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上海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逃汇案

一、案情速览

2014 年，朱某光、朱某杰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上海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朱某杰任法定代表人。2013 年至 2016 年，朱某光先后设立并控制安某、融某、元某等多家境外公司。

2016 年至 2017 年，该公司为实现跨境套利，虚构转口贸易背景，以自己为贸易中间商、境外公司为交易商，签订虚假购销合同，设计转口贸易路线并转卖提单，套取人民币与美元的存贷利差、汇差，将 1.29 亿余美元非法转移至境外。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逃汇罪判处被告单位罚金 5,000 万元，朱某光有期徒刑五年、朱某杰三年、汪某磊二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六个月、庄某勇免予刑事处罚，违法所得追缴没收。判决已生效。

二、裁判要点提炼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以套利为目的，利用无真实货物流转的虚假转口贸易非法转移外汇，数额较大的，构成逃汇罪，应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

转口贸易是否真实，核心看有没有真实的货物流转。以转口贸易为名、实际无货物出入境，仅通过签订虚假购销合同、转卖提单完成资金跨境流转的，其对外付汇属于非法转移外汇。

三、赵律师点评

一条转口路线，一点二九亿美元

2014 年，两个人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注册了一家公司。

朱某杰是股东，也是法定代表人。另一名被告人朱某光，是实际操盘的人。

在这之前，从 2013 年开始，朱某光陆续在境外设立并控制了安某公司、融某公司、元某公司等多家公司。

一边是境内的某实业公司，一边是境外的几家公司。这套架构，后来被用来走一条资金的通道。

2016 年到 2017 年，某实业公司开始做「转口贸易」。

操作方式是：以某实业公司作为贸易中间商，以境外那几家公司作为交易商，签订购销合同；设计一条转口贸易路线；通过提单转卖，把同一批货物在单据上倒手几次。

转口贸易的付汇，是境内向境外支付货款。

合同签了，提单转了，付汇申请递到银行，外汇出去了。

但货物没有动。

判决书的认定是：涉案转口贸易业务实际上系以转口贸易为名，无实际货物流存在，完全以套利为目的的交易活动。

套的是什么利？人民币与美元的存贷利差、汇差。

具体说：境内人民币融资成本、境外美元存款收益，两边的利差；加上汇率波动带来的差价。这两块钱加起来，只要规模够大，就是一笔可观的收益。

规模确实够大。2016 年至 2017 年，通过这条路线非法转移至境外的外汇，共计 1.29 亿余美元。

这条链条上有四个人。

朱某光，组织、指挥、控制公司的跨境套利活动。

朱某杰，协助朱某光管理公司，参与非法套利活动。

汪某磊，业务部负责人，主要负责制作业务流程，对接银行申请付汇。

庄某勇，财务部负责人，负责归集资金账户、整理财务数据。

2017 年 7 月，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在检查中发现，某实业公司办理离岸转手买卖项下付汇业务时使用了虚假提单，涉嫌逃汇、骗购外汇，把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10 月立案侦查。2018 年 3 月 1 日，民警在公司办公室将朱某光、朱某杰、汪某磊带走；4 月 16 日，庄某勇被带走。

判决结果：单位罚金 5,000 万元；朱某光五年；朱某杰三年；汪某磊二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六个月；庄某勇免予刑事处罚。

转口贸易本来合法：它长什么样

先把话说清楚：转口贸易本身不违法，它是国际贸易的正常形态。

转口贸易的样子是：货物从甲国运往乙国，但不直接进入乙国市场，而是先到丙国（或者第三地）中转，在丙国保税区仓储、分拆、换包装、重新贴标，再转卖到乙国。

资金流和货物流的方向不一样：货物可能直接从甲国运到乙国，中间在丙国只做单据处理；也可能是货物真的进了丙国的保税仓库，再出来。

不管哪种，有一个共同点：有真实的贸易背景。有买方、有卖方、有货物、有真实的商业目的。

转口贸易最大的特点，是货权凭证的流转。提单是可以背书转让的，谁持有提单，谁就控制货物。货物在海上走，提单在手里转，这是国际贸易的常规操作——信用证、押汇、福费廷，全靠这套单据流转支撑。

正因为提单可以转手，它也很容易被用来造假。

一家公司可以自己跟自己签合同：境内公司当买方，境外关联公司当卖方；再找另一家境外公司当最终买家。合同签三份，提单转两次，看起来是一笔完整的转口贸易。

只要没人去查货到底在不在，这套单据就是完整的。

本案的问题就在这里：合同是真的签了，提单是真的做了转手，付汇是真的走了银行，唯独货物没有动。

判决书用的词是「无实际货物流存在」。这六个字，是整个案子的定性基础。

外汇管理的基本逻辑是「真实性与一致性」：贸易项下的付汇，要有真实的贸易背景，单证之间要能对应。转口贸易允许先付后收、先收后付，但前提是贸易真实。

没有货物流，贸易背景就是假的；贸易背景是假的，付汇就没有合法依据；没有合法依据的对外付汇，就是非法转移外汇。

这条推理链，一环扣一环，中间没有断点。

这里补一个监管概念，能帮读者对上号：离岸转手买卖。

外汇管理里，转口贸易通常对应「离岸转手买卖」这个收支项目：货物不进出境，资金跨境收付，凭合同、发票、提单等商业单据办理。

这个项目的特点，是「货物流与资金流分离」——货可能从甲国直接到乙国，钱从境内出去再回来，中间靠单据串联。

正因为分离，它的真实性审核难度最大。银行看不到货，只能看单。

监管的应对，是要求「三单一致」：合同、发票、提单（或者仓单）相互对应，且能印证贸易背景。

本案的问题，就出在这个「印证」上：三单齐全，但货不存在。

所以这类案件的查处，往往从一张提单开始：船名对不对、航次对不对、集装箱号有没有对应的港口作业记录。

对做真实转口贸易的企业，这个提醒很实在：单证不只是给银行看的，它还是你自证清白的唯一材料。

假在哪：三个动作，一个目的

这份判决对「假」的认定，落在三个具体动作上。

第一个动作，虚构转口贸易背景。

某实业公司是贸易中间商，境外几家关联公司是交易商。这些公司都由同一批人控制，所谓的购销合同，是左手和右手签的。

关联交易本身不违法，但如果交易的目的不是买卖货物，而是制造一份可以用来付汇的合同，这份合同就是虚构的。

第二个动作，设计转口贸易路线。

路线不是根据货物实际走向定的，是根据付汇需要定的。哪条路线能让资金顺利出去、能让单据看起来合理，就走哪条。

判决书用了「设计」两个字，这个词很重。正常的贸易路线是货物运输决定的，需要「设计」的路线，通常是为了绕开某些限制。

第三个动作，提单转卖。

提单转卖，是转口贸易的常规操作。但本案的提单转卖，没有对应的货物移动。

一份提单在几家公司之间转手，每次转手都对应一笔付款，最终钱出去了。货物始终在原来的地方，或者根本不存在。

这三个动作合起来，指向同一个目的：套利。

判决书写得很直白：完全以套利为目的的交易活动。

套利本身也不违法。企业有资金，觉得境内融资成本高、境外存款收益高，做跨境资金安排，这在商业上是理性的。

问题在于，跨境资金流动有管制。想合法地把钱调出去，有合法的通道：真实贸易、直接投资、外债、跨境人民币结算。这些通道都有门槛、有审核、有额度。

虚构贸易背景绕开这些通道，就是把「需要审核的资金流动」伪装成「不需要审核的贸易付汇」。

这就是逃汇罪要打击的行为。

再往深一层：为什么这种模式能持续一两年才被发现？

因为它的每一环，单看都是合规的。

公司是真的，在自贸区注册，有营业执照；合同是真的，签了字、盖了章；提单是真的，有船公司格式、有编号；付汇是真的，走了银行、走了外汇局的监测系统。

唯一假的，是货物没有动。

而货物有没有动，银行看不到，外汇局的非现场监测也看不到——它们看到的是单据流和资金流。

本案的突破口，是外汇局在检查中发现「使用了虚假提单」。这个发现，靠的是对提单本身的核验：船名、航次、集装箱号、签发人，逐项去对，对不上就是假的。

所以这类案件的查处，从来不是靠资金异常，是靠单证核验。

对做真实贸易的企业来说，这也是一条提醒：单证要经得起核，哪怕你不做转口贸易。

逃汇罪的三个要件，和单位犯罪的双罚

《刑法》第一百九十条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违反国家规定，擅自将外汇存放境外，或者将境内的外汇非法转移到境外，数额较大的，对单位判处逃汇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拆成要件，三个。

第一，主体是单位。自然人不能单独构成这个罪，必须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本案的被告单位是某实业公司。

第二，行为是违反国家规定，擅自将外汇存放境外，或者将境内的外汇非法转移到境外。

本案落入后一种：把境内的外汇非法转移到境外。

「非法」的判断标准，就是前面说的贸易真实性。有真实贸易背景的付汇，合法；没有真实背景的付汇，非法。

第三，数额较大。

本案 1.29 亿余美元，远超「数额较大」，法院认定「数额巨大」。

三个要件齐备，定罪。

接下来是双罚制：对单位判处罚金，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刑。

本案的罚金是 5,000 万元。这个数字不是随便定的，刑法规定的是「逃汇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1.29 亿美元的百分之五，按当时汇率折算人民币，量级上与 5,000 万元相当。

四个人的刑期差别很大，这是本案最有信息量的部分。

朱某光，五年。他是组织者、指挥者、控制者，属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朱某杰，三年。他是股东、法定代表人，协助管理、参与套利，同样属于主管人员，但作用次于朱某光。

汪某磊，二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六个月。他是业务部负责人，负责制作流程、对接银行申请付汇，属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他到案后如实供述。

庄某勇，免予刑事处罚。他是财务部负责人，负责归集账户、整理财务数据，「为公司虚假转口贸易业务提供帮助」。同样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但作用更边缘，且到案后如实供述。

从五年到免予刑事处罚，跨度很大。区别不在「参没参与」，在「参与得多深、起了多大作用、到案后什么态度」。

这也是单位犯罪案件里辩护空间最集中的地方：不是否认单位行为，而是争「我属于哪一类人、作用有多大」。

还有一个量刑上的细节值得记：本案的单位罚金是 5,000 万元，而判决书没有单独列明违法所得的具体数额。

单位犯罪的罚金，《刑法》第一百九十条写的是「逃汇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本案逃汇 1.29 亿余美元，取 5% 折算人民币，与 5,000 万元量级相当。

这个算法意味着：罚金的基数是「逃汇数额」，不是「赚到的利差」。

套利的实际收益，可能只有本金的百分之一二；罚金按逃汇全额计算，可能远超收益。

这是这类犯罪最容易被低估的地方：行为人算的是利差，法律算的是流水。

对企业的合规部门，这条值得写进培训材料：跨境资金安排的风险敞口，不是收益，是流水。

四个人判得不一样，差在哪

逐个看。

朱某光，五年，顶格附近。

判决认定他「组织、指挥、控制该公司的跨境套利活动」。这三个动词，每一个都指向「造意者」和「决策者」。整条路线是他设计的，境外公司是他设立的，钱是他安排出去的。

在单位犯罪里，这类人就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量刑最重。

朱某杰，三年。

他是股东、法定代表人，判决认定他「协助朱某光管理该公司，参与该公司的上述非法套利活动」。

「协助」和「参与」，两个词把他的位置定住了：他是管理者，但不是决策者；他参与了，但不是发起者。

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在这个案子里没有成为加重情节，也没有成为减轻情节。法院看的是实际作用，不是名片上的头衔。

汪某磊，二年六个月，缓刑。

业务部负责人，负责制作业务流程、对接银行申请付汇。

他做的事情，是这条链上最具体的一环：把虚假的贸易背景包装成银行能接受的付汇申请。没有他，钱出不去。

但他是执行者，不是决策者；到案后如实供述。缓刑的适用，说明法院认为他的再犯可能性低、社会危害性相对可控。

庄某勇，免予刑事处罚。

财务部负责人，负责归集资金账户、整理财务数据，判决用的词是「提供帮助」。

「帮助」两个字，把他放在了这个单位犯罪的最外围。他管的是账，不是业务；他提供的是支持，不是推动。

再加上到案后如实供述，最终免予刑事处罚。

这个梯度说明一件事：在单位犯罪里，「我只是打工的」不是一句空话，但要说清楚三件事——我负责哪一块、我对整体知不知情、我的行为对结果起了多大作用。

说不清楚，就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说得清楚，才可能落到从犯、缓刑、免罚。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朱某光到案后曾经供述了跨境套利事实，后来又翻供，辩称涉案转口贸易是真实的贸易交易。这个反复，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

在事实清楚、单证齐全的案件里，翻供的代价往往比坦白大得多。

还有一个执行层面的问题，值得说一句。

判决主文里写了「违法所得的钱款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后予以没收」。

但本案的外汇已经出境，进入境外公司的账户。境外公司由被告人控制，钱可能已经被再投资、转移或者消耗。

追缴的现实难度，很大。

这也是这类犯罪的典型特征：钱一旦出去，追回来靠的是跨境司法协助，程序长、成功率低。

对被告人来说，这意味着「退赃」的空间有限，从轻的幅度也有限。

对司法机关来说，这意味着这类案件的预防价值大于追赃价值：关口要前移到付汇环节，靠银行和外汇局的监测发现异常，而不是等钱出去了再追。

本案的线索，正是外汇局在检查中发现的。这条路径，比事后追赃有效得多。

这个案子的数字很吓人：1.29 亿美元，5,000 万元罚金，五年有期徒刑。

但它的结构很简单：一家境内公司，几家境外关联公司，一条设计好的转口路线，一批转了手却从没动过的提单。

转口贸易本身合法，套利本身也不违法。违法的是把没有货的贸易，做成有货的样子，用它去骗付汇。

外汇管理的底线只有四个字：真实、一致。贸易要真实，单证要一致。这条底线不为难正常做生意的人，它拦的是把资金通道伪装成贸易通道的人。

对外贸企业，这个案子留下三条实用的线：

第一，关联交易可以做，但要能说清商业实质。为什么从这家买、卖给那家，价格怎么定，货物怎么走，要有据可查。

第二，提单流转要有对应的货物移动。转口贸易允许货不入境，但不允许货不存在。仓储记录、港口作业记录、运输单据，该留的都要留。

第三，付汇申请的材料，经办人自己要能讲清楚。业务部做的流程、财务部归集的账户，将来都是证据。看不懂的单子，不要签。

对个人来说，这个案子最扎心的一点是：四个人里，有两个只是部门负责人。他们没有决策权，但他们做了具体的事，一个负责流程、一个负责账。

在单位犯罪里，「上面让我做的」不是免责理由，只可能是一个减轻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