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孙某某诉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案
一、案情速览
北京一家科技公司 2014 年 11 月成立,孙某某持股 33%,同时担任公司总经理;另一家厦门公司持股 67%,是控股股东。孙某某的配偶孟某培在公司担任监事。
2019 年 4 月 29 日,孙某某委托律师向公司发送律师函,要求查阅、复制 2017、2018 年度的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并要求查阅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会计账簿及原始凭证。公司收到函件后没有答复,也没有提供。孙某某起诉。
公司抗辩说:孙某某自己在外开办了与公司有竞争关系的企业,还带走了大批业务骨干和客户,他查账是为了拿商业秘密,属于不正当目的。一审判决支持查阅、复制前一类材料,驳回查阅会计账簿及原始凭证的请求;二审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裁判要点提炼
股东知情权在范围上分两个层次。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股东有权查阅、复制,法律未要求说明目的,属于绝对知情权;会计账簿(含记账凭证、原始凭证)只可查阅、不可复制,且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属于相对知情权。
认定「实质性竞争关系」,可从三方面把握:股东与其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近亲属之间推定存在紧密关系,近亲属出资设立的公司与股东之间形成实际利益链条;股东自营或近亲属设立的公司经营范围已经变更的,应结合变更时间、变更前后经营范围、变更后项目是否实际经营、有无近一两年业务材料综合判断;在信息化条件下,仅以设立或经营地域不同,不足以推翻竞争关系的认定。
三、赵律师点评
一、33% 的股东兼总经理,为什么还要查账
北京。2014 年 11 月 24 日,一家科技公司成立,做软件开发、技术推广、技术咨询、计算机系统集成,也卖计算机、软件、通讯设备、电子产品。
股权结构很简单:孙某某持股 33%,一家厦门的公司持股 67%。孙某某在公司担任经理,他的妻子孟某培担任监事。
2019 年 4 月 29 日,孙某某委托律师发了一份律师函给公司。函件里提的要求很具体:查阅、复制 2017、2018 年度的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查阅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会计账簿,包括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和其他辅助性账簿,以及记账凭证、原始凭证和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查的有关资料。查阅时间定在 2019 年 5 月 20 日到 5 月 24 日。
公司收到函件,没答复,也没提供。孙某某起诉。
公司为什么敢不给?因为在法庭上它摆出了一大堆理由,而且这些理由不是空口说的,是有材料的。
第一层理由:你说的那些材料,本来就没有。公司在 2017、2018 年度没有修改公司章程,也没有召开股东会,所以不存在可供查阅的公司章程和股东会会议记录。执行董事决定、监事决定也不存在,这一点孙某某自己也知道。至于财务会计报告,公司已经在工商登记机关公示了,不存在他不知情的问题。
第二层理由更硬:孙某某本人就是公司总经理,负责日常经营管理的全部事务,他妻子还是公司监事。他说自己不了解公司运营和财务状况,这话本身就站不住。
第三层理由,是本案真正的战场:孙某某要求查阅会计账簿和原始凭证,具有不正当目的,会严重损害公司利益。
公司为了证明这一点,列了一长串事实。
2015 年 6 月 26 日,控股股东厦门公司发布过一份股权收购及增资公告,里面有竞业禁止条款:孙某某保证本人及配偶、及其夫妻控制的其他公司,均未从事与公司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在公司或关联企业任职期间及离职后 5 年内,也不直接或间接从事相同或类似业务。
公司说,孙某某严重违反了这条约定。他作为总经理擅自离职,从公司挖走了大量业务骨干——副总经理、市场总监、资深客户经理、采购总监、财务主管——以及客户资源,在外投资设立了与公司有竞争关系的企业。
具体是哪一家?2018 年 11 月 23 日成立的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孙某某出资 750 万元,持股 75%,担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营范围也是计算机科技专业领域内的软件开发、技术咨询和服务。
公司还说,不只是他本人。他妻子孟某培持股 90% 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上海某电子商务公司,也在做竞争业务;他弟弟孙某宽做股东、法定代表人的三家上海公司,经营范围都是信息科技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转让、计算机系统服务。
公司还提到,孙某某与公司、与另一股东厦门公司之间,还有其他没解决的诉讼。
到这里,这个案子的形状就出来了。它不是那种「大股东欺负小股东、小股东什么都看不到」的典型故事。它更像是一个已经闹翻了的合伙人,一边在外面开公司,一边回来要求看原来那家公司的账。
公司要不要给看?这就是本案要回答的问题。而法院给出的答案,比「给」或「不给」都要精细。
二、同一份诉请,法院劈成了两半
孙某某的诉讼请求,在一份起诉状里,法院把它拆成了两类。
第一类: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执行董事决定、监事决定、财务会计报告。
第二类:会计账簿,包括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和其他辅助性账簿,以及记账凭证、原始凭证。
这两类,法律待遇完全不同。
按公司法的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这一款里,没有「说明目的」这四个字,也没有「公司可以拒绝」的但书。
二审判决对此写得很干脆:公司法这一款并未规定股东查阅和复制上述文件时也应说明目的,因此,股东对上述内容享有绝对知情权。
「绝对」这两个字很重。它意味着:不管你查这些材料是为了什么,哪怕你明摆着是要拿去跟公司打官司、要拿去卖给竞争对手、要拿去给媒体——公司都得给。
为什么这一类可以这么宽松?因为这些材料的保密性本来就低。公司章程是对外公示的,财务会计报告按法律规定要报送税务机关、要在工商登记机关公示,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往往涉及公司治理的基本事项。这些内容谈不上商业秘密。
第二类就完全不同了。
会计账簿记载的是公司每一笔钱怎么进出、跟谁做的生意、成本多少、毛利多少。记账凭证和原始凭证(发票、合同、入库单、出库单、银行流水)更是把交易细节摊得干干净净。一个同行拿到这些东西,等于拿到了公司的客户名单、报价体系和成本结构。
所以法律对会计账簿设了一道闸:股东要查,得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账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
这道闸的举证责任在公司身上。公司不能只说「我觉得他目的不正当」,得有合理根据。
本案中,法院认为公司的举证已经够了。理由是孙某某持有的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与公司高度重叠——都是计算机技术开发、服务、咨询,主营业务和针对的客户群基本一致;他妻子孟某培持股 90% 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上海某电子商务公司,经营范围也非常接近;公司拟证明的是,孙某某通过查阅会计账簿,可以获知公司的客户资料和合同底价等属于商业秘密的信息,从而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结论是:公司认为孙某某存在不正当目的,有相应的事实依据,应予采信。
所以一审判决的结果是:第一类材料,判公司提供查阅、复制,可以在孙某某在场的情况下由他委托的会计师、律师辅助进行,查阅时间不超过十五个工作日;第二类,驳回。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这个拆分对读者很有用。很多人一进法院就把「查章程」和「查原始凭证」写在同一项诉请里,觉得反正都是「查账」。结果因为后一项不成立,法官在整段论述里都在讲「他有不正当目的」,前一项也容易被带着一起驳。
把两类分开写,效果完全不同:绝对知情权那一部分,公司几乎无法抗辩;相对知情权那一部分,才是需要认真打的部分。
三、「实质性竞争关系」怎么认:近亲属、改经营范围、跨地域
本案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二审对「实质性竞争关系」给出的三条认定方法。这三条,几乎可以直接当成操作手册用。
第一条,关于近亲属。
判决说:基于我国传统的亲属观念与家庭观念,除非有相反证据推翻,否则应当认定公司股东与其配偶、父母、子女或兄弟姐妹等近亲属之间具有亲密关系;因此,近亲属出资设立的公司与股东之间,自然形成了实际利益链条,与公司存在实质性竞争关系。
这段话解决了一个实践中的大难题。公司要证明「股东查账有不正当目的」,往往指向的是股东配偶、子女、兄弟开的公司,而不是股东本人名下的公司。股东在法庭上会说:那是我老婆的公司,跟我没关系,我查账是我自己的事。
法院的回答是:不用你证明有关系,法律推定有关系。你要推翻,你举证。
本案里,孙某某的妻子孟某培在公司当监事,同时是上海某电子商务公司持股 90% 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那家公司的经营范围与公司非常接近。法院据此认定,这家公司与孙某某之间形成了实际的利益链条。
第二条,关于经营范围的变更。
本案有个很戏剧性的细节: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在 2019 年 9 月 16 日变更了名称,改成某(上海)贸易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也从「互联网信息、网络、计算机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改成了「家用电器、母婴用品、食用农产品销售、商务信息咨询、翻译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
孙某某在法庭上说:这家公司一直做的就是进出口贸易,卖玫瑰水、玫瑰精油,跟原公司没有竞争关系。
法院怎么看?
第一,变更时间是在本案受理立案之后。这个时间点太敏感了——被起诉了,才去改经营范围,改完拿来说「你看我现在不竞争了」。
第二,变更前后的经营范围差异巨大。从软件开发、技术服务,一步跨到卖家电、卖母婴用品、卖农产品,这个跨度不像业务自然演进,更像专门做出来的。
第三,孙某某没有提交其他证据佐证「一直从事的是进出口贸易」。光说不行,得有业务合同、发票、报关单、银行流水。
所以法院不认这个变更。判决写的是:应结合变更时间、变更前后经营范围、变更后的经营项目是否实际经营、是否有一至两年内相关业务材料等综合判断实质性竞争关系。
这四把尺子,反过来也是给股东用的。如果你真的没有竞争业务,那就早一点把证据备好:变更登记的时间、变更后的实际业务合同、连续一两年内的发票和流水。这些不是等到开庭才想起来找的东西。
第三条,关于地域。
孙某某提出:公司在北京,我说的那些有竞争关系的公司都在上海,地域不同,不能构成竞争。
法院的回答是:在当前全球信息化时代背景下,通讯发达,大部分行业的开展是开放性的,股东自营同行业公司或近亲属设立的同行业公司以设立区域不同,不足以推翻存在实质性竞争关系的认定。
这段话放在十年前可能还会有争议,放在今天是常识。软件、咨询、技术服务这类业务,客户在哪儿不重要,一个视频会议就能交付;即便是有实物交付的行业,电商和物流也早把地域差别抹平了大半。用「我在上海、你在北京」来否认竞争,站不住。
三条合起来看,可以总结成一句话:认定竞争关系,看的是「业务是否重叠、利益是否同向、有没有实际经营」,不看注册地在哪、不看股权登记在谁名下、也不看纸面上的经营范围改成了什么。
四、公司那三层抗辩,哪一层站住了、哪一层没站住
回头再看公司提出的三层抗辩,会发现它们的命运完全不同。这一节值得细看,因为它告诉你什么样的抗辩能用、什么样的用不上。
第一层:「这些材料本来就不存在」。
公司说 2017、2018 年度没有修改章程、没有召开股东会,所以不存在可供查阅的章程和会议记录;执行董事决定、监事决定也不存在。
这个抗辩,法院没有正面否定,但也没有支持公司拒绝提供。判决的处理方式是:判公司提供「2017 年 1 月 1 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的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执行董事决定、监事决定和财务会计报告。
也就是说:法院不判断到底有没有,只判公司「有就得给」。如果确实没有,公司在执行阶段说明情况即可;但公司不能因为「我觉得没有」就提前拒绝。
这个处理方式很务实。因为「有没有」这件事,只有公司自己知道,股东无从举证。让股东去证明「公司应该有一份 2017 年的股东会决议」,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第二层:「你本人就是总经理,你老婆是监事,你怎么会不知道」。
这层抗辩,法院也没有采纳,但理由藏在判决的结构里——法院把「财务会计报告」判给了孙某某查阅、复制,没有因为他是总经理就驳回。
为什么?因为知情权是股东权利,不是「不知道的人」才有的权利。你当了总经理,那是你和公司之间的另一层法律关系(劳动关系或者聘用关系);你作为股东的那层权利,不因为你兼任管理职务就消失。
而且现实中,「当总经理」和「知道全部财务真相」根本不是一回事。管业务的总经理,很可能看不到银行流水、看不到关联交易的定价、看不到控股股东的资金占用。本案里孙某某要求查阅的期间是 2017 年到 2018 年,而他离职的时间就在 2018 年前后——离职之后公司发生了什么,他当然不知道。
第三层:「他有不正当目的」。
这一层,公司赢了,而且赢得比较彻底。赢的关键不在于公司说了多少,而在于它拿出了具体的东西:孙某某新设公司的登记信息、持股比例、经营范围;他妻子公司的持股和任职情况;他弟弟名下三家公司的登记信息;还有那份带竞业禁止条款的收购公告。
这就是「合理根据」的样子。不是推测,不是「我怀疑」,而是一条一条能对上号的事实。
对照着看,很多公司在知情权案件里败诉,就是因为只会说一句「他肯定是要拿去给竞争对手」。这话在法庭上没有分量。你要说的应该是:他在什么时候、设立了哪家公司、持股多少、经营范围是什么、跟我们的业务在哪几个方向上重叠、有哪些客户是重合的。
这三层抗辩的命运,其实划出了这类案件的基本格局:章程和报告类材料,公司基本挡不住;会计账簿类材料,公司有真实、具体的证据,就挡得住。
五、查账这件事,正确的姿势是什么
这个案子打完,双方各自得到了一半。对读者来说,更有用的是从里面拆出一套动作。
先说股东这一边。
第一步,先把书面申请发出去,而且要发得具体。本案孙某某的律师函写明了查阅期间、查阅对象、查阅时间,还写明了要委托律师和会计师协助。这些细节后来全部体现在判决主文里——法院基本是按他申请的框架判的。
第二步,把两类材料分开写。章程、股东会记录、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财务会计报告,这一类不需要说明目的,公司也很难拒绝;会计账簿、记账凭证、原始凭证,这一类要准备说明目的,也要准备应对「不正当目的」的抗辩。
第三步,如果自己名下或者近亲属名下确实有同行业公司,提前想清楚怎么解释。不要等到被指出来才临时改经营范围——本案就是这么栽的。真要证明没有竞争,靠的是一两年内的业务合同、发票、流水,不是一张变更登记通知书。
第四步,注意「查阅」和「复制」的区别。章程和报告类材料,可以查阅也可以复制;会计账簿类材料,法律只给了查阅,没有给复制。诉请里写「查阅并复制会计账簿」,这一项多半会被驳。
再说公司这一边。
第一,收到股东的书面申请,一定要答复。本案公司「认可收到律师函,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其进行了答复」,这一点在判决里被专门点了出来,成为认定公司应当提供材料的一个理由。不答复的代价,比你想象的大。
第二,别把「不存在」当成万能抗辩。你可以说某年度没开股东会,但你要准备好相应的说明;你不能因为「我觉得没有」就一概拒绝。
第三,如果要打「不正当目的」,证据要提前攒。股东什么时候离职、带走了谁、新公司什么时候注册、经营范围是什么、有没有实际经营、客户有没有重合——这些东西在纠纷爆发前就该有记录。等到被起诉了再去收集,很多已经来不及。
第四,注意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点:本案公司还主张孙某某与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有其他未决诉讼,以此佐证其有不正当目的。法院在判决里没有把「另有诉讼」单独作为认定不正当目的的依据,但把它放进了整体事实里考量。这说明:股东与公司正在打别的官司,本身不足以否定查账权,但会成为背景因素。
最后说一句这个案子暴露出来的结构性问题。
33% 的股东,在公司当总经理,妻子当监事,仍然要通过一场两审的诉讼、发律师函、请律师、请会计师,才能看到公司章程和财务会计报告。而真正核心的会计账簿,最终还是没看到。
这不是法律写得不好。法律给了他两条路,一条畅通,一条设了闸。问题在于:当一个股东已经和公司彻底闹翻、在外面开了同业公司,那道闸几乎是必然落下的。这时候他还能拿到的,只有章程和报告——而这两样东西,本来在工商登记机关就能查到大部分。
所以对打算投资入股的人来说,真正的启示不在诉讼阶段,而在入股阶段:章程里能不能约定更宽的信息获取权、能不能约定定期提供经审计的财务报告、能不能约定分红前的查账程序。这些约定在关系好的时候签,比关系坏了以后打官司有用得多。
这个案子把股东知情权切成两半,切得很清楚。
章程、股东会记录、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财务会计报告——绝对知情权,不问目的,公司挡不住。
会计账簿、记账凭证、原始凭证——相对知情权,公司能证明你有不正当目的,就可以不给。而「不正当目的」最典型的形态,就是你或者你的近亲属在外面开着同业公司。
对股东来说,这意味着两件事:一是别把两类诉请混在一起写,混着写容易一起输;二是如果你真的在外面有同业公司,别指望靠临时改经营范围蒙过去,法院看变更时间,也看变更后有没有实际业务。
对公司来说,收到书面申请先答复,这一条几乎零成本,却能省掉很多麻烦。要打「不正当目的」,就拿具体事实出来,别只说「我怀疑」。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具体请以律师正式意见为准。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孙某某诉称:北京某科技公司成立于2014年,为有限责任公司,孙某某为北京某科技公司合法登记的股东,持股比例为33%,厦门某公司持有另外67%的股份。因孙某某一直无法知悉北京某科技公司的运营及财务状况,无法查阅有关北京某科技公司经营的相关文件,并北京某科技公司长期未向孙某某提供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簿和原始凭证等相关财务资料,且北京某科技公司利润率近两年出现非正常大幅下滑。为了解北京某科技公司实际经营状况,孙某某委托律师于2019年4月29日向公司发送律师函,要求查阅、复制北京某科技公司2017、2018年度的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要求查阅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会计账簿及原始凭证,时间为2019年5月20日至2019年5月24日。
北京某科技公司在收到律师函后不仅没有答复,并且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上述资料供孙某某查阅、复制,故请求判令:1.北京某科技公司向孙某某提供2017年1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供孙某某查阅、复制,或在孙某某在场的情况下供孙某某委托的会计师、律师协助查阅、复制;
2.北京某科技公司向孙某某提供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月31日的会计账簿(包括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和其他辅助性账簿)及记账凭证、原始凭证、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查的有关资料供孙某某查阅,或在孙某某在场的情况下供孙某某委托的会计师、律师协助查阅、复制;
3.本案诉讼费由北京某科技公司承担。
北京某科技公司辩称:一、不同意孙某某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具体理由如下:(一)关于孙某某要求查阅复制2017、2018年度的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因北京某科技公司在2017、2018年度并未修改公司章程,也未召开股东会。因此,北京某科技公司不存在公司章程及股东会会议记录可供孙某某查阅、复制。在本案中,孙某某自行提供的2015年6月25日的公司章程,便是北京某科技公司最新的公司章程,说明孙某某已经知悉。(二)关于孙某某要求查阅复制的执行董事决定、监事决定,因北京某科技公司不存在该两项决定供孙某某查阅、复制,对此,孙某某也是明知的。(三)关于财务会计报告,北京某科技公司已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进行登记公示,不存在孙某某无法知情的问题;况且,孙某某在北京某科技公司持续担任总经理一职,负责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的全部事务,而孙某某称无法知悉北京某科技公司的运营及财务状况,显然与事实严重不符;
另外,孙某某配偶孟某培在北京某科技公司担任监事,知悉公司的运营及财务状况。鉴于孙某某与监事孟某培的身份关系,孙某某也不可能不知情。二、不同意孙某某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北京某科技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孙某某要求查阅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会计账簿及记账凭证、原始凭证等有关资料,具有不正当目的,将严重损害北京某科技公司合法利益。
1.孙某某自营与北京某科技公司主营业务有实质性竞争关系的业务,其查阅会计账簿及记账凭证、原始凭证具有不正当目的,将严重损害北京某科技公司的合法利益。根据2015年6月26日《厦门某公司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北京某科技公司进行股权收购及增资的公告》(简称公告)第五条第(五)项竞业禁止规定,孙某某保证孙某某及其配偶及其夫妻所控制的其他子公司、分公司、合营或联营公司及其他任何类型企业,目前均未从事任何与北京某科技公司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生产经营业务或活动,在北京某科技公司或关联企业任职期间及离职后5年内亦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与北京某科技公司相同或类似的业务,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北京某科技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任何生产经营业务或活动。
本案中,孙某某严重违反《公告》中关于竞业禁止义务的约定,作为总经理擅自离职,从北京某科技公司挖走大量业务骨干团队(副总经理、市场总监、资深客户经理、采购总监及财务主管等人)及客户资源,在外投资设立与北京某科技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从事与北京某科技公司相竞争的业务,造成北京某科技公司核心团队与客户资源的大量流失,造成公司经营陷入困难,严重损害公司的合法利益。2018年11月23日,孙某某与他人共同投资成立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其中孙某某出资750万元持股75%,并担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营范围与北京某科技公司相同,从事的业务均是计算机科技专业领域的软件开发、技术咨询和服务,二者的主营业务、业务领域以及所针对的客户群基本一致,主营业务存在实质上的竞争关系。
因此,孙某某通过查阅北京某科技公司的会计账簿及原始凭证,将获知北京某科技公司的劳动用工、福利待遇、技术信息、客户项目资料、合同底价等商业秘密及信息,将致使北京某科技公司在业务竞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将严重损害北京某科技公司的合法利益。(二)孙某某在任职期间及离职后,其配偶、其他近亲属等利害关系人所经营控制的多家公司,从事与北京某科技公司构成竞争关系的经营活动及业务,与北京某科技公司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已经违反了《公告》的规定,一旦北京某科技公司的会计账簿及原始凭证所记载的客户信息、技术信息、合同价格等资料被上述竞争者知悉,则将严重损害北京某科技公司的合法利益,具体如下:1.某网络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7月18日,为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其中,孙某某配偶孟某培的弟弟孟某担任董事,孟某作为孙某某团队人员,曾担任北京某科技公司的采购经理;
另外,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某东是孙某某的大学同学,多年好友,赵某东只是名义上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实际控制人就是孙某某,该公司经营从事与北京某科技公司构成竞争关系的业务。
2.上海某电子商务公司,孙某某配偶孟某培持股90%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并经营从事与北京某科技公司构成竞争关系的业务;
3.上海某信息公司,孙某某的弟弟孙某宽系该公司股东持股20%并担任监事;上海某计算公司,孙某某的弟弟孙某宽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并担任执行董事;上海某科技公司,孙某某的弟弟孙某宽持股80%,并担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均系经营从事与北京某科技公司构成竞争关系的业务;(三)孙某某与北京某科技公司、另一股东厦门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之间,存在尚未解决的诉讼与纠纷,因此,北京某科技公司认为孙某某提起本诉明显存在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北京某科技公司的合法利益。因此,孙某某查阅北京某科技公司的会计账簿及记账凭证、原始凭证,存在非法获取北京某科技公司的商业秘密及信息的嫌疑,具有明显的不正当目的,极有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综上,北京某科技公司认为,孙某某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法院经审理查明:北京某科技公司于2014年11月24日成立,根据2019年7月30日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孙某某与厦门某公司为公司股东,孙某某为经理,孟某培为监事。经营范围为软件开发、技术推广、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服务;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电子产品、文具用品、五金交电;经营电信业务。孟某培系孙某某的妻子。
2019年4月29日,孙某某通过EMS专递向北京某科技公司发送律师函。函件要求孙某某作为拥有北京某科技公司33%股权的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之规定要求查阅、复制2017、2018年度的公司章程等相关材料,并查阅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月31日的会计账簿(包括原始凭证等会计资料)等其他资料。北京某科技公司认可其收到了该律师函,并称孙某某于2018年8月亦曾发出过律师函且对其进行了书面回复。
2018年11月23日,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成立,孙某某持股75%,并担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营范围及一般经营项目均为从事互联网信息、网络、计算机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数据处理,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2019年9月16日,“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某(上海)贸易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及一般经营项目均变更为“家用电器、母婴用品、食用农产品销售、商务信息咨询;翻译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孙某某称某(上海)贸易有限公司一直从事的主营业务为进出口贸易、玫瑰水、玫瑰精油进出口。
2016年7月18日,某网络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赵某东,董事为孟某。北京某科技公司称孟某为孙某某的妻弟,赵某东为孙某某大学同学,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孙某某。某网络公司网站宣传网页显示“某网络公司是一家致力于中心运营、中心部署的互联网服务公司,主营业务为互联网中心服务、互联网增值服务“。北京某科技公司控股股东厦门某公司的网站宣传网页显示“云服务,云服务业务是厦门某公司发展战略的重要方向,厦门某公司自建三大中心,为客户提供高安全云服务”。
2011年8月2日,上海某电子商务公司成立。其法定代表人、股东、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均为孟某培,经营范围为电子商务、计算机、电子产品的销售,网络技术开发等。
另查2011年9月15日成立的上海某信息公司,2018年3月15日成立的上海某计算公司,2017年8月15日成立的上海某科技公司,孙某宽均为股东及执行董事,三公司经营范围均主要为从事信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转让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北京某科技公司称孙某宽为孙某某的弟弟。
孙某某称北京某科技公司在北京,北京某科技公司所主张的存在竞争关系的公司位于上海,地域不同,不能构成竞争关系。
孙某某诉至法院要求北京某科技公司提供2017年1月1日起的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执行董事决定、监事决定和财务会计报告供孙某某查阅、复制;并提供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月31日的会计账簿(包括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和其他辅助性账簿)及记账凭证、原始凭证、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查的有关资料供孙某某查阅。或在孙某某在场的情况下供孙某某委托的会计师、律师协助查阅、复制。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7日作出(2019)京0115民初22779号民事判决:一、北京某科技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其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二路某号某幢某层于其正常营业时间内提供其2017年1月1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执行董事决定、监事决定和财务会计报告供孙某某查阅、复制,包括在孙某某在场的情况下,由其委托的会计师、律师辅助进行,查阅时间不得超过十五个工作日;二、驳回孙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孙某某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21日作出(2020)京02民终81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个:一是近亲属设立的公司与涉案公司经营范围存在重叠时可否认定实质性竞争关系;二是自营公司经营范围已经变更的情况下,还能否认定存在实质性竞争关系;
三是自营公司经营范围与涉案公司经营范围存在重叠,但主要经营地域不同,是否构成实质性竞争关系。
首先,孙某某系北京某科技公司的股东。孙某某向北京某科技公司提出书面申请要求查阅公司的会计账簿和财务会计报告,北京某科技公司认可收到了申请,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其进行了答复。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八条的规定,针对上述争议,北京某科技公司与经营范围变更前的某(上海)贸易有限公司、上海某电子商务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均是为计算机技术开发服务咨询等业务,因此三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及所针对的客户群基本一致,应认定为存在业务上的竞争关系。孙某某在系北京某科技公司股东的同时,也是某(上海)贸易有限公司的占股75%的股东,并任法定代表人;孟某培系孙某某的配偶,孟某培在系北京某科技公司监事的同时,同时为上海某电子商务公司的占股90%的股东,并担任法定代表人。
孙某某的配偶任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的上海某电子商务公司与北京某科技公司经营范围非常近似,上海某电子商务公司与孙某某之间形成了实际的利益链条,另孙某某自营的某(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在本案起诉时的经营范围亦与北京某科技公司存在业务上的竞争关系,孙某某通过查阅北京某科技公司的会计账簿,可以获知北京某科技公司的客户资料和合同底价等属于商业秘密的信息,使得北京某科技公司在以后的业务竞争中可能处于不利地位,继而损害了北京某科技公司的利益。因此,北京某科技公司认为孙某某存在不正当目的,有相应的事实依据,应当予以采信。
其次,某(上海)贸易有限公司于2019年9月16日变更名称及经营范围,孙某某称该司一直从事的主营业务为进出口贸易,玫瑰水玫瑰精油等的进出口,与北京某科技公司不存在竞争关系的意见,因其变更时间系本案受理立案之后,考虑到变更前后经营范围差异巨大,且孙某某未提交其它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其一直从事的业务为进出口贸易,故对孙某某该证据及意见无法予以认可。
再次,对于北京某科技公司经营区域为北京,某(上海)贸易有限公司、上海某电子商务公司经营区域位于上海,不能构成竞争关系的意见,考虑到当前为互联网信息时代,通讯发达,区域不同的抗辩不足以认定不存在竞争关系。
对于孙某某要求查阅和复制的北京某科技公司2017年1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执行董事决定、监事决定和财务会计报告的诉讼请求,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并未规定股东查阅和复制上述文件时也应说明目的,因此,股东对上述内容享有绝对知情权。
2020年1月21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会计账簿的问题。孙某某上诉提出某(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和上海某电子商务公司注册后实际并未进行经营活动,但孙某某没有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与其一审关于某(上海)贸易有限公司一直从事的业务为进出口贸易的事实主张亦不相符。在股东知情权案件中,公司法解释四第八条从消极标准的角度对不正当目的的情形予以列举,其中第一项“实质性竞争关系业务”可从以下方面予以认定。
1.基于我国传统的亲属观念与家庭观念,除非有相反证据推翻,否则应当认定公司股东与其配偶、父母、子女或兄弟姐妹等近亲属之间具有亲密关系,因此近亲属出资设立的公司与股东之间自然形成了实际利益链条,与公司存在实质性竞争关系;
2.股东自营或为他人经营或近亲属设立的公司经营范围已经变更的,应结合变更时间、变更前后经营范围、变更后的经营项目是否实际经营,是否有一至两年内相关业务材料等综合判断实质性竞争关系;
3.在当前全球信息化时代背景下,通讯发达,大部分行业的开展是开放性的,股东自营同行业公司或近亲属设立的同行业公司以设立区域不同不足以推翻存在实质性竞争关系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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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号:(2020)京02民终816号 审理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0-01-21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3-08-2-267-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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