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王某霁诉上海纾某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
一、案情速览
公司股东发现,自己名下的股权被一份落款日期为某日的转让协议转走了,而协议上自己的签名是别人代写的——代写的人正是受让方。
受让方抗辩:这笔股权本来就是我出钱、借你的名义登记的,你只是挂名,我处理自己的权益,与你无关。
法院确认转让协议不成立,并明确:一方伪造另一方签名与自己订约,欠缺一方意思表示,合同不成立;股权归属是另一个问题,不影响这个结论。
二、裁判要点提炼
合同系双方民事法律行为,一方伪造另一方签名与自己订立合同,因欠缺一方的意思表示,并未形成双方合意,该合同不成立。
股权归属与合同成立与否属于不同法律关系。即使实际出资人伪造名义股东的签名订立合同,将本属于自己的股权“转让”给自己,也不影响对该合同不成立的定性;股东资格在无生效法律文书确认或否认的情况下,工商登记的股东名册具有推定的公信力。
三、赵律师点评
一份看起来完全合规的转让协议
这份协议从形式上看,什么都不缺:有转让方,有受让方,有标的——某投资公司一百五十万元出资对应的股权,有价格——一百五十万元,有生效条款——自转让之日起,转让方对已转让的出资不再享有出资人权利、不再承担出资人义务,转让方处有签名,受让方处有公司盖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名。
它被提交到工商部门,股权变更登记办下来了。
唯一的问题是:转让方那个签名,不是转让方本人写的。代写的人,是受让方的经办人。
原告发现后起诉,请求确认这份《转让协议》不成立。他在庭上明确表示,对于协议不成立的法律后果,本案中暂不主张。这个处理很聪明——先把“协议有没有成立”这个前提问题解决掉,至于返还、赔偿,另案再说。
被告的答辩很有意思,它没有否认签名是代写的,反而大方承认,还把范围扩大了一圈:自 2010 年 3 月 20 日至今,目标公司工商登记材料中出现的“王某霁”签名,均非原告本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签署,都是被告替原告签的。
这句话本来是想证明“一直如此,所以正常”,结果成了对原告最有利的自认——不是这一次笔误,是十年如一日的代签。
被告真正的抗辩在另一条线上:这笔股权本来就是我出的钱,只是借你的名字登记,你从没实际出资,也没参与经营,对这笔股权不享有任何权益。我拿回自己的东西,跟自己签个协议,怎么会侵害你的权利?
这里要补充一个时间维度:从 2010 年设立到 2019 年转让,九年间工商材料上的签名都是代签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套“代签”的操作已经成了惯例,而惯例一旦形成,当事人自己也会放松警惕——被告在庭上大方承认,就是这种放松的体现。但它同时意味着另一个风险:这九年里所有的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出资转让协议,效力都可能被质疑。 对原告来说,这是一把双刃剑:他可以主张这些文件都不成立,但他作为股东的身份,本身也是靠这些文件确立的。所以诉讼请求要精准,只打那一份转让协议,不波及全局。
代签惯例的连锁风险,还体现在对外关系上。比如公司向银行借款,担保文件上的股东签名是代签的,将来银行主张担保责任,股东可以否认;公司转让重大资产,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名是代签的,交易对方可能主张决议不成立。这些风险平时看不出来,一旦公司出事,就会集中爆发。 所以规范的公司,股东该签的字必须自己签,不能图省事。
先分清两个问题:合同成不成立,和股权归谁
这个案子的精彩之处,在于法院没有被“谁才是真正的股东”这个问题带偏,而是先把两个层次切开。
第一个层次:这份协议成立了吗?
合同成立的要件是什么?判决说得很朴素: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成立。
本案的事实是:协议载明的转让方是原告,但转让方签字处的字是受让方写的,不是原告写的;也没有证据证明受让方代签的行为经过原告同意、授权,或者事后被原告追认。
结论就出来了:原告没有与被告签订协议、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协议因欠缺合同成立的要件而不成立。
注意这里用的词是“不成立”,不是“无效”。这两个概念差别很大:
不成立,是说这个合同压根没形成——没有合意,就像两个人从来没握过手。法律后果是恢复原状、返还财产,不涉及对行为本身的否定评价。
无效,是说合同成立了,但因为内容违法、违背公序良俗、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等原因,法律不承认它的效力。
区别在哪?举证责任不同、抗辩事由不同、诉讼时效的适用也可能不同。更重要的是,确认不成立不需要证明对方有恶意,只要证明“我没签”就够了。这正是原告选择这条路径的原因——他不需要去证明被告想害他,只需要证明那个字不是他写的。
第二个层次:股权到底归谁?
这才是被告真正想讨论的问题。但法院的处理是:这个问题不影响本案结论,可以另案解决。
再补一层法理: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是两个不同的判断阶段。成立看的是“有没有合意”——有没有要约、有没有承诺、形式要件齐不齐;生效看的是“法律认不认”——当事人有没有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不真实、内容违不违法、有没有损害他人利益。伪造签名的合同,卡在第一步:连合意都没有,根本不用走到第二步去评价效力。这个区别在诉讼中的意义是:主张不成立,只需证明签名不真实;主张无效,还要证明恶意串通、违反强制性规定。 举证难度差着一个量级。
成立与生效的判断顺序,在诉讼中体现为“先程序、后实体”。法院审理合同纠纷,通常先看合同是否成立(有没有要约承诺、有没有签字盖章),再看是否生效(有没有批准登记、有没有附条件),最后才看履行和违约。这个顺序不能跳,因为不成立的合同,谈不上生效;不生效的合同,谈不上违约。 本案原告只打第一关,是最省力的打法。
法院对“我只是拿回自己的东西”这句抗辩的三层回应
被告的逻辑链是:我出钱 → 你挂名 → 股权实际是我的 → 我转给自己 → 没有侵害你。这条链看起来每一步都通,但法院从三个角度把它切断了。
第一层,就本案而言,签名不真实,协议就不成立。 这是最直接的一刀:不管股权归谁,你拿一份别人没签过的纸去办变更登记,这份纸在法律上就不存在。哪怕你说的全是真的,程序上也走错了。
第二层,退一步讲,就算你说的全是真的,结论还是一样。 判决的原话是:即便确如被告所言,原告基于被借名等原因,徒具股东外观而不享有实际股权,股权实际由被告享有,则涉案股权交易就不存在交易双方,不可能存在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由此得出的结论亦是《转让协议》不成立。
这段话很妙,是一个“归谬”:如果股权真是你的,那你就是自己跟自己交易,一个人不可能和自己形成合意,合同还是不成立。你说什么,结果都一样。
第三层,你不能用代签的方式剥夺别人的股东资格。 判决说:股东资格在无生效法律文书确认或否认的情况下,工商登记的股东名册具有推定的公信力,不能仅以出资情况或管理情况否定原告的股东地位,更不能通过私自代为签署《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的方式剥夺原告的股东资格。
这一层最有分量。它确立了一个秩序:要否定一个人的股东资格,得通过法院判决,不能自己动手。 你觉得他是挂名,你可以起诉确认股权归你;你觉得他没出资,你可以起诉要求补足出资或者限制其权利。但你不能伪造他的签名,自己把事办了。
手段不合法,哪怕目的正当,也不能通过。
这里还可以延伸出一个实务问题:签名的真实性由谁举证?规则是:主张签名真实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 也就是说,被告拿一份协议主张权利,原告说“这不是我签的”,此时应当由被告申请笔迹鉴定,或者由法院依职权委托鉴定;被告不申请、不配合,导致无法鉴定的,承担不利后果。本案原告直接起诉确认不成立,被告也没有申请鉴定——因为被告自己承认是代签的,鉴定就没有必要了。实务中如果对方否认签名,第一时间要申请鉴定,并且保留好比对样本(银行开户资料、房产登记、公证文书上的签名,证明力最强)。
笔迹鉴定的样本要求,这里说细一点。样本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来源可靠,最好是银行、公证、房产登记、婚姻登记这些官方机构留存的签名;二是时间接近,与待鉴定签名的时间间隔越短越好;三是数量足够,一般需要三到五份不同时期的样本。如果样本不足,鉴定机构可能出具“无法鉴定”的意见,这时举证责任在谁,谁就吃亏。
鉴定意见的质证,要注意三点:一是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有没有资质;二是检材的来源是否合法、是否经过双方确认;三是鉴定方法是否科学、结论是否明确。任何一点有问题,都可以申请重新鉴定或者补充鉴定。 实务中,检材来源不清是最常见的突破口。
“挂名股东”这个身份,到底有多大风险
这个案子还有一层现实意义:它把“挂名股东”这个常见安排的脆弱性暴露得很彻底。
先说对被借名的人。他名下有一百五十万元出资对应的股权,工商登记、公司章程、股东名册都写着他,还当过监事。在法律上,他就是股东——对外要承担股东责任,公司出事可能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出资不实可能被要求补足。而他对这笔股权实际上没有任何控制力,连签名都是别人代签的。权利是别人的,责任是自己的,这是最糟糕的组合。
再说对借名的人。他出了钱,却不显名,只能靠一纸代持协议约束对方。一旦对方翻脸、离婚、欠债、去世,这笔股权就可能被当成对方的财产被执行、被分割、被继承。他去打确权官司,要证明出资来源、代持合意、实际行使股东权利,举证难度很大。
所以本案的结局,对双方都不是好事:原告拿到了“协议不成立”的判决,但股权到底归谁还没定;被告花了十年维护的安排,被自己的一份代签协议打翻。
如果一定要做代持,至少做四件事:
一是签书面代持协议,写清出资来源、股权归属、表决权行使方式、分红归属、退出条件、违约责任。
二是保留出资凭证,银行流水要能对应到“缴纳出资”这个用途,备注清楚。
三是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参加股东会、签署决议、收取分红,留下痕迹。光出钱不行,还得像股东一样行事。
四是设置担保,比如让名义股东把股权质押给你,或者签一份附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工商备案。
最不该做的,就是本案被告这种做法:不沟通、不签约、直接代签。代签一次,可能十年都补不回来。
再说一层:代持关系里的“名实分离”,对外和对内的效果不同。对内,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之间按代持协议处理,实际出资人享有投资收益、承担投资风险;对外,登记在谁名下,谁就是股东,可以行使股东权利、也要承担股东义务。本案被告的错误在于,他想用“对内”的真实关系,去否定“对外”的登记效力,而且是用一种最糟糕的方式——代签。 正确的做法是:先通过诉讼确认股权归自己,拿到生效判决后,再办理变更登记;或者在代持协议里约定“名义股东不可撤销地授权实际出资人代为签署一切文件”,并且办理公证。路径合法,成本可控;路径违法,全盘皆输。
代持的四种加固方式,再展开说:一是股权质押,把登记股东名下的股权质押给实际出资人,办理工商登记,这样登记股东要转让就得先解押;二是授权委托书公证,让登记股东不可撤销地授权实际出资人代为签署一切文件;三是附条件的转让协议,约定实际出资人随时可以要求过户,并办理备案;四是三方协议,让公司也签字确认实际出资人的地位。四种方式可以叠加使用,越叠加越安全。
代持协议的关键条款,列六条:出资来源与金额、股权归属与比例、表决权行使方式、分红与收益归属、名义股东的配合义务(含过户、签字、出庭)、违约责任与退出机制。六条里最容易漏的是“配合义务”和“退出机制”,而这两条恰恰是出事时最有用的。 写协议时多花半小时,将来省半年官司。
这类案子的诉讼策略:先打成立,再打归属
从诉讼技巧上看,原告的选择值得学。
他起诉的请求只有一项:确认《转让协议》不成立。没有一并要求返还股权、赔偿损失、变更登记。开庭时还特意声明,对不成立的法律后果本案不主张。
为什么这么切?三个原因。
第一,争点集中。 只打一个问题:那个字是不是我签的。这个问题可以靠笔迹鉴定解决,事实清楚,胜负明确。如果一并打股权归属,就要查十年间的出资、分红、会议记录,战线拉长,变数增多。
第二,举证责任轻。 确认不成立,原告只需证明签名不真实;如果打确认无效,还要证明恶意串通;如果打确权,要证明自己是真实权利人。三条路的举证难度,逐级上升。
第三,为后续留空间。 拿到“不成立”的判决,原告就回到了“股东”的位置上。接下来他可以选:要求恢复登记、要求行使知情权、要求分红,或者干脆把股权卖掉。主动权回到了他手里。
这个策略的代价是时间——要打两个官司。但对于这种事实清楚、法律关系复杂的案子,分两步走往往比一步到位更快。
最后提醒一句程序上的细节:这类确认之诉,被告应当是合同相对方,也就是受让方;如果涉及公司登记,可以把公司列为第三人。本案原告只列了受让方为被告,是准确的——因为争议的是合同,不是登记。
最后补充一个容易忽略的后续问题:确认不成立之后,股权登记怎么办?判决只解决了“协议不成立”,没有直接判令恢复登记。原告需要拿着生效判决,向登记机关申请撤销此前的变更登记;如果登记机关要求提供协助执行文书,还要申请法院出具协助执行通知书。这一步看起来是技术活,实际上很容易卡住——有的登记机关要求判决主文明确写“恢复登记至某某名下”,只有“确认不成立”还不够。所以起诉时最好一并提出“判令被告协助办理恢复登记”的请求,避免赢了官司还要再打一次。这类细节,往往决定一个案子是“赢了”还是“解决了”。
恢复登记的实操,还有几个细节:一是准备材料,包括生效判决书、协助执行通知书、申请书、营业执照、公章;二是申请主体,可以是原告本人,也可以是法院依职权;三是时间,一般五个工作日内办结;四是如果原登记已经被再次转让,恢复登记就可能涉及善意第三人,这时只能主张赔偿,不能要求返还。所以发现被冒名转让,第一件事是申请保全,把股权冻住。
签名是合同的门。门没开,屋里摆得再整齐,也不算进过屋。至于这间屋子本来该归谁,是另一场官司要回答的问题——但你不能因为觉得自己该住这儿,就替别人把门推开。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原告王某霁诉称:王某霁为案外人北京北某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2019年10月1日,被告上海纾某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在原告王某霁不知情的情况下,伪造了一份《转让协议》(《转让协议》中的“王某霁”名字非原告王某霁本人所签),将原告王某霁持有的股权以1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上海纾某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并以此在工商部门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据此,原告请求法院确认原、被告于2019年10月1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不成立。对于2019年10月1日《转让协议》不成立的相关法律后果,原告表示在本案中不作主张。
被告上海纾某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王某霁持有的北京北某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系被告上海纾某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借用原告名义登记,原告并未实际出资,亦未参与公司经营,不享有对系争股权的任何权益。被告借用原告名义与自身签订《转让协议》系被告处分自己投资权益的行为,并未侵害原告合法权益,原告无权要求法院确认《转让协议》不成立。系争《转让协议》中“王某霁”确非原告本人所签,自2010年3月20日至今,目标公司工商登记材料中出现的“王某霁”签名均非原告王某霁本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签署,都是被告替原告签的。
经审理查明,案外人北京北某投资有限公司的工商内档资料显示:2010年2月24日,北京北某投资有限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吸收上海纾某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王某霁为公司新股东;同意李某凯将在公司的全部货币出资1350万元转让给上海纾某医院管理有限公司,退出股东会,同意高某运将在公司的全部货币出资150万元转让给王某霁,退出股东会;同意修改公司章程……2010年3月24日,李某凯、高某运作为转让方与作为受让方的北京北某投资有限公司、王某霁签订《出资转让协议书》。同日,北京北某投资有限公司制定章程,记载股东为上海纾某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王某霁,认缴及实缴出资分别为1350万元、150万元。同日,北京北某投资有限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上海纾某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王某霁组成新一届股东会,公司的注册资本1500万元不变,其中股东上海纾某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货币出资1350万元,股东王某霁货币出资150万元;
同意选举王某霁为公司监事;同意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同日,北京北某投资有限公司向工商部门申请变更投资人等登记事项,所附的股东名录中记载的股东为上海纾某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王某霁,注册资本缴付情况记载上海纾某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实缴出资1350万元、王某霁实缴出资150万元。在北京北某投资有限公司的工商内档资料中,有一份落款时间为2019年10月1日的《转让协议》,内容为:1.王某霁同意将北京北某投资有限公司中的股权150万元转让给上海纾某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2.上海纾某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同意接受王某霁在北某公司中的股权150万元;
3.于2019年10月1日正式转让,自转让之日起,转让方对已转让的出资不再享有出资人的权利和承担出资人的义务。《转让协议》转让方处签有“王某霁”字样,受让方处有上海纾某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盖章及其法定代表人唐某签名。一份落款时间为2019年10月1日的股东会决议记载:……2.同意原股东王某霁退出股东会……4.同意股东王某霁将其持有的出资150万元转让给上海纾某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该份股东会决议上签有“王某霁”字样。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17日作出(2021)沪0151民初645号民事判决:
确认落款日期为2019年10月1日,载明转让方为王某霁(原告)、受让方为上海纾某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被告)的案涉《转让协议》不成立。宣判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成立。根据在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系争《转让协议》载明的转让方为原告王某霁,但转让方签字处的“王某霁”字样系作为受让方的被告所写,非原告王某霁本人所写,也没有在案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代原告签署《转让协议》的行为系经原告同意、授权,抑或获得原告的追认。原告没有与被告签订《转让协议》、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故系争《转让协议》因欠缺合同成立的要件而不成立,原告的诉请于法有据,应予支持。
对于被告关于原告系代被告持有涉案股权,并未实际出资,亦未参与公司经营,不享有对涉案股权的任何权益的答辩意见。
法院认为,首先,本案系原告提起的确认2019年10月1日《转让协议》不成立之诉,如前所述,由于原告的签名不真实,故《转让协议》不成立。其次,即便确如被告所言,原告基于被借名等原因,徒具股东外观而不享有实际股权,股权实际由被告享有,则涉案股权交易就不存在交易双方,不可能存在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由此得出的结论亦是《转让协议》不成立。再次,股东资格在无生效法律文书确认或否认的情况下,工商登记的股东名册具有推定的公信力,不能仅以出资情况或管理情况否定原告的股东地位,更不能通过私自代为签署《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的方式剥夺原告的股东资格。至于被告是否实际享有涉案《转让协议》项下的股权,当事人可另行通过诉讼解决,本案中不作认定。
1.合同系双方民事法律行为,一方伪造另一方签名与自己订立合同,因欠缺一方意思表示,并未形成双方合意,故合同不成立。
2.股权归属与合同成立与否属于不同法律关系。即使“隐名股东”伪造“显名股东”签名订立合同,将本属于自己的股权“转让”给自己,也不影响对该合同不成立的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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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号:(2021)沪0151民初645号 审理法院: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1-03-17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4-08-2-269-006)。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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