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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案例李某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案

案号:(2010)朝刑初字第3475号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 · 一审 · 2010-12-14
本案来源已核实(参考案例),判决书全文见文末折叠附录,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一、案情速览

2010 年 8 月 4 日晚上十点多,李某强在北京市朝阳区小营北路一处工地,用手机编写短信「今晚要炸北京首都机场」,向数十个随意编写的手机号码发送。

天津的彭某收到短信后,第二天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首都机场公安分局接警后立即通知运行监控中心,启动紧急预案,对东、西航站楼和机坪进行排查,加强对行李物品的检查和监控。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判决同时确立了选择性罪名的适用规则:向特定对象散布的,只构成编造;向不特定对象散布的,构成编造、故意传播。

二、裁判要点提炼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是选择性罪名。编造后向特定对象散布的,构成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向不特定对象散布的,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不实行数罪并罚。

实施数个编造、故意传播行为的,仍符合同一罪名的基本构成,不实行数罪并罚,但应当作为量刑情节考虑。

三、赵律师点评

一、几十条短信,发给了随意编的号码

2010 年 8 月 4 日,晚上十点多,北京朝阳区小营北路的一处工地。

李某强在那儿,用手机编了一条短信。

内容只有一句:今晚要炸北京首都机场。

然后他开始发。收件人不是通讯录里的联系人,是他随意编写的手机号码——想到哪个数字就写哪个,一个个发出去。

一共发了几十条。

这个动作里有三个细节,后面都要用到。

第一,他没有特定对象。收件人是他编的,不是他认识的人,也不是某个机构。

第二,他发了不止一条。几十条,意味着同一个行为重复了几十次。

第三,他没有署名,也没有说明理由。就是一句孤零零的威胁。

发完之后,他大概觉得这件事就过去了——毕竟收短信的人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这是真是假。

但他算漏了一件事:有人会当真。

天津市一位姓彭的市民收到了这条短信。第二天,2010 年 8 月 5 日,他向当地公安机关报了案。

一个天津人,收到一条说北京机场有炸弹的短信,去天津的派出所报案。

这个链条听起来有点绕:北京的人 → 发给随机号码 → 天津的人收到 → 天津报警 → 转到北京。

但就是这样接上的。

首都机场公安分局接警后,立即通知首都国际机场运行监控中心。

运行监控中心随即启动紧急预案:对东航站楼、西航站楼和机坪进行排查,加强对行李物品的检查和监控。

判决书的表述是「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严重影响了首都国际机场的正常工作秩序」。

2010 年 12 月 14 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0)朝刑初字第3475号刑事判决:李某强犯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没有上诉,没有抗诉,判决生效。

这个案子里有一个细节,值得单独说:他是在工地发的。

2010 年 8 月 4 日晚上十点多,北京朝阳区小营北路的一处工地。

晚上十点,工地上的活基本停了。一个人坐在那里,掏出手机,编一条短信,然后一条一条发出去。

判决书对动机的表述是「为发泄不满」。不满什么,没写。

这个「没写」,本身说明了一些事:不满的对象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把不满变成了什么。

从「我不满意」到「今晚要炸首都机场」,中间没有任何逻辑关系。他选的不是跟不满有关的地方,是一个能造成最大恐慌的地方。

这就是这类行为的随机性:他不恨机场,他只是知道机场最能引起反应。

同样一句「今晚要炸某某地方」,说炸一个废弃仓库,没人理;说炸首都机场,全城紧张。

选机场,是因为机场有用。

这个「有用」,是判决书里没有写、但贯穿全案的一层。

法律的评价是:你利用了一个公共符号的敏感性,去实现一个跟它毫无关系的私人情绪。

这比单纯的「说错话」要重。

二、为什么罪名比他案多四个字

这一案和上两案最大的不同,在罪名上。

王某东: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 卫某臣: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 李某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

多了「故意传播」四个字。

《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的罪名是选择性罪名。所谓选择性,是指法条里列了几种行为,实施其中一种就按一种定,实施几种就按几种并列定,但不数罪并罚。

这条法条列的行为是:编造、故意传播。

判决书把这个规则讲得很清楚:

被告人编造恐怖信息以后向特定对象散布,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不符合故意传播行为要件,仅构成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 被告人编造恐怖信息以后向不特定对象散布,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同时符合编造和故意传播行为要件,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

为什么「特定对象」不算传播?

因为传播的本质,是让信息进入不特定的流通渠道。你告诉一个具体的人,信息还在你和这个人之间,没有扩散。

就像你在电话里跟一个朋友说了一件事,这不叫「传播」;你把它贴到网上,才叫「传播」。

本案李某强,发给的是「数十个随意编写的手机号码」。

这些人他一个都不认识。短信发出去之后,谁收到、谁转发、谁相信,他完全不知道。

这就是「向不特定对象散布」。

所以罪名多四个字。

那为什么不定「数罪并罚」?

因为他发了数十条,形式上像几十个传播行为。但判决书说:在表面上实施了数个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行为,但仍符合同一罪名的基本构成,故不实行数罪并罚,仅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这句话的意思是:同一个念头、同一条短信、同一个晚上,连续发了几十次,法律把它看成一个整体行为,不拆成几十个罪。

但「发了几十条」这个事实,会在量刑时算进去。

所以是「一个罪,从重情节」。

这个处理方式,在实务中很常见。比如一次偷了好几家的东西,是一个盗窃罪,数额累计;一次打了三个人,是一个故意伤害(或者寻衅滋事),情节累计。

法律看的是「一次犯罪决意」,不是「几个动作」。

这个区分对被告人是有利的:如果按数罪并罚,几十条短信可能算出很重的刑期;按一罪加从重情节,就是一年。

顺便说清楚「数罪并罚」和「一罪从重」的区别,因为这两个概念经常被混。

数罪并罚,是几个独立的犯罪,分别定罪量刑,再按限制加重原则合并。比如判三年、判五年,合并执行可能六年(不是八年)。

一罪从重,是一个犯罪,在法定刑幅度内往高处判。比如法定刑一年以上七年以下,从重就是靠近七年。

本案的处理是后者:一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把「发了数十条」作为从重情节。

区别在实际效果上很明显。

如果按数罪并罚,几十条短信,哪怕每条只判几个月,合并起来也可能是好几年。

如果按一罪从重,法定刑五年以下,从重也就是往三年、四年靠。

本案判一年,说明法院既没有把它当成「几十个罪」,也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很轻的罪」。

它是在「一个罪」的框架里,考虑到「发了数十条」,判了一年。

这个「一年」,还有一个参照:同期的同类案件,如果只发了一条短信、只引起局部排查,通常判六个月到一年。

本案多发了几十条,多判了几个月。

这个比例,大体是合理的。

三、一年,为什么比民航那个案子轻

把三篇放在一起看刑期:王某东十个月,李某强一年,卫某臣一年六个月。

李某强威胁的是首都机场,规模最大,为什么判得比卫某臣轻?

有三个原因。

第一,指向的确定性不同。

卫某臣说的是「那趟航班上有两名恐怖分子」。具体航班、具体危险源、具体人数。机场必须立刻锁定那一架飞机,把它拖到隔离机位,清仓、排查、核对旅客。

李某强说的是「今晚要炸北京首都机场」。没有具体航班、没有具体时间(只说「今晚」)、没有具体方式。机场的应对只能是全面排查——东西航站楼、机坪、行李检查全部加强。

全面排查听起来规模更大,但它是「加严」而不是「锁定」。加严是提高检查比例、增加巡逻,本来就在做,只是做得更密。锁定是停下一架飞机、清空一舱人。

后者的直接成本更高。

第二,实际后果不同。

卫某臣的案子,有一个明确的、可量化的后果:航班晚点 33 分钟。这是一架飞机、一百多名旅客、一条航线的实际延误。

李某强的案子,判决书写的是「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没有具体的延误时长,没有具体的航班受影响。

这不是说后者更轻,而是说前者的后果更容易被量化,也就更容易被计入量刑。

第三,时间点不同。

卫某臣案是 2010 年 6 月,李某强案是 2010 年 8 月。两个案子都在 2010 年,都在民航安保最敏感的时期。

但卫某臣是在大连,直接打给机场;李某强是在北京,用短信发给随机号码。

直接打给机场,是一种「主动投递」。机场接到电话,等于收到了一份明确的警情,必须按最高等级处置。

发短信给随机号码,是一种「撒出去」。它需要经过一个偶然的环节——有人收到、有人相信、有人报警——才能变成警情。

本案这个环节是天津的彭某。

如果没有彭某报警呢?这条短信可能就沉在几十个陌生人的手机里,不会触发任何预案。

当然,法律不看你「有没有被举报」,只看行为本身有没有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但从量刑的角度,「实际造成的处置规模」是会被考虑的。

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是编造恐怖信息,一年六个月和一年,差在这三个地方。

有一点要说明:这不是说发短信更「安全」。如果那条短信被大量转发,引起了首都机场的恐慌,量刑会完全不同。

李某强这次是运气好——只有一个天津市民报了案,而不是几百个人同时报警。

这里还要说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环节:跨省报警。

发短信的人在北京,收短信的人在天津,报案在天津,处置在北京。

这条链条是怎么接上的?

天津的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判断涉案地点是北京首都机场,按属地原则转给北京。北京首都机场公安分局接警,通知运行监控中心,预案启动。

跨省转办,在警务系统里是常规操作,但它需要时间。

本案是 8 月 4 日晚上发的短信,8 月 5 日报的案,当天完成转办和处置。

如果这条短信发在凌晨三点,报案在早上八点呢?处置会晚几个小时,但那几个小时的排查压力会集中在早高峰。

所以「什么时候被报案」,会影响后果的严重程度。

这也是这类案件的一个特点:后果有一部分是随机的。

同样的行为,在不同的时间点被举报,后果可能差好几倍。

法律只能按实际发生的后果判。这就意味着,同样的行为,判决可能不一样。

这不是法律不公平,是这类犯罪的危害本身就带有随机性。

四、选择性罪名,是个什么概念

这个案子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它把「选择性罪名」这个技术概念讲透了。

选择性罪名,是刑法分则里的一种立法技术:一个法条里列了几种行为或者几种对象,法官可以按实际实施的行为组合成罪名,不数罪并罚。

举几个常见的例子:

「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你只窝藏,就是窝藏毒品罪;你窝藏又转移,就是窝藏、转移毒品罪;但不判两个罪。

「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此前写过的几批案例里就有这个罪名。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本案。

这种罪名的作用,是让罪名准确反映行为,同时避免重复评价。

如果不用选择性罪名,会怎样?

李某强编造了一条短信,又发给了几十个人。如果分开定: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一个)+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几十个),数罪并罚,可能是好几年。

但这样评价过重了:他就是一个晚上、一个念头、一条短信。拆成几十个罪,是把「动作的数量」当成了「犯罪的数量」。

选择性罪名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罪名写全,刑罚按一罪。

实务中有一个细节要注意:选择性罪名的罪名怎么写,取决于查明了哪些行为。

如果只查明编造,没查明传播,罪名就只写「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 如果两个都查明,就写全。 如果只查明传播(比如转发别人编的),就写「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

本案王某东、卫某臣,只写「编造」;李某强,写全。

这个差别不是笔误,是事实认定的结果。

看判决书的时候,罪名里的每一个字都值得看一眼——它告诉你法院认定了什么、没认定什么。

再补一个实务上的观察:选择性罪名在起诉和判决阶段,常常是争点。

检察院可能按「编造、故意传播」起诉,辩护人争「只有编造,没有传播」。

争下来有什么用?有用,但不大。

因为法定刑是同一个——《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第一款,不管是编造还是编造加传播,都是「五年以下」。

也就是说,罪名多两个字,量刑幅度不变。

那为什么还要争?

三个原因。

第一,罪名的准确影响后续。比如累犯认定、从业禁止、前科记录,罪名写全和写一半,是不一样的。

第二,罪名影响社会评价。「编造、故意传播」听起来比「编造」重,对被告人回归社会有影响。

第三,有些案子涉及数罪并罚的边界。如果法院把「编造」和「传播」当成两个罪,就会并罚;如果当成选择性罪名的一个罪,就不并罚。这个差别就大了。

本案李某强,法院明确说了「不实行数罪并罚」,这就是把边界划清了。

所以这个案子在案例库里的价值,不在于判了一年,在于它把选择性罪名的适用规则说清楚了:

向特定对象散布 = 编造 向不特定对象散布 = 编造 + 传播 实施数个行为 = 一个罪,从重

这三句话,后面的案子可以直接用。

五、「开个玩笑」的边界在哪里

这类案子最常见的辩解是:我就是开个玩笑。

法律怎么处理「玩笑」?

关键看两点:你希望别人当真吗?别人有可能当真吗?

第一点,主观。如果你发这条短信,是想让收到的人恐慌、想让机场停摆、想报复社会,那不是玩笑。如果你只是发给朋友,配一个表情包,说「哈哈哈我要炸机场了」,那是另一回事。

本案李某强,判决书写的是「为发泄不满」。他自己也承认,不是玩笑。

第二点,客观。你的话,在一个正常的接收者看来,会不会被当真?

发在私聊里,配着表情包,对方是你朋友——大概率不会被当真。 发给几十个陌生人,一句干巴巴的「今晚要炸首都机场」——一定会被当真。

这就是「玩笑」的边界:它需要语境。

同样是「我要炸了」这四个字,在朋友群里是吐槽,在机场安检口是警情,在匿名短信里是犯罪。

还有一层:即使你主观上是玩笑,如果客观上引起了严重后果,也可能构成犯罪。

刑法上有一类「放任」的故意——你不管后果,后果发生了,你也得担。

你发了一条「开玩笑」的短信,结果首都机场全面排查、几百个旅客滞留,你说「我是开玩笑的」,法院会问:你发的时候,想没想过可能有人当真?

想到了还发,就是放任。

李某强这个案子,一年。

对普通人来说,这个案子最实用的提醒是:别拿「炸」「恐怖」「炸弹」这几个词开玩笑,尤其是在公共场所、公共交通、网络上。

这不是危言耸听。每年都有人因为在机场说「我包里有炸弹」被行政拘留,也有人因为在网上发「明天去炸某某地方」被判刑。

他们中的大多数,真的只是说说。

但法律不管你是说说还是真干——它管的是,你让多少人为了这句话,放下了手里的事。

最后说一个现实问题:这类案子的被告人,往往不是「坏人」。

王某东是一个跟餐馆吵架的顾客。 卫某臣是一个想在同行面前显本事的导游。 李某强是一个心里有气的打工者。

三个人都没有前科,都没有暴力倾向,都没有真的想伤害谁。

但他们三个人,都让一整套公共安全系统为他们的一句话运转了起来。

这就是这类犯罪的特征:它不需要恶意,只需要一句话。

法律之所以把它规定为犯罪,不是因为说这句话的人坏,是因为这句话的成本太高——高到不能由社会来承担。

一年、十个月、一年六个月。

三个刑期,对应三句话。

这三句话在当时,说出来可能只用了几秒钟。

三个案子,三种说法,三个刑期。

王某东打给 12345:十个月。 卫某臣打给机场问询处:一年六个月。 李某强发给几十个陌生号码:一年。

罪名上,前两个是「编造」,后一个是「编造、故意传播」。

差别的核心只有一条:你说给了一个具体的人,还是撒给了一群不知道是谁的人。

说给一个人,信息还在你手里。 撒出去,就不在了。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2010年8月4日22时许,被告人李某强为发泄不满,在北京市朝阳区小营北路某工地施工现场,用手机编写短信“今晚要炸北京首都机场”,并向数十个随意编写的手机号码发送。天津市的彭某收到该短信后于2010年8月5日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公安分局于当日接警后立即通知首都国际机场运行监控中心。首都国际机场运行监控中心随即启动紧急预案,对东、西航站楼和机坪进行排查,并加强对行李物品的检查和监控工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严重影响了首都国际机场的正常工作秩序。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14日作出(2010)朝刑初字第3475号刑事判决,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判处被告人李某强有期徒刑一年。宣判后,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人李某强为泄私愤,编造虚假恐怖信息并故意向他人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其行为触犯了刑法,已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依法应予惩处。关于选择性罪名的适用,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是选择性罪名,应按照被告人所实施的性质不同的犯罪行为并列确定罪名,不实行数罪并罚。被告人编造恐怖信息以后向特定对象散布,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不符合故意传播行为要件,仅构成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被告人编造恐怖信息以后向不特定对象散布,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同时符合编造和故意传播行为要件,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

本案中,被告人李某强向数十个随意编写的手机号码发送虚假恐怖信息,在表面上实施了数个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行为,但仍符合同一罪名的基本构成,故不实行数罪并罚,仅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故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1.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是选择性罪名。编造恐怖信息以后向特定对象散布,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构成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编造恐怖信息以后向不特定对象散布,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

2.对于实施数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行为的,不实行数罪并罚,但应当将其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案号:(2010)朝刑初字第3475号 审理法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10-12-14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4-18-1-265-002)。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免责声明:本页内容仅为一般性法律信息分享,不构成对具体案件的法律意见。个案情况差异较大,遇有具体法律问题请携带材料咨询律师,以律师正式意见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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