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刘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一、案情速览

二〇一九年五月，被告人刘某结识某派出所警务队队长金某。二〇二〇年九月，刘某注册成立某法律咨询有限公司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和实际经营人，请托金某为其提供刑事案件被拘留嫌疑人及家属的信息。金某使用本人密钥查询辖区内其他办案单位侦办中的刑事案件，将案由、简要案情、嫌疑人及家属姓名与联系方式、被害人及家属姓名与联系方式等一百多条信息，通过语音或手写纸条方式交给刘某，刘某先后给予金某一万一千元和六条香烟。

刘某取得信息后电话联系嫌疑人家属，取得信任并谈妥委托律师业务，以咨询公司名义与家属签订法律咨询合同并收取费用，随后将案件交由在看守所门口搭识的执业律师代理，并通过微信向律师支付佣金。二〇二一年二月至七月间，刘某利用上述信息促成律师代理业务共九起，违法所得共计二十万一千五百元。案发后其主动投案、如实供述，家属帮助退缴全部违法所得。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九月二日判决：刘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二月十日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裁判要点提炼

被刑事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的联系方式等信息，具备形式上的可识别性、内容的隐私性、来源的不公开性和性质的敏感性，与人身、财产法益直接关联的，属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规定的公民个人信息。

公司登记经营范围明确排除律师事务所业务，形式上签订法律咨询合同、实质上开展委托律师业务并收费的，不属于为合法经营活动而购买个人信息，不适用相关特殊规则，应依违法所得五万元以上的标准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三、赵律师点评

看守所门口的生意

刘某的商业模式很清晰：找派出所的警务队队长查在办刑案的信息，拿到嫌疑人和家属的电话，打过去说“我能帮你”，谈成委托，再转给在看守所门口认识的执业律师代理，自己收中间差价。九起业务，违法所得二十万一千五百元。他给金某的回报是一万一千元和六条香烟。

嫌疑人信息也算个人信息吗

这是本案第一道关口。有人会想：都被刑拘了，案子都在办了，还有什么隐私。判决给了四个判断维度——形式上的可识别性，每一组信息与嫌疑人及家属、被害人及家属一一对应，排除同名同姓的模糊；内容的隐私性，这类信息属于负面信息，具有绝对的隐私性；来源的不公开性，是金某用工作密钥登录公安内网案件综合信息系统查的，普通人无权获取；性质的敏感性，一旦泄露，当事人人身权益面临较大损害风险。四条齐备，就是公民个人信息。

他注册的是咨询公司，为什么不算合法经营

刘某的抗辩是：我开的是法律咨询公司，买信息是为了开展合法经营。判决从工商登记查起——经营范围写的是法律咨询（不包括律师事务所业务）、信息技术咨询等，明确排除了律师事务所业务。而他实际做的是：以咨询公司名义与家属签法律咨询合同收费，再把案子交给执业律师代理、向律师付佣金。形式上是咨询，实质上是委托律师业务。判决的表述是「以形式合法性来掩盖业务的实质违法性」，因此不适用为合法经营购买信息的特殊规则。

五万与二十万，差了一个量刑档

这两条规则的差别就在这里：为合法经营购买普通信息，获利五万元以上才是情节严重，法定刑三年以下；而一般的非法获取、出售、提供，违法所得五万元以上就构成情节特别严重，法定刑三年以上七年以下。刘某违法所得二十万一千五百元，走的是后一条，本应适用三年以上的档次。

判一年十个月，从轻从在哪

虽然定了情节特别严重，实际刑期只有一年十个月。从轻的情节很密集：主动投案、如实供述构成自首；家属帮助退缴全部违法所得；认罪认罚。这个结果说明，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是门槛判断，具体刑期还要综合全案。但也要看到另一面——他的行为同时污染了两个系统：公安内部的信息系统，和法律服务市场的秩序。这一条链上，风险不止他一个人。一是内部人员，金某用密钥查非本人办案单位的案件，属于典型的越权查询，是这类犯罪的信息源头，另案处理；二是信息中间商，靠“能查到”做卖点，本质是把公权力查询结果商业化；三是搭识的执业律师，本案虽未追究，但律师通过这种渠道接案，涉及执业规范和利益冲突问题。对家属来说也提醒一句：刚被刑拘就接到“精准推销”的电话，那个电话本身就是信息被泄露的证据，可以报案。

他注册的是咨询公司，做的是律师业务——形式合法掩盖不了实质违法，五万的门槛也就变成了二十万的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