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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案例曲某诉陈某周股权转让纠纷案

案号:(2020)京民终753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 股权转让纠纷 · 二审 · 2021-03-31
本案来源已核实(参考案例),判决书全文见文末折叠附录,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一、案情速览

受让人花七万五千元买下一家美国加州公司百分之二的股权,付款后转让方没有办理变更登记,受让人起诉要求解除合同、退钱。

公司却已经向受让人签发了一张股票证书,载明其享有百分之九的股份;受让人还参加过股东会、参与过增资。

法院驳回解除请求,并确立规则:涉外股权转让纠纷中,转让合同本身与股东资格取得是两种法律关系,应分别确定准据法。

二、裁判要点提炼

因境外公司股权转让引起的纠纷,涉及股权转让合同本身、股东资格取得等不同法律关系的,应当分别确定准据法。股权转让合同本身,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用的法律;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股东资格是否已经取得,应适用公司登记地法律;法人的主营业地与登记地不一致的,可以适用主营业地法律。公司已依登记地法律向受让人签发股票证书,且受让人实际参与股东会议、增资的,应认定其已取得股东资格,股权转让合同履行完毕。

三、赵律师点评

一桩看着简单、其实很难的跨国股权买卖

案情本身不复杂。一家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注册的股份公司,一名股东把自己名下百分之二的股权,以人民币七万五千元的价格转让出去。协议约定:收到款项后六十日内开始向公司注册管理机构提交变更申请,九十日内完成变更登记手续;协议的订立、生效、解释、履行和争议解决,适用中国法律。

受让人分两次付清七万五千元。之后,转让方没有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受让人起诉,要求解除协议、返还价款及利息。

如果这是一家中国公司,答案几乎不用想:收了钱不办过户,构成违约,解除、退款、赔偿,一条龙。

但这是一家美国公司。于是第一个问题冒出来了:该用哪国的法律来判断这件事?

这个问题不解决,后面的分析全是空中楼阁。因为中国法和加州法对“股权什么时候算转到我名下”,答案可能不一样。按中国公司法的思路,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变更以股东名册记载为准,对外要办工商变更登记;可这家公司是股份公司,注册在加州,它有自己的规则。

所以二审法院把案件拆成了两半,分别找法。这个拆分方法,是本案最有价值的部分。

这里要说明一个背景:涉外股权转让纠纷,法院最先处理的往往不是“谁对谁错”,而是“用哪国法律判断对错”。这个前置问题叫准据法的确定,它决定后续所有分析的坐标系。坐标系选错,结论必然错。 比如同样是“股权什么时候转移”,中国法看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美国一些州看股票证书交付,英国法可能看对价支付和登记备案。所以跨境交易发生纠纷,第一步永远是找法,而不是找理。这也是为什么跨境合同里那条“适用法律”条款,价值远超它的字数。

还有一个操作层面的提醒:涉外案件的送达、取证、公证认证,程序比国内复杂得多。域外形成的证据要办理公证认证或者附加证明书;向境外当事人送达要按海牙送达公约或者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办理,时间往往要几个月。所以涉外诉讼的周期,不能按国内案件估。 起诉前要把这些程序成本算进去。

第一刀:合同本身适用中国法,因为双方选了

判决先处理合同。依据是《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本案的协议里写得很明确:本协议之订立、生效、解释、履行及争议解决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规定;本协议之任何内容与法律法规冲突,以法律法规为准。

再加上诉讼中双方都同意适用中国法,选择就成立了。所以,判断这份合同有没有违约、能不能解除,用中国法。

这一步的意义在于:合同是当事人自己的事,意思自治优先。你们选了哪国法,法院就尊重哪国法,只要不违反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这也是跨境交易里最常见、最该写清楚的一条条款。

很多合同模板里,这条写得很随意,甚至干脆没有。一旦出事,就要回到“最密切联系”去推测——合同签订地、履行地、标的物所在地、当事人住所地、公司登记地,每一个连接点都可能被主张,光这个前置问题就能打一年。

所以第一课:跨境合同的准据法条款,不是程序性套话,它决定了实体规则的入口。 写的时候至少要明确三件事:适用哪国法、排除哪国法、争议解决方式(诉讼还是仲裁、哪个法院或仲裁机构)。

关于意思自治,还有两个限制值得知道。一是不能规避强制性规定。 比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股权转让,早期法律要求审批,当事人不能通过选择外国法来绕开审批。二是不能违反公共秩序。 如果选择适用的外国法,其结果明显违背我国的社会公共利益,法院可以排除适用。这两条是安全阀,平时用不上,真用上时往往是致命的。所以选法条款不能随便写“适用某国法”,要结合交易结构、履约地、标的所在地综合判断,必要时请当地律师出具法律意见。

选法条款还有一个常见错误:写“适用中国法律”但没写具体法律名称,或者写了已废止的法律(比如合同法)。这时法院会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理解,用现行有效的民法典合同编。所以条款里最好写“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含港澳台地区法律)”,把范围界定清楚。

第二刀:股东资格适用公司登记地法,因为身份归公司管

合同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是第二个问题:受让人到底有没有成为股东?

这个问题不能用合同准据法。因为它不是“你们俩约定了什么”,而是“公司这个法人承认不承认你是它的成员”。这是组织法问题,归公司所在地管。

判决的依据是《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法人的主营业地与登记地不一致的,可以适用主营业地法律。

本案公司登记在加州,那么“受让人是否取得股东资格”就要按加州法律判断。

加州《公司法》第四百一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份的每个持有人均有权获得以公司名义签署的证书,该证书可由董事会主席或副主席、总裁或副总裁,连同首席财务官或助理财务主管、秘书或任何助理秘书联合签署,证明股份持有人所拥有的股权数量以及股份的类别或系列名称;证书上的任何或所有签名可以采用传真形式。

对照本案:公司总裁向受让人签发了一张股票证书,写明其享有百分之九的已足额付讫的非应税股票。按加州法,签发证书就是股东身份的凭证。

再加上两个事实:受让人参加过股东会议、参与过增资。这两件事说明他不只是拿到一张纸,而是实际以股东身份行事。

于是结论成立:受让人已经取得股东资格,股权转让合同履行完毕,无权要求解除。

第十四条这条规则,学理上叫“法人属人法”。它的意思是:一个法人的人格、能力、组织结构、成员权利义务,归它的登记地管。这条规则解决的是一个根本问题:谁有资格说“你是我的股东”。 答案是公司自己所在的那个法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本案不能用当事人选择的中国法来判断股东资格——当事人可以约定彼此之间的权利义务,但不能约定“公司该承认谁是股东”,那是公司所在地法律的事。这个区分,在跨境并购、红筹架构、协议控制这些场景里,几乎是常识,但对普通当事人来说非常反直觉。

法人属人法这条规则,在实务中还有一个延伸:公司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也按登记地法判断。比如公司对外担保,登记地法禁止的,即便中国法允许,也可能被认定无效;公司清算的顺序,也按登记地法执行。所以跨境交易的尽调,不只看财务报表,还要看公司所在地的组织法。

加州公司法的一个特点,是它对股东的保护比较强,尤其是对少数股东。比如董事的信义义务、股东的查阅权、派生诉讼的门槛,都有比较明确的规定。所以在加州设立的公司,即便大股东想“压”小股东,法律工具箱也比较齐全。 这也是很多科技公司选择在加州或者特拉华注册的原因之一。

为什么“没办变更登记”不等于“没履行”

这一点最反直觉。协议明明写了“九十日内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转让方没办,怎么就不算违约?

答案藏在“登记”这两个字在不同法域的不同含义里。

在中国,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股东名册的记载是内部生效要件,工商登记是对抗要件。受让人没被记入股东名册,公司可以不承认他的股东身份;没办工商变更,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所以在国内打这类官司,“有没有变更登记”几乎是决定性的。

但在加州,股份公司的股权归属,核心凭证是股票证书。公司签发证书、登记在股东名册上,股东资格就成立了。加州的公司登记机关(州务卿)备案的是公司层面的信息——章程、董事名单、年度报告,不是每个股东的名字。所以“向注册管理机构提交变更申请”这件事,在加州的法律框架里,本来就不是股权转让的生效条件。

判决正是抓住了这个差异:按加州法,受让人已取得股东资格;合同的目的已经达到;那么“没有办理某个手续”就不再构成根本违约。

这里有一个更普遍的道理:判断“合同目的是否实现”,要用标的所在法域的标准,不能用自己熟悉的那个标准。 中国人习惯看登记,美国人习惯看证书,德国人可能看公证,每个地方的游戏规则不一样。跨境交易里,最容易犯的错就是拿本国经验去套别人的制度。

再补充一个实务细节:外国法的查明。当事人主张适用外国法,要提供该国法律的文本;不能提供的,可以通过法律查明机构、中外法律专家、外交途径等渠道查明;确实无法查明的,适用我国法律。本案法院直接引用了加州《公司法》第四百一十六条第一款,说明当事人提供了法律文本,法院也做了核实。 这一步不能省——如果只是口头说“加州法律规定签发证书就取得股东资格”,法院不会采信。所以跨境诉讼的准备工作中,外国法查明是一项独立的工作,要提前做、要做扎实。

外国法查明的费用,通常由主张适用的一方先行垫付,最后由败诉方承担。查明的途径包括:当事人提供、法律查明机构出具意见、中外法律专家提供、外交途径获取。查明不了的,适用我国法律。所以跨境诉讼要有预算:外国法查明意见,一份可能要几万元。

给跨境股权交易的几条实务建议

这个案子虽然标的小,但暴露的问题很典型。做跨境股权交易,至少要注意五点。

第一,合同里把准据法写死,并且分开写。 不要只写一句“适用中国法”。要分别约定:合同的成立、效力、解释、履行适用某国法;股权归属、股东权利行使适用公司登记地法;争议解决适用某地法院或仲裁机构。本案就是靠这条把第一层问题解决了。

第二,弄清标的公司所在地的“股权凭证规则”。 是股票证书、是股东名册、是登记备案,还是三者结合?受让方拿到什么才算真正到手?这一点必须在签约前查清,最好让当地律师出一份书面意见。

第三,把交割条件写具体。 不要只写“办理变更登记”,要写清:谁负责准备文件、向哪个机构提交、提交什么、什么时候提交、对方要提供什么配合、逾期怎么办、费用谁承担。本案的协议写了“六十日内提交申请、九十日内完成登记”,算是比较清楚,但仍然没有约定“未完成登记的违约金”,这是可以改进的地方。

第四,把文件原件拿到手。 股票证书、股东名册摘录、董事会决议、公司存续证明,这些是证明股东身份最直接的证据。本案受让人能赢,靠的就是那张股票证书和参与股东会、增资的记录。

第五,留好行权痕迹。 参加股东会要签到、要签字、要留会议记录;增资要保留付款凭证和认购文件;分红要保留分配通知和到账记录。这些东西平时看着没用,出事时就是“我是股东”的铁证。

最后说一句:这个案子原告败诉,不代表他吃亏。他花了七万五,拿到了百分之九的股份(含另案受赠的百分之七),公司还在正常运营——他要的其实是股权,法院确认他早就拿到了,只是他自己不知道。

最后说一句这个案子的启示:“没办手续”不等于“没履行”,关键看合同目的是否实现。 受让人要的是股权,股权已经通过股票证书和实际行权取得了;至于“向注册管理机构提交变更申请”这个动作,在加州的法律框架里并不是股权转移的生效条件,它更像是一个备案。目的达到了,手段上的瑕疵就不构成根本违约。这个思路在国内案件里同样适用:判断违约是否严重,不看有没有违反某一条文字,看合同目的能不能实现。 一字之差,结论可能完全相反。

最后提醒一个合同设计的细节:如果交易涉及境外公司股权,最好在协议里约定“交割以公司登记地法律认可的方式完成”,并附上当地律师的法律意见书作为附件。这样即便双方对中国法下的“股权转移”理解不同,也能以登记地法律为准,减少争议。 这一条,是很多跨境交易吃过亏之后才补上的。

跨境合同的履行管理,还有一条经验:把关键节点做成“里程碑”。比如本次交易,可以设三个里程碑:付款完成、股权变更申请提交、股票证书签发。每个里程碑对应一笔付款或者一项义务,完成一个推进一个。这样即便某一环卡住,损失也可控,不会一次性把钱全砸进去。

同一笔交易,可能同时踩在两个国家的法律上。合同归合同管,身份归公司管;一个看你们约定了什么,一个看公司承认不承认你。跨境交易里最贵的错误,往往不是钱算错了,而是拿自己熟悉的那套规矩,去丈量别人的地。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L公司系在美利坚合众国加利福尼亚州注册的股份公司。2017年9月,靳某(受让方)与陈某周(转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鉴于陈某周在L公司合法拥有40%股权,现将该公司2%股权作价人民币7.5万元(币种下同)转让给靳某;陈某周在收到认购款项后的60日内,即开始向公司的注册管理机构提交变更申请,并承诺于90日内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本协议之订立、生效、解释、履行及争议解决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规定,本协议之任何内容与法律、法规冲突,则应以法律法规的规定为准;等等。

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曲某为股权实际受让人,靳某系受曲某委托签订协议。曲某分两次分别向陈某周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5万元、5万元,合计7.5万元。2017年9月25日,L公司向曲某签发第12号股票证书,载明:曲某享有公司9%的已足额付讫的非应税股票(包含另案中由丁某向曲某赠予、转让的7%股权)。

曲某诉至法院,称其依约支付股权转让款后,陈某周至今未办理股份变更手续,构成违约。故请求判令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返还曲某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等。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5日作出(2020)京04民初105号民事判决:驳回曲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曲某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31日作出(2020)京民终75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涉及的主要问题为涉外股权转让合同解除纠纷中准据法的确定。涉外股权转让合同解除纠纷既涉及转让合同本身,又涉及股东资格取得等合同履行事实判定问题,对转让合同、股东资格等不同法律关系,应分别确定准据法。

第一,关于涉外股权转让合同本身的准据法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中,《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本协议之订立、生效、解释、履行及争议解决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规定”,且曲某与陈某周均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符合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股权转让合同法律关系的准据法。

第二,关于股东资格取得的准据法确定。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规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法人的主营业地与登记地不一致的,可以适用主营业地法律。法人的经常居所地,为其主营业地。”本案中,受让人曲某以未取得股权为由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合同,涉及曲某是否取得股东资格的判断,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应适用公司登记地法律,L公司登记地为美利坚合众国加利福尼亚州,故应适用《加利福尼亚州公司法》判断曲某股东资格问题。

对此,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公司法》416(a)规定:“公司股份的每个持有人均有权获得以公司名义签署的证书,该证书可由董事会主席或副主席或总裁或副总裁连同首席财务官或助理财务主管或秘书或任何助理秘书联合签署,证明股份持有人所拥有的股权数量以及股份的类别或系列名称。证书上的任何或所有签名可以采用传真形式。”本案中,丁某作为L公司总裁,向曲某签发股票证书,按照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规定,曲某已取得L公司股东资格,同时结合曲某参与股东会议、增资的行为,可以认定曲某已成为L公司的股东,《股权转让协议》履行完毕,曲某无权要求解除合同。因境外公司股权转让引起的纠纷,涉及股权转让合同本身、股东资格取得等不同法律关系的,应当分别确定准据法。其中,关于股权转让合同本身,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关于股东资格是否已经取得,则应适用公司登记地法律,主营业地与登记地不一致的,可以适用主营业地法律。

案号:(2020)京民终753号 审理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1-03-31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6-10-2-298-001)。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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