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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案例徐某骥诉上海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等公司解散纠纷案

案号:(2022)沪0105民初21387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 公司解散纠纷 · 二审 · 2023-10-24
本案来源已核实(参考案例),判决书全文见文末折叠附录,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一、案情速览

持股近四成的股东起诉解散物业公司,理由是另一名股东一人把持公司、拒交财务章、不提供办公室、长期不分红。

公司和其他两名股东拿出证据:入股后开过六次股东会,原告累计分红一百二十二万余元,公司正常经营且盈利。

法院驳回,明确:公司运营良好、自我调整机制未失灵、不存在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重大损害情形的,不构成经营管理严重困难,不应判令解散。

二、裁判要点提炼

公司解散纠纷是股东在穷尽公司自治或其他途径,均不能解决公司僵局状况下的救济途径。对于公司运营良好、自我调整机制未失灵、不存在公司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害情形的,不能认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困难或存在公司僵局,不应判令解散公司。

股东认为公司未召开股东会,或者认为需要召开股东会讨论公司经营事宜,可以按照公司章程和法律规定提议召开、召集召开股东会,而非以此为由要求解散公司;不愿继续持有股权的,可以向其他股东或股东以外的主体转让。

三、赵律师点评

这个案子的原告,其实拿到了钱

一家 2001 年成立的物业管理公司,三个人持股,比例分别是百分之三十九点五四、百分之三十八点三七、百分之二十二点零九。原告是持股最多的那个,但不是绝对控股。

他起诉的理由听起来很严重:另一名股东一人把持公司,拒交财务章、拒绝提供办公室、拒不进行账面盈余分红;公司董事、监事等管理层早已瘫痪,内部权力运行机制发生严重障碍;股东持股比例无法达到章程要求,无法通过股东会决议方式解散公司。

这套说法如果成立,确实够得上解散。但公司和其他两名股东拿出的事实,把它一条条顶了回去。

关于开会:自原告 2020 年 3 月入股后,公司先后召开六次股东会,议题包括分红、办公场地调整、聘请工作人员、房屋分割,两名第三人均出席。

关于分红:原告每月收取股东红利,截至 2022 年底累计分配一百二十二万三千零七十元。其中 2020 年 4 月至 12 月以工资形式发放,2021 年 1 月以借款形式发放并发放年终奖。

关于办公室:原告曾在 2021 年 1 月的股东会决议上签字,同意办公室使用事项。

关于经营:公司尚在经营中并处于盈利状态,主要收入是房屋租金,年租金约三百五十万元。

法院还查了微信记录:2022 年 6 月,原告两次向另一名股东提出财务专用章应由会计保管、依法分红、空置房间装修用于本人办公;对方回复说,2021 年 1 月三名股东就账面盈余分配商讨后,同意按持股比例以借款形式处理账上五十万元,1 月 28 日已领取完毕;2022 年 6 月 1 日原告在股东会上第一次提出分红,无人异议,只是讨论具体怎么操作;办公室事项原告曾签字同意。

一句话:这不是一家不给你钱的公司,是一家你嫌给得不够、说得不算的公司。

这里有个很实际的问题:分红的形式不规范,会不会影响“股东是否已经拿到钱”的认定?本案给了一个参考答案——法院没有纠结名义,而是看实质:公司盈利、款项按月发放、按持股比例分配。也就是说,一笔钱到底算分红、算工资、算借款,不能只看它写在哪个科目上,要看它的来源和计算方式。 按股权比例发、从公司利润里出、没有约定还款,实质上就是分配。反过来说,如果公司想主张“这笔钱是借款”,就得拿出借条、还款计划、利息约定——拿不出来,就很难成立。

分红和工资的税务区别也要说清。工资薪金按综合所得计税,有起征点和专项扣除;股息红利按百分之二十的比例税率计税,没有扣除。用工资名义发分红,看似省事,实际上可能被认定为“变相分配”,补税加滞纳金;用借款名义发,超过一年未归还又未用于生产经营的,还可能被视同分红征税。所以规范的做法还是走正式分配程序,该扣的税扣掉,票据齐全。

为什么“一人把持”不构成僵局

这是本案最需要讲透的一点。原告的核心指控是“另一名股东一人把持公司”。在直觉上,一个人说了算,就是没有民主,就是僵局。但法律上的“僵局”不是这个意思。

僵局指的是决策机制转不动——该开的会开不成,该作的决议作不出,公司该做的事因为没人能拍板而停在那里。它的反面不是“意见一致”,而是“无法形成意见”。

本案的情况是:会开了,六次;决议作了,包括分红方案、办公场地、人员聘用、房屋处理;决议执行了,钱按月发了。至于谁在会上的话语权更大,那是股权结构和章程安排的结果——持股百分之三十八点三七的股东加上百分之二十二点零九的股东,合计超过六成,人家的意见本来就该占多数。

法院的表述很克制:各方当事人均确认公司尚在经营中并处于盈利状态,原告提出解散公司的原因主要在于其认为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另一位股东在经营公司过程中难以与原告达成共识,但并不是公司无法继续经营。

“难以达成共识”和“无法继续经营”,是两件事。 前者是股东之间的关系问题,后者是公司这个组织的问题。解散之诉解决的是后者。

判决还点了一句很关键的:原告若认为公司未召开股东会,或者认为需要召开股东会讨论公司经营事宜,可以按照公司章程和法律规定提议召开、召集召开股东会,而非以此为由要求解散公司。

这句话的意思是:你觉得没开会,那就去开会。 章程里写着,董事会不召集的,由监事召集;监事不召集的,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原告持股近四成,完全够格自行召集。他没这么做,直接起诉解散,程序上就站不住。

再把“僵局”和“股东压制”这两个概念分清楚。僵局是“议不成事”:股东会开不了、决议作不出、董事会长期对立,公司陷入瘫痪。股东压制是“议成了,但压着你”:大股东利用表决权优势,通过对自己有利的决议,把少数股东排除在管理之外、长期不分红、不提供信息。两者的救济路径不同:僵局可以走解散;压制要走决议撤销、知情权、代表诉讼、回购请求权,严重的才可能构成解散事由。本案原告描述的“一人把持、拒交财务章、不给办公室”,更像压制,而不是僵局。 定性错了,后面的路就走偏了。

判断是压制还是僵局,有个简单的测试:问一句“公司还能不能作出对它自己有利的决策”。 如果答案是“能,只是这个决策对某个股东不利”,那是压制;如果答案是“不能,谁也拍不了板”,那是僵局。本案公司能决定分红、能决定租房、能决定雇人,说明决策机制是通的,只是原告不满意决策的结果。这就不是僵局。

自行召集股东会的程序,这里写清:先向董事会(或不设董事会的执行董事)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董事会不履行召集职责的,向监事会(或不设监事会的监事)提议;监事会也不召集的,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三步走完,你就是合法的会议召集人。 会议通知要按章程规定的期限发出,议题要列明,记录要完整。

“不分红”这个理由,为什么在这个案子里失效

分红是这类案子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诉求。但要弄清一件事:不分红不是解散的法定事由,分不到红也不等于股东利益受重大损失。

本案的特别之处是,公司其实一直在分。方式是有点不规范——以工资、借款、年终奖的名义发放,而不是正式的利润分配决议。这种操作在中小企业里极常见,税务上、财务上都不算规范,但从“股东有没有拿到钱”这个实质角度看,钱确实到了原告账上,累计一百二十二万余元。

原告的回应是:这些钱是工资、借款及奖金,不是分红;他是按股权比例拿的工资。这个辩解其实有点勉强——如果按股权比例发放,那它的经济实质就是分配。

法院没有在这个细节上纠缠,因为它有更硬的判断:公司处于盈利状态。

这里要理解一个逻辑顺序。解散之诉的第二个条件是“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要认定这一点,前提是利益正在受损。可如果公司每年盈利、股东每年按比例拿到钱,那“受损”从何谈起?原告真正的处境是“拿得不够多”“账目不透明”“说话不算数”,这些是治理和分配的问题,不是“利益受重大损失”。

判决给的出路也很明确:如果原告不愿意继续持有公司股权,可以向公司股东或股东以外的主体转让股权;如果认为其他股东损害公司利益或其股东权益,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解决。

翻译一下:想走,可以卖股;觉得亏,可以另告。 就是不能要求把公司关掉。

顺带说一句,这个案子对中小企业很有提醒意义:分红要走正规程序——股东会决议、利润分配方案、代扣代缴个税、银行转账并注明“股息红利”。用工资、借款、报销的名义发钱,风险有三:一是税务上可能被认定为变相分配或偷逃个税;二是发生纠纷时说不清这是分红还是借款(借款是要还的);三是其他股东可以主张这是侵占公司财产。

顺带说清公司分红的法定前提,这是判断“该不该分”的基础。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应当先提取百分之十列入法定公积金,法定公积金累计额达到注册资本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股东实缴的出资比例分配,全体股东约定不按出资比例分配的除外。换句话说,分红不是想分就能分,得先补齐亏损、提足公积金。 如果公司账上确实没有可分配利润,股东要求分红也分不出来——这时正确的主张不是“你不分红”,而是“你把利润转移到哪去了”。

公积金的提取比例再说细一点:法定公积金按税后利润的百分之十提取,累计额达到注册资本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任意公积金由股东会决定是否提取、提取多少。提取完公积金后的剩余利润,才可以分配。所以一家注册资本一千万的公司,法定公积金提到五百万就可以停;在此之前,每年都要先提百分之十。

“审慎适用”四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判决书末尾有一段话,值得完整读:实践中,应当审慎适用公司解散这一使企业退出市场的救济途径。对于公司运营良好,自我调整机制未失灵,不存在公司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害情形的,不能认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困难或存在公司僵局,不应当判令解散公司。

“审慎适用”不是一句套话,它对应着四个现实考量。

第一,解散的不可逆性。 公司一旦解散进入清算,就不能再正常经营,合同要终止,员工要遣散,资质要注销。这个动作做错了,没法复原。相比之下,判决驳回,股东还能继续商量、继续转让、继续另案起诉,成本低得多。

第二,外部利益相关者。 一家物业公司背后是几百户业主、几十名员工、若干供应商。股东之间的矛盾,凭什么让他们承担后果?这也是为什么公司解散纠纷的被告必须是公司,而不是另一个股东——因为被解散的是公司,受影响的是所有人。

第三,公司自治的优先性。 公司法给了股东一整套内部救济工具:提议开会、自行召集、查阅账簿、要求分配、请求回购、转让股权、提起诉讼。这些工具没用完之前,法院不会替你按最后那个按钮。

第四,防止恶意诉讼。 解散之诉很容易被当成谈判筹码——“你不满足我的条件,我就把公司告解散”。如果法院轻易支持,小股东就能用一个小比例股权去要挟整个公司。所以门槛必须立住。

反过来说,什么时候该判解散?前面几个案子给了答案:机制真的瘫痪了、公司真的没生意了、其他路真的走完了。这三条同时成立,法院才会动手。

这也是给所有股东的一个提醒:不要把解散当成谈判工具。 用一次不成,你在公司里的处境会更尴尬;用两次不成,可能连董事席位都保不住。

“审慎适用”这四个字,还可以从成本角度理解。判解散的成本包括:公司终止经营的机会损失、员工遣散的补偿、合同违约的赔偿、资质和许可的灭失、客户关系的断裂、清算费用和时间。而判驳回的成本,只是原告继续被“套”着——但他还可以转让、还可以另诉、还可以继续谈。两害相权,法院通常选后者。 这不是偏袒大股东,而是在多种救济手段中选一个破坏性最小的。理解了这个逻辑,你就能预判法院的态度:只要还有一条路没走完,它就不会判解散。

从判例倾向看,这类案子的胜诉率并不高。原因有三:一是举证难,要证明“机制瘫痪”而不是“我不满意”;二是替代路径多,法院总能找到一条你没走的路;三是后果重,法院不愿意轻易判一个企业死刑。所以起诉前要有心理准备:这类案子更多是谈判筹码,而不是必胜的武器。

如果你真的想退出,几条更实际的路

看完这个案子,很多人的问题是:那我到底该怎么办?如果你的处境和原告类似——公司赚钱,但你说了不算、拿得不够、账看不清——可以按这个顺序试。

第一步,把账看清。 行使股东知情权,书面要求查阅复制章程、股东会记录、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财务会计报告,并说明目的要求查阅会计账簿。这是所有后续动作的基础,也是成本最低的一步。公司拒绝,十五日内可以起诉。

第二步,把会开起来。 按章程规定提议召开股东会,提议不成,就按章程或公司法自行召集。会议通知、议题、表决、记录,全程留痕。这一步的意义不只是解决问题,更是为将来可能的诉讼固定“我努力过”的证据。

第三步,把分红定下来。 在股东会上正式提出利润分配方案并请求表决。如果方案被否决,且公司连续五年盈利、符合分配条件却不分配,可以请求公司按合理价格收购你的股权。

第四步,把股卖掉。 先问其他股东要不要,行使优先购买权是他们的权利;他们不要,再找外部买家。价格谈不拢,可以评估。

第五步,才是考虑解散。 而且到这一步,你要准备的不是“我很委屈”,而是“机制瘫痪了、公司没生意了、其他路走完了”这三组证据。

这条路走下来可能要一两年,比直接起诉慢。但它有个好处:不管走到哪一步,你都没有把关系彻底烧掉,而公司还在赚钱——只要公司还在赚钱,你的股权就还值钱。

把几条退出路径的成本做个粗略对比,方便选择。转让股权:最快,几周到几个月,成本是中介费和可能的折价。请求回购:需要满足法定情形和在法定期限内起诉,周期半年到一年,价格争议大。解散之诉:一审加二审一到三年,加上清算一到两年,总周期可能四五年,且结果不确定。破产申请:如果公司资不抵债,这是清理债务的正路,但股东通常一分钱拿不到。所以理性的顺序是:先谈转让,谈不成再考虑回购,最后才是解散。 本案原告是持股最多的一方,其实最有条件把股权卖给另外两名股东——他们合计持股超过六成,收购意愿和能力都比外部买家强。他没走这条路,直接起诉解散,是策略上的失误。

最后比较一下转让和回购的实际差别。转让是卖给股东或第三人,价格靠谈,谈成了钱到手,公司不受影响;回购是公司自己买,价格靠谈或者评估,谈不成要起诉,而且公司要有钱、要走减资程序。对股东来说,转让更快;对公司来说,回购更伤。 所以谈判时,先争取转让,实在不行再谈回购。

评估定价的方法,常用的有三种:资产基础法(按净资产评估)、收益法(按未来现金流折现)、市场法(按可比交易)。有限责任公司多用资产基础法,因为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资产上;成长型企业多用收益法。 评估机构由双方共同选定,选不定可以由法院指定;评估费一般由申请方先垫,最后按责任分担。

公司还在赚钱,会还在开,钱也按月到账,只是你觉得分少了、说不上话——这不叫僵局,这叫股东之间的矛盾。法律给的答案不是把公司关掉,而是把账查清、把会开起来、把股卖出去。真到了无路可走那天,再回来按最后那个按钮。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原告徐某骥诉称:2001年2月14日,被告上海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注册成立,第三人孙某瑾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2020年3月31日,原告受让被告五位股东持有的股权。此后,原告持股39.54%、第三人孙某瑾持股38.37%、第三人张某之持股22.09%。2020年3月30日,因着急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原告与第三人孙某瑾口头商定先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待原告取得股东资格后再召开股东会商定修改章程等事宜。但自2020年3月31日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后,经原告多次催促,第三人孙某瑾始终未予理睬。第三人孙某瑾一人把持公司,拒交财务章、拒绝为原告提供办公室、拒不进行公司账面盈余分红。被告董事、监事等管理层早已瘫痪,内部权力运行机制发生严重障碍,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若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且股东持股比例无法达到章程规定的要求,无法通过股东会决议方式解散公司。

原告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解散被告上海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上海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辩称:自2020年3月原告入股被告后,被告先后召开6次股东会,议题包括分红(以支付费用报销等形式支付)、办公场地调整、聘请工作人员及房屋分割等。被告不存在原告诉称的公司僵局、股东长期矛盾的情况。且原告每月收取股东红利,截至2022年底,原告共分配利润人民币1223070元(币种下同)。根据公司法及司法解释规定,解散公司需具备的要件,亦是判决公司解散的审查条件,故原告诉请不符合公司解散的条件,应当驳回。

第三人孙某瑾、张某之共同陈述,第一,原告陈述虚假不真实。被告多次召开股东会并有会议纪要,第三人均出席。原告称存在两年矛盾、由第三人孙某瑾一人把持被告不真实。原告不在公司办公,没有具体职务,原告要求提供办公室与本案无关,亦不是公司解散事由。原告成为被告股东后,被告每月都有分红。其中2020年4月至12月每月以工资形式发放,2021年1月以借款形式发放并发放年终奖,原告共分红1223070元。第二,被告正常经营,运营状况或高于之前水平,两位第三人作为被告股东,股权比例合计超过60%,均不同意解散公司。

综上,不存在公司解散情形,恳请驳回原告诉请。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1年2月14日,被告上海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成立;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第三人孙某瑾系总经理、董事长。

被告的章程载明:董事会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的,由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不召集和主持的,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公司的营业期限为长期,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计算。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解散:(一)公司营业期限届满;(二)股东会决议解散;(三)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四)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五)人民法院依照公司法的规定予以解散。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收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2020年3月30日,被告上海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形成决议如下:......二、股权转让后,股东持股情况如下:原告徐某骥认缴出资额395400元,出资比例39.54%;第三人孙某瑾认缴出资额383700元,出资比例38.37%;第三人张某之认缴出资额220900元,出资比例22.09%。三、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四、公司股东发生变更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不变。

2022年6月9日和6月14日,原告两次通过微信向第三人孙某瑾提出“财务专用章依法应当交由会计冯老师保管”“依法进行股东分红”“公司空置的房间予以装修,用于本人办公”事宜。2022年6月15日,孙某瑾回复原告时提到,2021年1月股东三人就账面盈余分配事宜商讨后同意按持股比例以借款形式处理账上500000元并于同年1月28日领取完毕。2022年6月1日原告于股东会上第一次提出账面利润可以分红,无人异议,仅是讨论具体如何操作。关于办公室使用事项,原告曾在2021年1月的股东会决议上签字同意。针对以上事项,第三人孙某瑾建议召开股东会会议共同商定。

2022年6月19日,原告联系第三人孙某瑾,提出了财务章、员工管理等问题。2022年6月21日,第三人孙某瑾进行回复。2022年6月22日,原告进行回复并提出赞成通过股东会解决股东间问题。

2022年6月24日、6月28日、7月12日,原告向第三人孙某瑾分别发送3份文件,就前述财务专用章、分红、办公室等事宜提出异议,其中提到“公司原计划将公司在股东名下的6套房屋全部出售,然而出售3套后您却变卦了”“公司最终将公司的年租金提高到约3500000元,公司租金收益每年多了约1300000元”,并提出安排股东会。2022年7月13日,第三人孙某瑾向原告发送文件,就原告的异议及召开股东会事宜予以回复。

审理中,被告上海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及两位第三人表示,自2020年4月至2022年1月,股东多次召开会议协商决定分红、办公场地、房产处理等事宜;自2020年4月起,原告持续获得股东红利,被告上海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正常经营且运营良好有盈利。原告表示,其收到的款项为工资、借款及奖金,其根据股权比例获取工资;被告上海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经营收入分为房屋租金及物业管理,其中房屋租金逾3000000元,物业管理部分为亏损,由房屋租金填补物业管理亏损;不认可曾经召开过股东会,但认可股东协商后就房产处理形成过一致意见。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4日作出(2022)沪0105民初21387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徐某骥的全部诉讼请求。宣判后,徐某骥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24日作出(2023)沪01民终1129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作为被告上海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持有39.54%的股份,可以提起请求解散公司的起诉。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被告上海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解散条件。

其一,原告作为被告上海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与两位第三人就公司经营、资产处理、款项发放等,有过协商并达成一致。原告若认为被告上海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未召开股东会,或者认为需要召开股东会讨论公司经营事宜,可以按照公司章程和公司法规定提议召开、召集召开股东会,而非以此为由要求解散公司。

其二,各方当事人均确认被告上海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尚在经营中并处于盈利状态,原告提出解散公司的原因主要在于其认为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另一位股东在经营公司过程中难以与原告达成共识,但并不是被告上海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无法继续经营。

其三,如果原告不愿意继续持有公司股权,可以向公司股东或股东以外的主体转让股权。如果原告认为其他股东损害公司利益或其股东权益,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解决。

综上,原告提出解散被告上海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理由不属于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情形,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解散条件。对于原告提出的解散被告上海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诉请,法院不予支持。公司解散纠纷是股东在穷尽公司自治或其他途径,均不能解决公司僵局状况下的救济途径。而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发生困难、是否已经存在公司僵局是判断公司应否解散的重要标准。实践中,应当审慎适用公司解散这一使企业退出市场的救济途径。对于公司运营良好,自我调整机制未失灵,不存在公司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害情形的,不能认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困难或存在公司僵局,不应当判令解散公司。

案号:(2022)沪0105民初21387号 审理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3-10-24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5-08-2-283-001)。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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