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常某甲等侮辱案
一、案情速览
游泳池里两个孩子碰撞,一方家长把对方孩子的头按进水里、打了一耳光。第二天,被打孩子的家长带人上门吵闹、拍照,把监控视频和姓名职务照片拼在一起,推给多个本地自媒体「爆料」。
评论区里满是「臭不要脸的恶棍」「丢公务员的脸」,五天后,那位女医生服药自杀。
检察院起诉的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法院改判侮辱罪——这个改判,把「网络爆料」与「网络暴力」的分界线画了出来。
二、裁判要点提炼
利用双方冲突事件,煽动网络暴力,引导网民集中谩骂、诋毁他人,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造成被害人自杀的,应当根据《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的规定,以侮辱罪定罪处罚。
起诉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指控的罪名不当的,应当依据法律和审理认定的事实作出有罪判决;在组织控辩双方就涉案行为构成何罪进行辩论、充分保障被告人及辩护人辩护权的情况下,直接以审理认定的事实作出有罪判决,程序并不违法。
三、赵律师点评
一场游泳池的小摩擦,五天之内变成一条人命
2018 年 8 月 20 日,四川德阳。被告人常某甲的儿子当时十三岁,在一家游泳馆游泳时与薛某发生碰撞,碰撞之后,这个孩子朝薛某吐了口水。薛某的丈夫何某看见,把孩子的头按进水里,还打了一耳光,并训斥了一顿。 常某甲听说后赶到游泳馆,与薛某、何某发生争执,还进入女更衣室与薛某发生肢体冲突。公安民警接警后调解,没有成功。 到这里,这还是一起典型的公共场所纠纷:孩子失礼在先,大人动手过激在后,双方都有不是,报警、验伤、调解、赔偿,都是常规路径。 但从第二天开始,事情转向了另一个方向。 8 月 21 日上午,常某甲等人前往何某所在单位反映情况,要求处理,并拍摄了该单位公示栏里何某的姓名、职务、免冠照片。下午,常某甲和堂妹常某乙等人到薛某单位,要求立即处理,在单位吵闹,针对薛某发表侮辱性语言,引发群众围观。常某甲还通过薛某单位的微信公众号,获取了她的姓名、单位、职务、免冠照片截图。 此后,常某甲、常某乙和表妹孙某某,把薛某、何某的个人信息与游泳池事件的视频关联起来,通过微信群、微博发布带有情绪性、侮辱性的帖文和评论,并主动推送给「某爆料王」「某同城会」「某视频」等多家网络媒体。 事件被多家媒体报道、转载,网络上出现大量针对何某、薛某的诋毁和谩骂,包括「臭不要脸的恶棍」「真他妈的畜生」「丢公务员的脸,丢儿科医生的脸」。其间,薛某、何某曾通过他人与常某甲联系协商,未果。 8 月 25 日,薛某因不堪网络舆论压力服药自杀,抢救无效死亡。 从 8 月 20 日游泳池冲突,到 8 月 25 日自杀,前后五天。 这五天里发生的每一件事单独看都不算惊天动地,连在一起却构成了一条完整的链:获取身份信息—把信息和视频拼接—配上侮辱性标题—主动推送给自媒体—参与评论引导舆论。 法院最后的判决是:常某甲犯侮辱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常某乙犯侮辱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孙某某犯侮辱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这个案子里还有一个角色,判决书没有单独评价,但值得说一句:那些接了「爆料」的本地自媒体。 「某爆料王」「某同城会」「某视频」这类账号,在各地都有。它们的运作逻辑是:接收本地网友的投稿,挑选有冲突性、有情绪点的内容,加工后发布,靠流量变现。 这套逻辑本身不违法,它也确实承担了一部分舆论监督的功能。问题在于,当投稿里包含了明确的个人信息——姓名、职务、单位、照片——发布者有没有义务做一次核实与遮蔽? 本案的判决没有追究这些账号的责任,因为起诉的对象是三名被告人。但从民事角度看,平台和发布者如果明知内容包含个人信息与不实指控仍然发布,可能构成共同侵权。 对普通人的提醒是:不要以为「我只是投稿,发的是别人」。投稿这个动作,在传播链条上是很靠前的一环;内容造成的后果,投稿人要承担相当一部分。
「爆料」和「网暴」之间,隔着一个动作:把身份信息递出去
这个案子里最值得琢磨的,是「爆料」这两个字。 爆料者通常自认站在正义一边:我是把真相告诉大家,我是替弱者发声。本案的三名被告人大概也是这么想的——孩子被按进水里、被打耳光,这口气咽不下去,把事情说出来,让单位处理,有什么不对? 问题出在「怎么说」。 如果只是陈述「某游泳馆发生一起纠纷,一名男子将儿童头部按入水中」,这是陈述事实,不构成侮辱。但本案做的是另一件事:把游泳池的视频,和何某、薛某的姓名、职务、免冠照片拼在一起,特意放大他们「公务员」「医生」的身份,配上带明显负面贬损色彩的标题,再主动推给本地自媒体。 这一串动作的结果,不是「让事情被处理」,而是「让这两个人被认出来、被围起来」。 「公务员」「医生」这两个身份是关键。它们不是普通职业标签,而是带有公共服务属性的身份,一旦与「欺负小孩」绑定,就很容易激起群体性的道德愤怒。本案评论区里「丢公务员的脸,丢儿科医生的脸」这类话,正是这种绑定产生的效果。 法院在裁判理由里用的词是「故意放大被害人夫妇系公务员、医生的特殊身份」。这个「故意放大」,指向的是主观目的:不是客观陈述身份,而是刻意把身份作为引爆点。 从法律上看,这里的动作可以拆成三步。第一步,获取并公开他人身份信息,踩到了个人信息保护的红线;第二步,把身份信息与负面事件绑定并公开传播,构成了对人格的贬损;第三步,主动推送给媒体、参与评论、引导舆论,把个人的贬损放大成了群体的围攻。三步走完,性质就从「爆料」变成了「煽动网络暴力」。 所以本条裁判要旨的落点是:利用双方冲突事件,煽动网络暴力,引导网民集中谩骂、诋毁他人,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造成被害人自杀的,应当以侮辱罪定罪处罚。 这里的关键词是「煽动」和「引导」。同样是发帖,有人发完就不管了,有人发完还要推给媒体、还要在评论区带节奏、还要组织亲友一起转。前者可能只是表达,后者就是煽动。这个区别,在实务中往往决定了罪与非罪。
检察院告的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法院为什么改判侮辱罪
本案有一个少见的情节:检察机关是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提起公诉的,法院审理后认为不构成这个罪,改判侮辱罪。 这个改判引出一个实务问题:法院能不能改罪名? 答案是能,但有条件。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起诉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指控的罪名不当的,应当依据法律和审理认定的事实作出有罪判决。 为什么本案不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而构成侮辱罪? 区别在于行为的目的和信息的用途。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打击的是「信息的非法获取、出售、提供」这个行为本身,它保护的是公民个人信息安全这一法益,通常与牟利、贩卖、批量倒卖相关。本案三被告人获取姓名、职务、照片,目的不是出售,不是牟利,而是要「让大家都知道她是什么人」——信息只是手段,侮辱才是目的。 用一句更直白的话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问的是「您拿这些信息去干什么生意」,侮辱罪问的是「您拿这些信息去羞辱谁」。本案属于后者。 这里还要说明程序上的保障。法院改罪名,不是突然袭击。本案一审在改判之前,组织了控辩双方就涉案行为构成何罪进行辩论,充分保障了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辩护权。正因为给了辩论机会,改判才被认为程序合法。 反过来说,如果法院想改成一个更重的罪名,却没有给辩方就新罪名辩护的机会,那就可能构成程序违法。这一点对辩护实务有直接意义:当法院在庭审中流露出可能改变罪名的倾向时,辩护人应当立即请求就新罪名发表意见,并请求休庭准备——这是被告人的法定权利,不是「给法官添麻烦」。 上诉人及辩护人在本案中提出的「一审程序违法」意见没有被采纳,原因就在这里:辩论程序走过了,辩护权保障了,改判的程序基础是扎实的。 法院改罪名这件事,还有一条不常被提到的界限:不能超出起诉指控的事实范围。 法院的权力是「在指控的事实内改变法律评价」,不是「发现新事实、追加新罪行」。如果审理中发现被告人还涉嫌其他犯罪事实,正确做法是建议检察机关补充起诉或者变更起诉,而不是由法院直接判。 这条界限的道理在于,审判权必须受起诉权的约束,否则被告人就失去了针对指控进行防御的机会。 本案的改判之所以合法,是因为侮辱罪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建立在同一组事实上:同样的获取信息行为、同样的发布行为、同样的传播结果。事实没变,只是法律评价变了。辩护方对事实是清楚的,也获得了就新罪名辩论的机会。 这里还有一个实务细节:当法院流露出改变罪名的倾向时,辩护人应当怎么做? 标准动作是三步:第一,请求法庭明确拟适用的罪名;第二,请求就该罪名发表辩护意见;第三,如果准备不足,申请休庭。这三步走完,程序上的保障才算到位。本案的上诉人主张程序违法未获支持,原因正是这些程序都走过了。
三个人判得不一样:共同犯罪里的作用大小怎么分
同一个案子,三个人,三个结果:常某甲一年六个月实刑,常某乙一年缓二年,孙某某六个月缓一年。这个差别不是随意的,它对应着三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不同位置。 看常某甲。他是整件事的发起者:从听说孩子被打,到去两个单位吵闹,到拍摄公示栏照片、通过公众号获取信息,到把视频与身份信息拼接、配标题、推给媒体——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他。法院认定他是主犯,实刑一年六个月。 看常某乙。她是常某甲的堂妹,跟着去单位、参与发布和推送。她的作用重要,但属于协助,且是亲属关系下的跟随,主观恶性相对轻。判一年,缓二年。 看孙某某。她是表妹,参与程度更浅,作用更小。判六个月,缓一年。 法院的表述是「综合考虑三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大小,以及自首、悔罪表现、被害人过错等情节」。这里列了四项因素:作用大小、自首、悔罪、被害人过错。 作用大小是第一位的,它决定量刑的基本盘;自首、悔罪、被害人过错是在这个基本盘上做加减。 这个区分对普通人有一个很实际的提醒:跟着亲戚朋友去「讨说法」,不是免责牌。您可能觉得自己只是「陪着去」「帮忙转发一下」,但在法律上,参与传播链条的每一环都可能被评价为共同犯罪。本案的常某乙、孙某某都没有拿到「我只是帮忙」的免罪结论,只是一个缓刑、一个更短的刑期。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点是缓刑的适用。两个人拿到缓刑,一个人没有。差别在哪?除了作用大小,还有一个隐含因素:常某甲是主导者,且案发后较长时间内没有取得被害方谅解;另两人作用次要,认罪态度较好。缓刑的核心条件是「没有再犯罪的危险」,主导者在这个标准上更难通过。
先动手的那一方有过错,这个过错值多少刑期
这个案子里有一个容易被情绪掩盖的事实:被害人一方也有过错,而且是引发全案的起因。 法院的认定很明确:何某对引发本案的起因确有过错。一个成年人,因为孩子吐了口水,就把孩子的头按进水里、打一耳光——这个反应明显过激,任何父母听到都会愤怒。如果沒有这一巴掌,后面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法院进一步说:在对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如不考虑被害方过错,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也难以保证案件裁判效果。根据对何某过错的考量,酌情对三被告人从轻处罚。 这段话的分量在于,它把「被害方过错」从道德评价拉进了量刑考量。司法实践中,被害方有过错的案件,被告人通常会获得一定幅度的从轻,因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相对较低,特殊预防的必要性也较小。 但要看清这条线划在哪里:被害方过错能减轻被告人的责任,不能正当化被告人的行为。 孩子被按进水里、被打了耳光,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报警,让公安机关处理;带孩子验伤,保留病历;如果构成伤害,要求赔偿;对游泳馆的安全管理提出投诉。这些都是合法、有效、可追责的路径。 常某甲选择的路径是另一条:到单位吵闹、拍摄公示栏、通过公众号获取信息、把视频和身份信息拼接、推给自媒体、引导评论。这条路走到底,就是把一起治安纠纷升级成了一场网络围猎,最后搭上一条人命。 还有一层需要考虑:何某的过错,减轻的是常某甲等人的责任,但它减轻不了薛某的痛苦。薛某本人并没有动手,她是在女更衣室与常某甲发生肢体冲突的一方,也是网络上被骂「丢儿科医生的脸」的那个人。她承受的舆论压力,与她的过错并不成比例。 这提醒我们一件事:网络暴力的杀伤半径,永远大于最初的冲突范围。您在气头上想「教训」的那个人,可能不是唯一被伤到的人;他的配偶、子女、父母,都会被卷进来。本案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最初动手的是何某,最后自杀的是薛某。 还有一个问题常被家属问起:人没了,能不能要求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赔偿?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一般不支持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理由是这类损失不属于「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的直接范围,司法解释有明确限制。 但这不意味着完全没有救济路径。被害人近亲属可以:第一,就丧葬费等直接物质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二,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第三,在部分省份的实践中,可以通过调解获得补偿。 本案没有相关的民事判决记载,可能是在附带民事部分达成了调解,也可能家属没有单独起诉。 要提醒的是,无论走哪条路,都不要把「拿到多少钱」当成衡量公正的唯一标准。本案判了三个被告人,一个实刑、两个缓刑,这个结果的公共意义在于:它确认了「网络爆料+引导围攻」这条路的刑事边界。这个确认,比赔偿数额更能保护后来的人。
把这件事收在一句话上:他们要的是一个说法,最后给出去的是一条命。 这个案子在网上被讨论过很多轮,多数讨论停在「谁先动手」「孩子有没有错」。这些当然重要,但它们都不是本案的刑法要点。刑法要点只有一句:把别人的姓名、职务、照片和一段冲突视频绑在一起,推给自媒体,引导众人去骂——这是侮辱,不是维权。 如果您正遇到类似的事——孩子在学校被欺负、家人在公共场所被打了、消费时被商家欺负了——下面几条是可以照着做的。 第一,先固定证据,再谈其他。监控、录音、聊天记录、就医病历,这些是后续一切处理的基础。 第二,走公办渠道,不要走网络渠道。报警、投诉、起诉,这三条路都能解决问题,而且不会把您变成被告。 第三,如果确实需要公开,只讲事、不讲人。可以说「某游泳馆发生一起纠纷,一名男子将儿童头部按入水中」,不要放对方的姓名、单位、照片、身份证号、家庭住址。事实陈述和人身攻击之间,隔着的就是这些信息。 第四,永远不要把「让大家评评理」当作解决方案。评论区不是法庭,它不会讲证据,只会讲情绪;它不会给出判决,只会给出围攻。而围攻的后果,是由发起的人来承担的。 最后一句给所有做自媒体的人:接到「爆料」时,多问一句「这些信息是谁给的、有没有经过核实」。您转发的每一条带身份信息的视频,都可能是压垮一个人的最后一根稻草,也可能是您自己的一份责任。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2018年8月20日,被告人常某甲之子(时年13岁)在德阳某游泳馆游泳时,因与薛某(系化名)发生碰撞后向薛某作吐口水动作,被何某(系薛某丈夫,化名)将头按入水中并打了其一耳光后予以训斥。常某甲闻讯与薛某、何某发生争执,并进入游泳馆女更衣室与薛某发生肢体冲突。公安民警接警后调解未果。次日上午,常某甲等人前往何某所在单位反映上述情况,要求对何某作出处理,并拍摄该单位公示栏中何某姓名、职务、免冠照片等;下午,被告人常某甲和被告人常某乙(系常某甲堂妹)等人到薛某单位,要求立即处理薛某,并在单位吵闹,针对薛某发表侮辱性语言,引发群众围观。常某甲通过薛某单位微信公众号获取其姓名、单位、职务、免冠照片截图。
此后,被告人常某甲、常某乙和被告人孙某某(系常某甲表妹)将薛某、何某的相关个人信息与上述游泳池事件视频关联,通过微信群、微博发布带有情绪性、侮辱性的帖文和评论,并主动推送给“某爆料王”“某同城会”“某视频”等多家网络媒体。事件被多家媒体报道、转载,在网络上引发大量针对何某、薛某的诋毁、谩骂,包括“臭不要脸的恶棍”“真他妈的畜生”“丢公务员的脸,丢儿科医生的脸”等等。其间,薛某、何某通过他人与常某甲联系协商未果。同月25日,薛某因不堪网络舆论压力而服药自杀,抢救无效死亡。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检察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常某甲、常某乙、孙某某提起公诉。
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依法适用公诉程序审理本案,于2021年8月6日作出(2019)川0683刑初10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常某甲犯侮辱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被告人常某乙犯侮辱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被告人孙某某犯侮辱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宣判后,被告人常某甲提出上诉。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3日作出(2021)川06刑终12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关于被告人行为是否属于公然侮辱他人“情节严重”的问题。经查,被告人常某甲因其子在游泳池中被打之事对被害人何某、薛某产生不满,在公安机关已经介入处理的情况下,先后找被害人单位领导要求处理,并在被害人薛某所在单位进行辱骂、诋毁,引发群众围观。
在获取何某、薛某的照片及相关身份信息后,直接与游泳池视频结合在一起,配注带有明显负面贬损、侮辱色彩的标题,并故意放大被害人夫妇系“公务员”“医生”的特殊身份,又通过被告人常某乙、孙某某等人协助,通过微信、微博等方式推送给他人及媒体记者进行爆料,并参与评论,引导大量网民连续在网络上对被害人进行指责、谩骂、诋毁,公然贬损他人人格、毁损他人名誉,形成网络暴力,并造成被害人薛某不堪负面舆论的精神压力而自杀身亡,情节严重,构成侮辱罪。
关于本案适用公诉程序审理是否程序违法的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21〕1号)第二百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起诉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指控的罪名不当的,应当依据法律和审理认定的事实作出有罪判决”之规定,本案公诉机关虽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提起公诉,但一审法院审查后认为不构成指控罪名,在组织控辩双方就涉案行为构成何罪进行辩论,充分保障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辩护权的情况下,以审理认定的事实直接作出有罪判决,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并无不当,上诉人及辩护人关于一审程序违法的意见不能成立。
关于被害方过错的问题,经查,何某对引发本案的起因确有过错。在对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如不考虑被害方过错,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也难以保证案件裁判效果。根据对何某过错的考量,酌情对三被告人从轻处罚;其中,综合考虑全案情节,对两名被告人依法适用缓刑。综合考虑三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大小,以及自首、悔罪表现、被害人过错等情节,一、二审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利用双方冲突事件,煽动网络暴力,引导网民集中谩骂、诋毁他人,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造成被害人自杀的,应当根据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的规定,以侮辱罪定罪处罚。
本案涉及的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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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号:(2021)川06刑终125号 审理法院: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1-12-03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4-18-1-196-001)。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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