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某国际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
一、案情速览
2011 年 5 月 14 日、7 月 7 日、7 月 12 日,某国际有限公司与淄博某棉麻有限公司先后签了三份《棉花销售合同》,每份 500 公吨巴西原棉,装运期均为 2012 年 8 月,付款方式为买方在装运月 15 天前开出以卖方为受益人的不可撤销即期信用证。合同约定:如双方发生争议,应将争议提交国际棉花协会通过仲裁解决。
合同签订后,买方没有履行。2013 年 6 月 25 日,卖方向国际棉花协会提出仲裁申请。
国际棉花协会收到申请后,将各项仲裁通知和文件通过电子邮件、函件以及快递三种方式发送给买方。买方在仲裁程序中依照协会的仲裁规则和仲裁庭的要求进行了答辩,并提交了相应文件。
2014 年 7 月 18 日,协会作出仲裁裁决。买方在申诉期内提起申诉,2015 年 2 月 27 日,协会就申诉作出裁决,并于同日生效。裁决内容是买方支付 803,707.14 美元和 8,110 英镑,折合人民币 5,211,675.83 元,以及自 2015 年 3 月 20 日起按年利率百分之七点五计算的利息。
2015 年 12 月,卖方向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买方从三个方向抗辩:仲裁通知送达不合法、仲裁协议无效、承认执行会违背我国公共秩序。
其中最有分量的是第三条,理由也很实在:它签订合同时没有棉花进口配额,履行合同就违反了国家的进口管理秩序。
2016 年 1 月 19 日,淄博中院裁定:承认和执行该仲裁裁决。
二、裁判要点提炼
人民法院在处理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纠纷案时,应严格依照《纽约公约》的规定审慎界定违反公共政策的标准,限于承认和执行该裁决将严重违反中国法律基本原则、侵犯中国国家主权、危害社会公共安全、违反善良风俗以及危及中国根本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仲裁裁决的内容是由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损失赔偿及利息,并非裁决合同继续履行;即使合同无效,该裁决内容与我国法律对于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亦不相抵触,不构成违反公共政策。
三、赵律师点评
一、三条抗辩,两条走过场,一条是真招
被申请人提了三条抗辩,但三条的分量完全不同。
第一条,仲裁通知送达不合法。这条在本案里站不住,因为事实摆在那儿:协会通过电子邮件、函件、快递三种方式送达了各项通知和文件,而且被申请人自己参与了仲裁程序、提交了答辩和证据。一个实际参与了全程答辩的当事人,很难说「我没收到通知」。它已经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知道这场仲裁、并且有条件说话。
第二条,仲裁协议无效。这条也没有展开。双方在三份合同里都写了仲裁条款,白纸黑字;被申请人没有提出依何国法律、依据什么事实认定无效。空口主张,法院不会采纳。
第三条才是真招:签合同时没有棉花进口配额,履行合同会违反国家的进口管理秩序,所以承认执行这份裁决,等于让中国法院帮着实现一个违反中国管理秩序的结果。
这条抗辩的逻辑是完整的:不是我赖账,是我履行不了;不是我履行不了,是国家不允许;国家不允许的事,法院不能帮着做。
所以本案真正要回答的问题只有一个:违反进口管理秩序,算不算违反公共政策?
法院的回答是:不算。而且它给了两条理由,一条讲性质,一条讲结果。
二、配额是行政管理,不是合同效力
先把棉花进口配额这件事说清楚。
我国对棉花实行关税配额管理。配额内进口,关税低;配额外进口,关税高,甚至需要另外的许可。这套制度管的是「货物能不能进境」,是海关和商务主管部门的事,属于行政管理。
它管不管「合同能不能签」?不管。
一家纺织企业没有拿到配额,照样可以和外商签棉花采购合同——法律没有禁止它签。签了之后,能不能报关进口,是另一回事。拿到配额就进,拿不到就想别的办法:转卖、内销、付违约金解除。这些都在民事法律的框架内解决。
所以「没有配额」这个事实,在民事上产生的是什么效果?可能是履行不能,可能构成违约,可能要赔钱。它不产生「合同无效」的效果——合同并不因为一方没拿到行政许可而当然无效。
这里要区分两组概念。
一组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违反前者,合同无效;违反后者,合同有效但可能被行政处罚。进出口配额管理,通常属于后者——它管的是行为秩序,不是交易本身的正当性。
另一组是「合同无效」和「履行不能」。前者是合同从订立时就没有法律约束力;后者是合同有效,但客观上做不到。本案被申请人想说的是后者,但它主张的却是前者的效果——因为只有合同无效,才能说「不该赔」。而合同有效而履行不能,恰恰是要赔的。
这两组概念一混,抗辩就散了。
还有一层:即使退一步,认定这三份合同因为违反配额管理而无效,那也不等于不用赔。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是返还财产、折价补偿、赔偿损失。这三份合同里,卖方已经把棉花备好了,买方没开信用证、没接货,损失是实际发生的。赔偿损失的结论,跟违约赔偿的结论,在数额上可能不同,但「要赔」这个方向是一样的。
所以被申请人这条抗辩,从一开始就选错了武器。它想用「公法上的不允许」去打掉「私法上的赔偿义务」,但这两件事在法律的管道里是分开流的。
把关税配额这套制度讲透一点,因为它直接决定了「没有配额」在法律上是什么性质。
我国对部分农产品实行关税配额管理,棉花是其中之一。它的运作方式是:国家每年确定一个配额总量,配额内的进口适用较低税率,配额外的进口适用较高税率;配额由主管部门分配,企业凭配额办理进口报关。
这套制度管的是「进境环节」。它不禁止企业签合同,也不禁止企业持有境外货物;它只在货物实际进境时起作用。所以「没有配额」在法律上的定位是:你不能走低税率通道进口,但你可以用别的方式处理这批货——付高税率进、转卖给别人、或者干脆违约赔钱。
这里要区分两组概念,很多人会混。
第一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违反前者,合同无效;违反后者,合同有效,但可能被行政处罚。进出口配额管理属于后者——它管的是行为秩序,不是交易本身的正当性。所以没有配额,合同不因此无效。
第二组:不可抗力和商业风险。不可抗力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比如国家突然发布进口禁令。配额拿不到,通常不构成不可抗力——企业签约时就知道有配额制度,也清楚自己有没有配额。这是它应当预见的商业条件,属于风险自担。
本案被申请人连不可抗力都没主张,它只是说「我没有配额」。这句话在民事上翻译过来就是:我签了一份自己履行不了的合同。那就是违约。
三、裁决的是赔钱,不是让你继续进口
这是本案最关键的一处区分,也是法院说理最见功夫的地方。
被申请人的担心是:如果我认了这份裁决、付了钱,是不是等于承认了一份「违反国家进口管理秩序」的交易?法院帮着执行,是不是等于帮着完成一次违规进口?
法院把裁决内容摊开来看:国际棉花协会裁的是由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损失赔偿以及利息,并非裁决合同继续履行。
这一句话,把整条抗辩链切断了。
如果裁决写的是「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交付 1,500 公吨巴西原棉」或者「双方应继续履行合同」,那承认执行确实会撞上配额管制——法院总不能帮着把没有配额的棉花弄进境。
但裁决写的是赔钱。赔钱这个动作,不产生任何进口行为,不占用任何配额,不经过海关。钱的跨境支付走的是外汇管理的那一套,跟货物进口是两条线。
所以「承认执行」和「违反进口秩序」之间,缺了一个环节:没有因果关系。
这个区分的方法,可以推广到很多类似案件:判断一份外国裁决能不能认,不要看它背后的交易有没有瑕疵,要看裁决主文要求当事人做的那个动作,本身有没有违反我国的法律秩序。动作合法,就认;动作违法,才可能不认。
本案的动作是付款。付款合法。所以认。
法院还多说了一句,这一句把退路也堵死了:即使合同无效,国际棉花协会的该裁决内容与我国法律对于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也不相抵触。
这句话的意思是:你说合同无效是吧?好,假设它无效。无效合同怎么处理?返还财产、赔偿损失。裁决让买方赔损失,方向跟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一致,不冲突。
所以无论合同有效还是无效,这份裁决的结论都站得住。这一句补得很稳——它让「合同无效」这条抗辩,即使在最有利的假设下也推不出「不予承认」的结论。
四、公共政策这道门到底有多窄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二款(乙)项只有一句话:承认或执行裁决有违该国公共政策者,可以拒绝。
就这一句,没有定义,没有列举。所以怎么解释,全靠各国法院自己把握。
把握得太宽,公约就废了——任何一份不利于本国当事人的裁决,都可以说「违反公共政策」。把握得太窄,又保不住本国的基本秩序。各国都在找一个平衡点,中国的平衡点,本案表述得最完整:
限于承认和执行该裁决将严重违反中国法律基本原则、侵犯中国国家主权、危害社会公共安全、违反善良风俗以及危及中国根本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这句话里有五个限定词,每一个都在收紧:
「严重违反」——不是违反,是严重违反。轻微违法不在此列。
「中国法律基本原则」——不是具体条文,是基本原则。比如合同严守、诚实信用、公平。违反某个具体的管理规定,不算。
「侵犯中国国家主权」——这个门槛极高,通常涉及国家行为、领土、外交。
「危害社会公共安全」——涉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重大公共设施。
「违反善良风俗」——涉及社会基本的伦理底线。
最后落到「危及中国根本社会公共利益」——注意「根本」两个字。不是一般的社会利益,是根本利益。
五个限定词叠起来,这道门就窄得只剩一条缝。
本案为什么不构成?法院逐条比对了:裁决内容不存在违反中国法律基本原则、侵犯中国国家主权、违反善良风俗等危及中国根本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五个筐,一个都装不进去。
这里要提醒一个常见的误区:把「当事人利益受损」当成「公共利益受损」。本案被申请人要赔 520 多万人民币,对它来说这是天大的事。但对社会来说,这是两家公司之间的一笔钱,跟不特定多数人没有关系。法律上的公共利益,指的是后者。
还有一个误区:把「违反管理规定」当成「违反公共政策」。没有配额进口棉花,是违反管理规定,会被海关处理;但这跟「危及国家根本社会公共利益」不是一个量级。前者是秩序问题,后者是根基问题。
这条界线划清楚,对做外贸的人是好事:意味着只要交易本身不触碰那五条底线,仲裁裁决的可执行性是可预期的,不会因为「某个环节不合规」就被整体推翻。
再补一层制度保障,说明这条抗辩为什么在实践中很难成功。
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规定,法院拟不予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要报高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拟同意的,还要报最高人民法院,待最高人民法院审核后才能下裁定。
这条规定对「公共政策抗辩」的影响是直接的:主张这条抗辩,实际上要说服的不是一个合议庭,而是三级法院。而三级法院处理这类问题时,考虑的不只是个案,还有我国在国际商事领域的整体立场——中国是《纽约公约》的缔约国,也是国际商事仲裁的重要参与方,「不予承认」的每一个案例都会被国际上拿去看。
所以这条抗辩的成功率,跟它被提出的频率完全不成比例。提的人很多,成的极少。
那么什么情况下能成?被认可的极端情形通常是这几类:裁决内容直接违反我国的基本法律制度,比如变相承认某种法律禁止的行为;裁决的执行会损害国家主权或者重大外交利益;裁决所依据的程序存在根本缺陷,导致当事人完全丧失申辩机会。
本案一条都不沾。它争的是「没有配额能不能不赔钱」,这是合同履行的问题,不是公共秩序的问题。
把道理说白一点:公共政策是「国家利益的安全阀」,不是「当事人输不起的挡箭牌」。用错了地方,不但挡不住裁决,还会浪费掉本可以用在实体抗辩上的时间和机会。
五、给别人提个醒:管理性违规不是免责牌
这个案子给做进出口的企业留了三句话。
第一句:没有配额、没有许可证,不等于合同不用履行。
很多企业有一个误解,觉得「国家不让我进,我就不用负责」。这个逻辑在国际贸易里不成立。你签了合同,就要对合同负责;进不来,是你自己的事,你要么想办法履约,要么赔钱。行政管理上的障碍,除非构成不可抗力(比如国家临时发布禁令),否则不能免责。
本案被申请人连不可抗力都没主张——它只是说「我没有配额」。这不是不可抗力,这是它自己在签约时就应当知道的条件。签约时明知没有配额还签,那风险自担。
第二句:抗辩要打在正确的层面上。
如果你想不赔,可以走这几条路:主张合同因欺诈、胁迫、恶意串通而无效;主张对方根本违约;主张不可抗力;主张损失计算错误。这些都是实体抗辩,要在仲裁阶段提,要举证。
「违反我国管理秩序」这条路,在承认执行阶段基本走不通——因为承认执行程序不审实体,只审《纽约公约》第五条那几项。你在仲裁阶段不提,到这里提,法院不会接。
第三句:涉外合同里的「合规条款」要写实。
如果确实存在配额、许可这类前置条件,合同里应当写清楚:谁负责取得、什么时候取得、取不到怎么办(解除、改港、转内销、分担损失)。写清楚了,出了问题按条款走;不写,就只能按法律默认规则走,而默认规则通常对不履约的一方不利。
最后说一句这个案子的位置。它是中国法院对「公共政策」这条抗辩的又一次收窄。跟前面那件商标案放在一起看,两件案子说的是同一件事:这道门只为「危及国家根本利益」开,不为「当事人不想赔钱」开。对涉外交易的双方来说,这是个稳定预期的好消息;对想靠这条抗辩拖时间的一方来说,这是条死路。
这份裁定的两个层次,值得分开记。第一层是方法:判断一份外国裁决能不能认,不看它背后的交易有没有瑕疵,要看裁决主文要求当事人做的那个动作本身合不合法——本案的动作是付款,付款不产生进口行为,所以认。第二层是标准:公共政策限于严重违反法律基本原则、侵犯国家主权、危害公共安全、违反善良风俗、危及根本社会公共利益五种情形,五个筐一个都装不进去,抗辩就不成立。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申请人某国际有限公司申请称,其与被申请人淄博某棉麻有限公司合同签订了三份《棉花销售合同》,合同约定,如双方发生争议,应将争议提交至国际棉花协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际棉花协会”)通过仲裁解决。合同签订后,被申请人并未履行合同。申请人于2013年6月25日向国际棉花协会提出仲裁申请。2014年7月18日,国际棉花协会出具了仲裁裁决书。在申诉期内,被申请人向国际棉花协会提起了申诉。2015年2月27日,国际棉花协会就被申请人提出的申诉出具了仲裁裁决书,该仲裁裁决于同日生效,对于双方均有约束力。申请人申请法院裁定:1.承认国际棉花协会有限公司于2015年2月27日作出的有关申请人某国际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淄博某棉麻有限公司合同纠纷的仲裁裁决;
2.依法强制被申请人履行仲裁裁决中的付款义务,向申请人支付803,707.14美元和8,110英镑,以上折人民币5,211,675.83元;
3.依法强制被申请人履行仲裁裁决中的付款义务,向申请人支付自2015年3月20日起至被申请人实际付款之日止的利息48,054.99美元,折人民币306,912.80元,(暂计算至2015年12月31日;本金803,707.14美元,年利率为7.5%,每天利息为167.44美元);
4.由被申请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与执行费用。
被申请人淄博某棉麻有限公司从仲裁通知送达合法性、仲裁协议有效性、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违背我国公共秩序等方面提出答辩。
法院经审理查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2011年5月14日、2011年7月7日、2011年7月12日签订了三份《棉花销售合同》。根据合同的约定,申请人分别向被申请人出售500公吨巴西原棉。合同的装运时间均为2012年8月,付款方式为被申请人在申请人装运月15天前开具以申请人为受益人的不可撤销即期信用证。合同约定,如双方发生争议,应将争议提交至国际棉花协会通过仲裁解决。后因合同履行,双方产生争议,申请人于2013年6月25日向国际棉花协会提出仲裁申请。国际棉花协会收到申请人的仲裁申请后,将各项仲裁通知和文件通过电子邮件、函件以及快递的方式发送给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在仲裁程序中根据国际棉花协会的仲裁规则以及仲裁庭的要求进行了答辩并提交相应文件。仲裁庭就本案作出仲裁裁决。2014年7月18日,国际棉花协会出具仲裁裁决书。在申诉期内,被申请人向国际棉花协会提起申诉。
2015年2月27日,国际棉花协会就被申请人提出的申诉出具仲裁裁决书,并向申请人及被申请人送达该仲裁裁决。2015年12月,申请人向法院提交申请,请求承认和执行该仲裁裁决。
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 年1月19 日作出(2015)淄民特字第1号民事裁定:承认和执行国际棉花协会有限公司对申请人某国际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淄博某棉麻有限公司就三份《棉花销售合同》作出的仲裁裁决。该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系当事人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案件,所涉仲裁裁决系国际棉花协会在英国作出,我国与英国同属《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缔约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正)第二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对涉案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应依照《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相关规定办理。
对于涉案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问题。法院经审查认为,《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五条第二款(乙)项规定,承认或执行裁决有违该国公共政策者,声请承认及执行地所在国之主管机关可拒绝承认及执行仲裁裁决。中国作为《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缔约国,应坚持尊重公约主旨精神,将司法审查范围严格限定在仲裁裁决是否存在违反中国法律基本原则、侵犯中国国家主权、违反善良风俗等危及中国根本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本案中,被申请人以其在签订合同时无棉花进口配额为由,主张履行合同将有违国家公共政策。而国际棉花协会裁定的是由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损失赔偿以及利息,并非裁决合同继续履行。即使合同无效,国际棉花协会的该裁决内容与我国法律对于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也不相抵触。国际棉花协会的裁决内容不存在违反中国法律基本原则、侵犯中国国家主权、违反善良风俗等危及中国根本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因此,被申请人的该项答辩理由不成立,法院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在处理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纠纷案时,应严格依照《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规定审慎界定违反公共政策的标准,限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将严重违反中国法律基本原则、侵犯中国国家主权、危害社会公共安全、违反善良风俗以及危及中国根本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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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号:(2015)淄民特字第1号 审理法院: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16-01-19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4-10-2-463-001)。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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