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赵某甲等人挪用资金案
一、案情速览
一家期货公司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兼基金经理,利用职务便利联系私募基金公司开展通道业务,让私募基金让渡全部交易权限和大部分风控权限,把八亿元和五点三六亿元基金资金用于场外配资,获利约一点五九亿元。
资金始终存放在私募基金托管账户,他从未直接经手,辩称没有「挪用」。
法院认定构成挪用资金罪,判九年;两名协助者判六年,并明确:通过让渡管理权限实际取得资金控制使用权的,属于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
二、裁判要点提炼
利用担任期货公司管理、运营基金产品的职务便利,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与其他基金公司联系发行私募基金作为基金产品的投资通道,由其本人实际控制基金资金,用于营利或者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牟取非法利益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的「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
行为人明知他人通过私募基金产品开展通道业务的目的是为他人配资谋取个人利益,并非资金募集公司正当的业务方式和经营行为,仍积极联系、对接私募基金公司、提供银行账户收取配资利息、配合开展场外期权业务的,成立挪用资金罪的共同犯罪。
三、赵律师点评
一、钱没离开托管账户,但权限离开了公司
赵某甲是鲁某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兼 母基金(基金中的基金)投资经理。
2017 年 11 月到 2018 年 5 月,鲁某期货公司通过某银行募集资金,陆续发行鲁某万泰资产管理计划三至七期。为了适应资管业务的监管要求,公司决定按赵某甲的建议,把基金产品投资于私募基金,并引入场外期权交易模式维护基金净值,以保障产品获得稳定收益。
方案获批后,赵某甲开始操作。他利用职务便利,在部门员工赵某乙协助下,联系私募基金公司,在鲁某期货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展通道业务:由鲁某期货公司的 母基金购买私募基金公司发行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再由私募基金公司让渡私募基金全部交易权限和大部分风控权限。
2018 年 2 月前后到 11 月底,赵某甲把两家私募基金公司发行的基金产品在证券公司融资后,通过雷某介绍,将八亿元基金交易份额出借给施某等人开展场外配资业务,赵某甲等人负责风控。
这期间,他让施某把约一千四百万元配资利息转到自己及赵某乙妻子的银行账户,最终归他实际支配使用。
2018 年 5 月到 8 月,赵某甲为自行开展配资业务,在朱某、赵某乙等人协助下,以同学、前同事关系为基础组织配资团队。他们又联系其他私募基金公司开展通道业务、发行基金产品,将 母基金募集的五点三六亿元,在证券公司融资后用于为杨某等人配资。
2018 年 6 月到 2019 年 1 月,共获取配资利息等违法所得约一点五九亿元。其中一亿余元被赵某甲用于操纵某股票。
一审:赵某甲犯挪用资金罪,判九年;朱某六年;赵某乙六年。二审维持。
这个案子的辩护点很清楚:钱一直在私募基金的托管账户里,从来没有转到赵某甲名下,怎么能叫挪用?
要理解这个案子,得先知道「通道业务」在资管行业里是什么。
所谓通道,指的是资金借道一个持牌机构的产品走一圈,最终投向实际控制人想要的方向。为什么要绕?因为监管对资金来源、投资范围、杠杆比例有明确限制,直接投不合规,绕一道就「看起来合规」了。
本案的通道,绕的是「母基金投私募基金」这一道。母基金是基金中的基金,它的投资对象本来就是其他基金,所以「投私募基金」这一步在形式上完全合规。问题出在下一步:私募基金把交易权限和风控权限让渡给了赵某甲的团队。
让渡之后,私募基金变成了一个壳:钱在它的托管账户里,合同是它签的,产品是它发的,可下单的是别人、控风险的是别人、决定投向的也是别人。这在监管上叫「让渡管理职责」,是被明令禁止的。
再看资金的最终去向:场外配资。配资的本质是借钱给别人炒股,加杠杆。融资融券是持牌机构做的,场外配资是无牌的,风险极高,且不受监管。把公募性质的资管资金拿去做场外配资,是双重违规:既违反资管合同约定的投资范围,又违反禁止让渡管理职责的规定。
所以这个案子的结构是:合规的外壳、违规的操作、非法的用途。三层叠加,最终落到刑事上。
二、「没经手」不等于「没控制」
判决对这个辩解的回答,是本案最有价值的一段:
赵某甲虽然没有直接管理或经手 母基金中的资金,这些资金也一直存放于私募基金托管账户上,并未挪出至其他账户,但其背着公司,利用担任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的职务便利,通过基金公司让渡管理权限,实际上取得了资金的控制使用权,继而由其团队用于配资或交与他人用于配资,属于刑法意义上的挪用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
这段话要拆开看,它建立了一个新的判断标准。
传统理解:挪用 = 把钱从单位账户转出去。所以钱在托管账户里,就没有挪用。
本案标准:挪用 = 取得资金的控制使用权。所以钱在哪里不重要,谁在指挥它才重要。
为什么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挪用资金罪保护的是「使用收益权」。而这个权利的核心不是「占有」,是「支配」——谁能决定这笔钱投向哪里、怎么用、收益归谁,谁就实际上在使用它。
本案的操作,恰恰是把支配权拿走了:
第一层,通道设计。母基金买私募基金产品,这是正常的投资。可接下来的安排变了味:私募基金公司让渡全部交易权限和大部分风控权限。
第二层,权限转移。交易权限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可以下单买卖。风控权限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可以决定仓位、止损、杠杆。这两项让渡出去,私募基金就成了一个壳,真正的操作人变成了赵某甲团队。
第三层,收益归属。配资利息转到赵某甲本人及赵某乙妻子的账户,归他支配使用。收益归个人,这是「归个人使用」最直接的证据。
三层走完,结论就出来了:钱虽然在托管账户,但它的使用已经完全脱离了鲁某期货公司的控制,落到了赵某甲手里。形式上没有转移,实质上已经挪用。
判决还有一句补充:本案现无证据证实鲁某期货公司授权、要求或同意赵某甲或其他人员、公司控制、使用 母基金中的资金从事配资经营行为。因此,不能推定鲁某期货公司知晓基金公司为 母基金产品开展通道服务。
「背着公司」这四个字,是定性的关键。如果公司知情并同意,那就是公司行为,可能构成违规经营,但不构成挪用。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六个字,是挪用资金罪的构成要件之一,值得拆开看,因为本案的辩护正是从这六个字入手。
实务中,这六个字有两层含义:
第一层,主管、管理、经手本单位资金的便利。这是典型的职务便利——财务人员管账、出纳管钱、业务员收款,都属于这一类。
第二层,基于职务形成的对资金的支配力。这一层比第一层宽:不要求直接管钱,只要因为职务而能决定资金的去向,就算。
本案赵某甲属于第二层:他不经手钱,但他是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基金经理,能决定基金投什么、怎么投。这种决策权,就是一种支配力。
那什么不算职务便利?工作便利不算。工作便利指的是因为工作在单位、熟悉环境、了解流程而形成的方便条件,比如知道财务室在哪、知道密码放在哪、趁人不备拿走钱。这种情形构成的是盗窃,不是职务犯罪。
本案的界线很清楚:赵某甲不是「趁人不备」,他是「按职权办事」——用自己签合同的权力、用自己的决策权,把资金的支配权转移出去。形式上是行权,实质上是挪用。
所以这类案子的辩护,如果要说「没有利用职务便利」,就必须证明他对这笔钱没有任何决策权、管理权、经手权。本案做不到——他是基金经理。
三、两个帮忙的人,为什么也判了六年
本案另外两名被告人,赵某乙和朱某,都判了六年。他们的角色值得拆开看,因为这决定了「帮忙」在什么情况下会变成共犯。
赵某乙,鲁某期货公司员工。他做了三件事:
一是明知赵某甲通过私募基金产品开展通道业务的目的是为他人配资、谋取个人利益,并非公司正当业务,仍积极联系、对接多家私募基金公司;
二是提供其妻子的银行账户,在配资初期就用于收取他人支付的配资利息;
三是在配资的多数时期配合开展场外期权业务、获取巨额利益。
朱某,外部人员。他明知赵某甲挪用的资金属于鲁某期货公司募集的资金、配资收益归赵某甲个人所有,仍与赵某甲共同组织团队、经营管理公司,并在挪用过程中参与私募基金合同的拟定、交易系统申请、场外期权运作、对接配资客户等具体事宜。
判决的结论是:二人的行为均对赵某甲挪用资金行为的实施和完成起了积极的帮助作用。
这里有三条值得记住的规则:
第一条,明知 + 帮助 = 共犯。赵某乙的关键不在于「他做了什么」,而在于「他知道什么」。他知道这是为他人配资、知道收益归个人,还继续做,就是共犯。
第二条,提供账户是硬证据。赵某乙提供妻子的账户收配资利息,这个动作把他的角色从「执行指令的员工」变成了「分享收益的参与者」。账户一开,性质就变了。
第三条,深度参与会升级角色。朱某参与的是合同拟定、系统申请、期权运作、客户对接——这不是打杂,是核心环节。所以他虽然是外部人员,仍然构成共犯。
判决对主从的划分是:赵某甲起主要作用,系主犯;朱某、赵某乙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九年、六年、六年的梯度,与这个划分对应。
这里还要补充一个量刑细节:赵某乙和朱某都判六年,但两人的角色差别很大。赵某乙是内部员工,提供账户、对接机构;朱某是外部人员,参与合同拟定、系统申请、客户对接。判决把两人都认定为从犯,刑期相同。这说明在本罪里,「内部人」与「外部人」的区分,不如「有没有分享收益」重要。赵某乙提供妻子账户收利息,这个动作使他与赵某甲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朱某深度参与核心环节,同样如此。共同的利益,比共同的岗位更能说明共犯关系。
四、这一亿五千九百万,为什么按挪用而不是职务侵占
本案的违法所得约一点五九亿元,其中一亿余元被用于操纵股票。这个数额,如果按职务侵占罪,法定刑可以到无期徒刑;按挪用资金罪,最高七年(数额巨大)或者更高(情节特别严重)。法院选的是挪用资金罪,判九年。
为什么不是职务侵占?区别在两个字的指向:
挪用,是「用」——用完了要还。行为人主观上是暂时使用,不打算永久占有。
侵占,是「占」——占为己有,不打算还。
本案的资金,性质上是 母基金募集的、要还给投资人的钱。赵某甲的操作是把这笔钱拿去配资,赚取利息,本金部分仍在基金体系内流转(虽然风险极高)。判决认定的是「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用于操纵证券市场的犯罪活动」。
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判决说「或者用于操纵证券市场的犯罪活动」。这意味着部分资金被用于非法活动。按《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挪用本单位资金进行非法活动的,不要求数额较大、不要求超过三个月,直接构罪。
那为什么不定操纵证券市场罪?因为操纵是另一个独立行为,一亿余元用于操纵,这部分可能单独构成操纵证券市场罪。材料中没有体现这部分是否并罚,但从「判九年」看,可能是一罪处理或者并罚后合并执行。
对当事人的启示是:这类案子的罪名选择空间很大,而不同罪名的量刑差距极大。挪用资金九年,职务侵占可能十年以上甚至无期。所以辩护的重点往往不在「有没有做」,而在「怎么定性」。
还有一个罪名必须提一下,因为它和本案并行:操纵证券市场罪。
判决载明,违法所得约一点五九亿元,其中一亿余元被赵某甲用于操纵某股票。这是一个独立的行为,侵害的是另一个法益——证券市场的交易秩序。
《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操纵证券市场,情节严重的,五年以下;情节特别严重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一亿余元的资金量用于操纵,通常会被认定为情节严重以上。
材料里没有体现这一部分是否单独定罪、是否并罚。但从最终判九年看,可能是按挪用资金罪一罪从重,也可能是两罪并罚后合并执行。这两种处理方式,量刑差别不大,但对判决书的表述影响很大。
这里有一条实务经验:金融犯罪案件,往往一行为触犯多罪名。同一笔资金,可能同时涉及挪用、背信运用受托财产、操纵市场、内幕交易。辩护时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行为拆开,看每个行为对应哪个罪名,再比较各罪的法定刑,找出最有利的组合。
还有一个罪名值得对照: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之一)。这个罪针对的是商业银行、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等金融机构,违背受托义务擅自运用客户资金的行为,情节严重的三年以下,情节特别严重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本案赵某甲是期货公司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基金管理人是私募基金公司,资金是资管计划募集的——这个结构,理论上也可能涉及背信运用受托财产。
法院最终选的是挪用资金罪,判九年。这个选择的逻辑是:钱虽然形式上是受托资金,但实际控制权被转移到了个人手里,用于个人牟利,性质更接近「挪用」而不是「背信」。
五、金融从业者的红线:通道、让渡、分利
这个案子对金融从业者有极强的警示意义,因为它描述的是一整套在业内并不罕见的操作。
红线一:通道业务。所谓通道,就是资金绕道走。为什么绕?通常是为了规避监管指标、掩盖真实投向、或者突破投资范围。只要通道的目的是规避,它就自带风险。本案的通道,目的是把公募性质的 母基金 资金导到场外配资,这是明确的违规。
红线二:让渡权限。私募基金让渡全部交易权限和大部分风控权限给第三方,这在监管上是严重问题。对从业者来说,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当一家机构愿意把交易权、风控权全部交出来,它就不是在管理资金,是在出租牌照。
红线三:利益归个人。这一条最致命。本案一千四百万元配资利息转到赵某甲本人及赵某乙妻子账户;违法所得一点五九亿元。只要收益归个人,行为性质就从「违规操作」变成「挪用」或者「侵占」。
红线四:与客户资金混同操作。母基金的钱是投资人的钱,管理人只有管理权,没有使用权。把钱拿去配资、拿去操纵股票,是把别人的钱当自己的钱用。
四条红线,其实指向同一件事:受托管理的钱,只能按约定用途使用。不管你怎么设计结构、怎么绕道、怎么让权限转移,只要最终是你在支配这笔钱、收益归你,法律就认定你挪用了它。
最后提醒一句:本案的资金「一直在托管账户」,这个事实并没有救到被告人。托管制保护的是资金安全,不保护资金用途。钱在托管账户里,只能说明它没被卷走;不能说明它没被滥用。这一点,很多从业者理解错了。
最后补一句关于「托管」的常识:托管账户的作用是隔离,不是监管用途。托管银行负责保管资金、按指令划付,它不判断这笔划付是否合规、是否超出约定用途。所以把钱放在托管账户里,只能防「卷款跑路」,防不了「违规使用」。本案的钱一直在托管账户,恰恰说明托管制有盲区:只要指令是从有权人那里发出的,托管方就会执行。真正的约束,来自公司内部的权限管理和外部监管,不是托管。
这个案子把「挪用」的定义往前推了一步:不必把钱搬走,只要把决定钱去哪的权力拿走,就已经挪了。赵某甲从来没碰过那八亿元,钱一直在托管账户里躺着;可交易的指令是他下的,风控的口子是他开的,配资的利息进了他的账户。钱没动,权动了——法律看的是后者。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2017年11月至2018年5月,鲁某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某期货公司)通过某银行募集资金陆续发行鲁某万泰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FOF基金)三至七期。在此过程中,为适应资产管理业务监管要求,鲁某期货公司决定按照被告人赵某甲的建议,将基金产品投资于私募基金,并引入场外期权交易模式维护基金净值,以保障基金产品获得稳定的收益。
在拟定方案获公司批准后,赵某甲利用担任鲁某期货公司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及FOF基金投资经理的职务便利,在公司资产管理部员工赵某乙的协助下,开始联系私募基金公司,并在鲁某期货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展通道业务,即由鲁某期货公司FOF基金购买私募基金公司发行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再由私募基金公司让渡私募基金全部交易权限和大部分风险管理(以下简称风控)权限。2018年2月前后至11月底,赵某甲将上述两家私募基金公司发行的基金产品在证券公司进行融资后,通过雷某介绍将8亿元基金交易份额出借于施某等人开展场外配资业务,赵某甲等人进行风控。在此期间,赵某甲让施某将约1400万元配资利息转到本人及赵某乙妻子银行账户,最终归赵某甲实际支配和使用。
2018年5月至8月间,赵某甲为自行开展配资业务,在被告人朱某、赵某乙等人协助下,以同学、前同事关系为基础组织配资团队。赵某甲、赵某乙、朱某等人又先后联系、对接了其他私募基金公司开展通道业务,发行基金产品,将FOF基金募集的资金5.36亿元,在证券公司进行融资后用于为杨某等人配资。自2018年6月至2019年1月,赵某甲等人共获取配资利息等违法所得约1.59亿元。其中,1亿余元被赵某甲用于实施操纵某股票。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25日作出(2020)鲁02刑初62号刑事判决:一、被告人赵某甲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二、被告人朱某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三、被告人赵某乙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宣判后,被告人赵某甲、朱某、赵某乙均提出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7日作出(2021)鲁刑终34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赵某甲利用担任公司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管理、运营FOF基金产品的职务便利,在赵某乙、朱某的协助下,与五家基金公司联系发行私募基金作为FOF基金产品的投资通道,向鲁某期货公司隐瞒由其本人实际控制FOF基金资金,用于为他人配资及自己成立公司为他人配资,从中赚取巨额利益,且在此期间,其将部分资金用于违法犯罪活动,最终给鲁某期货公司造成巨额经济损失。
在此过程中,赵某甲虽然没有直接管理或经手FOF基金中的资金,这些资金也一直存放于私募基金托管账户上,并未挪出至其他账户,但其背着公司,利用担任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的职务便利,通过基金公司让渡管理权限,实际上取得了资金的控制使用权,继而由其团队用于配资或交与他人用于配资,属于刑法意义上的挪用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
本案现无证据证实鲁某期货公司授权、要求或同意赵某甲或其他人员、公司控制、使用FOF基金中的资金从事配资经营行为。因此,不能推定鲁某期货公司知晓基金公司为FOF产品开展通道服务。至于鲁某期货公司是否知晓资金最终用于为他人配资交易股票,目前也无充分证据证实,并且即使鲁某期货公司对此情况知情,也不影响本案各被告人犯罪行为的认定。
赵某乙作为鲁某期货公司员工,在履行工作职责过程中,明知赵某甲通过私募基金产品开展通道业务的目的是为他人配资而谋取个人利益,并非公司正当的业务方式和经营行为,仍积极联系、对接多家私募基金公司,并提供其妻子银行账户,于赵某甲配资初期即用于收取他人支付的配资利息,于配资的多数时期配合开展场外期权业务、获取巨额利益;朱某明知赵某甲挪用的资金属于鲁某期货公司募集的资金,赵某甲为他人配资的收益归个人所有,仍与赵某甲共同组织团队、经营管理公司,并在挪用过程中,参与私募基金合同的拟定、PB系统申请、场外期权运作、对接配资客户等具体事宜,二人的行为均对赵某甲挪用资金行为的实施和完成起了积极的帮助作用。
赵某甲利用担任鲁某期货公司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的职务便利,在朱某、赵某乙的帮助下,挪用本单位向客户募集的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用于操纵证券市场的犯罪活动,并从中谋取巨额非法利益,上述被告人的行为均构成挪用资金罪,且数额巨大。在挪用资金犯罪中,赵某甲起主要作用,系主犯;朱某、赵某乙起次要作用,系从犯。故一、二审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1.利用担任期货公司管理、运营基金产品的职务便利,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与其他基金公司联系发行私募基金作为基金产品的投资通道,由其本人实际控制基金资金,用于营利或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牟取非法利益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的“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
2.行为人明知其他行为人通过私募基金产品开展通道业务的目的是为他人配资谋取个人利益,并非资金募集公司正当的业务方式和经营行为,仍积极联系、对接私募基金公司,并提供银行账户用于收取配资利息,配合开展场外期权业务等事宜;或者与其他行为人共同组织团队、经营管理公司,参与相关事宜的,系对挪用资金行为的实施和完成起帮助作用,成立共同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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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号:(2021)鲁刑终340号 审理法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1-12-07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4-05-1-227-001)。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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