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周某故意泄露国家秘密、蔡某、孙某杰非法获取国家秘密案

一、案情速览

一家受市教育考试院委托的印务公司，正在印当年的中考试卷和答案。装订车间主任避开监控，把试卷、答案带回宿舍，用微信视频通话展示给一对夫妻翻拍。

这对夫妻拿这些题辅导自己当年参加中考的女儿。母亲手抄了不会解的两道数学题，交给公公帮忙解题；公公解不出，又把题转发给其他教师，一步步传到网上。

法院认定：车间主任构成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判三年、缓五年；夫妻二人构成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二审改判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和免予刑事处罚。

二、裁判要点提炼

组织考试作弊罪、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只适用于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不在国家教育考试的种类之列，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在该类考试中实施相关行为，不构成上述罪名。

中考试题及答案在考试前属于国家秘密。泄露、窃取、刺探、收买中考试题及答案，符合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等犯罪构成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赵律师点评

印厂车间主任把卷子带回了宿舍

2022 年 6 月 23 日起，上海某印务中心有限公司受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委托，印制 2022 年上海中考试卷及答案。 这是一家承印单位，不是考试机构。它的角色是「被委托方」——按合同、按保密要求，把卷子印出来、装订好、交回去。整个流程里，接触试卷的人从印刷工到装订工到库管，都属于「因工作需要而知悉」的人。 周某是这家公司装订车间的主任。这个岗位的位置很关键：装订是试卷印制流程的末端，卷子印完之后要经过装订才能成册，所以装订车间能接触到已经印好、即将交付的成品。 2022 年 7 月 3 日晚到 7 月 9 日晚，周某做了三件事。 第一，避开监控，把考试试卷、答案带回公司宿舍。判决书用的是「利用担任装订车间主任的职务便利，避开监控」。避开监控这个动作，说明他知道这件事不能让人看见。 第二，通过微信视频通话，把试卷、答案展示给蔡某翻拍。他没有把纸交出去，而是用视频让对方拍。这个手法很典型——纸不出门，信息出门。 第三，接收方是蔡某和孙某杰夫妻，两人用这些试卷、答案辅导当年参加中考的女儿。 事情到这一步，本来还可能停在一个小范围里。但接下来发生了一连串失控。 2022 年 7 月 5 日，蔡某在用非法获取的数学试卷辅导女儿时，遇到两道不会解的题——数学卷第 24、25 题。她手抄了这两道题，交给丈夫孙某，让孙某转给孙某的父亲帮忙解题。 手抄的时候抄错了。孙某的父亲解不出来，在无法解答的情况下，又把这两道题通过微信转发给其他教师解题。 就这样，两道题从一间宿舍，经过一次视频、一次手抄、一次转交、一次转发，进入了教师圈子，然后进入网络，最后引发「上海数学中考泄题」的网络舆情。 2023 年 4 月 14 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周某犯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蔡某、孙某杰犯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判处蔡某有期徒刑二年，对孙某杰免予刑事处罚。 检察机关抗诉，认为量刑明显偏轻。2023 年 8 月 16 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沪01刑终450号刑事判决：改判蔡某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维持其余判项。这里还可以补充一点：为什么周某能接触到成品卷。 印务公司的生产流程，从排版、印刷、装订到交付，每一道工序都有人接触试卷。理论上，接触的人越多，泄密风险越大，所以这类委托印制的合同里，保密条款会写得非常细：谁能进车间、手机怎么管、废页怎么销毁、监控怎么布。 周某是车间主任，属于「有权进入、有权调度」的岗位，也是保密管理的重点对象。他避开监控这个动作，说明这套管理制度是存在的，也是他知道的。 在认定「故意」时，这个细节很关键：他不是不知道规矩，是知道规矩还绕开它。

中考不是「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

这个案子最反直觉的一点是：它没有定组织考试作弊罪。 很多人看到「泄题」，第一反应就是考试作弊类的罪名。《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之一规定了三个罪：组织考试作弊罪、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代替考试罪。这三个罪是专门为考试作弊设的。 但这一条有一个前置条件，写在法条第一句：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 「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这七个字，是个很窄的口子。判决书写得很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之一规定的「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仅限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所规定的考试。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不在国家教育考试的种类之列，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 这句话的意思是：中考不在这个名单里。 为什么？因为「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指的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直接规定的那种考试。比如高考，有《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的依据；比如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有《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的依据；比如公务员录用考试，有《公务员法》的依据。 中考的依据主要是教育部的规章和地方性规定，层级不到「法律」。所以它虽然也是「国家举办的考试」，但不是「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 这个区分带来一个直接后果：在中考里组织作弊、卖题、卖答案，不能按第二百八十四条之一判。 那不判了吗？不是。判决书写了后半句：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以外的其他考试中实施组织作弊等行为，虽不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但构成其他犯罪的，应当依照相应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这就是刑法上的「兜底思路」：这个罪名套不上，就看有没有别的罪名套得上。 本案套上的是另一条线——国家秘密。 这个思路值得记住：法条的分类不是按「事情严重不严重」分的，是按「保护什么」分的。考试作弊类罪名保护的是考试秩序，它划定了范围；超出了这个范围，就去看别的罪名保护的东西有没有被侵害。「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这个范围，可以再具体一点。 目前实务中通常纳入的包括：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高考）、研究生招生考试、成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国家教师资格考试、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医师资格考试、护士执业资格考试等。 这些考试的共同点是：有法律层级的规范直接规定，全国统一组织，涉及重大公共利益。 中考、小学期末考试、学校自主招生考试、单位内部考试、行业培训考试，通常不在这个名单里。 这个区分会带来一个看似奇怪的结果：在高考里卖答案，按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判；在中考里卖答案，反而可能按泄露国家秘密罪判得更重。 法律就是这样按「保护对象」分类的，不按「感觉严不严重」分类。

但中考试题是机密级国家秘密

中考试卷在开考之前，属于国家秘密。这一点很多人不知道。 判决书写得很清楚：中考试题及答案在考试前属于国家秘密，泄露、窃取、刺探、收买中考试题及答案，符合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等犯罪构成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为什么是「国家秘密」？因为试卷在启用前属于绝密级或者机密级的国家秘密事项。保密法及其实施条例、教育工作国家秘密范围的规定，把这类未启用的试题、答案列入了国家秘密的范围。 本案的定密程序走得很扎实。经上海市国家保密局鉴定，涉案的 9 项材料均属于机密级国家秘密。这个鉴定不是随口说的，它有具体的比对： 经上海市教育考试院确认，涉案照片材料与 2022 年上海市中考语文卷（除作文题外）、数学卷、英语卷全卷一致；与语文卷、数学卷、英语卷、综合测试卷、道德与法治试卷的答案与评分标准完全一致；与历史卷答案与评分标准部分一致。 一共 9 项材料，逐项比对，逐项定密。这个程序说明：在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里，「是不是秘密」不是靠感觉判断的，是靠鉴定。 这里有一个普通人容易忽略的点：秘密的等级和「内容重要不重要」不完全是一回事。一份中考试卷，内容就是初中生做的题，看上去没什么了不起。但它在启用前是国家秘密，因为它的价值在于「没有人提前知道」。一旦提前泄露，考试的公平性就没了，几十万考生的成绩就失去了可比性。 所以国家秘密保护的，有时候不是「信息本身多值钱」，而是「信息在某个时间点之前不能被知道」这个状态。 这个道理在别的领域也一样：高考题、公务员考试题、职业资格考试题、甚至一些招标文件的标底，都属于这一类。 本案里，周某作为承印单位的车间主任，是「因工作知悉国家秘密的人员」。保密法对这类人有明确要求：签保密承诺、遵守保密规定、不得泄露。他在印厂工作，接触试卷是他的职务行为，但保密义务跟着职务一起产生。 这一点很重要：不是只有公务员才受保密法约束。凡是因工作接触国家秘密的人，都在约束范围内。定密这件事，还有一个时间维度值得说。 试卷的「秘密」身份是有期限的。开考之前，它是机密级国家秘密；开考之后，试题公开，秘密性就消失了。所以同一条信息，在 6 月和 7 月的法律性质完全不同。 这个时间维度决定了很多事。比如：考完之后在群里讨论题目，不构成泄密；考之前透露一个字，就构成。再比如：把去年的真题汇编出版，完全合法；把今年的题提前印出来卖，是犯罪。 本案的所有行为都发生在开考之前，所以全部落在「秘密」的时间窗内。 这一点对做教育内容的人来说很重要：真题、模拟题、押题，边界就在「是不是今年的、是不是已经开考」。

一个人泄露，两个人获取：三个罪名怎么分

本案涉及三个被告人，法院给了两个罪名。这个分配本身就是一篇教材。 先看周某。他是泄露方。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周某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 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规定在《刑法》第三百九十八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故意或者过失泄露国家秘密，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前款罪的，依照前款的规定酌情处罚。 注意最后一句：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前款罪的，依照前款的规定酌情处罚。周某是公司员工，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以适用的是「酌情处罚」这一档。判决书写得很清楚：周某并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比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的相关规定酌情处罚。 再看蔡某、孙某杰夫妻。他们是获取方。判决书认定：蔡某、孙某杰共同以刺探、收买方法，非法获取国家秘密，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 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规定在《刑法》第二百八十二条：以窃取、刺探、收买方法，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里有个细节值得注意：法条列的是「窃取、刺探、收买」三种方法。夫妻俩是「接收」——周某主动给他们看。这算哪一种？ 判决书的表述是「共同以刺探、收买方法」。从案情看，蔡某在视频通话中翻拍，是主动采集；而周某之所以愿意展示，判决书里虽然没有明说对价，但「刺探」这个定性说明法院认为他们有主动获取的行为。 三个罪名摆在一起，可以看出一件事：同一件事，不同角色，定的罪名不同。 泄露的人，侵害的是「保密秩序」；获取的人，侵害的是「秘密的不可知状态」。一个往外给，一个往里拿，各有各的法条。 这也意味着，如果有人既泄露又获取，可能数罪并罚。本案没有这样的人。 还有一层：这三种角色里，「传播者」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本案里孙某的父亲、被转发的其他教师，判决书没有追究。原因大概是他们不知道这是中考试题，主观上缺乏明知。但这也提醒了一件事：收到来源不明的「内部题目」，转发出去是有风险的。还有一个角色本案没有出现，但值得提：中间人。 如果有人在周某和蔡某之间牵线、谈价、传递，这个人可能构成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的共犯，也可能单独构成犯罪。实务中这类「中间人」往往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环，因为他既不掌握秘密，也不直接使用，只是「介绍」。 但法律上看的是作用：没有他，这件事做不成，他就是共犯。 本案是周某主动、直接联系蔡某，没有中间人。这也让案情简单了一些。 对普通人来说，这条提醒很实在：帮人「问问内部消息」「搭个线认识一下」，如果涉及国家秘密，这个「帮忙」可能构成犯罪。

为什么周某缓刑，蔡某改判二年六个月，孙某免予刑事处罚

三个人的量刑差别很大，这是本案最值得细看的部分。 先看周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三年是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的基本档上限（三年以下），判到顶格；缓刑五年是缓刑期的上限。这个组合的意思是：罪责认定到最重，但执行方式给了最大的宽容。 为什么给缓刑？判决书写了三个理由：具有坦白情节，自愿认罪认罚，退缴全部违法所得；再结合其四岁幼女无直系亲属抚养的实际困难，决定适用缓刑。 前两个是法定、酌定的从轻情节，第三个是特殊情况。一个四岁的孩子，没有直系亲属能抚养——这个事实在量刑时被认真对待了。 但要注意：判三缓五意味着五年的缓刑考验期。这五年里他要接受社区矫正，要定期报告，离开居住地要批准。任何一次违规，都可能被收监执行那三年。 再看蔡某：一审二年，二审改判二年六个月。 为什么二审加刑？因为检察机关抗诉了，理由是「原判对三人的犯罪情节认定及法定刑幅度适用不当，量刑明显偏轻」。二审综合考量犯罪情节以及坦白、认罪认罚、积极退缴违法所得等情节，改判二年六个月。 蔡某的角色是什么？她是整个链条里「主动扩散」的那一环。她翻拍了试卷，她用试卷辅导女儿，她手抄了两道题交给公公，这两道题最终引发网络舆情。判决书没有把舆情算成她的直接责任，但她的行为是链条的起点。 一审二年、二审二年六个月，加刑半年。这个幅度说明二审认为一审确实轻了，但没有轻到需要大幅纠正。 最后看孙某杰：免予刑事处罚。 免予刑事处罚的意思是：构成犯罪，但不需要判刑。判决书的理由是：系从犯，具有坦白情节，认罪认罚，且需照顾老人和抚养未成年子女，决定免予刑事处罚。 四个理由里，「从犯」是法定的，「需照顾老人和抚养未成年子女」是酌情考虑的家庭情况。 三个人的量刑摆在一起，可以看出量刑的基本结构：角色（主犯/从犯）→ 情节（坦白、认罪认罚、退赃）→ 特殊情况（家庭困难）→ 宣告刑。 周某是泄露源头，责任最重，判顶格但缓刑；蔡某是扩散起点，判二年六个月；孙某杰是从犯，免予刑事处罚。每个人担的是自己那一段的责任。量刑的差异还反映了一个原则：责任与作用相匹配。 周某是源头，所以顶格判三年，但因为家庭特殊情况和认罪态度给了缓刑；蔡某是扩散起点，判二年六个月；孙某杰是从犯，免予刑事处罚。 三个人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泄露—获取—使用—扩散。每一环的责任大小不同，刑罚也就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二审对蔡某加刑，理由不是「她造成了舆情」，而是「犯罪情节认定及法定刑幅度适用不当」。也就是说，法院认为一审在「她这个角色该判多重」这个问题上判断偏轻，而不是在「她该不该为舆情负责」上加码。 这个区分很重要：舆情是后果，不是罪责的依据。量刑看的是行为本身的性质和情节。

这个案子给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群提了醒。 对「因工作接触秘密」的人来说，最重要的一条是：保密义务跟着岗位走，不跟着编制走。 周某不是公务员，是一家印务公司的车间主任。他可能觉得「保密」是机关里的事，跟自己关系不大。但试卷到了他手上，他就是「因工作知悉国家秘密的人员」，保密法对他一样有效。 这类岗位比想象的多：印厂、排版公司、试卷运送、考场布置、题库维护、设备维修、甚至清理办公室的保洁。凡是能在某个时间点接触到未启用试题的人，都在这个范围里。 对家长来说，这个案子的话更直接：不要碰「内部题」。 每年考试季，各种「内部押题」「命题组密卷」「考前密训」在群里流传。绝大多数是噱头，但如果真的有人拿到了真题，你买了、你用了、你传了，可能构成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本案里蔡某夫妻就是这么进去的——他们不是专业卖题的，只是想帮女儿多考几分。 这个动机太常见了，常见到让人忘记它的性质。但法律不看动机，看行为：你明知这是不该知道的试题，还去获取、还去使用，就已经踩线。 还有一条更隐蔽的：本案的扩散不是因为有人故意卖题，是因为「两道不会做的题」。蔡某手抄了两道题，想让公公帮忙解，公公解不出，转给别的老师，一层一层传出去。 这中间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小事：帮忙解题、请教同行、讨论题目。但没有一个人想过，这两道题的来源是不能见光的。 这就是泄密的典型路径：不是一次大动作，是一连串小动作。每一环都觉得自己无辜，每一环都在扩大范围。 最后说一句关于「中考是不是国家考试」的话。它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所以组织作弊类的罪名套不上。这不意味着中考泄题没人管——它换了一条路，走国家秘密。而这条路一旦走通，量刑往往比考试作弊类罪名更重。 因为考试作弊侵害的是一场考试的公平，泄露国家秘密侵害的是整套保密制度。后者在法律上的分量，比很多人想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