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刘某诉向某、南充市顺庆区某刺青馆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案

2024年6月4日，原告刘某（时年15周岁）在手机上刷到南充市顺庆区某刺青馆宣传视频，出于好奇，与该刺青馆经营者向某互加好友，并通过微信支付定金人民币200元（币种下同）。次日，刘某赴该刺青馆挑选图案，向某在未认真核实刘某年龄、身份，亦未取得其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便依刘某请求在其左手臂上纹满南瓜花型文身，同时收取了700元费用。同日，刘某母亲得知此事，当即从工作地上海赶回南充，并通过公安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与向某协商清洗费用，未果。后原告刘某提起诉讼，认为向某案涉行为违法，请求法院判令向某、某刺青馆赔偿精神损失费、文身清洗费、刘某母亲李某平的往返车费、误工费等共计48000元。

被告向某等辩称：馆内已有明确标识，不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未成年人自愿前来文身，其没有义务索要和查看顾客身份证，因其不存在过错，故不同意承担原告所主张的费用。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及相关法律规定进行释法明理：

第一，关于未成年人是否可以“自愿”文身。民法典第十九条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据此，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与其年龄、智力及社会经验不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须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方为有效。文身实质是在人身皮肤上刻字或图案，属于对身体侵入式动作，破坏皮肤保护层，具有易感染、难复原等特质。而且，文身容易导致被标签化，可能影响未成年人未来参军、公务员录用等职业选择重大权益。显而易见，文身不属纯获利的民事法律行为，且并非与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行为。

正是基于此，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的《未成年人文身治理工作办法》（国未保办发〔2022〕6号）第四条亦提出“任何企业、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第五条第一款进一步明确“文身服务提供者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明不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对难以判明是否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本案中，未成年人刘某虽系“自愿”文身，但其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控制和辨别能力有限，对文身引起的相应后果缺乏正确判断，其监护人对文身一事事先不知情，事后亦不追认，故案涉行为无效。

第二，关于被告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尽管案涉刺青馆店内有不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标识，但作为文身行业经营者，向某在未仔细核实刘某年龄的情况下，仅凭口头询问和外貌判断原告刘某为成年人，未尽必要的审慎注意义务，故其在监护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为刘某提供文身服务，存在明显过错，依法应当赔偿刘某清洗文身的费用。同时，刘某母亲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未能妥善履行监护职责，对刘某疏于教育监督管理，也存在一定过错。

经过多轮“背靠背”调解，向某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给未成年人刘某造成了伤害，同意进行赔偿；刘某母亲也意识到自己存在对未成年子女教育监管缺失的责任。双方最终达成和解：由向某向刘某支付清洗文身费用及精神抚慰金6000元。被告向某当庭履行完毕，原告撤诉。

1.文身行为不属纯获利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因未成年人“自愿”而产生效力。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尚不能清楚判断文身对其身体和权益带来的损害及影响，无论其是否自愿，未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2.文身行业经营者除在店内设置不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标识外，还应当尽到审慎核查未成年人年龄身份义务，对难以判明是否为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文身行业经营者未履行审慎核查未成年人身份义务，应当承担相应侵权责任。

3.调解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妥善制定调解方案，实质化解矛盾纠纷。文身行为关乎未成年人人身权益保护和健康成长，应当依法划分监护人和侵权人之间的责任，在认定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同时，督促父母等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责任，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