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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案例珠江某货运码头有限公司诉佛山某港码头有限公司解散纠纷案

案号:(2019)粤06民初198号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 公司解散纠纷 · 一审 · 2020-11-18
本案来源已核实(参考案例),判决书全文见文末折叠附录,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一、案情速览

码头公司因环保验收办不下来、码头登记证书被注销而全面停产,遣散大部分员工,两年间营业收入归零、累计亏损一千七百余万元。

与众不同的是,这家公司的董事会仍能正常召开、能形成决议,公司治理机构并没有瘫痪,股东起诉要求解散。

法院仍判决解散,明确:经营目的客观上无法实现,也属于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董事会能开会不等于公司还能经营。

二、裁判要点提炼

公司解散的审查应包括三个要件:公司经营是否陷入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是否将使股东遭受重大损失、是否已穷尽各种手段仍无法解决困境。公司虽能正常召开董事会、权力机构尚能运行,但主营业务因行政许可被注销、经营目的客观上无法实现,仅维持法人存续所需最低损耗状态的,应认定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股东已在报纸上刊登股权转让公告挂牌出售股权,长期无人收购,其他股东亦明确拒绝收购的,应认定其已穷尽其他途径,符合判决解散公司的条件。

三、赵律师点评

这个案子的特别之处:公司没吵翻,但生意做不成了

前面讲过的公司解散案,多数是股东打得不可开交。这个案子不一样:股东之间没有激烈的对抗,董事会照开,决议照成,公司该开的会一次没落下。可它还是被判决解散了。

原因很朴素——它的生意在物理上做不成了。

这家公司1992年设立,做的是一个内河码头。码头这个行当,靠的是两样东西:一是场地能用,二是资质在手。它的码头1991年通过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但此后一直没能取得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和环境保护验收报告。这一拖就是二十多年。到后来,码头所在的区域被划入二级水源保护区,主营业务在法律上已经不允许再做。

2018年3月起,公司全面停产停业。为了活下去,公司做了能做的所有事:多次召开董事会安排停产后的工作,遣散四十四名员工、支付高额经济补偿金、处置闲置资产。到诉讼时,在册员工只剩十二人。2019年8月,海关注销了它的监管场所注册登记证书。这张证一注销,码头就彻底不能用了。

财务数据是最直白的说明:2018年营业收入五十余万元,净利润亏损一千二百余万元;2019年营业收入为零,净利润再亏五百余万元。一家公司,收入归零、每年还要往里贴钱,只为“活着”这两个字。

这里要插一句区分:解散清算和破产清算是两条路。 解散清算的前提是公司资产还能覆盖债务,清算完有剩余才分给股东;如果清算中发现资不抵债,就得转破产。本案公司两年亏损一千七百多万,但仍有往年盈余和可变现资产,属于“还能还清债”的状态,所以走的是解散清算。如果它已经严重资不抵债,正确的选择就不是起诉解散,而是申请破产——两条路的门槛、程序、后果都不一样,选错了会白走很多路。

解散清算转破产清算的临界点,是“资不抵债”。清算组在清理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时,如果发现公司财产不足清偿债务,应当立即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把清算事务移交法院。这个动作不能拖,也不能隐瞒——隐瞒不报、造成债权人损失的,清算组成员要承担赔偿责任。所以起诉解散前,最好先做一次资产负债的粗略测算。

解散后的资产处置,也有一套顺序:先支付清算费用,再支付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再缴纳所欠税款,最后清偿公司债务;全部清偿完毕还有剩余的,才按出资比例分配给股东。这个顺序不能颠倒,也不能协议变更。 有的股东想先把设备卖了分钱,这是违法的,债权人可以要求追回。

为什么董事会能开会,法院还是认定“严重困难”

这是本案最有价值的地方。按通常的理解,公司解散要求“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而司法解释列举的前三种情形——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形成有效决议、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解决——通通指向一件事:人吵架,会开不成。

本案恰好相反。董事会能开,能形成决议,甚至最后一次董事会的决议内容就是“各股东就本案公司解散纠纷无法达成一致调解方案,由法院裁决”。这说明公司的权力机构是清醒的、能表达的。

那法院凭什么认定严重困难?判决给了两条并行的理由,一条对外,一条对内。

对外看业务:码头自1991年通过环评审批后,一直未取得竣工验收和环保验收报告;2019年8月21日海关注销了码头登记证书,公司的经营目的已无法实现。这是从“能不能干”这个角度判断的——不是不想干,是不许干。

对内看状态:公司虽然仍能正常召开董事会,权力机构能够正常运行,但已遣散大部分员工,自2018年来仅维持在企业法人存续所需最低损耗状态,已出现僵持情形。

这两条合起来,把“严重困难”的含义撑开了一层:它既包括“决策机制瘫痪”,也包括“决策机制空转”。 会开得成,但开的都是怎么收摊的会;决议作得出,但作的都是怎么少亏一点的决议。这种状态下,公司作为一个经营主体,实质上已经停止运转,只剩下一个法人的壳。

这里藏着一个很细的界线:行政机关的行为导致履行不能,和商业上的经营失败,性质不同。 后者是市场风险,前者是“路被堵死了”。本案码头位于二级水源保护区,主营业务在法律上被禁止,这不是公司经营不善,是客观上行不通。判断的方法也很简单:问一句“换一个更会经营的管理团队,这件事能不能做成”。如果答案是“不能,因为证办不下来”,那就是客观不能;如果答案是“能,只是现在这批人不行”,那就是经营问题,不构成解散事由。这条界线,是区分“该解散”和“该换人”的关键。

环评这件事,还可以多说一句。码头、化工、矿山、养殖这类项目,环保验收是经营的前置条件;没有验收,就拿不到排污许可;没有排污许可,就不能合法生产。本案的码头二十多年没拿到验收报告,本质上是一直在“带病经营”,直到政策收紧、区域划入水源保护区,才彻底做不下去。这类企业主应当早点意识到:合规成本早晚要付,越晚付越贵。

三个要件逐个过:经营困难、股东受损、无其他途径

判决把审查拆成三步,这个框架可以直接拿来用。

第一步,公司经营是否陷入严重困难。 如前所述,从对外经营和内部分析两个角度看,都已构成。这里有个细节值得注意:法院并没有因为“董事会能开会”就否定严重困难,而是说明“能开会”只是治理层面的一个指标,不能替代对经营实质的判断。

第二步,继续存续是否将使股东遭受重大损失。 法院的算法很实在:公司已遣散大部分员工,无继续经营的可能;无法达到重新办理码头登记证书的条件,即便重新招募员工,经营目的也无法实现;两年累计亏损一千七百余万元,如果继续维系这种“不营业、零收入”的状态,维系公司所付出的成本会进一步侵蚀公司剩余价值,减损股东的可分配利益。

用大白话说:这家公司现在每多活一天,股东的钱就少一点。 这不是“可能受损”,是“正在受损”。

第三步,能否通过其他途径解决。 法院列了两条路,逐一排除。一是重新办证或业务转型——公司当庭确认,多番努力仍无法通过环评审批,且码头地处二级水源保护区,不得再开展主营业务,也无法与其他主体合作,此路不通。二是股东出让股权——股东早在2018年3月就在报纸上刊登股权转让公告,挂牌销售其持有的三成股权,至今无人收购,其他股东也明确表态拒绝收购,此路亦不通。

三步走完,结论就顺理成章:准许解散。

把这三个要件和司法解释对照着看,会发现本案走的是第四项兜底条款。它不满足前三项——董事会能开、决议能作、董事之间没有冲突。但第四项写的是“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这一项把“治理僵局”之外的情形也纳进来了:经营目的客观不能实现、主营业务被政策禁止、核心资质被吊销,都属于这一类。换句话说,司法解释从来没有把“严重困难”限定为“人吵架”,它一直是双轨的:一条看治理,一条看经营。

三要件在实务中的证明顺序,一般是先证明“经营严重困难”,再证明“股东利益受损”,最后证明“穷尽其他途径”。顺序不能颠倒,因为后一个要件是以前一个要件的成立为前提的——如果公司还在正常赚钱,就谈不上“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损”。本案的判决书就是按这个顺序写的,可以直接作为写作模板参考。

这个案子教给我们的第一课:穷尽途径要“做给人看”

很多人败在第三步。道理讲得通,但拿不出“我试过了”的证据,法院只能认为你没走完前置程序。

本案的股东做得非常标准:2018年3月,在《信息时报》上刊登股权转让公告,公开挂牌销售股权。这个动作的意义有两层——实体上,它确实是在找出路;程序上,它把一个“我努力过”的主张变成了可查证的公开事实。再加上其他股东当庭表态拒绝收购,两条路都堵死了,法院认定“已穷尽其他途径”就毫无障碍。

对比一下另一个案子:某运输公司持股一成,三次发函要求召开董事会,被驳回。原因之一是它的发函不符合章程规定的提议门槛——章程要求三分之一以上董事提议才能开临时董事会,它只委派了一名董事,凑不齐。法院据此认为它没有穷尽内部救济。

两个案子放在一起,结论很清楚:“穷尽”不是心里想想,是要留下痕迹的。 该发的函要发、该走的程序要走、该登的公告要登、该谈的调解要谈,每一步都要有据可查。

还有一点常被忽略:向其他股东发出股权转让要约,也是一种“穷尽”。如果对方明确拒绝收购,这个拒绝本身就是很好的证据;如果对方不置可否,那就要保留催告记录。

“穷尽其他途径”在实务中是最容易失分的一环,这里把标准做法列一下。第一,协商。 发函、开会、面谈都要留痕,邮件、快递单、会议纪要都算。第二,内部救济。 提议召开股东会、请求监事或监事会起诉董事高管、行使知情权查账,这些都试过没有。第三,股权转让。 先问其他股东要不要行使优先购买权,再对外找买家;挂牌、登报、委托中介都可以,关键是留下“我找过、没人要”的证据。第四,第三方调解。 有些法院会在庭前组织调解,调解不成的记录也是有分量的证据。四步走完,才算“穷尽”。本案在第三步做得最漂亮——直接在报纸上登了股权转让公告,这个动作的证明力比私下问一句强得多。

挂牌转让的具体流程,大致是:先由其他股东表态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放弃或者逾期不答复的,可以对外转让;对外转让可以通过产权交易所挂牌、委托中介机构、公开招标、报纸公告等方式;挂牌要写清标的、价格、付款方式、受让条件、挂牌期限。本案选择报纸公告,成本低、公开性强,对“我努力过”这个主张很有帮助。

其他股东拒绝收购的表达方式,最好是书面的。口头说“我不要”,将来对方否认,你就说不清;发一份书面要约,写明股权比例、价格、付款方式、答复期限,对方回函拒绝,这份回函就是最好的证据。如果对方不答复,可以再发一份催告函,明确“逾期未答复视为拒绝”。 这样两步走,证据链就完整了。

第二课:什么时候该止损,比什么时候该坚持更重要

站在商业角度看,这个案子最扎心的地方在于:公司从2018年3月停产,到2020年11月判决解散,中间两年零八个月,公司一直在“维持现状”——没有收入,每年亏几百万,员工从四十四人减到十二人,资产一点点处置掉。

这两年的成本,最后全由股东承担。

判决里有一句话点得很透:如果继续维系目前不营业、零收入的状况,因维系公司所付出的成本将进一步侵蚀公司剩余价值,减损股东的可分配利益。这句话其实是在提示:公司存续本身是有成本的。 记账费、审计费、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留任人员的社保、年检、诉讼,这些钱在赚钱的时候不算什么,在不赚钱的时候就是纯粹的失血。

所以对股东而言,判断“要不要解散”不该只看感情和面子,可以算一笔账:公司现在每年的净现金流出是多少?剩余资产如果现在清算能分回多少?再拖三年又会少多少?算完这笔账,很多纠结会变得清楚。

当然,解散是最后手段。能转让就转让,能减资就减资,能分立就分立,能重组就重组。这些路都试过、都堵死了,再来谈解散。这也是法院反复强调“审慎适用”的原因——判解散容易,判完之后那摊子事,还是股东自己收拾。

最后算一笔“维持成本”的账,这是很多股东没算过的。公司即使不经营,每年仍要支出:代理记账费、审计费、工商年报、税务申报、银行账户管理费、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留任人员的工资社保、办公场地租金或物业费。如果公司还有诉讼在身,还有律师费和诉讼费。这些支出加起来,一年几万到几十万不等。本案公司从停产到判决解散两年零八个月,期间遣散员工支付了高额补偿金,处置了闲置资产,剩下的钱一点点被消耗掉。所以“再等等看”这四个字,是有价格的,而且价格不低。

维持成本的量级可以粗算:一家不经营的小公司,一年的固定支出大约在五万到三十万之间,取决于有没有房产、有没有留任员工、有没有在打的官司。如果公司名下还有土地房产,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就是大头;如果有诉讼在身,律师费和保全费又是一笔。这些钱不会因为“公司停着”就消失,它只会一年一年地把剩余资产吃掉。

一家公司可以没有争吵,也可以按时开会,但如果它已经没有生意可做,那它剩下的每一天都在花钱。法律给的这条退出通道,不是给吵架的股东出气用的,是给走投无路的人留的门。判断标准从来不是“谁对谁错”,而是“这台机器还有没有在干活”。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珠江某货运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江某货运公司)诉称:1992年,珠江某货运公司与其他股东共同设立佛山某港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某港码头公司),主营佛山市三水区某码头。后因码头无法通过环评,码头经营所需证书也被海关收回,佛山某港码头公司被迫停业,且恢复经营再无可能。故请求判令:一、解散佛山某港码头公司;二、佛山某港码头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佛山某港码头公司辩称:佛山某港码头公司因无法办理环保验收手续致使公司不再具备继续生产经营的条件,亦无其他途径解决经营困局。佛山某港码头公司的经营僵局将使股东的权益逐渐耗竭,解散公司能避免股东权益受到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有效避免资产流失。

法院经审理查明:佛山某港码头公司于1992年6月5日登记设立,截至2019年3月31日,珠江某货运公司占股30%。自2018年3月以来,佛山某港码头公司已全面停产停业。为缩减成本,佛山某港码头公司多次召开董事会对停产停业后续工作作出安排,包括安置遣散44名员工(目前公司在册员工仅剩12人),支付高额经济补偿金,处置公司闲置资产等。至2019年8月21日,上述监管场所注册登记证书已被注销。自2018年3月停业以来,佛山某港码头公司已无任何经营性收入,目前仅靠往年盈余维持公司现状。2020年4月29日,佛山某港码头公司召开董事会,董事会决议内容为:各股东就本案公司解散纠纷无法达成一致调解方案,由法院对本案进行裁决。《佛山某港码头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显示,2018全年营业收入542095.14元,净利润为-12788978.51元。

佛山某港码头公司自行编制的《资产负债表(非金融类)》显示,2019年全年营业收入为0元,净利润为-5220584.84元。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18日作出(2019)粤06民初198号民事判决:解散佛山某港码头公司。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该裁判已发生法律效力。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佛山某港码头公司是否应予解散,需具体审查其是否符合下列三个要件:一、公司经营陷入严重困难;二、公司继续存续将使股东遭受重大损失;三、已穷尽各种手段仍无法解决困境。

一、关于公司经营是否陷入严重困难。

1.从佛山某港码头公司对外开展业务经营角度看,佛山某港码头公司确认其经营的西南码头自1991年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后,一直未能取得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及环境保护验收报告,2019年8月21日,佛山海关已注销佛山某港码头公司的码头登记证书,佛山某港码头公司经营目的已无法实现。

2.从佛山某港码头公司内部机构运行角度看,虽然佛山某港码头公司仍能正常召开董事会,公司权力机构能够正常运行,但佛山某港码头公司已遣散大部分员工,自2018年来仅维持在企业法人存续所需最低损耗状态,已出现僵持情形。结合上述分析,佛山某港码头公司经营已出现严重困难。

二、公司继续存续是否将使股东遭受重大损失。佛山某港码头公司已遣散大部分员工,已无继续经营之可能。而且,佛山某港码头公司无法达成重新办理码头登记证书的条件,即便重新招募员工,经营目的也已无法实现。佛山某港码头公司2018年亏损1200余万元、2019年亏损500余万元,如佛山某港码头公司继续维系目前不营业、零收入的状况,因维系公司所付出的成本将进一步侵蚀公司剩余价值,减损股东的可分配利益。故佛山某港码头公司继续存续将使股东遭受重大损失。

三、能否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当前困难。就本案而言,主要可从两方面纾困:1.佛山某港码头公司重新办理码头登记证书或者进行业务转型;

2.珠江某货运公司出让其股权。对佛山某港码头公司而言,佛山某港码头公司已在庭审中确认,经多番努力仍无法通过环评审批手续,且因其所有的西南码头地处二级水源保护区范围内,不得再开展公司主营业务,无法再行办理码头登记证书。因佛山某港码头公司主要依西南码头开展公司主营业务,该码头无法通过环评审批手续,佛山某港码头公司也因此无法办理所需证照,无法与其他主体合作。对珠江某货运公司而言,其已于2018年3月在《信息时报》上刊登股权转让公告,挂牌销售其持有的30%佛山某港码头公司股权,但至今仍未有人收购,其他股东亦表态拒绝收购该股权。故珠江某货运公司已穷尽其他途径,仍无法转让其持有的佛山某港码头公司股权。

综上所述,佛山某港码头公司经营已陷入严重困难,继续维持现状既无法产生任何利润,反而仍有高额支出,将使股东遭受重大损失,且已穷尽其他途径而无法解决现有公司困境,故对珠江某货运公司解散佛山某港码头公司的请求予以准许。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案号:(2019)粤06民初198号 审理法院: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0-11-18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4-10-2-283-002)。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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