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某海洋工程公司与S设备公司侵权责任纠纷案
一、案情速览
二〇二三年,我国某海洋工程公司与某外国设备公司签订船舶建造分包合同,由前者负责建造后者所属船舶的设备模块,结算金额约一千九百四十五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一亿四千万元。二〇二四年六月七日,模块建造完毕并完成船舶总装。
二〇二四年六月十二日,第三国将某海洋工程公司列入制裁清单。外国设备公司以执行该第三国行政令为由,中止支付一千一百八十六万美元尾款,并关闭对话渠道。某海洋工程公司向南京海事法院申请诉前扣押船舶,法院于九月十八日作出扣押裁定;十月十一日,该公司依据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提起诉讼,索赔八千六百余万元。
南京海事法院适用船舶「活扣押」规定,允许船舶在原地继续改建。外国设备公司向第三国申请支付许可后,向法院账户支付反担保金人民币九千九百七十四万三千元以解除扣押。法院在三十九天内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并于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出具民事调解书。
二、裁判要点提炼
外国政府对中国企业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将其列入所谓制裁清单,外国企业以执行该歧视性限制措施为由拒绝履行合同义务的,中国企业有权依据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停止侵害、赔偿损失,人民法院对此类案件依法具有管辖权。
涉反制裁案件审理中,对主观无恶意且明确表示愿意停止执行或者协助执行外国歧视性限制措施的当事人,应当加大调解力度;可依法适用船舶「活扣押」,在限制离港离境前提下允许原地继续改建,避免对工期、融资造成不利影响。
三、赵律师点评
一亿四千万的船造好了,尾款却停了
这个案子的开头,是一份履行得很顺利的合同。 二〇二三年,我国某海洋工程公司与某外国设备公司签订船舶建造分包合同。约定由中方公司负责建造外方公司所属船舶的设备模块,结算金额约一千九百四十五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一亿四千万元。 对一家造船企业来说,这是个大单。 合同履行得也没有问题。二〇二四年六月七日,模块建造完毕,船舶总装也完成了。按约定,接下来该结算尾款。 五天之后,事情变了。 二〇二四年六月十二日,第三国把这家中国海洋工程公司列入了制裁清单。 外方公司的反应很快。它以「执行第三国行政令」为由,中止支付一千一百八十六万美元的尾款——折合人民币八千多万。 更麻烦的是,它还关闭了对话渠道。电话不接、邮件不回、会议不谈。 这就是这类纠纷最难的地方:你没有谈判对手。对方不是在跟你讨价还价,是在躲你。 站在中方企业的角度,处境是这样的:船造好了,模块装上了,船就停在港口;钱没收到,八成尾款悬着;对方失联,连「你到底想怎么样」都问不出来。 而船,是对方的船。只要船一离港,将来就算打赢官司,也找不到可执行的财产。 中方公司做了一个决定:先扣船。 二〇二四年,它向南京海事法院申请诉前扣押船舶。法院于九月十八日作出扣押船舶裁定。 十月十一日,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提起诉讼,要求外方公司赔偿建造款及其他相关费用损失人民币八千六百余万元。 南京海事法院依法受理。 判决书里有一句话点明了这个案子的分量:本案系反外国制裁法施行后,首起当事人依据该法第十二条提起的反外国制裁侵权诉讼。
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是一条什么样的条款
这个案子之所以成为「首起」,是因为它用的是一条很少被用到的法律条款。 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的原文是: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外国国家对我国公民、组织采取的歧视性限制措施。我国公民、组织因执行或者协助执行外国国家对我国公民、组织采取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侵害我国公民、组织合法权益的,我国公民、组织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其停止侵害、赔偿损失。 这条规定,拆开看有三层意思。 第一层,禁令。任何组织和个人——注意,不限于中国境内——都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外国对我国公民、组织采取的歧视性限制措施。 第二层,诉权。如果因为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这些措施,侵害了我国公民、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害人可以向中国法院起诉。 第三层,救济内容。可以要求停止侵害,也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这条规定解决了一个长期困扰中国企业的问题:过去遇到这种情况,中国企业往往只能去外国法院打官司,或者去仲裁,成本高、周期长、结果难料。更常见的情况是,根本不知道该告谁、在哪告、告什么。 现在有了这条路:在中国法院起诉,适用中国法律,请求赔偿损失。 本案的适用,把几个要件都走通了。 要件一:外国政府采取了歧视性限制措施。第三国把中方企业列入制裁清单,这是典型的歧视性限制措施——针对特定国家的特定企业,单方面施加限制,没有国际法依据。 要件二:外方企业执行了该措施。它不是「无法付款」,而是明确以「执行第三国行政令」为由中止付款。这个理由本身,就是「执行」的自认。 要件三:造成了我方损失。一千一百八十六万美元尾款被中止支付,加上其他相关费用,损失是具体的、可计算的。 三个要件齐备,诉权成立。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点,很多人会误解:反外国制裁法不是「对外国企业的惩罚法」,它是给中国企业和个人提供的一条救济通道。它管的不是国家之间的对抗,是企业之间的合同履行。 判决书的表述很克制:法院一方面用足用好法律武器,坚决反制外国政府对我国企业的无理遏制打压,一方面贯彻依法平等保护理念,妥善化解涉外商事纠纷。「依法平等保护」这五个字,说明这不是一个「护短」的判决。 这类案子里,外国企业最常提的一个抗辩是:制裁是政府行为,我没办法,属于不可抗力。 这个抗辩,在本案里没有出现。为什么?因为它在逻辑上站不住。 先看不可抗力的定义。 《民法典》第一百八十条: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不可抗力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三个「不能」: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 制裁符合吗? 「不能预见」——这一条就有问题。制裁清单是公开的,列入之前往往有迹象、有预警。企业做生意,应当对制裁风险有预判。 「不能避免」——这一条更关键。很多情况下,企业可以申请许可、可以调整结算路径、可以更换主体。本案外方公司后来就向第三国申请了支付许可,说明「不是不能,是不为」。 「不能克服」——这一条也不成立。它关闭对话渠道,是自己选择的结果,不是客观障碍。 更根本的一点是: 不可抗力免责,前提是「债务人没有过错」。 而本案的情形是:外方公司主动执行了第三国的歧视性限制措施。这不是「被动承受」,是「主动配合」。 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的措辞很讲究:「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外国国家对我国公民、组织采取的歧视性限制措施。」 它禁止的,正是「执行」和「协助执行」这两个动作。 所以:你不能一边说自己「被迫执行」,一边主张「不可抗力免责」。 因为你「执行」的这个动作,本身就是法律禁止的。 那如果确实两难呢? 比如:不执行制裁,在本国会被处罚;执行制裁,在中国会被追责。 这种「两头堵」的情况,法律怎么处理? 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一条给了答案:我国境内的组织和个人应当执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采取的反制措施;对不执行或者不配合执行反制措施的,依法处理。 同时,第十二条给企业提供了「起诉」的通道。 所以正确的做法是: 第一,向中国主管部门申请豁免或者指导。 第二,保留「被迫执行」的全部证据。 第三,把争议提交中国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由法院判断责任。 而不是:单方面停付、关闭渠道、一走了之。 本案的结局说明了什么? 外方公司最后还是申请了许可、付了钱、签了调解协议。 这说明:所谓「不可抗力」,很多时候只是谈判筹码。
为什么扣船,又为什么允许船继续造
这个案子在程序上最精彩的一笔,是「活扣押」。 先说要扣船的原因。 涉外纠纷里,最怕的是「赢了官司拿不到钱」。船是外方公司的,只要离港出境,中国法院的判决就可能落空。扣船,是把财产留在境内,保住将来的执行基础。 但扣船有一个现实问题:这是一艘正在建造中的船,船上的设备模块刚刚装好,后续还有大量改建、调试工作。如果一扣了之、船不能动、工人不能上,工期就废了,融资也可能出问题。 船东的损失会滚雪球,双方的分歧只会更大。 南京海事法院的处理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中船舶「活扣押」的规定。 什么叫活扣押?判决书写得很清楚:在严格限制船舶离港离境的前提下,允许船舶原地继续改建。 这个设计,一举三得。 第一,保住了财产。船不能走,未来的判决有落点。 第二,保住了工期。工人可以继续干活,船可以继续改,价值不会因为扣押而贬损。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给了对方一个回来的理由。 这一点要说透。外方公司之所以关闭对话渠道,是因为它「没得谈」——钱不能付,船又拿不走,干脆不理。 而活扣押给了它一个现实的选择:船在你眼前,活还在干,只要你愿意谈,事情还有解。扣押不是为了把对方逼死,是为了把对方拉回谈判桌。 判决书的原话是:以敦促外方公司重启对话渠道,更加积极采取行动解决双方争议。 事实证明这个设计是对的。 法院立案受理后,外方公司向第三国申请了支付许可,然后向南京海事法院账户支付了反担保金人民币九千九百七十四万三千元,用于解除船舶扣押。 注意这个金额:九千九百七十四万三千元,比争议的尾款一千一百八十六万美元(折合人民币八千多万)还要高一些。反担保的金额,通常要覆盖可能的判决金额。 而这笔钱进了法院账户,等于把「将来执行不到」的风险彻底解决了。 从扣船到拿到反担保金,这个案子的财产保全问题,解决了。
三十九天,从对抗到调解
钱到了法院账户,接下来是实体审理。但这个案子没有走到判决。 法院做了一件很关键的事:释明。 在法定答辩期限内,法院向外方公司释明了中国法下协助执行外国单边制裁的法律后果。 这句话听起来平淡,实际分量很重。它在告诉对方:你现在的做法,在中国法上是有后果的;不是「配合制裁就没有责任」,恰恰相反,配合制裁本身就是责任的来源。 释明之后,双方的态度变了。双方当事人主动申请法院组织调解。 为什么愿意调? 从外方公司角度:反担保金已经交了,钱在法院账户;官司继续打下去,除了本金,还可能有利息、诉讼费、律师费;而且中国市场对它不是可有可无的。打到底,赢了也拿不回船,输了还要多赔。 从中方公司角度:船已经造好,模块已经装上,它要的是钱,不是让对方破产。尽快拿到钱,比拿一份判决书更有意义。 南京海事法院随即组织双方开展多轮磋商,在三十九天内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三十九天,不算长。从立案到调解,扣掉送达、答辩、释明的时间,实际磋商的时间更短。这在涉外案件里是相当快的。 调解协议里有一条很值得注意的约定:调解协议后续可能产生的纠纷,交由南京海事法院管辖,并适用中国法。 这一条,是这个案子最容易被忽略、但价值最高的成果。 为什么?因为这意味着,双方把未来的争议也交给了中国法院。不是「这一笔了结,以后再说」,而是「以后有事,还来这里」。 对中国企业来说,这是长期的确定性。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南京海事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 之后,法院依中方公司的申请,通过执行程序从反担保金中将和解款项划拨给中方公司。 案子结了。中方公司送来一面锦旗。 判决书里有一段话,把这个案子的方法论总结得很清楚:要秉持保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的司法理念,坚决反对外国政府对我国公民、组织采取的歧视性限制措施;要切实发挥反外国制裁法的法律威慑力,创新工作方式,掌握纠纷化解主动权;同时,对于主观无恶意且明确表示愿意停止执行或协助执行外国国家采取的歧视性限制措施的当事人,人民法院应当加大调解力度。 「主观无恶意」这个限定,很关键。它把「被迫配合制裁的生意伙伴」和「主动充当制裁帮凶的势力」区分开了。前者可谈,后者要打。
中国企业遇到类似情况,该怎么办
这个案子最大的价值,是给出了一套可复制的路径。 第一步:别慌,先固定「对方拒绝履行」的证据。 本案最有力的证据,是外方公司自己说的那句话:「以执行第三国行政令为由中止支付」。这句话等于自认「我是在执行制裁」。 实务中要留的证据包括:对方发来的书面通知、邮件、会议纪要;对方援引制裁条款的表述;对方关闭沟通渠道的记录(邮件退回、电话不接的时间线)。这些看起来零碎,合起来就是一条完整的证据链。 第二步:立刻评估「财产在哪」。 涉外纠纷最怕执行落空。要盘点在境内的财产:船舶、货物、设备、银行账户、应收账款、知识产权。本案的船在港口,这是最好的保全对象。 如果财产在境外,就要考虑能不能在第三国申请保全,或者通过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来解决。这一步要早做,不能等判决下来。 第三步:选对诉讼路径。 本案走的是侵权之诉,不是合同之诉。为什么?因为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给的是侵权请求权——「侵害我国公民、组织合法权益的,可以提起诉讼,要求停止侵害、赔偿损失」。 这个选择很重要。合同之诉,对方可能主张「不可抗力」「履行不能」;侵权之诉,直接指向「你执行歧视性措施侵害了我」。请求权基础不同,抗辩空间也不同。 第四步:善用调解。 本案三十九天调解成功,靠的不是妥协,是「打到位了再谈」。扣船、反担保、释明,三步走完,对方才愿意坐下来。没有前面的压力,就没有后面的调解。 第五步:把「未来」也写进协议。 本案调解协议约定,后续纠纷仍由南京海事法院管辖、适用中国法。这一条,比赔偿金额更重要。它把一次性的胜利,变成了长期的制度安排。 最后说一句给企业的提醒。 制裁风险,已经不是「别人的事」。做外贸、做船舶、做设备、做跨境物流的企业,都可能在某个早上发现自己上了某份清单。提前做的功课是:合同里写清「制裁条款」——如果一方被列入清单,合同怎么履行、款怎么付、争议怎么解;保留中国法的管辖和适用;保留有利于我方的保全条款。 合同里多写三行字,出事时少打三年官司。
把这件事收在一句话上:外国企业拿「执行制裁」当理由不付钱,中国企业可以在自己的法院告它。这个案子从扣船到调解只用了几个月,靠的是三步:把船留住、把钱押住、把话说清。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2023年,我国某海洋工程公司与某外国S设备公司签订船舶建造分包合同,约定由某海洋工程公司负责建造S设备公司所属“A某”轮的设备模块,结算金额约194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4亿元)。2024年6月7日,某海洋工程公司按约将模块建造完毕并完成船舶总装。
2024年6月12日,第三国将某海洋工程公司列入制裁清单。S设备公司以执行第三国行政令为由中止支付1186万美元尾款,并关闭对话渠道。某海洋工程公司为维护自身权益,向南京海事法院申请诉前扣押“A某”轮,南京海事法院于9月18日作出扣押船舶裁定。
2024年10月11日,某海洋工程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向南京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要求S设备公司赔偿建造款及其他相关费用损失人民币8600余万元。南京海事法院依法受理了本案。本案系反外国制裁法施行后,首起当事人依据该法第十二条提起的反外国制裁侵权诉讼。南京海事法院依法行使管辖权,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开展审理工作。本案中,法院一方面用足用好法律武器,坚决反制外国政府对我国企业的无理遏制打压,一方面贯彻依法平等保护理念,妥善化解涉外商事纠纷。
针对某海洋工程公司要求诉前扣押案涉船舶的申请。南京海事法院依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中船舶“活扣押”的规定,即在严格限制船舶离港离境的前提下,允许船舶原地继续改建,避免对造船工期、国际融资的不利影响,以敦促S设备公司重启对话渠道,更加积极采取行动解决双方争议。
鉴于南京海事法院立案受理了本案诉讼,S设备公司向第三国申请支付许可后,向南京海事法院账户支付反担保金人民币9974.3万元以解除船舶扣押。在法定答辩期限内,法院向S设备公司释明中国法下协助执行外国单边制裁的法律后果,双方当事人主动申请法院组织调解。南京海事法院随即组织双方开展多轮磋商,在39天内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同时约定调解协议后续可能产生的纠纷交由南京海事法院管辖并适用中国法。
南京海事法院于2024年11月19日作出(2024)苏72民初2157号民事调解书。法院依某海洋工程公司的申请,通过执行程序从反担保金中将和解款项划拨给某海洋工程公司。某海洋工程公司送来锦旗表达感谢。
1.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外国政府对中国企业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列入所谓制裁清单,外国企业以执行该歧视性限制措施为由拒绝履行合同义务,中国企业有权依据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要求对方停止侵害、赔偿损失,人民法院对此类案件依法具有管辖权。
2.涉反制裁案件审理过程中,要秉持保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的司法理念,坚决反对外国政府对我国公民、组织采取的歧视性限制措施。要切实发挥反外国制裁法的法律威慑力,创新工作方式,掌握纠纷化解主动权。同时,对于主观无恶意且明确表示愿意停止执行或协助执行外国国家采取的歧视性限制措施的当事人,人民法院应当加大调解力度,积极运用调解这一“东方经验”,充分发挥政治智慧、法治智慧、审判智慧、对外工作智慧,做细做实调解工作,高效化解涉外纠纷,切实维护供应链产业链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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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号:(2024)苏72民初2157号 审理法院:南京海事法院 裁判日期:2024-11-19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5-10-6-504-001)。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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