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郑某、肖某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案

一、案情速览

两个人在网上发现一门生意：有人专门收购过期的火车票，拿去单位报销差旅费。他们决定自己做——买电脑、买打印机、买空白火车票版，按客户要求定制，快递寄出。

半年里卖了 200 多张，警方在他们住处还查到 4000 多张空白票版。法院定的罪名不是伪造车票，而是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罪。

理由是一句很朴素的话：过期的火车票已经不能坐车了，但它还能报销。

二、裁判要点提炼

伪造及出售过期火车票的行为应认定为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过期火车票已不具有原有的乘车功能，认定为伪造车票罪显属不当；在过期票未失去报销功能时，应被视为发票。

购买空白火车票版准备用于伪造，尚未着手实施的，属于犯罪预备，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应判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

三、赵律师点评

一张过期的火车票，为什么按「发票」算

2013 年 6 月，郑某和肖某在网上看到一条需求：有人收购过期的火车票。收去做什么？拿去单位报销差旅费。 这条需求背后是一个很具体的漏洞。很多单位的报销制度是「凭票报销」——你把车票贴上去，财务看一眼日期和金额，就把钱打给你。财务不会去铁路系统核这张票是不是真的坐过，也很难核。于是一张面额几百元的过期车票，在报销单上就等值于几百元现金。 两个人算了一笔账：一张假票的制作成本很低，卖给需要报销的人可以收几十元到上百元，需求量还不小。于是他们开始做。 案子破获后，法院给这行为定的罪名是「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罪」。这个罪名让不少人意外——火车票怎么成了发票？ 判决书里有一段话专门解释这件事，是整篇最值得读的部分： 伪造及出售过期火车票的行为应认定为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过期火车票，已不具有原有的乘车功能，如认定为伪造车票罪显属不当，这些火车票多根据客户定制用于单位报销差旅费等用途，其出售价格远低于车票面额，在过期票未失去报销的功能时，应被视为发票。 这段话的逻辑可以拆成三步。 第一步，先看这张纸现在还能干什么。没过期的火车票，功能是「凭票乘车」，它是运输合同的凭证，属于有价票证。过了期的火车票，车站的闸机不认，乘不了车，乘车功能归零。 第二步，看它剩下的功能是什么。它上面印着出发地、目的地、日期、车次、票价，这些信息在报销场景里仍然有效。财务认的是这些信息，不是这张票能不能刷进站。所以它剩下的功能是「证明发生过一笔支出」，这正是发票的定义。 第三步，看行为人利用的是哪个功能。本案里，买家要的是报销，卖家卖的也是报销。双方交易的对象，从头到尾都是「一张能报销的纸」，不是「一张能上车的票」。 三步走完，罪名就落定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不定伪造车票罪——那个罪保护的是运输秩序，而本案根本没有触碰运输秩序，它触碰的是财务报销秩序。 法律上有个说法叫「同一张纸，功能决定身份」。这句话在本案里体现得最清楚。还有一个细节能佐证这个判断：售价。判决书写道「其出售价格远低于车票面额」。 一张面额三百元的车票，卖几十元。这个价差说明什么？说明买家买的不是「乘车权」，因为乘车权值三百元；买家买的是「一张能报销的凭证」，这个凭证的制作成本只有几元，卖几十元仍有厚利。 价格是最诚实的功能说明。如果买家要的是真票，他不会接受一张过期的；如果他接受了，说明他要的本来就不是「能坐车」。这一点在认定「这张纸是什么」时，比任何辩解都有力。

他们是怎么做的：接单、制版、快递

这套生意做得相当有章法，几乎是一条完整的小生产线。 第一步是备货。两人共同购买了伪造火车票、联系买家所需的电脑、打印机、空白火车票版等工具。空白票版是关键——它不是随便一张纸，而是印好了底纹、水印、版式，只差打上具体信息的半成品。有了票版，剩下的就是往上面填内容。 第二步是接单。两人按事先约定，分别利用互联网联系买家，汇总买家要买的火车票的出发地、目的地、身份证号码等信息。注意这三个字段：出发地、目的地、身份证号——这正是真实火车票票面上会印的内容，也是报销时财务会核对的内容。买家提供得越细，做出来的票越像真的。 第三步是制作。由肖某负责制作伪造的火车票。 第四步是发货。通过快递公司把成品票寄给买家。不用见面，不留痕迹。 第五步是扩张。2013 年 6 月、9 月、11 月，两人先后纠集张某、闫某、刘某，指使这三人负责联系买家，或者制作伪造的火车票、发货。从两个人做到五个人，分工越来越细。 这套流程里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他们没有做「通用票」，而是按单定制。每个买家要什么日期、什么车次、什么区间，就做什么。这种按需生产的模式，比批量印刷更像「服务」，也更难被发现——因为每张票都是独一无二的，不会出现「同一天同一趟车卖出去一百张」这种明显异常。 但按需生产也有一个代价：它留下了大量的电子痕迹。聊天记录里有需求，快递单上有地址，电脑里有模板文件。这些东西在案发后全部成了证据。 2014 年 1 月 10 日，公安机关在安徽省阜阳市将两人抓获，在他们的租住处和另一处暂住处查获台式电脑 5 台、打印机 4 台、疑似伪造的火车票 967 张、空白火车票版 4320 张。 这个数字对比很说明问题：查获的成品票 967 张，其中鉴定为伪造的只有 26 张；而空白票版有 4320 张。真正做成的少，准备做的多。这就引出了本案第二个法律问题——还没做出来的那部分，算不算犯罪。这套流程里还有一处值得注意：他们专门收集买家的身份证号码。 真火车票上印的是一串经过脱敏的证件号，中间几位用星号代替。要做出一张能骗过财务眼睛的票，这个号码的位数、位置、脱敏方式都得对。收集身份证号，说明他们做的不是「大概像」，是「逐项对」。 这也带来另一个后果：买家的个人信息被留在了他们的电脑里。案发后这些信息成了证据，也成了买家被追查的线索。买一张假票，把自己的身份证号交给一个陌生团伙，这个风险很多人没想过。

200 余张已卖出，4000 多张空白票版：预备也罚

本案的数量认定分两块，法院的表述很清楚：伪造火车票并出售给他人用作报销凭证，数量达 200 余张；购买空白火车票版准备用于伪造，数量达 4000 余张。 第一块是已经做成的。这部分好理解：已经伪造出来、已经卖出去、已经被拿去报销，是实打实的既遂。 第二块是还没做的。4000 多张空白票版躺在住处，一张都没印，这部分怎么算？ 法院的答案是：属于犯罪预备。判决书写道：郑某、肖某在部分犯罪中准备工具、制造条件，但尚未着手实施，系犯罪预备，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 这里涉及刑法总则里的一组概念，值得说清楚。 预备，是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但还没有开始实行。买空白票版、买打印机、租房子，这些都属于准备。 未遂，是已经开始实行，但因为意志以外的原因没得逞。比如票印到一半打印机坏了，或者刚寄出去就被抓。 既遂，是犯罪行为完成。本案里票做出来、卖出去、钱收到，就是既遂。 三种形态的量刑是不同的。预备可以比照既遂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未遂也可以比照既遂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既遂按法定刑判。 所以那 4000 多张空白票版，虽然没有变成成品，但它证明了一件事：这个人打算做 4000 多张。这个「打算」不是想法，是已经花钱买了材料、已经具备了生产能力。法律上把它叫作「制造条件」，达到了需要刑罚介入的程度。 如果换成另一种情形——只是在家里想一想、在纸上算算能赚多少钱，什么也没买、什么也没准备，那还停留在「犯意」阶段，不构成犯罪。 这条界线在实务中就是看「有没有实际的准备动作」。买了票版，是准备；只写了计划，不是。 本案的两个人跨过了这条线。他们不光买了 4320 张空白票版，还买了 4 台打印机、5 台电脑，还租了两处房子，还拉了三个人进来。这些动作合在一起，已经不是「想一想」的层面了。 从轻处罚的结果是：郑某判一年一个月、肖某判一年。这个刑期在伪造发票类案件里属于中等偏轻，法院确实把预备这一块从轻了。这里可以顺带说清一个常被混淆的点：预备和中止不一样。 预备是「还没开始就被抓」，中止是「自己主动不干了」。前者是被动的，后者是主动的。中止的法律效果比预备好得多——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 本案是预备，不是中止。那 4000 多张票版放在住处，不是他们主动放弃，是警察先到了。 这个区别在实务中很实际：同样是「没做成」，主动放弃的可能不用判刑，被动被抓的要按预备从轻判。想回头的话，越早越好，而且要留下能证明「主动」的痕迹——比如主动销毁、主动上交、主动说明。

累犯为什么从重

本案两个被告人的量刑不一样：郑某一年一个月、罚金二万；肖某一年、罚金二万。差一个月，原因写在判决书里——郑某是累犯。 判决书的表述是：郑某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又故意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 累犯这条规则，是刑法里为数不多的「硬性加重」条款。它有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第一，前罪和后罪都必须是故意犯罪。过失犯罪不构成累犯。比如之前是交通肇事（过失），之后是故意伤害，不算累犯。 第二，前罪必须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判过拘役、管制的，不构成累犯。 第三，后罪必须发生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五年以内」。这个五年是从刑满释放那天开始算，不是从判决生效那天算。假释的，从假释期满之日算。 三个条件全满足，就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注意是「应当」，不是「可以」——法官没有选择余地，必须从重。 而且累犯还有两个附加后果：不适用缓刑，不适用假释。这两条比「从重」本身更重。 本案里郑某三条全中：前罪是故意犯罪、判的是有期徒刑、出狱后五年内又犯了这一起。所以他比肖某多判了一个月。 一个月看起来差别不大，但这是法院在「从轻」（预备）和「从重」（累犯）两个方向之间反复权衡后的结果。 这里也能看出量刑的一个基本方法：先定一个基准，然后看有哪些从重情节、哪些从轻情节，一个个加上去、减下来，最后得出宣告刑。 本案的从轻情节有三个：预备（部分犯罪）、如实供述、自愿认罪。从重情节有一个：累犯。肖某没有累犯情节，所以少一个月。 对普通人来说，这条规则的意义在于：一次故意犯罪的判决，影响的不只是那几年。出狱之后的五年里，任何一次故意犯罪都会被「从重」，而且不能缓刑、不能假释。这个尾巴比很多人想的长。累犯这条规则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技术点：五年怎么算。 起点是「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赦免之日」。如果前罪判了有期徒刑，服完出狱那天开始算；如果办过假释，从假释考验期满那天算；如果前罪在看守所已经羁押过一段时间，那段折抵刑期，实际出狱日就是起算日。 终点是「后罪发生之日」，不是「后罪判决之日」。这一点很关键：有些人在第四年半犯了事，第五年半才判，仍然构成累犯。 本案郑某的具体日期判决书没有展开，但从「系累犯」的认定看，两个时间点都在五年之内。 对当事人来说，这条规则的实际意义是：出狱后的头五年，是最不能出事的五年。

买家王某为什么也被抓：报销的那一头

这个案子里还有一个人，是买家。 王某，上海某家庭用品有限公司的验货员。2013 年 6 月起，他通过肖某在互联网上购买伪造的火车票，并用这些票在公司报销差旅费。 2013 年 12 月 23 日，他拿着伪造的火车票在铁路上海虹桥站，想坐某次列车去杭州，因为形迹可疑被检票员阻止。公安机关根据检票员的举报线索，12 月 31 日在他公司将他抓获，并在他的住处、公司财务部门、同事处查获疑似伪造的火车票共计 398 张，经鉴定其中 301 张系伪造，其中从肖某处购买的共计 225 张。 注意这个数字：398 张，301 张是假的。这不是「偶尔一次忘了留票、找人补一张」的量，这是长期、批量、成体系的。 他为什么被抓？因为他用假票报销，骗取的是公司的钱。这个行为在刑法上可能构成诈骗（骗取单位财物），也可能涉及职务侵占，具体定哪个罪要看他有没有利用职务便利、骗了多少钱。本案判决书里对他只写了「另案处理」，没有展开。 但这一头非常重要，因为它解释了整个市场的需求端。 卖假票的人之所以能做生意，是因为有人买。买的人之所以买，是因为单位报销只认票、不核票。这中间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人获利，也都有人受损——受损的是单位，最终是单位的其他员工和股东。 所以这类案件往往是「两头都查」。查卖方，是切断供给；查买方，是切断需求。 对普通职场人来说，这个案子有一个很直接的提醒：报销单据造假不是「小事」，也不是「公司内部处理一下就完了」。金额达到一定标准、次数达到一定数量，就是刑事案件。而且这类行为留下的痕迹特别清楚——一张票对应一次出差，出差记录、考勤、酒店、机票、微信聊天，全都能对上。哪一次是假的，一查就出来。 还有一层：买假票报销，很多时候不是一个人的事。财务审核的人如果明知是假票还放行，也可能被牵连。这个案子还有一头没写进判决：那些拿着假票去报销的人，钱是从谁那里骗出来的。 是单位。单位报销差旅费，凭的是员工提交的票据。财务审核通常只看形式——日期、金额、有没有领导签字，很难去核这张票是不是真的坐过。于是假票一路通行。 这类损失单个金额不大，但累积起来不小。一家中型企业一年差旅报销几十万元，其中若有百分之几是假票，就是几万元。而且这种损失不会自己暴露，往往是有人举报、或者审计抽查才被发现。 所以这类案件的侦查，常常是从「一个报销异常的员工」开始，顺着他买到假票的渠道，往上追到制售的人。本案的王某就是这样被找到的——他持假票去坐车，被检票员拦下，线索才浮出来。

这个案子最值得记住的，不是刑期，而是那张纸的「身份」是怎么被认定的。 一张过期的火车票，在车站是废纸，在财务那里是钱。法院没有看它「本来是什么」，而是看它「现在还能干什么」，以及「行为人拿它干什么」。功能决定身份，这是本案最重要的一条方法。 这条方法在很多地方都能用。比如： 一张已经作废的发票，被拿去抵扣税款，它还是发票； 一张已经过期的门票，被拿去报销，它可能变成别的凭证； 一份已经失效的合同，被拿去骗人，它的性质由骗的内容决定。 对做小生意的人来说，本案的边界很清楚：不要碰「空白票版」这类半成品。买了它，就等于买了「准备犯罪」的证据。哪怕你一张都没印，法律也会按预备处理你。 对上班的人来说，边界也很清楚：报销单据必须是真实发生的支出凭证。买假票、改日期、拼凑金额，金额小是违纪，金额大是犯罪。而且这类事的败露方式往往很偶然——一次检票、一次抽查、一个同事的举报。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点：本案的两个被告人，一开始只是「看到网上有人收过期车票」。他们没有创造需求，只是发现了一个已经存在的需求，然后去满足它。这种「发现漏洞就去做生意」的思路，在商业上是敏锐，在法律上是危险。因为一个漏洞之所以存在，往往正因为它被法律堵着。 最后说一句：4000 多张空白票版，按他们后来的产量，够做十年。法院把这一块算成预备、从轻处理，是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这个机会的前提是，他们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