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西安某数字娱乐发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上海某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

西安某数字娱乐发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某数字公司）诉称：西安某数字公司拥有涉案作品的独家信息网络传播权。上海某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某企业公司）在其运营的“飞幕”手机客户端平台通过信息网络，非法向公众提供涉案作品《我的团长我的团》（以下简称《我》剧）的在线播放业务，2019年10月11日，西安某数字公司对此进行了公证证据。上海某企业公司的行为侵害了西安某数字公司的合法权益，给西安某数字公司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西安某数字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上海某企业公司：1.立即停止提供涉案作品《我的团长我的团》的在线播放业务；

2.判令赔偿西安某数字公司经济损失9万元，合理费用1万元（包括公证费1500元，师费7000元，其他调查取证及差旅费1500元），合计10万元。

上海某企业公司辩称：其通过“飞幕”App提供“听声识剧”服务以及为用户提供影视剧信息的行为属于合理使用，不构成侵权；西安某数字公司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10万元，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上海某企业公司App是创新业务模式，应当得到支持。

法院经审理查明：

西安某数字公司享有《我》剧独家信息网络传播权。上海某企业公司开发经营“飞幕”App，该应用宣称“是一款专为影视剧爱好者打造的产品”，提供“硬核黑科技【听声识剧】，仅听影视剧里的声音就能识别正在播放的片段”。

西安某数字公司取证发现，安装“飞幕”App，在“影视“板块点击“70周年之民族觉醒”，再选择“我的团长我的团”进入《我》剧简介页面。使用另一部手机播放《我》剧声音，使用“飞幕”App中的“听声识剧”，可识别声音所对应的《我》剧片段并在“飞幕”App中播放该片段。所播放的片段还可分享至“飞幕”App“影视笔记”栏目中供其他用户在线观看。西安某数字公司取证时就《我》剧数个片段的“听声识剧”行为以及“影视笔记”中提供数个该剧片段的点播服务进行取证。

北京互联网法院于2020年4月22日作出（2020）京0491民初2769号民事判决，判决上海某企业公司停止侵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西安某数字公司经济损失6万元、驳回西安某数字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上海某企业公司提出上诉。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于2021年8月22日作出（2020）京73民终1775号民事判决，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西安某数字公司的诉讼请求。西安某数字公司提出再审申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16日作出（2022）京民再62号民事判决，判决撤销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三项，变更一审判决为上海某企业公司向西安某数字公司赔偿经济损失1万元，驳回西安某数字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法院生效裁判认为：

关于“听声识剧”相关行为，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中的公众通过信息网络获得作品的可能性不应理解为公众实际获得作品或者获得完整的作品。公众实际获得作品的情况因存在涉及信息网络的软、硬件设备或者公众个人选择等差异而不同，以公众获得作品的数量、内容，甚至公众实际获得的作品对《我》剧的市场价值等因素来判断信息网络传播权中“提供作品”的行为是不合理的。并且，因权利人取证方式、策略等因素影响并未将被诉行为所提供的完整作品进行保全，不属于否定被诉行为提供完整作品使公众在个人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理由。同时，公众获得作品的可能性与提供作品行为的片段化方式无关。被诉公司将涉案作品以1分钟短视频集合的形式置于信息网络中，使公众使用“飞幕”App“听声识剧”功能时可获得《我》剧。

关于“影视笔记”相关行为，在案证据显示仅少量用户在涉案作品“影视笔记”栏目中发表评论并上传《我》剧片段的情况，不应作为认定被诉行为构成合理使用的认定依据。用户在“飞幕”App“影视笔记”栏目中发表对《我》剧的评论意见时上传可供其他用户点播观看的涉案作品片段非必要操作步骤，也不属于创作作品过程中的行为，不应认定为著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中的适当引用行为。

1.以AI技术识别音源，调取与他人影视剧中对应音源的时长片段提供给用户，使公众能够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他人影视剧片段，仍属于向公众通过信息网络提供他人影视剧的行为。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中的公众通过信息网络获得作品应理解为获得作品的可能性，公众实际获得作品的情况因存在涉及信息网络的软、硬件设备或者公众个人选择等差异而不同，不能以公众实际获得作品或者得作品的完整度来判断向公众提供作品行为。

2.用户在网络平台公开发表影视评论时上传相关影视剧片段，不属于著作权法所规定的创作作品过程中适当引用他人已发表作品用于介绍、评论或者说明问题的合理使用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