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新某海事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
一、案情速览
2002 年,新某海事公司与某和公司、高某胜在新加坡签下一份《合作协议》。协议约定:某和公司在中国境内独占、排他地使用新某海事公司的「名称、贸易商标、服务商标和标识」开展特定业务;新某海事公司为该名称及其附属商誉和其他无形资产的唯一合法受益所有人。因协议产生的争议,提交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在新加坡仲裁。
但商标的注册时间,比这份协议更早。2001 年 12 月,某和公司已经向商标局提出案涉商标的注册申请,核准后经续展,有效期延至 2023 年 12 月 13 日。
2014 年 10 月,新某海事公司向商评委请求宣告案涉商标无效。商评委裁定维持该商标的注册。新某海事公司没有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个不作为,在后来的承认程序中成了一个绕不开的背景。
2015 年 3 月,新某海事公司以某和公司及高某胜为被申请人,向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申请仲裁。仲裁庭裁决三项:一、某和公司和高某胜应采取必要行动,在中国注销案涉商标或将案涉商标过户给新某海事公司;二、停止使用案涉名称;三、支付费用 227,125.44 新元并承担仲裁费。裁决已向各方送达。
2016 年 2 月,新某海事公司以某和公司未履行裁决为由,向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并执行。2017 年 7 月 24 日,大连中院裁定:承认和执行该仲裁裁决。
被申请人提出的抗辩里,最有分量的一条是「承认执行会违反我国公共政策」——理由很直白:商标是中国主管机关核准注册的,一份外国裁决却让中国人把商标注销、过户给外国人,这算不算损害公共利益?
法院的回答是:不算。
二、裁判要点提炼
人民法院适用《纽约公约》审查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案件,既要审查是否存在该公约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拒绝承认和执行情形,也要审查是否存在该公约第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即依照我国法律争议事项是否属于不可仲裁事项,或者承认和执行该仲裁裁决是否违反我国的基本法律制度、损害我国社会公共利益。
仲裁裁决要求当事人注销或过户商标、停止使用特定名称,但未裁决我国商标行政管理机关必须为或不为一定行为,未就该商标注册的合法性、有效性作出裁判的,承认和执行该裁决不与生效行政裁决相悖,不构成违反公共政策;被执行主体、给付内容明确的,具有可执行性。
三、赵律师点评
一、商标是中国人注册的,凭什么判给外国人
这个案子最抓人的地方,是它看上去「不合常理」。
一家中国公司,2001 年 12 月向商标局申请注册了一个商标,核准了,还在 2013 年续展到 2023 年。商标证上写的是它的名字。十年后,一份在新加坡作出的仲裁裁决,要求它把这个商标注销,或者过户给一家外国公司。
任何一个普通人看到这里,第一反应都是:凭什么?
被申请人就是这么抗辩的。它主张承认和执行这份裁决,会违反我国的公共政策。理由有三层:商标注册是我国主管机关核准的行政行为,一份外国裁决不能让行政行为失效;商标权是依法取得的权利,不能因为一份合同就被剥夺;承认执行这样的裁决,等于让外国仲裁机构对中国境内的商标权指手画脚。
这个抗辩看起来很有力。但法院没有采纳。
要理解法院为什么这么判,得先把这个案子的时间线捋顺,特别是两个被忽略的细节。
第一个细节:《合作协议》签在 2002 年,商标申请在 2001 年 12 月。也就是说,某和公司去注册商标的时候,协议还没签。但协议里写明,新某海事公司是「该名称及其附属商誉和其他无形资产的唯一合法受益所有人」。这句话的意思是:双方从一开始就承认,这个名字、这个标识,真正的主人是新某海事公司,某和公司只是被许可使用的人。
第二个细节:商标注册在某和公司名下,是事实;但这个事实是怎么形成的,协议里有答案。协议约定某和公司在中国境内独占、排他地使用该名称开展业务——使用需要注册,注册在谁名下,本来应当在协议里写清。写清了,就不会有今天这场官司;没写清,才有了后面二十年的纠纷。
所以这不是「外国裁决抢中国商标」,而是「一份合同没写清商标归属,二十年后要用仲裁来补」。这两件事的性质完全不同。
二、公共政策这道门,窄得超出想象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二款(乙)项规定:承认或执行裁决有违该国公共政策者,被请求承认执行地国的主管机关可以拒绝。
「公共政策」这四个字,弹性很大。弹性大,就意味着容易被滥用——只要输了,就说「违反公共政策」。所以各国的司法实践都在收窄这个口子。
中国法院的立场,本案表述得很清楚:将司法审查范围严格限定在仲裁裁决是否存在违反中国法律基本原则、侵犯中国国家主权、违反善良风俗等危及中国根本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请注意这句话里的三个限定:法律基本原则、国家主权、善良风俗;后面还有一个「等」字,落到「危及中国根本社会公共利益」。
这是一把很窄的尺子。它要的不是「违法」,而是「严重违反」;不是「有影响」,而是「危及根本」。
放到本案看:
裁决有没有违反中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没有。它要求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按约定把不属于自己的商标还回去。这恰恰是合同严守原则的体现,是民法典的基本原则。
裁决有没有侵犯中国国家主权?没有。它没有命令任何国家机关做什么,没有撤销任何行政决定,没有否定商标局的核准行为。
裁决有没有违反善良风俗?没有。这是一个纯粹的商事纠纷。
裁决有没有危及根本社会公共利益?没有。它影响的是一家公司和另一家公司之间的经济利益——商标归谁,钱怎么算。这是私益,不是公益。
四个问题问下来,一条都不成立。
这里要特别点出「公共利益」和「当事人利益」的区分。很多人把这两件事混在一起:自己吃了亏,就说「损害公共利益」。法律上的公共利益,指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社会共同的生活基础。一个商标归甲公司还是乙公司,对不特定多数人没有影响——消费者关心的是商品质量,不是商标证上写谁的名字。
法院的原话是:即使某和公司与高某胜按照仲裁裁决注销案涉商标或过户案涉商标,影响的是二者的经济利益,未违反我国的基本法律制度、未损害我国社会公共利益。
这句话把界限划得很干脆:经济利益的转移,不是公共利益的损害。
把这条标准放到国际上看,中国并不算特殊。
《纽约公约》没有给公共政策下定义,各国都是自己解释。但有一个共同的趋势:越用越少、越解释越窄。原因很现实——如果公共政策可以随便用,公约就没有意义了,任何一个国家都能用「有损本国公共利益」把外国裁决挡在门外,国际商事仲裁的可预期性就没了。
所以主流司法辖区的做法,是把公共政策限于「根本性」的违反:涉及国家基本制度、公共秩序的核心内容、社会基本道德。程序上的瑕疵、具体法律条文的违反、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失衡,都不在此列。
中国法院的表述跟这个趋势一致:严重违反法律基本原则、侵犯国家主权、危害社会公共安全、违反善良风俗、危及国家根本社会公共利益。五个词,全是「根本」层面的。
这里还有一个程序上的保障: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规定,法院拟不予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要逐级报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审核。这道程序本身就构成对「公共政策被滥用」的约束——想用这条拒认,得先说服三级法院。
三、「注销或过户」这四个字,能不能执行
第二个争点,是可执行性。
被申请人可能会说:裁决让我「注销或者过户」,这是一个选择,到底要我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算履行完毕?这种模糊的裁决,没法执行。
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程序里,可执行性是一个前置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法要求执行依据的「执行标的和被执行人明确」。一份说不清让谁做什么的裁决,法院没法启动执行。
本案法院认定具备可执行性,理由有两层。
第一层是主体明确。案涉商标登记在某和公司名下,某和公司是义务人,这个没有争议。高某胜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法院特别指出,他在注销或者按要求办理商标过户时,有准备、提交、签署相关文件的配合义务。也就是说,公司是义务主体,法定代表人是具体的执行配合人,链条是完整的。
第二层是给付内容明确。「注销或者过户」看起来是两个选项,但在执行层面不是问题:能过户就过户,不能过户就注销,两者指向的都是「商标从某和公司名下消失」这一个结果。执行法院不需要替当事人选,当事人自己选,选哪个都能达到裁决的目的。
这里有一个实务上的道理值得说清:判断可执行性,不看裁决写得多细,看的是「执行法院能不能据此确定要做什么」。如果按裁决能推出唯一或者有限的几个动作,就是明确的;如果要靠执行法院自己去解释、去裁量、去补充,那就不明确。
本案属于前者。所以法院认定:被执行主体、给付内容明确,具有可执行性。
顺便说一句,这一节的结论对申请人是个提醒:申请承认执行时,最好一并说明「怎么执行」——商标在谁名下、过户需要什么手续、对方不配合时法院可以采取什么措施。这些说明不写进裁决,但写进申请书,会直接影响法院对可执行性的判断。
顺便把商标过户的实际路径说清楚,因为这件事直接关系到「能不能执行」。
商标转让在我国走的是行政程序:向商标局提出转让申请,提交转让申请书、双方主体资格证明、代理委托书等材料,经核准后公告,受让人自公告之日起享有商标专用权。整个流程的关键是「双方共同申请」——转让方不配合,单方办不下来。
所以本案裁决写「采取必要行动」,落到执行层面就是:法院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要求它在指定期限内签署转让文件;拒不签的,法院可以依裁决和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商标局办理,也可以对被执行人采取罚款、拘留等措施。法定代表人高某胜的配合义务,正是这个链条上的关键一环——公司是义务主体,签字要靠人。
「注销」这条路更彻底,但未必更好:商标注销后专用权终止,谁都拿不回来。对申请人来说,注销不如过户——注销只是让这个商标消失,过户才能把它收回自己名下。所以裁决写「注销或者过户」时,申请人一般会选过户。
这里给做跨境品牌的企业一句提示:这类裁决的执行,难点通常不在法律,在对方配不配合。所以在申请承认执行时,可以一并申请保全——先把商标的法律状态盯住,防止对方在程序期间把商标再转一手。
四、仲裁协议有效没效,按哪国法律判
这一节讲一个技术问题,但对当事人极其重要:在国内法院挑战仲裁协议的效力,基本没有胜算。
被申请人在本案里主张仲裁条款无效。法院的处理路径是这样的:
第一步,确定准据法。双方在《合作协议》中约定了仲裁条款,同时约定解决争议的准据法是新加坡法律。所以对《合作协议》及仲裁条款效力的审查,应适用新加坡法律。
这一步很多人会搞错。他们以为在中国法院打官司,就按中国法判断仲裁协议有效无效。不对。仲裁协议的效力,先看当事人有没有约定准据法;有约定的按约定,没约定的按仲裁地法或者法院地法。本案约定了新加坡法,就按新加坡法。
第二步,看仲裁庭已经查过什么。裁决书里写明,仲裁庭把「根据新加坡法律,被申请人是否提供了充足的理由证明该《合作协议》无效」作为第一项争议审过,结论是被申请人「并未提供重要的事实证据,证明存在欺诈、欺骗或虚假陈述」。
第三步,看被申请人现在能不能拿出新东西。它在国内法院主张仲裁条款无效的理由,在仲裁时都提过;现在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依新加坡法律存在仲裁协议无效的情形。所以抗辩不成立。
这三步走下来,结论很清楚:同一套理由,在仲裁阶段提过一次、被驳回过一次,到了承认执行阶段再提,除非有新证据,否则不会翻盘。
这里有一个更深的道理:承认和执行程序不是「二审」。它不重新审理实体争议,也不重新审查仲裁庭已经认定的法律问题。它能查的,只有《纽约公约》第五条列的那几项——而且举证责任在被申请人身上。
所以对败诉方来说,最现实的一条路不是在这里翻案,而是在仲裁阶段就把该提的抗辩提足、该举的证据举全。等到裁决出来,能动的空间非常小。
本案被申请人的教训尤其明显:它连商标无效的行政程序都没有走完——商评委维持注册后,它没有在法定期限内起诉。行政程序放弃,仲裁程序抗辩不足,到了承认阶段,三条路全堵死了。
五、给别人提个醒:品牌授权要先写清商标归谁
这个案子表面上是「外国裁决能不能认」,实质上是「一份合同没写清商标归属」。
给做品牌授权的企业,四句话。
第一句:授权之前,先定归属。许可别人使用你的商标、名称、标识,第一件事不是谈许可费,是谈商标注册在谁名下、到期怎么办、终止后怎么还。本案的协议写了「唯一合法受益所有人」,但没有写「商标应以许可方名义注册」或者「被许可方应于协议终止时无条件转让」。少了这一句,二十年后要靠仲裁去补。
第二句:如果商标必须注册在对方名下,同时签一份转让承诺。写明:注册仅为业务需要,商标权属归许可方;协议终止或者许可方要求时,被许可方应在若干日内配合办理转让;不配合的,按日计违约金。这份文件要单独签,最好办公证。
第三句:发现被抢注,行政程序和民事程序一起走。本案新某海事公司走了商评委,但商评委维持注册后,它没有在法定期限内起诉——这个放弃很致命。行政程序走完,才会有生效的行政决定;有了生效决定,后面无论是仲裁还是诉讼,事实基础都清楚得多。
第四句:仲裁请求要写得能执行。「注销或者过户」这种二选一的请求,虽然本案被认定可执行,但风险很高。更稳的写法是:明确请求被申请人于裁决作出后多少日内,将商标转让至申请人名下;逾期不办的,申请人有权自行办理并请求被申请人承担费用。请求写得越具体,将来执行越顺。
最后说这个案子的意义。它是中国法院对「公共政策」这条抗辩的一次明确表态:这道门只对「危及国家根本利益」的事开,不对「当事人觉得自己吃亏」的事开。对涉外交易的当事人来说,这是个好消息——意味着仲裁裁决的可预期性提高了;同时也是个提醒——意味着「拿公共政策当万能抗辩」这条路,走不通了。
这份裁定的两个结论,一个收窄,一个拓宽。收窄的是公共政策:它只对危及国家根本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开门,经济利益的转移不算。拓宽的是可执行性的判断口径:不看裁决写得多细,看执行法院能不能据此确定要做什么。合起来是一句话——外国仲裁裁决在中国能不能落地,靠的是《纽约公约》那几条硬标准,不是当事人的主观感受。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2002年,新某海事公司与某和公司、高某胜在新加坡签订《合作协议》,约定某和公司在中国境内独占、排他地使用新某海事公司的“名称、贸易商标、服务商标和标识”开展特定业务,新某海事公司为该名称及其附属商誉和其他无形资产的唯一合法受益所有人。协议约定“各方当事人同意,凡因本协议产生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均应提交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并按其现行有效的规则,在新加坡进行仲裁”。
2001年12月,某和公司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提出案涉商标注册申请。经商标局核准并续展注册,有效期延至2023年12月13日。2014年10月,新某海事公司向商评委请求宣告案涉商标无效。商评委裁定对争议商标的注册予以维持。新某海事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15年3月,新某海事公司以某和公司及高某胜为被申请人向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申请仲裁。该仲裁中心作出裁决:1.某和公司和高某胜应采取必要行动,在中国注销案涉商标或将案涉商标过户给新某海事公司;
2.某和公司和高某胜停止使用案涉名称;
3.某和公司和高某胜应向新某海事公司支付费用227125.44新元并承担仲裁费。该仲裁裁决已向各方当事人送达。
2016年2月,新某海事公司以某和公司未履行仲裁裁决所确定的义务为由,请求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承认并执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作出的仲裁裁决。
2017年7月24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辽02协外认2号民事裁定书,承认和执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2015)裁字第49号仲裁裁决。中国与新加坡均系《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缔约国,本案应适用该公约。新某海事公司向法院提交了经新加坡公证机构公证、我国驻新加坡大使馆认证的仲裁裁决、《合作协议》正式副本,以及经我国公证处公证的中文译本,符合《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及我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已完成了可以获得执行许可的表面证据要求。双方在《合作协议》中约定了仲裁条款及解决争议的准据法为新加坡法律,因此对《合作协议》及仲裁条款效力的审查应适用新加坡法律。根据仲裁裁决,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将“根据新加坡法律,被申请人是否提供了充足的理由证明该《合作协议》无效”作为第一项争议,并认为“被申请人并未提供重要的事实证据,证明存在欺诈、欺骗或虚假陈述”。
被申请人在本案中主张仲裁条款无效的理由在仲裁时均有提及,现其未能提交证据证明依据新加坡法律仲裁协议无效的情形,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承认和执行本裁决是否有违我国公共政策的问题。新某海事公司的仲裁请求包括某和公司及高某胜注销案涉商标或将商标过户、停止使用该名称等,但未裁决我国商标行政管理机关必须作一定的行为或者不作一定的行为,未就某和公司在我国注册的商标的合法性、有效性作出裁判,故承认和执行该仲裁裁决,并不与已经生效的行政裁决书相悖。即使某和公司与高某胜按照仲裁裁决注销案涉商标或过户案涉商标,影响的是二者的经济利益,未违反我国的基本法律制度、未损害我国社会公共利益。
案涉商标登记在某和公司名下,高某胜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注销或者按要求办理商标过户时,有准备、提交、签署相关文件的配合义务,故仲裁裁决的被执行主体、给付内容明确,具有可执行性。人民法院在适用《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审查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案件时,既要审查是否存在该公约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拒绝承认和执行的情形,也要审查是否存在该公约第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拒绝承认和执行的情形,即依照我国法律争议事项是否属于不可仲裁事项,或者承认和执行该仲裁裁决是否违反我国的基本法律制度、损害我国社会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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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号:(2016)辽02协外认2号 审理法院: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17-02-24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5-10-2-463-001)。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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