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李某、牛某斌等人故意毁坏财物宣告无罪案
一、案情速览
二零一六年五月,厦门一家体育公司在游泳馆周边挂出低价招生广告布。三名刚离职的游泳教练认为这直接影响自己招生,十几天里指使他人或者自己动手,撕毁广告布六次,财物损失合计一千六百九十九元。
案发后,两人分别赔偿三万元、八千元,取得谅解。一审四人均被判处罚金;二审以事实不清发回重审;重审认定三人构成犯罪但免予刑事处罚、一人证据不足无罪;二审最终改判三人无罪,检察机关抗诉被驳回。
改判的理由不是「没干」,而是「不值」:毁坏次数虽然在三次以上,但损失一千六百九十九元,明显低于五千元的数额标准,赔的钱远超损失,综合起因与退赔,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
二、裁判要点提炼
故意毁坏财物罪有「数额较大」和「其他严重情节」两个入罪标准。参照立案追诉标准,「数额较大」一般把握在五千元以上,毁坏三次以上或者纠集三人以上公然毁坏属于「其他严重情节」,但「其他严重情节」必须与「数额较大」在社会危害性与刑事处罚必要性上具有相当性,不能唯次数论。
毁坏次数在三次以上,但造成损失明显低于五千元,综合事情起因、退赔情况,实际社会危害程度与刑事处罚必要性明显低于「数额较大」情形的,属于《刑法》第十三条「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
三、赵律师点评
六块广告布,一千六百九十九元
事情从一份工作开始。
李某、牛某斌、王某锁三个人,从二零一四年起在厦门一家体育公司当游泳教练。这家公司在某活动中心的游泳馆承包了场地,做游泳培训。后来三个人和公司老板在工资待遇上闹了矛盾,先后离职。
二零一六年四月,三个人合伙,自己干游泳培训。他们带学员进的是同一个游泳馆——正常买门票进去,用场地做教学。
一个月后,公司开始做招生广告布,挂在游泳馆周边,价格比往年低。三个人一看就急了:这个价格直接冲击他们刚起步的招生。
于是有了后面十几天的事。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五日到六月二日,他们共同指使林某域去撕、或者李某自己动手,把公司挂的广告布毁掉。
具体数目,判决写得很清楚:李某自己实施两次,毁坏的广告布价值四百六十元;林某域受指使实施四次,价值一千二百三十九元。合计一千六百九十九元。
案发以后,李某赔了三万元,林某域赔了八千元,公司出具谅解。
接下来是四年三级台阶。
一审,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判决:李某犯故意毁坏财物罪,罚金五千元;牛某斌罚金四千元;王某锁罚金四千元;林某域罚金三千元。四个人都定罪,都只罚钱。
牛某斌、王某锁上诉,说没有指使林某域。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判事实不清,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裁定发回重审。
重审,翔安区法院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三日判决:李某、牛某斌合谋指使林某域四次毁坏,三人均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但免予刑事处罚;王某锁因证据不足,无罪。
牛某斌继续上诉,检察机关同时抗诉,主张王某锁也构成犯罪。
二审,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判决:驳回抗诉,维持王某锁无罪;改判李某、牛某斌、林某域无罪。
从罚金到免予刑事处罚,再到无罪,三级台阶走完,前后四年。 四个人的角色,法院分得很细,这也是后面判决出现分歧的原因。
李某,自己动手两次,毁坏价值四百六十元;同时参与指使林某域。牛某斌、王某锁被指控与李某合谋指使林某域。林某域受指使实施四次,价值一千二百三十九元。
一审把四个人都定了罪,各处罚金。
二审发回重审的理由是「原判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问题就出在「谁指使了谁」这一层。指使是口头的、发生在几个人之间,没有录音、没有书面,只能靠供述和推断。
重审的结论出现了分化:李某、牛某斌合谋指使林某域四次,事实成立;王某锁合谋指使的证据不足,无罪。
同样是「被指控指使」,为什么牛某斌成立、王某锁不成立?差别在证据。牛某斌有其他被告人的供述指向,供述之间能互相印证;王某锁只有笼统的「大家一起商量」,没有具体的时间、地点、内容,也没有其他人的明确指认。刑事证明要求「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指使这种核心行为,只有模糊的传闻是不够的。
这个分化很能说明问题:同一个案子、同一批事实,四个人的结论可以完全不同。不是法院偏心,是每个人身上的证据不一样。
到二审,局面又变了一次。牛某斌上诉说自己只指使了两次、不应构成犯罪;检察院抗诉要求认定王某锁有罪。二审的处理是:驳回抗诉,维持王某锁无罪;同时改判李某、牛某斌、林某域无罪。
也就是说,二审不但没有给王某锁定罪,还把另外三个人的罪也撤了。理由是入罪标准本身不成立——一千六百九十九元,够不上「情节严重」。
五千元这条线,是故意毁坏财物的门槛
《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条写的是: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问题在于,「数额较大」到底是多少,刑法没写,最高法也没有专门司法解释。实务中参照的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三十三条:
造成公私财物损失五千元以上的; 毁坏公私财物三次以上的; 纠集三人以上公然毁坏公私财物的; 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这四项里,第一项是数额,后三项是情节。达到任何一项,公安机关就应当立案追诉。
法院参照适用的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10〕22 号通知的精神:最高法对相关经济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没有规定的,审理时可以参照适用立案追诉标准。
本案的数:一千六百九十九元。距离五千元差三千三百零一元。
按第一项,不够。
按第二项,够了——毁坏六次,远超三次。
按第三项,也够——三个人以上,公然毁坏。
所以案子真正的战场不在「有没有毁坏」,而在「次数够了,是不是就一定构成犯罪」。
顺带说清五千元这个数字的性质。它不是立法机关定的,是二零零八年立案追诉标准里写的,沿用至今。十几年过去,物价变了,五千元的实际分量比当年轻了不少,但标准一直没有调整。实务中,各地法院对「数额较大」的把握基本围绕这条线,个别地方对特殊对象(文物、公益设施、救灾物资)会从严,对邻里纠纷、家庭矛盾引发的会从宽。
还有一点:五千元是「损失」,不是「物品原价」。撕掉六块广告布,损失是布的重置价加上重新制作、悬挂的费用,不是广告带来的招生损失。本案一千六百九十九元,就是按被毁广告布本身的价值算的。如果把「招生受影响」也算成毁坏财物的损失,数字会完全不同——但那是间接损失,刑事上不认,民事上也要证明因果关系。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本案金额这么低:法院只算布的钱。
次数够了,为什么还是不行
这是本案最有价值的一段说理。
判决先承认:次数确实在三次以上。然后话锋一转——不能唯次数论。
理由是体系解释。同一个罪名下面并列着两个入罪标准,「数额较大」和「其他严重情节」,它们不是各走各的,而要保持在处罚必要性上大致相当。五千元对应的社会危害是基准线;「三次以上」对应的是行为频度,是间接衡量,不能反过来压过基准线。
用大白话说:撕六块布损失一千七百元,和毁坏五千元的财物,哪个更该坐牢?答案很清楚。如果只因为「次数多」就把前者入罪,等于说「少量多次」比「一次大额」更严重,这就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
判决还补了两个具体理由。
一是赔偿。一千六百九十九元的损失,李某赔了三万、林某域赔了八千,公司实际拿到的远超损失,还出具了谅解。被害人的损失已经填平,甚至填得过多。
二是替代手段。这类纠纷用民事赔偿、治安处罚就能处理,不必动用刑罚。故意损毁公私财物在治安管理处罚法里也有罚则,可以拘留、罚款。
结论落回《刑法》第十三条: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
这个说理的分量在于,它给所有「次数型」入罪标准划了一道杠——次数是形式,危害是实质。次数达标只是「可以立案」,不是「必须定罪」。 赔偿这件事,值得单独算一笔账。
损失一千六百九十九元,赔了三万八千元(李某三万、林某域八千),是损失的二十二倍。
这个数字不是法院判的,是当事人自己谈的。谈的时候,四个人正面临刑事追诉——一审已经判了罚金,案子还在往上走。对他们来说,赔钱换谅解,是为了争取从轻;对公司来说,拿到远超损失的赔偿,比坚持追刑更实际。
这种「超额赔偿换谅解」在轻微刑事案件里非常普遍。它不是行贿,也不是敲诈,法律上是允许的:被害人对民事部分有处分权,赔多少、要不要谅解,双方自愿就行。
但要看清它的作用边界。
第一,赔偿影响量刑,不影响定罪。本案赔了三万八、拿了谅解,一审照样判罚金,重审照样认定三人构成犯罪(只是免予刑事处罚)。真正让三个人无罪的是「损失远低于五千元」这个客观事实,不是赔偿。
第二,赔偿的时点很重要。立案前赔,可能争取不立案;审查起诉阶段赔,可能争取不起诉;一审前赔,可能争取缓刑或者免刑;二审才赔,作用有限。本案赔偿发生在一审前后,赶上了「从轻」的窗口,但没赶上「不立案」的窗口。
第三,「超额」不等于「随便要」。如果被害人以「不给钱就让你坐牢」为要挟,索取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的财物,可能触及敲诈勒索的边界。实务中判断的标准是有没有「以刑事追诉相要挟」和「数额是否明显超出合理赔偿范围」。本案三万八对应一千六百九十九元的损失,确实偏高,但考虑到四个人主动、多次、带有压制竞争对手的目的,这个数字在社会观念里还算能被接受,没有被认定为敲诈。
换个角度:如果这四个人当初不撕广告布,而是去起诉公司不正当竞争、去劳动仲裁要工资,成本可能更低,效果可能更好。
免予刑事处罚不是无罪,差别在哪
这三级台阶值得掰开讲,因为很多人分不清。
第一步,一审罚金。四人都被认定有罪,判处罚金。罚金是刑罚的一种,判了就是有罪,会留案底。
第二步,重审「定罪免刑」。法院认定三人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但免予刑事处罚。免予刑事处罚的意思是:罪成立了,但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所以不判刑。它仍然是有罪判决——案底照样有,只是不用坐牢、不用交罚金。
这就是为什么牛某斌还要上诉。因为「免予刑事处罚」和「无罪」在生活里的差别太大了:一个是「犯过罪但没罚」,一个是「没犯过罪」。找工作、政审、子女报考某些岗位,这两句话的分量完全不同。
第三步,二审改判无罪。厦门中院直接把三个人的有罪判决撤掉,改判无罪。
顺带说清抗诉这件事。本案二审有两股力量在推:被告人牛某斌上诉,要求更轻;检察机关抗诉,要求更重(认定王某锁有罪)。二审一并审理,结果是驳回抗诉、改判三人无罪。
这里有个常被误解的点:上诉不加刑,是指被告人一方上诉的,二审不得加重刑罚。但检察院抗诉的案件不受这条限制,理论上可以加刑。本案检察机关是为「别人」抗诉(要求给王某锁定罪),不是针对自己,所以对三名上诉人的改判不受影响。
四年走完,最后拿到的是一份无罪判决。这中间的代价——律师费、时间、精神消耗——判决书里看不到。
东西被毁了,刑事、治安、民事三条路怎么选
如果你的财物被人故意毁坏,先算清账,再选路。
第一条,刑事。门槛是五千元以上,或者三次以上,或者纠集三人以上公然毁坏。达到的,报案,要求立案;公安不立案的,要《不予立案通知书》,向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或者符合条件时提起自诉。
第二条,治安。损失不到五千元、次数不多、情节不重的,走治安案件。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故意损毁公私财物有拘留、罚款的规定。这条路的优点是快,缺点是赔不了钱——治安处罚是罚给国家的,你的损失还得另算。
第三条,民事。侵权之诉,要求赔偿实际损失。实际损失怎么算?被毁物品的重置价、修复费用、因毁坏导致的合理支出。间接损失(比如广告布被撕导致招生减少)原则上要证明因果关系,实务中很难全额支持。
本案被害公司走的是「先刑事后协商」:报案,同时接受赔偿三万八千元。这个数字谈下来,远超一千六百九十九元的实际损失。原因不难理解——对方四个人面临刑事追诉,赔偿意愿和谈判地位完全不一样。
但要提醒一句:赔偿和谅解不是免罪符。本案赔了钱、拿了谅解,一审照样判了罚金,重审照样定了罪(只是免罚)。真正让三人无罪的,是损失金额与次数之间的失衡,不是赔偿本身。赔偿影响的是量刑,不是定罪。
最后一句给正在气头上的人:本案四个人原本是工资纠纷里的受害方,离职、创业、被低价挤压,心里有气可以理解。但气出在六块广告布上,四年官司、三份判决、一笔远超损失的赔偿,最后拿到的是一份「无罪」——这四个字抵不上四年的折腾。 回到纠纷的源头:这三个教练和公司之间,本来是一场劳动纠纷加市场竞争纠纷。
工资待遇谈不拢,可以走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追索劳动报酬、主张经济补偿,这条路径不收费、周期可控,仲裁裁决还可以申请法院执行。
认为公司低价招生构成不正当竞争,可以收集证据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或者提起民事诉讼。低价销售本身不一定违法,但如果存在低于成本价倾销、捏造散布虚假信息、商业诋毁,就有对应的规制手段。
这些路径的共同点是:把冲突交给第三方裁决,自己不动手。
四个人选了最差的一种——直接去毁对方的财物。结果是:原本可能站在原告席上的人,全部坐到了被告席;四年时间、三份判决、三万八千元赔偿,最后拿到的是一份无罪判决,而不是赔偿款。
自力救济在法律上不是完全禁止。民法典规定了自助行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的财物等合理措施,但是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
注意这里的限定:情况紧迫、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必要范围、立即请求处理。撕六块广告布,一条都不符合——不紧迫、有公权力可用、超出了必要范围、事后也没请求处理。
一句话:气可以生,手不能动。 最后给一个判断顺序,遇到「我的东西被毁了」时按这个走。
第一步,算损失。把被毁物品的重置价、修复费、因毁坏产生的直接支出(比如重新制作广告布的费用)加总。这个数字决定走哪条路。
第二步,看有没有「次数」「人数」「公然」这三个情节。三次以上、三人以上、当众实施,即使金额不到五千,也可能被立案。
第三步,报案并要求书面结论。立案了,跟进刑事附带民事;不立案,要《不予立案通知书》,向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
第四步,治安与民事同时走。治安处罚快,能出气;民事赔偿实,能拿钱。两条不冲突。
第五步,如果决定自诉或报案,先把证据备齐:监控、照片、购买凭证、维修报价、证人。财物类案件的证据比人身类更依赖书证,事后补不了。
这个案子讲的是「次数」和「数额」的关系,但底下还有一层更实用的东西:刑事门槛是怎么被跨过、又是怎么被挡住的。
三层规则。
第一层,数额是主,次数是辅。「三次以上」写在立案追诉标准里,但它衡量的是行为频度,不能替代危害后果。次数达标,只说明可以立案;够不够罪,还要看损失与五千元基准线是否相当。本案六次、一千六百九十九元,法院认定不相当。
第二层,赔偿能减刑,不能免罪。赔三万八、拿谅解,一审仍然判了罚金,重审仍然定了罪。真正让三人脱身的是「损失远低于标准」这个客观事实。反过来说,如果本案损失是五万,赔五十万也换不来无罪。
第三层,免予刑事处罚不是无罪。它是「有罪但不罚」,案底照留。这一点在实务里被误解得最多——很多人拿到「免予刑事处罚」就以为没事了,其实和「无罪」差着一整个政审。
还有一句要留给读者:遇到纠纷,先想清楚哪条线是自己的战场。本案四个人如果一开始走劳动仲裁要工资、走民事起诉对方不正当竞争,都比撕广告布划算。动手那一刻,他们从原告席换到了被告席。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某体育公司在某活动中心游泳馆承包场地,用于开展游泳培训等项目。被告人李某、牛某斌、王某锁自2014年开始在该公司担任游泳教练,后与该公司经营者在工资待遇等方面发生纠纷。李某、牛某斌、王某锁先后离职,后于2016年4月合伙开展游泳培训,主要是通过正常购买门票的方式带学员进入该活动中心游泳馆进行培训。
2016年5月14日,某体育公司开始制作有关游泳培训的广告布,宣传其游泳培训班价格低于往年价格,并将广告布悬挂于上述游泳馆周边。被告人李某、牛某斌、王某锁认为该价格将直接影响其培训招生,遂于2016年5月15日至6月2日,共同指使被告人林某域,或者由李某毁坏某体育公司悬挂的游泳培训广告布。其中,李某实施两次毁坏行为,毁坏的广告布价值合计460元;林某域受指使实施四次毁坏行为,毁坏的广告布价值合计1239元。
案发后,被告人李某、林某域分别向某体育公司支付赔偿款30000元、8000元。鉴于二人认罪悔罪态度好,某体育公司对李某、林某域表示谅解。
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23日作出(2017)闽0213刑初289号刑事判决:被告人李某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被告人牛某斌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被告人王某锁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被告人林某域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宣判后,被告人牛某斌、王某锁主张其没有指使林某域实施所涉犯罪行为,以原判认定其犯故意毁坏财物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判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于2018年6月1日作出(2018)闽02刑终192号刑事裁定,发回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3日作出(2018)闽0213刑初36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某、牛某斌合谋指使林某域四次实施破坏广告布的行为,李某、牛某斌、林某域均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免予刑事处罚;
以证明被告人王某锁合谋指使林某域实施故意毁坏财物罪的证据不足为由认定其无罪。宣判后,被告人牛某斌以其仅指使林某域实施两次毁坏行为、不应构成犯罪为由提出上诉,检察机关提出抗诉,认为应依法认定被告人王某锁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3日作出(2019)闽02刑终413号刑事判决:驳回抗诉,维持被告人王某锁无罪判项;改判被告人李某、牛某斌、林某域无罪。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如何把握故意毁坏财物罪中“其他严重情节”的入罪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条对故意毁坏财物罪设定了“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两个入罪标准。对于上述入罪标准的具体把握,尚无司法解释作出明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公通字〔2008〕36号,以下简称《立案追诉标准》)第三十三条规定:“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一)造成公私财物损失五千元以上的;(二)毁坏公私财物三次以上的;(三)纠集三人以上公然毁坏公私财物的;(四)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犯罪审判中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的通知》(法发〔2010〕22号,以下简称《通知》)的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对相关经济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没有规定的,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犯罪案件时,可以参照适用有关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实践中,故意毁坏财物罪的认定一般可以参照适用《立案追诉标准》,即“数额较大”的标准一般把握在五千元以上;毁坏公私财物三次以上或者纠集三人以上公然毁坏公私财物的,认定为有“其他严重情节”。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具体参照适用过程中,应当确保情节把握上的体系协调,即确保“其他严重情节”与“数额较大”在社会危害性、刑事处罚必要性方面具有相当性。通常而言,数额是故意毁坏财物犯罪危害后果的直接反映,能够较为客观地评价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处罚必要性。而“其他严重情节”侧重于从行为方式、频度等角度来间接衡量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处罚必要性,因而可能出现行为次数符合立案追诉标准,但是实际的社会危害性明显低于“数额较大”标准的情形。
故实践中不宜简单、机械地唯行为次数论,仅以故意毁坏公私财物在三次以上为由予以定罪处罚,而是应当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体系解释要求,结合全案情节综合评判其是否与《立案追诉标准》所列其他情形在社会危害程度和刑事处罚必要性上具有相当性。虽然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的次数在三次以上,但是造成公私财物损失明显低于五千元,综合事情起因、退赔情况等因素,实际的社会危害程度和刑事处罚必要性明显低于“数额较大”情形,构成刑法第十三条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应当依法不予以定罪处罚。
本案中,在案证据证实,被告人李某、牛某斌、王某锁为了经营利益,合谋指使林某域实施四次故意毁坏竞争对手的广告布,李某另外直接实施两次毁坏行为。虽然故意毁坏财物的次数在三次以上,但是被毁坏财物价值为1699元,明显低于五千元的财物损失标准,并未达到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社会危害程度。并且,被毁坏财物的价值较低,可以通过民事赔偿、治安处罚等手段进行处理,而被害人也实际获得了远超其财物损失的赔偿。经综合考量李某等人的行为性质、目的动机、行为对象、手段、危害后果及过错程度等因素,法院依法判决各被告人无罪。对于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的故意毁坏财物罪“数额较大”和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入罪标准,在认定罪与非罪时应当作体系性把握。在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三十三条时,应当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体系解释的要求,不能唯次数论;
对于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的次数虽然在三次以上,但是造成公私财物损失明显低于五千元的,不能仅以故意毁坏公私财物在三次以上为由予以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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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号:(2019)闽02刑终413号 审理法院: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0-12-23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6-05-1-23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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