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邓某强串通投标案

一、案情速览

2013 年底，佛山南海一个村委会的项目招标，底价年租金 800 万元。邓某强和另外五个人拿到了竞标资格。开标前一天，其中一个人在宾馆开了个房间，把大家叫去谈：你们几个退出，每人拿 130 万元。第二天，梁某刚以 802 万元竞得。

2018 年 4 月，公安对梁某刚等人立案侦查，讯问了人、采取了强制措施，但没有对邓某强采取措施。同年 8 月，邓某强在另一起走私案受审时主动交代了串标的事，还让妻子退缴了 130 万元。2022 年 4 月，他又去投案。

一审判八个月。二审发回重审。重审直接裁定终止审理——理由是已过追诉时效。检察院抗诉，中院驳回。判决讲清了一件事：立案了，但没有对你采取措施、也没有移送起诉，你也没跑，那五年时效照常走。

二、裁判要点提炼

串通投标罪情节严重的，法定最高刑为三年有期徒刑，追诉时效期限为五年，自犯罪之日起计算。公安机关在追诉时效期限内虽已立案，但未对行为人采取相关侦查措施，更未移送起诉，行为人主动向司法机关反映情况并退缴赃款，不存在逃避侦查情形的，应受追诉时效期限的限制。

行为人所犯后罪实施时间在前罪之前的，不属于在追诉期限以内又犯罪，不发生前罪追诉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重新计算的效果。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应当终止审理。

三、赵律师点评

八百万元的底价，八百零二万元的成交价

先看这笔生意是怎么做的。数字很小，但信息很足。

2013 年底，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某街道某村委会，就一个项目发布招标公告。底价：年租金 800 万元。

这个「底价」是什么意思？是招标方愿意接受的最低价格。低于 800 万元，不成交。

报名的人里，有六个拿到了竞标资格：邓某强、唐某金、梁某刚、陈某明、刘某枫、黄某洪。

六个人，一个标的。正常情况是竞价，谁出得高谁拿。

2013 年 12 月 3 日，开标前一天，唐某金把各竞标人约到某街道的一家宾馆房间里，谈了一件事。

谈的结果，判决写得很清楚：「约定邓某强、陈某明、刘某枫、黄某洪等人各收取梁某刚等人支付的 130 万元好处费，退出竞标。」

一句话：四个人退出，梁某刚给钱。

四个人，每人 130 万元。算一下：130 万 × 4 = 520 万元。

第二天，12 月 4 日，梁某刚以 802 万元的价格竞得该项目。

802 万元。底价是 800 万元。

**只比底价高了 2 万元。**

这个数字，是全案最要紧的一处。一个年租金底价 800 万元的项目，如果六个人真竞价，成交价可能是 900 万、1000 万，甚至更高。但因为四个人退了，只剩梁某刚（和他安排的人），成交价就卡在 802 万元——刚过底价。

村里少收了多少租金？判决没有算这个数，但从常理推：如果竞争充分，多出 100 万元一年并不奇怪。按租期若干年算，损失会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

这就是串通投标的危害所在：它损害的不是某一个投标人，是招标人（本案是村集体）的利益。

这一节的最后，交代一下时间线，因为后面全案都绕着时间转：

2013 年 12 月 3 日，宾馆谈判，约定退标与好处费。

2013 年 12 月 4 日，梁某刚以 802 万元竞得。

犯罪之日：2013 年 12 月。

之后五年，风平浪静。

2018 年 4 月 28 日，公安对梁某刚等人的串通投标行为立案侦查。

2018 年 8 月 6 日，邓某强委托妻子上缴违法所得 130 万元。

2022 年 4 月 8 日，邓某强向公安机关投案。

从 2013 年 12 月到 2022 年 4 月，八年四个月。这个跨度，是本案全部争议的来源。

串通投标罪，最高判三年

要算时效，先要确定「法定最高刑」。

《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利益，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投标人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利益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三年。这是这个罪的法定最高刑。没有「情节特别严重」的升档——不像很多经济犯罪分两三档，这个罪只有一档。

注意这一点：不管串标造成多大损失、收了多少好处费，法定最高刑都是三年。

本案四个人各收 130 万元，合计 520 万元，村集体可能少收几百万租金——但法定最高刑还是三年。

这就是罪刑法定：立法者认为这个罪的危害程度，最高就是三年。

好，法定最高刑三年，追诉时效多久？

《刑法》第八十七条：「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二）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三）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十五年；（四）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三年，落在第一项：「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

所以追诉时效是五年。

判决的表述：「邓某强涉嫌串通投标罪，情节严重，法定最高刑为有期徒刑三年，追诉时效期限为五年。」

五年，从哪天算起？

《刑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本案的犯罪之日：2013 年 12 月。具体说，是 12 月 3 日的谈判，或者 12 月 4 日的竞得。

判决用的是「本案发生于 2013 年 12 月」。

那么五年期满就是 2018 年 12 月。

判决的原话：「本案发生于 2013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2 月追诉期限即届满。」

对比一下时间线：

2018 年 4 月 28 日，公安立案。此时离时效届满还有 8 个月。

2018 年 8 月 6 日，邓某强退缴 130 万元。此时离时效届满还有 4 个月。

2018 年 12 月，时效届满。

2022 年 4 月 8 日，邓某强投案。此时已经超过时效 3 年 4 个月。

所以，如果时效没有被中断、没有延长，那 2018 年 12 月以后就不能再追了。

但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2018 年 4 月公安已经立案了，立案能不能让时效停下来？

这正是本案的核心争点。

立案了，时效为什么还在走

很多人有一个直觉：只要公安立了案，时效就停了，什么时候抓到都算。

这个直觉，一半对一半错。

对的那一半：《刑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注意这句话的结构：「立案侦查……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两个条件：立案 ＋ 逃避。

只有立案，没有逃避——时效照走。

这就是错的那一半，也是本案的关键。

本案的事实是什么？判决查得很细：

「公安机关于 2018 年 4 月 28 日对梁某刚等人串通投标行为立案侦查，后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讯问、采取了强制措施，但未对邓某强采取相关措施。」

拆开看：

第一，立案了。 2018 年 4 月 28 日，对「梁某刚等人」的串标行为立案。注意，是「梁某刚等人」，邓某强在不在这个「等」里？从后文看，立案时没有把邓某强列为重点。

第二，讯问了人、采取了强制措施。 对「相关人员」——但不是邓某强。

第三，没对邓某强采取任何措施。 没有讯问、没有取保、没有拘留、没有通知。

第四条最重要：邓某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被侦查。

那邓某强在干什么？

「邓某强在 2018 年 8 月因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受审期间，主动供述串通投标事实并全额退缴赃款，但司法机关未对其追诉。」

这一段极其关键。它说明：

第一，邓某强主动交代了。 他在另一起案子受审时，主动说了串标的事。

第二，他退了钱。 130 万元，全额退缴。

第三，司法机关没追诉。 也就是说，公安、检察院知道了这件事，但没有对他立案、没有起诉。

第四，他后来还去投案了。 「邓某强在走私普通货物罪刑满释放后，于 2022 年 4 月 8 日再次投案。」

一个人主动交代、主动退钱、后来又主动投案——这样的人，怎么可能「逃避侦查」？

判决的结论：「邓某强不存在逃避侦查的情形，不符合不受追诉期限限制的规定。」

这句话是全案的核心。它把「立案」和「逃避」两个条件分开了：立案是客观事实，逃避是主观加客观的行为。只有前者，不中断时效。

为什么法律要这么规定？

想一想立法目的：时效制度的价值，是「经过一定时间，社会秩序已经恢复，再追诉的意义下降」。但如果犯罪嫌疑人一直在逃，社会秩序没有恢复（被害人还在等），所以不给他时效的保护。

反过来，如果一个人没有逃、就在原地、还主动交代，那「社会秩序恢复」这个条件就满足了，时效应当照走。

本案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为什么公安立案了却没对邓某强采取措施？

判决没有解释原因。但从常理推，可能是：立案时只掌握了梁某刚等人的线索，邓某强的角色（收钱退标）是后来才查清的；也可能是办案重心在梁某刚身上，其他人暂时搁置。

不管什么原因，法律后果是一样的：没采取措施，就没有中断时效。

这一点对办案机关是一个提醒：**立案不等于「锁定」**。如果想让时效停下来，必须对具体的人采取措施（讯问、强制措施、网上追逃）。只对「某某等人」立案，不落实到人，时效照走。

那检察院抗诉的理由是什么？

判决没有详细写抗诉理由，但从结论看，检察院大概主张：2018 年 4 月已经立案，同年 8 月邓某强还主动供述了，说明司法机关已经知道他的犯罪事实，应当视为已追诉，时效应当中断。

这个主张没有被采纳。为什么？因为「知道」不等于「追诉」。追诉要有具体的诉讼行为——立案、讯问、采取强制措施、移送起诉。仅仅「知道了但没动」，不构成追诉。

另案一个罪，为什么没能让时效重来

时效还有一条规则，是检察院可能用的第二个理由。

《刑法》第八十九条第二款：「在追诉期限以内又犯罪的，前罪追诉的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

这条叫「时效重新计算」。逻辑是：一个人在时效期内又犯罪，说明他没改造好，那前罪的时效就从他犯后罪那天重新开始算。

本案能不能用这条？

关键在于：邓某强的「后罪」（走私普通货物罪）是什么时候犯的？

判决的回答非常明确：「邓某强所犯走私普通货物罪虽是 2018 年审理，但实施犯罪时间是 2010 年，即在本案发生之前，故本案也不存在追诉时效期限重新计算的情形。」

2010 年。串标是 2013 年 12 月。

走私在前，串标在后。

所以，串标不是「在追诉期限内又犯罪」的那个「后罪」——恰恰相反，它是「后罪」之后的行为。

而走私罪的判决是 2018 年，那只是「审理时间」，不是「犯罪时间」。刑法看的是犯罪时间，不是审判时间。

这个区分很容易混。一般人会说「他 2018 年还在打官司，说明他 2018 年在犯罪」——不对。2018 年是法院在审他 2010 年干的事。

所以第八十九条第二款用不上。

那反过来想：串标（2013 年）之后，邓某强还有没有犯别的罪？

从判决看，没有。他 2018 年因走私罪受审（犯罪时间 2010 年）、刑满释放、2022 年投案。中间没有新的犯罪。

所以时效没有重新计算。

两条路都走不通，结论就出来了：2018 年 12 月，追诉时效届满。

那程序上怎么处理？

《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二）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

本案是「已经追究」——已经起诉到法院了。所以处理方式是「终止审理」。

重审法院 2023 年 8 月 2 日作出（2022）粤0605刑初2228 号刑事裁定：终止审理。

检察院抗诉。2023 年 10 月 30 日，（2023）粤06刑终475 号刑事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裁定。

这里要说一下「终止审理」是什么意思。

它不是「无罪」。无罪是「认定你不构成犯罪」；终止审理是「这个案子不能再审下去了」，因为有一个程序上的障碍（时效届满）。

两者的实际效果类似（都不用负刑事责任），但性质不同：

无罪判决，说明「你没犯罪」；终止审理，说明「即使你犯了，也不能再追究」。

对当事人来说，这个区别有意义：无罪是「清白」，终止审理是「不再追究」。前者更彻底，后者留了一个「事实存在但不再追究」的尾巴。

本案还有一个细节：一审曾经判过八个月。

2022 年 8 月 12 日，（2022）粤0605刑初1686 号：串通投标罪，有期徒刑八个月，罚金二万元；与前罪未执行完毕的刑罚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罚金 192 万元。

注意「与前罪未执行完毕的刑罚并罚」——他走私罪的刑期还没服完，所以数罪并罚。

然后二审发回重审（2022 年 10 月 26 日，理由「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重审才改成终止审理。

这个转折很有意思：二审发回的理由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但重审没有去查清事实，而是直接终止审理——因为它发现了一个更前置的问题：时效。

程序上，时效问题优先于事实问题。一个案子如果过了时效，就不必再查事实了。

时效这根线，怎么用

这个案子对当事人、律师、办案机关，都有可用的东西。先说给当事人的。

第一，如果你的案子很老了，先算时效。

算三件事：

第一件，法定最高刑是多少？ 这决定了时效是五年、十年、十五年还是二十年。串通投标是三年，所以五年。诈骗罪数额较大的，三年以下，五年；数额巨大的，三到十年，十年；数额特别巨大的，十年以上，十五年。

第二件，犯罪之日是哪天？ 一般是从犯罪之日起算。连续犯、继续犯，从行为终了之日起算。

第三件，有没有中断、延长、重新计算的情形？ 立案后逃避（不受限制）、时效内又犯罪（重新计算）、被害人控告而应立案未立案（不受限制）。

三件事算完，才知道「还能不能追」。

第二，「立案了」不等于「跑不掉了」。

这是本案最重要的一课。很多人以为公安一立案，时效就停了。不是。

要停下来，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立案 ＋ 逃避。

「逃避」怎么认定？司法实践看：有没有逃跑、有没有藏匿、有没有改名换姓、有没有拒不到案、有没有毁灭证据。

本案邓某强：主动交代、主动退钱、主动投案。三个「主动」，把「逃避」两个字彻底否掉了。

所以如果你涉及一个老案子，而公安已经立案、你却从没被找过——那你先不要慌，先算时效。如果时效已过，你又没有逃避，那这个案子在程序上就走不下去了。

第三，「投案」有讲究。

本案邓某强 2018 年主动供述、2022 年又去投案，两次动作都被法院用来证明「他没有逃避」。

但要注意：投案不等于自首能免罪。如果时效没过，投案构成自首，可以从轻；如果时效过了，投案的意义是「证明不逃避」，从而让时效制度适用。

两种情形，作用不同。

再说给办案机关的。

第一，立案要对人。 只对「某某等人」立案，不落实到具体的人，不采取措施，时效照走。真要办，得讯问、得采取措施、得移送起诉。

第二，时效要早查。 本案走了一圈：一审判决、二审发回、重审终止、检察院抗诉、二审驳回。四年时间，最后因为时效问题结案。如果一开始就查时效，可以省很多程序。

第三，终止审理不是无罪。 这个区别要在文书里写清楚，也要向当事人解释清楚。

最后说一个更远的问题：时效制度为什么存在？

有人觉得，犯罪就该追究，管他过多少年。但法律不这么看。

时效制度有三个理由：

第一，证据会消失。 时间越久，证人记不清、书证灭失、现场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审判，容易出错。

第二，社会秩序会恢复。 一个人犯了罪，多年不再犯，已经重新融入社会。这时候再把他抓起来，对社会的损害可能大于收益。

第三，督促及时追诉。 如果什么时候都能追，办案机关就没有紧迫感。设一个期限，是逼着侦查、起诉、审判都在合理时间内完成。

本案就是一个例子：2013 年的案子，2018 年立案，2022 年才起诉，2023 年终止。十年。这十年里，证据还在吗？证人还记得吗？

所以时效不是「便宜了罪犯」，是「承认人的认识能力有限」。

八百万元的底价，八百零二万元的成交价，四个人各拿 130 万元退出。这是一次很典型的串标。

但最后，没有人因为这个案子坐牢——不是因为无罪，是因为过了五年。

四句话记下来：

串通投标罪最高判三年，追诉时效五年。 不管收了多少好处费、造成多大损失，法定最高刑就是三年，落在「不满五年」这一档。

立案不等于时效停止，还要「逃避」。 《刑法》第八十八条要求「立案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只立案、没对人采取措施，时效照走。

主动交代、主动退钱、主动投案，三个「主动」否掉了「逃避」。 本案邓某强三件事都做了，所以不能说他逃避。

后罪在前的，不发生时效重新计算。 走私罪 2010 年犯、2018 年审，串标 2013 年犯——后罪的犯罪时间在前罪之前，不能拿它去重新计算前罪时效。

最后一句给所有以为「时间久了就没事」的人：时效确实存在，但它不是自动生效的护身符。 你要能证明自己没有逃避，要能算清每一个时间点。而如果你在这期间又犯了罪，时效会从头再来。

至于本案那个只比底价高 2 万元的成交价——它提醒的是另一件事：串标伤害的是村集体、是招标人。这笔账，时效过去了，也还是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