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霍某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诉上海保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孙某蓉公司解散纠纷案
一、案情速览
中外合资公司的合资合同到期,两方股东就解散事宜谈不成,一方起诉要求解散公司。
被告和另一股东提出管辖异议:合资合同里写明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法院无权受理。一审据此裁定驳回起诉。
二审撤销一审裁定,指令审理,明确:公司解散纠纷不能仲裁——股东之间的仲裁协议约束不了股东与公司之间的纠纷,且解散公司不具有可仲裁性。
二、裁判要点提炼
公司解散纠纷本质上是股东与公司之间的纠纷,股东在公司设立协议中约定的仲裁条款属于股东之间的合意,不能约束公司解散纠纷;当事人以设立协议中订有仲裁条款为由主张公司解散纠纷不应由人民法院主管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解散公司不仅包含财产纠纷属性,还涉及股东的身份利益和公司外部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具有身份属性和公共属性,不属于仲裁法规定的可仲裁事项;法律也未赋予仲裁机构通过仲裁程序解散公司的权限。
三、赵律师点评
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程序陷阱:合同里写了仲裁
这个案子的标的额可能不大,但它解决的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公司解散,能不能去仲裁?
事情的经过很简单。一家中外合资的机电设备公司,两个股东,一个是境外贸易公司,一个是自然人。双方签过一份《合资合同》,合同里有一条很常见的争议解决条款:双方经协商仍不能解决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时,可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提出申请,按其仲裁规则仲裁。
合资合同 2023 年 5 月 28 日到期。到期之后,双方就公司解散事宜多次沟通,谈不成。境外股东起诉到法院,请求解散公司。
被告公司和另一名股东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异议,理由就是那条仲裁条款:既然合同约定了仲裁,法院就不该受理,应当驳回起诉。
一审法院采纳了这个意见,裁定驳回起诉。
如果这个裁定生效,会带来一个很尴尬的后果:股东去仲裁,仲裁机构大概率会说“解散公司不属于我可受理的范围”;回头再来法院,法院又说“你们有仲裁协议,我不受理”。两头堵,公司就僵在那里,谁也解决不了。
二审法院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审理本案。
这里要先区分两个概念:主管异议和管辖异议。 管辖异议是“这个法院管不了,应该由另一个法院管”,解决的是法院之间的分工;主管异议是“这事根本不该由法院管,应该去仲裁”,解决的是法院和仲裁机构的界限。本案提的是主管异议,但实务中常被笼统称为管辖异议,法院也按管辖异议的程序处理——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法院审查后裁定,不服可以上诉。这个区分很重要,因为两者的救济路径和审查标准不同:管辖异议败诉,案子换个法院继续审;主管异议成立,案子直接被驳回起诉。
主管异议的处理程序,与管辖异议基本相同: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法院审查后作出裁定,对裁定不服可以在十日内上诉。区别在于审查依据:管辖异议看民事诉讼法的管辖规则,主管异议看仲裁法、司法解释关于仲裁协议效力和可仲裁性的规定。提出时要写清依据,不能笼统说“我们约定了仲裁”。
仲裁要成立,得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二审的说理非常清楚,先把仲裁的适用条件拆成两条:一是当事人之间达成仲裁合意,二是纠纷本身具备可仲裁性。 这两条缺一条,仲裁就走不通。
先看第一条,仲裁合意。
这里有个容易混淆的地方:签合资合同的是两个股东,但公司解散纠纷的当事人是谁?是股东和公司。司法解释写得很明白:股东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应当以公司为被告。
那么,两个股东之间签的仲裁条款,能不能约束“股东告公司”这个诉讼?不能。因为公司不是那个仲裁协议的当事人。合同的相对性在这里起作用——你俩约好去仲裁,不能替第三个人作决定,哪怕这个第三人是你俩共同出资设立的公司。
判决的表述是:股东之间在设立协议中针对公司解散约定仲裁条款的,显然不符合当事人之间达成仲裁合意的条件。
注意“显然”两个字,说明这在法院看来不是疑难问题,而是一个基本的合同相对性问题。
再看第二条,可仲裁性。这一条更本质。
仲裁协议的相对性,是本案第一层理由的核心。仲裁协议本质是合同,合同只约束签约方。公司不是合资合同的签约方,所以不受那条仲裁条款约束。有人会问:公司是两个股东设立的,股东之间的约定,公司难道不该遵守?答案是:公司的独立人格,恰恰意味着它不为股东之间的私人约定背书。 股东可以约定彼此之间怎么处理分歧,但不能替公司决定它该去哪里应诉。这个逻辑在实务中还有一层延伸:如果公司自己也签了仲裁协议(比如在章程里或者单独的仲裁协议上盖章),那情况就不同了——那时公司成了仲裁协议的一方,争议就可能要走仲裁。
公司自己签了仲裁协议的例外,实务中确实存在。比如公司章程里写了仲裁条款,并且公司盖章确认;或者股东、公司、第三人签了多方协议,公司是签约方。这时公司就成了仲裁协议的一方,争议可能要走仲裁。但要注意:即便有仲裁协议,解散公司这件事仍然不可仲裁——因为它超出了可仲裁事项的范围。所以这个例外,只对股东之间的其他争议有用,对解散本身没用。
仲裁条款的独立性,也值得一提。合同不成立、无效、被撤销、终止,不影响其中仲裁条款的效力——这叫“仲裁条款独立性原则”。所以即便本案的合资合同已经到期终止,那条仲裁条款理论上仍然有效,可以对“因合同产生的其他争议”适用。 但它管不了公司解散,因为那是另一个法律关系。
为什么解散公司不能仲裁:从两个法域分别看
判决从公司法和仲裁法两个角度分别论证,逻辑很严密。
从公司法角度看。 我国的公司解散制度分两大类:自愿解散和强制解散。自愿解散是股东自己决定,比如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股东会决议解散、因合并分立需要解散。强制解散又分两种:行政解散,比如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被撤销;司法解散,就是股东起诉到法院,由法院判决解散。
这几种方式列完,你会发现一个空档:法律没有赋予仲裁机构解散公司的权限。 也就是说,即便双方真心实意想请仲裁机构把公司裁解散,仲裁机构也没有这个权力——它不是法定的解散主体。
从仲裁法角度看。 可以仲裁的事项限于“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而解散公司这件事,性质上比财产纠纷复杂得多。
判决的分析是:解散公司不仅包含有财产纠纷的属性,还因涉及股东的身份利益和公司外部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具有身份属性和公共属性,不具备可仲裁性。
这句话要拆开理解。
“股东的身份利益”——解散意味着股东资格彻底消灭,不是分多分少的问题,是有没有的问题。这跟买卖合同里谁该付多少钱,性质完全不同。
“公司外部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公司解散要清算,清算要通知债权人、要清偿债务。债权人根本没有参与那个仲裁协议,却要承受仲裁结果的后果。让两个股东的私下约定去决定几百个债权人的命运,不公平,也不安全。
“公共属性”——公司是登记设立的,解散要办理注销登记,涉及工商、税务、社保、银行一系列公法上的手续。这些不是当事人可以自行处置的事项。
三条加起来,结论就成立了:解散公司不是一个可以用仲裁解决的事。
关于可仲裁性的判断,国际上通行的标准大致有三条:争议是否涉及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的事项;是否涉及第三方利益或公共利益;仲裁裁决是否具有可执行性。解散公司三条都踩线: 股东资格是身份关系,不是可以自由处分的财产;解散影响外部债权人、员工、税务;仲裁机构作出的“解散”裁决,工商登记机关不会据此办理注销。所以即便双方真心想仲裁,这条路也走不通——不是不愿意,是制度上没这个接口。 类似的还有婚姻效力、收养关系、行政争议,都属于不可仲裁的事项。
不可仲裁的事项,除了公司解散,还有几类: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劳动争议(须先仲裁,但那是劳动仲裁,不是商事仲裁);涉及公共政策的事项。判断的标准是:这件事能不能由当事人自己处分。 能处分的,可以仲裁;不能处分的,只能诉讼。
这个案子给合同起草提了个醒
很多合资合同、股东协议、投资协议,都是从模板改的,争议解决条款往往一句话带过:“因本合同发生的争议,提交某某仲裁委员会仲裁。”写的时候没人细想,出事的时候才发现,这句话把最需要解决的那个问题挡在了门外。
正确的做法是分层约定:
第一层,股东之间的争议。 比如出资纠纷、股权转让纠纷、分红约定纠纷,这些属于合同纠纷,可以约定仲裁,没问题。
第二层,股东与公司之间的争议。 比如解散公司、公司决议效力、股东知情权,这些依法由法院管辖,约定仲裁是无效的。写清楚“本条约定不适用于公司解散、公司决议效力等依法应由人民法院管辖的纠纷”,可以省掉一场管辖异议。
第三层,合资合同到期后的处理。 本案的触发点就是合同到期。如果合同里写明“本合同期限届满,双方未就续期达成一致的,任何一方有权提议解散公司并进行清算;另一方应在三十日内答复;逾期未答复或明确拒绝的,视为同意解散”,那么到期这件事本身就能推动程序,不必等到打官司。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本案的合资合同里其实约定了公司解散的情形和股东对应的权利义务,但仍不足以让法院认为“解散可以由仲裁解决”。这说明约定的内容再详细,也不能改变纠纷本身的可仲裁性。 可仲裁性是一个法定问题,不是当事人可以自己创造出来的。
顺带说一句实务经验:这类管辖异议,一审支持、二审改判的比例不低。如果一审被裁定驳回起诉,不要急着放弃,上诉期十五天,值得认真写一份上诉状——本案就是二审把路重新打开的。
把分层条款的写法给一个示例思路,供起草时参考。第一条写适用范围:本条款适用于因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变更、解除产生的争议。第二条写股东之间的争议解决方式:提交某某仲裁委员会按其规则仲裁。第三条写排除事项:因公司解散、公司决议效力、股东知情权等依法应由人民法院管辖的纠纷,不适用本条仲裁约定,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第四条写协商前置:争议发生后应先协商三十日,协商不成再启动仲裁或诉讼。这样写,既保住了商事争议的仲裁效率,又避免在解散这类事项上被程序挡在门外。
仲裁和诉讼的成本比较:仲裁费通常高于诉讼费,尤其是标的额大的案子;但仲裁一裁终局,没有上诉,时间更短;仲裁不公开,保密性好;仲裁员的专业性可能更强,尤其在跨境、金融、工程领域。所以选仲裁还是诉讼,要看交易的性质:要保密、要快、要专业,选仲裁;要上诉机会、要公开判例、要成本低,选诉讼。
管辖异议的审查期限,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实务中一般十五日内作出裁定。对裁定不服可以上诉,二审的审查期限是三十日。加上送达、移送的时间,一个管辖异议走完,两三个月很正常。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被告愿意提——不为赢,为拖。
从“公司怎么死”看整个退出体系
把这几篇解散案子连起来看,其实是公司在回答一个问题:一家公司走到尽头,有哪几种走法?
第一种,自愿解散。 股东会决议解散,最和平,成本最低。前提是大家还能坐下来谈。
第二种,章程事由出现。 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本案的合资合同到期就属于这一类,但要注意:合同到期不等于公司自动解散,还得看章程怎么规定、股东怎么决议。
第三种,行政解散。 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被撤销。前面那个矿业公司的案子就是被吊销执照,然后股东怠于清算,最后被判连带赔偿。这条路是被动的,后果往往最糟。
第四种,司法解散。 股东起诉,法院判决。门槛最高,成本最大,周期最长,是最后手段。
第五种,破产。 资不抵债,走破产清算或重整。这不是“解散”,是另一套程序,由法院指定的管理人主导。
五种走法,对应五种不同的准备。想走第一种,先攒够表决权;想走第二种,先把章程写清楚;想避免第三种,别让公司长期停业不报税;想走第四种,准备好我们前面讲的那三组证据;想走第五种,尽早找专业机构做财务梳理。
最怕的是哪一种都不选,就那么耗着。公司吊销了不清算,股东要担责;公司停业了不注销,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会被限制;公司僵住了不处理,资产一天天缩水。时间不会解决问题,只会把问题变贵。
最后把这五种退出方式的成本做个横向对比。自愿解散:股东会决议,成本最低,但需要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通过,谈不拢就卡住。章程事由解散:靠事前设计,章程写得越细越好用,可惜多数公司的章程是模板抄的。行政解散:被动接受,往往伴随处罚、失信、限高,是最差的一种。司法解散:门槛高、周期长、结果不确定,但是小股东唯一能主动启动的强制路径。破产清算:解决资不抵债,由管理人主导,股东基本出局。看明白这张表,就知道为什么“章程写清楚”这件事,比“出事找律师”便宜得多。 一份好的章程,能在公司还没出事的时候,就把五种走法里的前两种铺好路。
最后给章程设计一个建议:在“争议解决”一章里,明确区分三类争议。第一类,股东之间的合同性争议,可以约定仲裁。第二类,股东与公司之间的组织性争议(解散、决议效力、知情权),约定由公司住所地法院管辖。第三类,公司与外部第三人的争议,按合同约定处理。三类分开写,能省掉大部分管辖扯皮。 这一章值得多花半天时间。
两个股东之间的约定,管不了股东和公司之间的官司;一份私人的仲裁协议,也决定不了几百个债权人的命运。解散公司这件事,法律只交给了法院。合同里那句“提交仲裁”,写得再工整,也挡不住这条路的尽头是一堵墙。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上海保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某公司)由霍某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霍某公司)和孙某蓉两股东合资设立。《合资合同》于2023年5月28日到期后,霍某公司与孙某蓉多次沟通公司解散事宜,均未达成一致意见,陷入僵局。霍某公司认为,《合资合同》到期后,双方继续合作的基础已经丧失,保某公司继续存续会使霍某公司的利益遭受巨大损失,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请解散保某公司。
保某公司、孙某蓉在一审提交答辩状期间,对案涉纠纷是否应由人民法院主管提出异议,认为《合资合同》第43条明确约定:甲乙双方经协商,仍不能解决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时,可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提出申请,根据其仲裁规则进行仲裁。该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规定,故保某公司和孙某蓉请求法院确认本案应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仲裁,并驳回霍某公司的起诉。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26日作出(2023)沪0113民初39206号民事裁定:驳回霍某公司的起诉。
霍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9日作出(2024)沪02民终4423号民事裁定:一、撤销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23)沪0113民初39206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审理。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公司解散纠纷能否通过仲裁程序解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一百八十条规定:“公司因下列原因解散:(一)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五)人民法院依照本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的规定予以解散。”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2023年修订的公司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二百三十一条分别沿用了以上规定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法释〔2008〕6号,2020年修正)第四条第一款规定:“股东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2017年修正)第二条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
”(2025年修订的仲裁法第三条第一款沿用了该规定精神)。实践中,当事人可能在公司设立协议中约定仲裁条款来解决公司解散等争议,但是结合上述法律规定可知,公司解散纠纷不能通过仲裁程序解决。这是因为适用仲裁程序解决纠纷应当满足以下条件:(1)当事人之间达成仲裁合意;(2)纠纷本身具备可仲裁性。对于第一个条件,公司解散纠纷本质上是股东与公司之间的纠纷,故前述司法解释明确股东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应当以公司为被告,股东之间在设立协议中针对公司解散约定仲裁条款的,显然不符合当事人之间达成仲裁合意的条件。对于第二个条件,可以从公司法和仲裁法角度分别评判。从公司法的规定看,我国的公司解散制度分为自愿解散和强制解散,强制解散又分为行政解散和司法解散。除上述解散方式之外,法律并没有赋予仲裁机构通过仲裁程序解散公司的权限。从仲裁法的规定看,可以仲裁的事项限于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
而解散公司不仅包含有财产纠纷的属性,还因涉及股东的身份利益和公司外部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具有身份属性和公共属性,不具备可仲裁性。
综上,当事人以公司设立协议中订有仲裁条款为由主张公司解散纠纷不应由人民法院主管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本案中,虽然霍某公司和孙某蓉的《合资合同》订有仲裁条款,并约定了公司解散的情形和股东对应的权利义务;但是股东之间的仲裁协议不能约束股东和公司之间的纠纷,同时,解散保某公司事关股东的身份利益,不具备可仲裁性。故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驳回霍某公司起诉裁定予以纠正。公司解散纠纷本质上是股东与公司之间的纠纷,而股东在公司设立协议中约定的仲裁条款,属于股东之间的合意,不能约束公司解散纠纷;同时,公司解散纠纷不仅具有财产纠纷属性,还因涉及股东的身份利益和公司外部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具有身份属性和公共属性,不具备可仲裁性,故当事人以公司设立协议中订有仲裁条款为由,主张公司解散纠纷不应由人民法院主管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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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号:(2024)沪02民终4423号 审理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4-04-29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6-10-2-31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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