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何某诬告陷害案
一、案情速览
2018 年 12 月底,河南周口淮阳区曹河乡的一家养猪场发生疫情。场主何某向乡里的动物疫病防检中心报告,区农牧局专家组来调查后检测,结论是多病原混合感染,不是非洲猪瘟,建议全场扑杀。
2019 年 1 月 11 日,养猪场被强制扑杀活体生猪 1741 头,其中符合补贴标准的 1201 头,补助 67.99 万元;病死猪 645 头,符合保险理赔标准的 448 头,理赔 24.9 万余元。何某一直认为这就是非洲猪瘟,要求按每头 1200 元的标准补,并且要一份书面检测报告。
十天后,他向国家农业农村部投诉,反映区农牧局局长失职渎职、故意隐瞒重大疫情、不出具检验报告、指使他人打砸监控设备。一审认定他无罪,检察院抗诉,二审期间市检察院认为抗诉不当撤回抗诉,法院裁定准许。
二、裁判要点提炼
诬告陷害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有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的目的,客观上有捏造事实的行为,并且达到情节严重。向行政机关投诉、对行政行为错告或者检举失实的,不具备这三个要件,不能以诬告陷害罪追究刑事责任。
被举报的部门是行政机关而非司法机关、司法机关尚未对被举报人启动程序的,既谈不上侵犯司法机关正常活动,也谈不上情节严重。这两点是本案无罪的直接依据。
三、赵律师点评
一、一场猪瘟,一千七百四十一头猪
2018 年 12 月 24 日前后,河南周口淮阳区曹河乡的一家养猪场里,猪开始死。
死因不明。场主何某在 12 月 26 日向乡里的动物疫病防检中心报告了疫情,乡里对一部分病死猪做了无害化处理。
2019 年 1 月 4 日,淮阳区农牧局的专家组进场实地调查。检测之后的结论是:多病原混合感染,没有发现非洲猪瘟。专家组的建议是全场扑杀、无害化处理。
第二天,1 月 5 日,淮阳区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指挥部作出决定:对这个养殖场的生猪强制扑杀,拔点灭源。
1 月 11 日上午,农牧部门的工作人员到场上提取病猪血液样本,送到周口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结论仍然不是非洲猪瘟。
当天下午,无害化处理开始。
最后的数字是这样的:扑杀活体生猪 1741 头,其中符合政府补贴标准的 1201 头,补助 67.99 万元;病死猪 645 头,其中符合保险理赔标准的 448 头,理赔 24.9 万余元。
同时,周边十公里范围内的养殖场全部排查了一遍,没有发现新的疫点。1 月 20 日,国家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组又来做了一次流行病学调查,在合作社、屠宰企业和周边猪场采了饲料样、环境样、血样带回检测,反馈结果非洲猪瘟全部为阴性。
到这里,从防疫的角度看,这件事已经处理完了:疫情控制住了,猪扑杀了,钱补了,周边查了,上级复核了。
但对何某来说,这件事没有完。
这里要把「扑杀」这个动作说清楚,因为很多城里人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
养猪场的猪,不是一头两头,是一栏一栏的。一头育肥猪从仔猪养到出栏,要五到六个月,中间吃的是饲料、打的是疫苗、烧的是煤或者电。这六个月里,养殖户每天要进猪舍,要清粪,要观察有没有不吃食的。
一千七百四十一头,按一个人能管五百头算,是三个人半年的全部劳动。
扑杀不是「杀死」那么简单。它是挖坑、消毒、把猪赶进去、撒石灰、覆土。做完之后,猪舍要空栏、要反复消毒,通常几个月内不能再进猪。
对一个养殖户来说,这一栏猪就是他这一年的全部收入,也是他下一年的全部本钱。
所以当补偿标准从每头 1200 元变成每头 566 元的时候,差的不是「一点钱」,是这个场还能不能重新开起来。
何某的那些要求——要书面报告、要向农业部报告、要按 1200 元补——每一条背后都是这个账。
二、他不服那个口头结论
何某不服的地方,很具体。
第一,他要一份书面检测报告。1 月 8 日他到区农牧局了解情况,被告知的是口头结论。对一个养猪的人来说,口头说「不是非洲猪瘟」,和一张盖了章的检测报告,分量完全不一样——前者你没法拿去说理,后者可以。
第二,他要求向农业部报告。1 月 9 日上午他跑到河南省农牧局准备反映,被劝了回来。当天下午三点,他和妻子在区农牧局二楼会议室跟农牧局、曹河乡的工作人员见了面。会上他把要求讲得很清楚:应当出具检测报告、向农业部等部门报告情况、如全场扑杀应征得其同意、并按最新的非洲猪瘟每头 1200 元的标准赔偿。
第三,也是最实在的一条,是钱。
按他的算法,一头 1200 元。实际拿到的是多少?67.99 万除以 1201 头,每头约 566 元。保险理赔那部分,24.9 万余元除以 448 头,每头约 556 元。
一头差六百多块。一千二百多头,差七十多万。
这就是他往下走的全部动力。不是要整谁,是要把这七十多万的差价要回来。
1 月 21 日,他向国家农业农村部投诉。投诉的内容是:区农牧局局长郑某失职渎职,故意隐瞒重大动物疫情;农牧局工作人员对生猪解剖抽血未出具检验报告;抢夺养殖场生猪销毁证据;指使他人打砸毁坏养殖场监控设备;损毁玉米及饲料不给任何说法;未按农业农村部要求及时处置疫情。
2 月 1 日,区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指挥部就这份投诉向农业农村部写了调查报告。报告里说,何某在生猪发病死亡后情绪比较激动,不配合应急处理;扑杀补助已按标准统计、资金已到位、可立即兑现,但因何某电话拒接、信息不回复,处置措施延后;何某坚持要求所有死亡、扑杀的生猪每头给 1200 元。
一份投诉,换来一份调查报告。然后,是一份起诉书。
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停一下:他投诉的对象,是区农牧局局长郑某。
不是经办人,不是具体来场里采样的人,是局长。
这个选择在信访里很常见——向上找一把手,因为觉得下面的人做不了主。但对刑事认定来说,这个选择带来一个后果:他指控的是一个具体的人,而且用的词是「失职渎职」「故意隐瞒」。
「故意隐瞒重大动物疫情」,这句话如果成立,对应的不是处分,是传染病防治失职罪或者滥用职权罪。
这就给了公诉机关一个抓手:你说他故意隐瞒,你有证据吗?
而这个「抓手」,恰恰是本案一审、二审要拆掉的东西。
三、检察院抗诉,二审为什么还是撤了
2021 年 4 月 29 日,淮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何某无罪。
案号是(2020)豫1626刑初4号。注意这个案号的年份——2020 年立案,2021 年判决,中间隔了一年多。
宣判后,淮阳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
案子到了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过程中,周口市人民检察院认为抗诉不当,提出撤回抗诉。2021 年 9 月 27 日,周口中院作出(2021)豫16刑终440号刑事裁定:准许撤回抗诉。
准许撤回抗诉,意味着一审的无罪判决生效了。
这里要说清楚一个程序上的常识:检察院抗诉,是认为一审判决有错误,要求二审改判。但抗诉之后,上级检察院可以审查这个抗诉是否适当;认为不当的,可以撤回。撤回之后,一审判决就生效了。
所以这个案子的结果是:一审无罪,检察院抗诉,上级检察院自己把抗诉撤了,无罪确定。
从 2019 年 1 月投诉,到 2021 年 9 月无罪确定,两年八个月。
一个人为了七十多万的补偿差价,往农业部写了一封信,然后花了将近三年时间证明自己不是罪犯。
这不是一个孤例。类似的案子在各地都出现过:养殖户、拆迁户、工伤职工,因为不满意处理结果,往上级机关反映情况,反映的内容有些夸大、有些判断错误,然后被以诬告陷害、寻衅滋事、敲诈勒索立案。
区别在哪里,就是本案要说清的那条线。
还有一层程序上的事,值得说清楚。
这个案子的一审案号是(2020)豫1626刑初4号,判决日期是 2021 年 4 月 29 日。立案在 2020 年,判决在 2021 年,中间隔了一年多。
一年多,对一个刑事案件来说不算长,但对一个已经被扑杀了全部生猪、还在等补偿的养殖户来说,是又一年的停摆。
而他被起诉的这段时间里,那个「补偿差价」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刑事程序和行政争议是两条线,一条走完不代表另一条有结果。
这就是这类案子最消耗人的地方:你本来是为了要钱,结果先要证明自己不是罪犯;证明完了,钱的事还在原地。
四、「错告」和「诬告」,差在哪
诬告陷害罪,《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第一款: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个罪名的构成,拆开来是四块:捏造事实、告发、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四块都要有,少一块就不成立。
法院在何某这个案子里,是逐块拆的。
第一块,捏造事实。法院说,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何某捏造事实,公诉机关也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这是举证责任的问题——你说他编了,你得证明他编了。何某反映的那些事:没给书面报告、抢生猪、打砸监控、损毁饲料,这些有的是事实,有的是他的理解,但没法证明是他凭空造出来的。
第二块,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这是主观要件,也是本案最关键的一块。法院给了三层理由:
他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避免更大损失。这是动机。 农业农村部是农牧局的主管部门,不是司法机关。往主管机关投诉,正常人的理解是「让上级管管下级」,不是「让上级把下级抓起来」。 他对动物疫病知识缺乏了解,对非洲猪瘟症状认识不全面或者有偏差;加上防疫部门没有给他送达书面检测结果,他对检测结论和补偿标准提出质疑,符合常理。
第三块,情节严重。法院说,司法机关尚未对被举报人启动司法程序,未造成司法资源浪费,客观上没有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
第四块,捏造。和第一块是一回事。
四块里倒了三块半,罪名自然不成立。
这里有一个特别值得记住的表述,写在裁判理由的最后一句:「对于向行政机关投诉,对行政行为错告或者检举失实的,不能以诬告陷害罪追究刑事责任。」
这句话二十几个字,把界线划得很清楚:错告不是诬告,检举失实不是捏造。
错告,是告了,但告错了。检举失实,是举报的内容跟事实不符。这两种都可能是出于误解、出于信息不全、出于判断偏差。而诬告,是明明知道是假的,还要编出来告。
区别不在告得对不对,在告的时候知不知道是假的。
这个标准在实务中怎么判断?看几个地方:举报的内容是有具体来源还是凭空拼凑;被举报的事有没有一点事实基础;举报人有没有借这个机会提过钱或者其他要求;举报人有没有在被告知结论之后仍然加码编造新的「事实」。
本案何某,四条都不占。他有具体的损失、具体的诉求、具体的不满,投诉的内容围绕的是他自己的猪和补偿,没有凭空给谁安一个罪名。
五、被举报的人,和猪被扑杀的人
这个案子里其实有两拨人受损。
一拨是何某,一千七百多头猪没了,补偿比预期少七十多万,还打了一场两年多的官司。
另一拨是被举报的那个局长郑某。他被投诉失职渎职、故意隐瞒重大疫情,这个指控如果成立,不是处分的问题。虽然最后查明不成立,但一份寄到农业农村部的投诉,一份要写回调查报告的投诉,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
两边都受损,法律要保护谁?
答案是:保护两边,但用不同的方式。
对何某这一边,保护的方式是「不能因为投诉内容不准确就把他当罪犯」。否则,所有对行政处理不满的人都不敢说话了——你得先确保自己说的每个字都准确,才敢去投诉,这在现实中不可能。
对郑某这一边,保护的方式是「如果确实是捏造,就要追责」;以及「如果投诉不成立,要有机制还他清白」。本案的调查结论就是还清白的那一步。
这两条线看起来矛盾,其实是一条:允许告错,禁止造假。
对普通人来说,这个案子最实用的部分是:如果你对行政处理不服,正确的路径是什么。
第一步,要书面。口头结论没有凭证,书面结论才有。要求出具检测报告、处理决定书、补偿方案,这是法定权利,不是求人。
第二步,找对门。对区农牧局不服,找市农牧局或者省农牧厅;对补偿标准不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是有明确程序和期限的正式渠道,比写信更有效。
第三步,说事实,别下结论。你可以说「我要求出具书面检测报告,他们没给」,不要说「他故意隐瞒疫情」。前者是事实,后者是定性。事实错了可以更正,定性错了容易被当成捏造。
第四步,别提钱换撤销。一旦在投诉里说「给我多少钱我就不告了」,性质就变了——那时候争议的就不是行政行为,而是你有没有拿举报换钱。
这四步里,第一步最容易被忽略。很多纠纷就是从「当时只是口头说的」开始的。
一千七百四十一头猪,六十七万九千九百块的补助,两年八个月的时间,最后换来一份无罪判决。
这个结果是对的。但它本来可以不发生——如果那份检测报告,当时是写在纸上的。
最后补一句法条之外的话。
养殖业的风险,一半在疫病,一半在补偿。疫病来了,扑杀是必须的,这一点养殖户自己也认——不扑,周边全完。真正让矛盾激化的,往往是补偿标准和发放程序。
农业农村部对非洲猪瘟的扑杀补助标准,各省不一,有的地方确实到过 1200 元一头,有的地方是 500 元上下。同一个数字,在不同省份、不同年份,含义完全不同。
养殖户不知道自己该拿多少,只能听人说;听来的数字比实际高,落差就出来了;落差出来,就要去问;问不明白,就要往上反映。
这条链条上,每一环都可以做得更好一点:一张写明标准的补偿方案、一份盖章的检测报告、一次说清楚为什么是这个数的解释。
这些都不难。难的是没人觉得这些是必要的。
这个案子最容易被读错的地方,是把它当成「投诉没事」的鼓励。
它不是在说投诉一定安全。它说的是:投诉的内容如果只是错,不是假,就不构成犯罪。这两者之间隔着一个「明知」。
何某不知道那是不是非洲猪瘟。他有怀疑,有依据,也有偏见。但他不知道真相,所以他的「错」是认识问题,不是故意。
如果换一种情形:他明明拿到了书面报告,知道不是非洲猪瘟,还到处说「他们隐瞒疫情」;或者他编出一个「某领导收了屠宰场的钱故意判我的猪有问题」——那就不是错告了。
界线就在这儿。告错了,是可以的;编出来告,是不行的。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何某犯诬告陷害罪,请依法惩处。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12月24日左右,被告人何某在淮阳区曹河乡经营的某养殖场发生疫情。12月26日,何某向曹河乡动物疫病防检中心报告疫情,乡动物疫病防检中心对部分病死猪进行了无害化处理。2019年1月4日,淮阳区农牧局专家组到该养殖场进行实地调查,后经检测未发现非洲猪瘟疫情,结论为多病原混合感染,建议全场捕杀、无害化处理。1月5日,淮阳区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指挥部决定对曹河乡某养殖场生猪予以强制扑杀,无害化处理,拔点灭源。1月8日,何某到淮阳区农牧局了解情况时被口头告知检测结论,何某认为一定是非洲猪瘟,对区农牧局的检测结果不服,并于9日上午到河南省农牧局准备反映情况时被劝回。
1月9日15时,何某夫妇到淮阳区农牧局二楼会议室与农牧局、曹河乡工作人员进行了会面,何某认为自己养殖场的疫情符合非洲猪瘟的症状,农牧局工作人员告知其可以提出要求、说出想法,然后再向领导汇报后决定,何某要求应当出具检测报告、向农业部等部门报告情况、如全场捕杀应征得其同意且按照最新的非洲猪瘟1200元/头的捕杀标准进行赔偿等。1月11日上午,农牧行政管理等部门工作人员到该养殖场提取病猪血液样本,后送至周口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检测,结论不是非洲猪瘟,当日下午,相关工作人员开始对该养殖场进行无害化处理,捕杀活体生猪1741头,符合政府相关补贴标准的1201头,共计补助67.99万元;病死猪645头,符合保险公司理赔标准的448头,共计理赔249144元;同时对周边10公里范围内养殖场开展生猪疫病排查,没有发现新的疫点。
2019年1月20日,国家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组到该养殖场及周边猪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未发现异常情况,在祥盛养殖合作社、屠宰企业及周边猪场采集饲料样、环境样、血样带回进行检测,后反馈结果非洲猪瘟均为阴性。
其间,被告人何某于2019年1月21日向国家农村农业部投诉,反映淮阳区农牧局局长郑某失职渎职,故意隐瞒重大动物疫情,农牧局工作人员对生猪解剖抽血未出具检验报告、抢夺养殖场生猪销毁证据、指使他人打砸毁坏养殖场监控设备、损毁玉米及饲料不给任何说法,未按照国家农业部要求对疫情及时处置。2月1日,淮阳区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指挥部针对何某信访反映事项向国家农村农业部调查报告中称:何某在养殖场生猪出现发病死亡后,情绪比较激动,非常不配合政府对突发动物疫病的应急处理工作,目前对该养殖场的生猪扑杀已经按照政府相关补贴标准对符合补助和理赔标准的进行了统计,且政府专项补助资金已经到位,可立即兑现,因何某电话拒接、信息不回复,导致处置措施延后落实,且何某坚持要求政府按照所有死亡、扑杀生猪每头给予1200元的补助。因何某及其家属未回淮阳过年,也未能取得联系,扑杀补助未能及时拨付。
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29日以(2020)豫1626刑初4号刑事判决:被告人何某无罪。宣判后,公诉机关周口市淮阳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二审审理过程中,周口市人民检察院认为抗诉不当,提出撤回抗诉。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27日作出(2021)豫16刑终440号刑事裁定:准许撤回抗诉。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诬告陷害罪是指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行为。本案中,被告人何某在其养殖场生猪遇不明原因死亡、感染后向乡政府有关防疫部门进行报告,其认为符合非洲猪瘟症状,如果强制扑杀应按照非洲猪瘟的标准进行补偿。何某在未达到其诉求的情况下向国家农村农业部反映,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避免遭受更大损失,且农村农业部是农牧局的主管部门,不属于司法机关,何某主观上并不是为了追究他人的刑事责任;
何某对动物疫病知识缺乏一定的了解,对非洲猪瘟症状了解不全面或认识偏差,加之在畜牧防疫部门未对其送达书面检测结果的情况下,对畜牧防疫部门的检测结果及政府补偿标准提出质疑符合常理,即使有错告或检举失实的行为,但其并不具有陷害的目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捏造事实,公诉机关也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且司法机关尚未对被举报人启动司法程序,未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客观上也没有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何某的行为不构成诬告陷害罪。故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在审理诬告陷害案件时,犯罪构成方面必须注意考察行为人主观方面是否具有意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的目的,客观上是否具有捏造事实诬陷他人的行为,社会危害性是否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对于向行政机关投诉,对行政行为错告或检举失实的,不能以诬告陷害罪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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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号:(2021)豫16刑终440号 审理法院: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1-09-27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3-06-1-191-002)。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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