事。
如果要把它入罪,应该由立法解决,不能由法官类推。这是判决书没有明说、但贯穿全文的一层意思。
四、两个理由:主观没有炒地的故意,客观地没换主人
把这两个理由分开看,会更清楚它们的独立价值。
先说客观。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条:以牟利为目的,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价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价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
这个罪的客观要件,是「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落脚点在「土地使用权」这四个字上。
本案的地,权属登记一直在三家公司名下。股东变了,公司没变,土地证没变。所以客观上没有发生「土地使用权转让」这个事实。
这一点如果能站住,罪名就不成立,不需要再看主观。
再说主观。假设法院认为股权转让实质上就是土地转让,那还要看有没有「以牟利为目的」。
本案的事实是:竞拍是为了开发,后来房地产开发成本剧增、预留资金不足,而且已经与商务区开发公司签了协议、付了定金,不参与竞拍要付巨额违约金。所以转让股权是为了降低投资风险。
这个动机,与「纯粹为了炒地牟利」不是一回事。
法院在这里用了一个对比:一般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是纯粹为「炒地」而参与土地开发项目,进而牟取非法利益的投机行为。本案不是。
两个理由,各自独立成立,合起来更牢。
这也是这份判决值得研究的地方:它没有只讲一个理由,而是把客观和主观都走了一遍。这样的论证结构,对后面的同类案件参照价值更高。
顺带说一句,本案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背景:这块地是通过郜某打招呼、设置排他性条件拿到的。这一段事实,法院没有认定为非法转让土地,但认定了单位行贿。
也就是说,这个案子的「不干净」是真实的,只是不干净的地方不在土地转让上。
五、无罪不等于没事:他最后还是判了两年
写这个案子,必须把后半段说清楚,否则会误导人。
周某在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这一项上,是无罪的。
但他最终被判了有期徒刑二年,罪名是单位行贿罪。
一审判决的表述是: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周某犯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定性错误,不能成立;另以单位行贿罪判处周某有期徒刑二年。
为什么是单位行贿?因为那块地是靠郜某打招呼拿到的。郜某利用担任省某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的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向新建县相关领导打招呼,在土地出让方案中设置了排他性前置条件。这个行为,是为了单位利益、由单位决策、以单位名义实施的,所以定单位行贿。
之后检察机关抗诉,认为应当定行贿罪而不是单位行贿罪——两者的量刑差别不小。二审没有支持抗诉,维持原判。
所以这个案子的完整结论是两句话:
第一句,卖公司股权不等于卖地,这一项不构成犯罪。 第二句,拿地的手段有问题,这一项构成犯罪。
这两句话放在一起,才是一个真实的案件。如果只讲第一句,会让人觉得「这么干没事」;如果只讲第二句,会让人以为「股权转让也是犯罪」。
实务中还有一个常见的误解要澄清:无罪判决不等于当庭释放。本案的周某,非法转让土地这一项不成立,但单位行贿罪成立、判了二年,人还是要服刑。
这也是为什么律师在看判决时,不只看「无罪」两个字,要看整个判项。
单位行贿和行贿,差别在哪里?
行贿罪,《刑法》第三百九十条,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行贿罪,《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费,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两者的区别,主要在归属:是为了单位、由单位决定、违法所得归单位,还是为了个人。
本案检察机关抗诉,认为应该定行贿罪,就是因为这个区别会直接影响刑期。二审没有支持,维持了单位行贿罪的认定。
这个插曲说明一件事:一个案子里往往有多个争点,某一个争点赢了,不等于全案赢了。周某在土地这一项上赢了,在行贿这一项上没有。
一千零一十七亩地,二点二四亿拿地,六点三六亿卖股权,最后非法转让土地这一项不成立,人判了两年。
这个案子给出的界线是清楚的:公司是公司,股东是股东;卖股权卖的是对公司的权利,不是公司的地。只要地在公司名下没动、登记没改,就不能说「转让了土地使用权」。
但它同时提醒另一件事:不构成这个罪,不等于整件事干净。拿地时的那个招呼,最后变成了单位行贿罪的两年刑期。
法律是一事一议的。它不会因为你在这一项上无罪,就把别的都放过;也不会因为你在别处有问题,就把这一项硬安上。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2009年12月,江西省某联合会(以下简称省某联)为运作某项目,以下属单位江西某研究院(以下简称省某研究院)的名义与中国某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地产公司)合资成立江西某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后变更为南昌某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文化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其中省某研究院出资200万元占20%股份,某地产公司出资800万元占80%股份。2010年10月,某地产公司与省某联就项目开发事宜产生分歧,遂决定退出。省某联欲另行引进合作方,时任省某研究院院长章某便向时任省某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郜某(已判刑)引荐了被告人周某。经过商谈,最终确定由周某、魏某等人以某公司名义收购某地产公司所占某文化公司80%的股份,同时退回省某研究院200万元投资款,但省某研究院仍然保留20%的股份(后退出)。周某任某文化公司董事长,章某兼任董事,魏某先后任执行董事、总经理、董事。
此后,郜某在某项目一期建设用地的竞拍过程中,利用其担任省某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的职权、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向新建县相关领导打招呼,在土地出让方案中设置了排他性前置条件。
2011年12月12日,某文化公司与周某、魏某签订协议,约定某文化公司出资组建南昌某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民俗村公司,委托周某、魏某代为持有上述三家公司股权,代为行使某文化公司在上述三家公司中相关股东权利及法人权利。江西省新建县国土资源局于2011年11月24日发布公告,决定在同年的12月14日至12月23日挂牌出让2011G031地块,土地性质为文化设施及配套商业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为1017.9795亩,挂牌起始价为22万元/亩。在出让条件中,竞买人资格设置为“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中必须具备为文化艺术品交易服务和为文化艺术资产提供交易平台服务”等内容。后某文化公司与江西文化艺术品交易所有限公司、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五家公司联合作为唯一符合竞拍条件的单位参与竞拍,并以拍卖底价22万元/亩(合计2.2395549亿元)的价格竞得上述1017.9795亩土地的使用权。
经报批,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颁发给了民俗村公司、影视村公司和陶艺村公司。
此后,政府部门在某项目所属地块上引进某集团建设文化旅游城项目,要求某文化公司进行土地转换。周某、魏某代表某文化公司分别于2012年12月26日、28日、2013年3月22日,与某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泰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总价6.36亿元的价格转让了陶艺村公司、民俗村公司、影视村公司的股权。2013年5月21日,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管委会与陶艺村公司、民俗村公司、影视村公司的新股东某泰公司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等值置换协议书,在收回该三家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同时,将其置换到红谷滩新区凤凰洲HGT101-C04、C05、C07、C08四宗地块。
此后,南昌市城乡规划局向民俗村公司出具的关于新置换地块报建规划建筑方案《不予受理通知书》中表明,凤凰洲HGT101-C04、C05、C07、C08地块为城市绿线控制范围内的绿化用地,属于国家住建部监控区域,不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规划、建筑审批条件。
江西省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5日作出(2018)赣0191刑初3号刑事判决,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周某犯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定性错误,不能成立;另以单位行贿罪判处周某有期徒刑二年。宣判后,江西省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对行贿事实的定性提出抗诉,认为构成行贿罪,而非单位行贿罪。被告人周某就量刑问题提出上诉。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0日作出(2018)赣01刑终字第685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在主观方面,周某、魏某、曾某某的某文化公司通过公开竞拍程序取得了新建县2011G031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但因政府部门的介入,收回了该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致使某项目在客观上无法继续进行,结合某文化公司前期与省某联的联合运作、设计规划、公开竞拍以及政府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介入因素等情况,证明周某具有非法转让、倒卖土地的主观故意的证据不足;在客观方面,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虽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将股东由周某、魏某变更为某泰公司及其员工,但股权转让、股东发生变化,并不意味着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土地使用权依然属于上述三家公司,公司股权转让与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条件和法律依据不同,将转让公司股权的行为认定为土地使用权转让,法律依据不足。
行为人因政府部门收回土地使用权等客观原因,在没有全部缴纳土地出让金和开发建设未达一定投资比例的情况下,将公司股权转让给他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关于公司股权转让方面的强制性规定,且土地使用权权属没有发生变更,依然属于公司,不宜认定构成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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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号:(2018)赣01刑终字第685号 审理法院: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19-06-20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3-03-1-173-001)。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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