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刘某等受贿案

2008年5月至2013年10月，被告人刘某担任某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某市发改委）资金平衡处处长，具有对全市企业债券发行的监管、审核、转报等职权。刘某与被告人熊某自1998年起建立情人关系。被告人杨某系熊某丈夫的胞弟。

2008年5月，被告人刘某向被告人熊某提议利用其资金平衡处处长的职务便利，向发债企业推荐熊某，帮助熊某为证券公司承揽企业债券承销业务，并向证券公司收取“财务顾问费”，熊某表示同意。后经刘某同意，熊某安排被告人杨某与相关证券公司洽谈有关“合作”事宜。为便于与证券公司“合作”并收取费用，2009年1月熊某注册成立多个投资咨询、财务咨询公司，由杨某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并以上述公司名义与证券公司“合作”。之后，刘某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向发债企业打招呼，帮助与熊某“合作”的证券公司承揽企业债券承销业务，以“财务顾问费”“咨询服务费”名义收取证券公司给予的费用。2009年至2014年期间，刘某伙同熊某、杨某，通过以上方式，为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7家证券公司承揽企业债券承销业务提供帮助，收受证券公司共计人民币2.09亿余元（币种下同）。

三被告人在为证券公司承揽企业债券承销业务过程中，发现部分发债企业的信用评级达不到国家规定的AA等级要求，不具备企业债券发行条件，商议后以熊某公司的名义，为某国有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等5家发债企业协调提升信用等级和顺利发行企业债券提供帮助，以“财务顾问费”为名收受前述发债企业共计4730万元。上述“收入”，均以“财务顾问费”“咨询服务费”名义转入熊某公司，共缴纳税费3358万余元。之后，非法收受的款项被用于购买房屋、黄金、名表，供刘某炒股等。经查，上述与熊某、杨某“合作”的公司明知其二人在重庆市发改委有特殊关系，在“合作”过程中，杨某以自己在重庆市发改委有“关系”为资本与证券公司洽谈债券业务“合作”事宜，促成与证券公司的“合作”，还曾经带领证券公司人员到刘某办公室，以显示和刘某的关系。

此外，刘某还单独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证券公司承揽企业债券承销业务上提供帮助，并非法收受他人财物440万元。案发后，刘某在接受调查期间交代了前述事实。

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10日作出（2017）渝04刑初17号刑事判决：一、被告人刘某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二、被告人熊某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三、被告人杨某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宣判后，被告人刘某、熊某、杨某不服，提出上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2019）渝刑终17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人刘某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伙同被告人熊某、杨某，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2.57亿余元；刘某单独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440万元。刘某、熊某、杨某的行为均已构成受贿罪。熊某系刘某的情妇，系刘某的特定关系人。

三被告人事前通谋，利用刘某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财物，故三被告人成立受贿罪的共同犯罪。三被告人商议成立中介公司目的是实现权钱交易，以成立公司、提供中介服务、收取“财务顾问费”“咨询服务费”等名义，实为掩盖受贿犯罪的本质，未实际从事正当的中介活动和提供正当的中介服务，其“收益”明显高于服务应得费用，应当以受贿罪定罪处罚。在犯罪过程中，三被告人为2.57亿余元“公司收入”缴纳的3358万余元税费系支出的犯罪成本，不应从受贿数额中扣除。经综合全案犯罪事实、情节，一、二审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1.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伙同他人开设投资、财务咨询公司，并以“财务顾问费”“咨询服务费”等名义收取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2.为掩盖受贿犯罪而将贿赂款项转变为公司收入的，为此缴纳的税费等费用支出属于受贿过程中所支出的犯罪成本，不应从受贿数额中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