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李某良诉重庆美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
一、案情速览
2022年6月,重庆美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向所服务小区的业主和物业使用人发出通知,说要安装人脸识别道闸系统。通知发出以后,没有业主或物业使用人提出反对意见。7月,公司在小区的唯一入口处装上了人脸识别装置。装完之后,进小区只剩下两条路:一是提前把脸录进系统,直接过闸;二是刷身份证,同时由机器对着脸核对一遍,核对一致才放行。这两条路都要采集、核对面部信息,没有第三种办法。
李某良是这个小区的房屋使用人。他要正常进出,只能走第二条,把身份证贴上去、让机器把脸扫一遍。他认为物业用这种方式限制他进出自己的住处,侵犯了他的人格权益,于是起诉,请求判令删除已经采集到的人脸信息和身份证信息,并提供其他合理的验证方式。
物业答辩称:装这套系统之前已经向业主和物业使用人发过通知,没有人提出反对,这就说明大家已经同意了;至于只有两种进出方式,那是设备本身的功能决定的,并不针对某一个人。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9日作出(2022)渝0103民初23764号民事判决:物业立即删除道闸系统采集到的李某良人脸识别信息、身份证信息,并向其提供出入该物业服务区域的其他合理验证方式。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二、裁判要点提炼
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处理它应当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物业服务企业仅以张贴通知、征集意见而未收到反对的方式概括采集,不能视为取得单独同意,更不得以唯一验证方式变相强制业主或物业使用人接受。
不同意人脸识别的业主或物业使用人,请求物业服务企业删除已采集的人脸识别信息、身份证信息并提供其他合理验证方式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三、赵律师点评
「没人反对」这四个字,是这场官司的全部
这个案子的事实简单到几乎没有争议:小区只有一个入口,入口上装了一台机器,机器只认两样东西——你的脸,或者你的身份证加你的脸。物业没有强迫谁,也没有拦着谁不让进,它只是把「怎么进」这件事,从三种以上的可能,压缩成了两种,而这两种都必须把脸交出去。 李某良选了刷身份证那条路。从结果看,他每天都能回家,似乎没有受到什么实际妨碍。但这条路的设计是:先把身份证放上去,机器读取,再抬起来对着你的脸拍一次,比对一致,闸机才开。也就是说,即便你拒绝「录入人脸」,你每一次回家仍然在被采集一次人脸,只是这一次的数据没有被存下来用于通行,而是被用来核对。物业的说法是,这叫「自愿选择」。 法院没有接受这个说法。它抓住的不是「有没有强迫」,而是「有没有同意」——而且是哪一种同意。这个区分看起来只是法律技术上的细节,实际上决定了整类小区的门禁该怎么做。 这里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身份问题:李某良不是业主,是房屋使用人,通俗说就是租户。物业的说辞里,有时候会带出一个潜台词——房子是业主的,规矩是业主定的,租户跟着用就行。法律不这么看。《个人信息保护法》保护的是「自然人」,不区分你是业主还是租客;司法解释第十条第一款写的也是「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两个身份并列。也就是说,租户对门口那台机器说「不」的权利,和业主是同一条。这一点在租房比例高的小区里尤其要紧,因为租户往往不敢提意见,怕房东嫌麻烦、怕物业给脸色看。 物业为什么偏爱这套系统,其实不难理解。门岗要人守,三班倒就是三份工资;卡片要发、要补、要挂失,一张卡的成本不高,管理成本不低;访客登记靠纸笔,出了事查不清。人脸道闸一次性投入,之后几乎不用管,还能顺带统计出入人数、识别外来人员。近些年不少地方推「智慧社区」,这套系统还是考核里的加分项。这些理由都真实,甚至可以说都是好意——想让小区更安全、更省事。问题不在动机,在方法:把「方便管理」当成了「可以代替同意」,这一步跨得太快,而法律恰恰在这一步上设了关卡。 还要说一句业主大会。有些物业会说:装道闸是业主大会表决通过的,少数服从多数。这个说法在「装不装门禁」这件事上或许有讨论空间——涉及共有部分的改建、利用,确实属于业主共同决定的事项,要按《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八条走表决程序——但它不能推导出「可以采集每一个人的脸」。多数人同意装一套系统,不等于每一个人都同意把自己的生物信息交出去。群体决策解决的是「公共设施怎么建」,个人同意解决的是「我的信息给不给」,两件事不能互相替代。
人脸信息为什么被单独拎出来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八条把「生物识别」列在敏感个人信息的第一位。所谓敏感个人信息,是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导致自然人人格尊严受到侵害或者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危害的信息。人脸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需要你配合就能被采集,不需要你携带就在你身上,而且改不了。密码泄露了可以换,身份证丢了可以补,脸只有一张。 对敏感个人信息,法律设了一道比普通信息高得多的门。《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九条写得很直接: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取得书面同意的,从其规定。「单独同意」这四个字,不是「同意」的修辞加强版,它是一个独立的形式要求——它要求处理者就这一件具体的事、向这一个人、单独地取得一次明确的同意,而不能把它塞进一揽子条款里,也不能用「大家都同意了」来代替「你同意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五条则从另一个方向加了锁: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不得过度处理,并要征得该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的同意。三条规范叠在一起,指向同一个结论:人脸这道门,只能一个一个地敲,不能贴张告示就算敲过了。 还要补一层:同意不是一次性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四条要求同意应当由个人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自愿、明确作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应当取得单独同意的,从其规定;第十五条则明确,个人有权撤回其同意,撤回同意不影响撤回前基于同意已进行的处理活动的效力。这两条合起来的意思是:今天同意了,明天可以不同意;同意时说的是「用于门禁通行」,不能顺手拿去做别的用途,比如统计出入频次、推送广告、和第三方共享。实践中不少小区的道闸系统连着整套智慧社区平台,人脸数据进了平台之后流向哪里,物业自己都说不清。所以「同意」的范围必须写清楚,写不清的,就不能认为已经取得有效同意。
贴通知、无人反对,为什么不算同意
物业的逻辑是「默示同意」:我通知了,你没说话,那就是答应了。这个逻辑在民法上有一个专门的出口,也有一个专门的边界。《民法典》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行为人可以明示或者默示作出意思表示,但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 三个条件,本案一个都不占:没有哪部法律规定「物业通知后业主不反对即视为同意」;物业服务合同里通常也没有这样的约定;而「小区里贴张纸、住户不吭声」更不构成什么交易习惯——多数住户根本没看到那张纸,看到的也未必想到不吭声就等于把脸交出去。所以这里的沉默,在法律上是纯粹的沉默,不产生任何意思表示的效力。 还有一层更实际的问题:举证责任在谁。物业说自己取得了同意,就要拿出同意的证据——谁、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就什么事、同意到什么程度。一张「通知已张贴」的照片,证明的是它通知过,不是别人同意过。本案物业拿不出任何一份单独同意记录,这是它败诉的直接原因。 举证责任这一层,法律还额外给了原告一个便利。《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处理个人信息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造成损害,个人信息处理者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等侵权责任。这是过错推定——不是让个人去证明物业有错,而是让物业证明自己没错。放到本案,物业要证明的至少有三件事:采集有合法性基础(取得了单独同意)、采集是必要的(没有更少侵扰的办法)、采集后妥善保管(没有泄露、没有超范围使用)。三件里第一件就答不上来,后面两件也不必再问。这条规则对普通人的意义很直接:你不需要请技术专家去论证那台机器有什么漏洞,你只需要问一句「我的同意在哪里」。 小区这个场景之所以特别容易出事,是因为它同时具备三个条件:有明确的管理者(物业)、有持续的管理需求(出入、停车、访客)、有大量无法拒绝的住户(老人、孩子、租户)。在这样的结构里,管理者很容易把「我负责这块地方」理解成「这块地方的事我说了算」,住户也很容易把「配合物业」当成一种义务。人脸识别就是在这个缝隙里铺开的:它被包装成「升级」「智能化」「为了大家安全」,反对的人反而要解释自己为什么反对。法律要做的,是把这种默认的顺从,重新变回一次明确的选择。
「管理方便、成本低」为什么不能成为理由
物业在庭上有一个没有明说但贯穿始终的考虑:人脸识别最省事。不用发卡、不用补卡、不用配保安守门、不怕忘带,一套系统装上,门岗的压力立刻就下来了。这个考虑很真实,也很普遍,但它在法律上不是理由。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条要求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收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这就是「最小必要」。判断标准不是「哪种方式对管理者最方便」,而是「在能达到同样目的的方式里,哪一种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刷脸能开门,刷卡也能开门,输密码也能开门,按门铃让保安开也能开门——后面这几种都能实现「只让本小区的人进来」这个目的,而它们都不需要采集人脸。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把这一点写成了可操作的规则: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建筑物管理人以人脸识别作为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出入物业服务区域的唯一验证方式,不同意的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请求其提供其他合理验证方式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注意「唯一」两个字——它管的不是「你有没有装」,而是「你有没有留出别的路」。本案两条路都要刷脸,实质上就是唯一验证方式,条文正好落在上面。 替代方式不是随便给一个就算。《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条要求「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这句话在门禁场景里有很具体的落点:一张实体卡、一个密码键盘、一次人脸之外的人工核实,都能实现「只让本小区的人进来」这个目的,而且都不采集生物信息。反过来,如果物业给的所谓「替代方式」仍然是绕回刷脸——比如「你先录一次脸,我们给你办张卡」,那不是替代,是换了个说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还专门处理了「捆绑」的问题:以与其他授权捆绑等方式要求自然人同意处理其人脸信息,或者强迫、变相强迫自然人同意处理的,属于侵害自然人人格权益的行为。把一个「不刷脸就不能进小区」的选择摆在住户面前,正是典型的变相强迫。 顺带说一句技术中立。人脸识别本身不是坏东西,它在地铁安检、银行核身、失踪人口查找里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问题在于「用什么方式把它请进一个不该由它把守的门」。判断一个场景该不该刷脸,有一个朴素的标准:如果换一种方式也能达到同样目的,而那种方式对个人信息的侵扰更小,那么就不该选刷脸。小区门禁恰好是这类场景的典型——刷卡同样能实现「只让住这儿的人进来」,而且不需要把一张脸变成数据。
不同意的人可以要求什么,以及为什么最好先书面说一次
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只有两项:删除,和给一条别的路。这两项恰好是法律给的两件工具。 第一件是删除。《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处理目的已实现、无法实现或者为实现处理目的不再必要,或者个人撤回同意等情形下,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主动删除;未删除的,个人有权请求删除。既然采集本身缺乏合法性基础,已经采到的信息就没有保留的理由,删掉是恢复原状,不是赔偿。 第二件是替代方式。这一项在判决主文里写作「其他合理验证方式」,具体是什么由物业定,但必须是合理的——刷卡、密码、二维码、人工核实都可以,不能是「你先刷脸,然后我给你办张卡」这种绕回原点的方案。 至于赔偿,本案没有支持,原因是原告没有就损害举证。这类案件里,精神损害赔偿的门槛不低:要证明人格权益受到严重侵害并造成严重后果,实践中单纯「被采集了人脸」很难达到。所以对普通住户来说,最现实的目标不是要钱,而是把脸要回来、把路留出来。 给读者的操作建议只有一条,但很关键:不要只在群里抱怨,要留一次书面痕迹。向物业递交书面异议(当面递交让其在副本上签收,或者用快递寄送并保留面单和签收记录),明确写三句话——不同意采集我的人脸信息;请删除已经采集的我的全部人脸信息和身份证信息;请提供人脸识别以外的通行方式。这三句话对应三个请求权,日后无论是投诉还是起诉,它们就是你的请求基础。 如果事情还没到起诉这一步,可以先走三条路。第一条是向物业书面提出异议并要求整改,留好送达凭证;第二条是向属地住建部门或者街道反映,物业服务企业的日常监管在这两个口子上;第三条是向网信部门举报违法处理个人信息,也可以拨打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转办。这三条都不需要请律师,成本很低,而且往往比起诉更快。真要起诉,案由可以选「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或者「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纠纷」,管辖按被告住所地或者侵权行为地,诉讼请求就写三项:停止处理(删除)、提供替代方式、赔偿损失(如有)。证据上最要紧的是两样:证明采集正在发生(现场照片、系统界面、通知原文),证明你明确表示过不同意(书面异议的签收记录)。这两样齐了,剩下的举证压力基本落在对方身上。 这类案件还有一个现实面:赢了官司,赔偿很少。原因不复杂——损害难以量化。人脸信息被采集、被存储,如果没有发生泄露、没有被用于诈骗,法院很难认定「严重后果」,精神损害赔偿也就难以支持。本案原告只提了删除和替代方式两项,没有提赔偿,这个选择是聪明的:请求越聚焦,越容易获得支持;扯上赔偿,反而要在「损害有多大」上纠缠很久。 所以对普通人来说,这类诉讼的价值不在钱,而在「把规则定下来」。一个判决生效,物业整改,整栋楼的住户都受益;再有人遇到同样的事,拿这份判决去谈,比从零开始省力得多。如果小区里已经有人起诉并且胜诉,其他住户可以拿着判决书要求物业一并整改,因为判决确立的规则对同类情形有约束力,物业也很难再主张「我们不知道这样不行」。
这个案子判完之后,很多小区的做法并没有立刻改。原因不难理解:一台机器装上去容易,拆下来要花钱,还要重新发卡、重新培训保安。但法律在这里划的线,其实不是「能不能用技术」,而是「能不能用技术替别人做决定」。门禁可以智能,管理可以升级,唯一不能省的那一步,是走到每一户门前,问一句:您愿意吗。愿意的人刷脸,不愿意的人刷卡,这两件事在技术上从来不冲突,冲突的只是管理者想不想多花那点功夫。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2022年6月,重庆美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某物业公司)向业主和物业使用人发出安装人脸识别道闸系统的通知。通知发出后,无业主或物业使用人提出反对意见。7月,美某物业公司在其服务的某小区唯一入口处安装人脸识别装置,且业主仅有两种方式可进入小区:一是提前录入个人的人脸识别信息后,直接通过道闸;二是采用刷身份证并经人脸识别核对一致后,方可通过道闸。上述两种方式,均需要采集、核对业主或使用人的人脸识别信息,且无其他可替代验证方式。李某良系某小区房屋的使用人,为正常进出小区,迫不得已采用刷身份证并与人脸识别核对一致方式通过道闸。但李某良认为美某物业公司以上述方式限制其进入住宅,侵犯了其人格权益,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删除已采集到的人脸信息、身份证信息,并提供其他合理验证方式。
美某物业公司辩称:安装人脸识别道闸系统前,其已向业主及物业使用人发出相关通知,且无人提出反对意见,表明人脸识别验证方式已获小区业主及使用人同意。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9日依法作出(2022)渝0103民初23764号民事判决:美某物业公司立即删除人脸识别道闸系统采集到的李某良人脸识别信息、身份证信息,并向李某良提供出入该公司物业服务区域的其他合理验证方式。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人脸识别信息能否以概括同意的方式采集,还是必须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五条规定:“处理个人信息的,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不得过度处理,并符合下列条件:(一)征得该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书面同意的,从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1〕15号)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建筑物管理人以人脸识别作为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出入物业服务区域的唯一验证方式,不同意的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请求其提供其他合理验证方式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人脸信息作为生物识别信息,是无需其他条件即可定位或指向特定自然人的生物数据,具有极强的人身专属性与敏感性。
人脸信息一旦被非法采集、处理,不仅会直接侵害自然人的人格尊严,更可能引发身份冒用、诈骗等风险,危及公民人身安全与财产权益。因此,对于人脸识别信息的处理,应当取得业主的单独同意。申言之,物业服务企业拟采集人脸识别信息用于出入验证的,不得仅从管理方便、降低成本等因素考虑,采用概括同意的方式征集意见,更不能实施变相强制或胁迫行为,要求个人接受对其人脸信息的处理,而是应依法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不同意采集人脸识别信息的业主请求物业服务企业删除其采集的信息,并提供其他合理验证方式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本案中,李某良作为小区的物业使用人,不同意通过人脸识别方式进入小区,美某物业公司应当删除人脸识别道闸系统所采集到的李某良人脸识别信息、身份证信息,并提供其他合理、便捷、有效的通行验证方式。物业服务企业拟采集人脸识别信息用于出入验证的,不得仅从管理方便、降低成本等因素考虑,采用概括同意的方式征集意见,更不能实施变相强制或胁迫行为,要求个人接受对其人脸信息的处理,而是应依法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不同意采集人脸识别信息的业主请求物业服务企业删除其采集的信息,并提供其他合理验证方式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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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号:(2022)渝0103民初23764号 审理法院: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2-12-09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6-07-2-008-001)。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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