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卫某臣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案
一、案情速览
2010 年 6 月 13 日下午,大连某旅行社导游卫某臣带四川来的旅游团用完午餐,对同行的四川导游李某键说,自己可以让飞机停留半小时。
14 时 46 分,他用手机拨打大连某国际机场问询处电话,先问那趟航班的起飞时间,然后告诉接电话的工作人员:「飞机上有两名恐怖分子,注意安全。」
机场立即启动防恐预案,把飞机安排到隔离机位,组织公安、安检对客货舱清仓,逐一核对出港旅客资料,查看安检录像。确认无异常后,航班于当日 19 时 33 分起飞,晚点 33 分钟。法院以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二、裁判要点提炼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威胁民航安全,引起公众恐慌,或者致使航班无法正常起降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认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应当结合行为对正常工作、生产、生活、经营秩序的影响程度、对公众造成的恐慌程度以及处置情况综合判断,不能只看是否发生了实际损害。
三、赵律师点评
一、「我可以让飞机停留半小时」
2010 年 6 月 13 日,下午两点多,大连。
一个从四川来的旅游团刚用完午饭。带团的是本地导游卫某臣,团的另一方还有一个四川来的全陪导游,姓李。
饭桌上,卫某臣跟李某键说了一句话:我可以让飞机停留半小时。
这句话在当时听起来像吹牛。导游带团,最怕的就是航班延误,谁有本事让飞机停?
为了证明这句话,他掏出了手机。
14 时 46 分,他拨通了大连某国际机场的问询处电话。
先问的是那趟航班的起飞时间——这是一个正常的问询,任何旅客都会打。
问完之后,他补了一句:飞机上有两名恐怖分子,注意安全。
然后挂了电话。
这句话有多重?在当时,2010 年,距离「9·11」不到九年,民航安保是最高等级的敏感区。任何一个提到「恐怖分子」的电话,都会触发一整套预案。
机场接到电话之后,立刻启动防恐预案。
具体做了什么:把飞机安排到隔离机位——不是普通停机位,是远离航站楼、四周空旷、便于控制的专用位置;组织公安、安检对飞机的客舱和货舱进行清仓;对每一位出港旅客的资料进行核对确认和排查;调取安检现场的录像查看。
一套做完,确认没有可疑问题,飞机才被放行。
当日 19 时 33 分,那趟航班起飞。
按原计划,它应该更早起飞。晚点 33 分钟。
2010 年 10 月 9 日,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作出(2010)甘刑初字第506号刑事判决:卫某臣犯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没有上诉,没有抗诉,判决生效。
一年六个月,为了证明一句「我可以让飞机停半小时」。
而他确实做到了——飞机真的停了,停了三十三分钟。
这里要补一个背景,说明为什么机场的反应这么快。
2010 年,中国民航的安保等级处于高位。那年发生了「8·24」伊春空难(8 月),而本案是 6 月,在此之前。
更重要的背景是,民航系统对「恐怖分子」这个词的处理,是零容忍、零延迟的。
机场的问询处,是旅客服务部门,不是安保部门。但问询处的接线员有明确的处置要求:接到涉及安全的威胁信息,立即上报机场运行指挥中心,不得自行判断。
本案的接线员就是这么做的。
所以他那一句「飞机上有两名恐怖分子,注意安全」,实际触发的是一条预设好的链条:问询处 → 运行指挥中心 → 防恐预案 → 隔离机位 → 公安、安检 → 清仓 → 旅客核对 → 放行。
这条链条上没有一个人在犹豫。
这就是「编造恐怖信息」的可怕之处:它利用的是一套为了保护人而设计的系统,反过来消耗这套系统。
判决书用了「立即启动防恐预案」六个字。这六个字,是一个机场在几秒钟内做出的决定。
二、三十三分钟,和一场清仓
很多人会觉得,晚点三十三分钟,不算大事。
这个感觉可以理解。三十三分钟,在机场也就是一杯咖啡的时间。
但从机场的角度,这件事的成本不是三十三分钟。
第一,隔离机位。飞机被拖到隔离机位,意味着这个停机位在处置期间不能给别人用。一个大机场的机位是按分钟排的,一个机位被占,后面一串航班要调整。
第二,清仓。客舱和货舱全部清空、重新检查。旅客要下机、要重新安检、行李要重新过机器。这个过程不是三十三分钟能完成的,它是和后续放行并行做的。
第三,旅客资料核对。每一位出港旅客的身份、行程、行李,逐一比对。这是最耗人力的环节。
第四,安检录像回看。要看这个航班的所有行李,在过检时有没有异常。
这四件事同时做,才换来「确认没有可疑问题」这一句结论。
判决书里没有写这些细节,只写「立即启动防恐预案」「组织公安、安检对飞机客、货舱清仓」「对每位出港旅客资料核对确认排查」「查看安检现场录像」。
四句话,四个动作。每一个动作背后,是几十个人的几个小时。
而这一切的起点,是一个导游想在同行面前证明自己有本事。
这就是这个案子最刺人的地方:它不是恶意,是炫耀。
判决书对动机的表述很克制,只写了「卫某臣系辽宁省大连市某旅行社导游」,然后直接进入事实。
但从「对四川导游李某键说自己可以让飞机停留半小时」这一句里,动机已经写清楚了。
实务中,这类案件的动机五花八门:有人为了泄愤,有人为了报复,有人为了拖延时间,有人纯粹为了好玩。
本案是为了面子。
而刑法不看动机的高下,只看行为的性质和后果。
为了面子编一句,和为了钱编一句,定罪一样。区别可能在量刑——但本案一年六个月,并不比同类案子轻。
还有一个细节:他先问了航班起飞时间。
这个动作,让整件事的性质变得更清楚。
如果只是随口跟人说「飞机上有恐怖分子」,那可能是一句没头没尾的胡话。但他先问「那趟航班什么时候起飞」,再补一句「飞机上有两名恐怖分子」。
前一句建立了关联:我说的是这个航班。 后一句给出了威胁:这个航班上有危险。
两句话连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指向明确的警情。
这个「先问后说」的结构,在实务中常常被用来认定主观故意——你不是随口说的,你是专门冲着这个航班说的。
判决书对这段的记载很简省:「询问该航班起飞时间后,告诉接电话的机场工作人员说『飞机上有两名恐怖分子,注意安全』。」
一句话里,时间是「后」,顺序很清楚。
写判决书的法官,显然注意到了这个顺序。
三、为什么民航这一块判得重
这个罪名的法定刑是五年以下,造成严重后果的五年以上。本案一年六个月,在同类案件里属于中等偏重。
为什么民航类的偏重?
因为民航的安全标准,是全行业最高的。
一架飞机在天上,没有中途停靠、没有紧急疏散、没有外部救援。一旦出事,后果是全体乘客。
所以民航的安保逻辑是:宁可误报一千次,不能漏过一次。
这个逻辑落到法律上,就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认定门槛低——不需要真的出事,只要「致使航班无法正常起降」或者「引起公众恐慌」,就够了。
本案判决书写得很清楚: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威胁民航安全,引起公众恐慌,或者致使航班无法正常起降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注意这个「或者」。引起恐慌,或者航班无法正常起降。两个条件满足一个就行。
本案两个都满足了:航班确实没能正常起降(晚点 33 分钟),旅客确实被清仓排查(恐慌是必然的)。
还有一个细节:本案是「编造」,不是「编造、故意传播」。
为什么没有「故意传播」?
因为他是打给机场问询处的。问询处是一个特定的机构、特定的接线员。他把假消息告诉了一个特定对象,没有向不特定的人散布。
按选择性罪名的规则,向特定对象散布的,只构成「编造」;向不特定对象散布的,才构成「编造、故意传播」。
这个区别,本批下一篇(李某强案)会讲得很清楚。
这里先记住一句:罪名多四个字,性质重一层。
因为「传播」意味着你放弃了控制——假消息出去了,传到哪里、传给谁,你说了不算。
本案他还能控制,他只告诉了一个接线员。所以法律只按「编造」评价他。
但如果那个接线员把消息转给了同事、同事发了朋友圈呢?那也不是他的「传播」,因为传播的决定权不在他手上。
法律评价的是行为,不是后果的扩散路径。这一点,很多人分不清。
再往下说一层:为什么「向特定对象散布」不算传播?
这里有一个法理上的考量。
「传播」这个词,在刑法里的含义是「使信息扩散到不特定的多数人」。它的核心是「扩散」,不是「告知」。
你告诉一个朋友,信息还在两个人之间。这个朋友的嘴,是他的自由,不是你的行为。
你发到网上,信息进入公共领域。之后谁看到、谁转发,都是你的行为引起的。
所以判断「传播」的标准,不是「有没有第二个人知道」,是「你有没有把信息的控制权交出去」。
本案卫某臣,把信息交给了一个接线员。接线员按职责上报,是职务行为,不是「传播」。
这个区分,在实务中有一个更常见的场景:把假消息告诉一个记者。
记者写出来了,发在报纸上。这算不算你「传播」?
通说认为算。因为你明知对方是记者,明知他会公开,你把消息给他,等于借他的手公开。
但如果对方是普通朋友,他自己发到网上,那不算你传播——你没有利用他的传播能力的主观意图。
这个区分很细,但它决定了罪名里有没有「传播」两个字。
回到本案。打给机场问询处,和打给记者,不一样。问询处是服务机构,它的职责是处置,不是公开。
所以定「编造」,不定「编造、故意传播」。
四、一年六个月的分量
一年六个月,在五年以下这一档里,大概是三分之一的位置。
为什么不是更轻?可以看几个加重因素。
第一,对象是民航。同样的假消息,说在商场里,和说在飞机上,处置成本差一个量级。
第二,方式是直接打给机场。这不是随口说,是主动拨打、主动告知、主动补充关键细节(「两名恐怖分子」)。这个动作有明确的指向性。
第三,后果实际发生。隔离机位、清仓、旅客排查、晚点 33 分钟,每一样都真实发生了。
为什么不是更重?也有几个因素。
第一,没有造成航班取消、没有造成旅客骚乱、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第二,认罪。判决书写了「鉴于卫某臣自愿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
第三,没有前科。
这几项加起来,落在一年六个月。
对比本批另外两篇:王某东十个月,李某强一年。
三个案子的刑期是:十个月、一年、一年六个月。对应的情形是:一家店、一个航站楼、一架飞机。
这个排序大体上跟处置成本走,但不完全。李某强发短信说要炸首都机场,处置的是整个首都机场的东西航站楼和机坪,规模比本案大得多,但判得比本案轻。
为什么?
因为李某强的传播对象是「随意编写的手机号码」——他自己都不知道发给了谁,也没有针对任何一个具体航班。机场的排查是全面的、预防性的,没有锁定某一架飞机。
而卫某臣,直接指向了一个具体航班、一个具体时间、一个具体的危险源(两名恐怖分子在飞机上)。
指向越具体,处置越紧急,量刑越重。
这个逻辑不写在法条里,但它贯穿在这类案件的量刑中。
还有一笔账可以算。
一年六个月,五百多天。
那一天,他带的是一个四川来的旅游团。团里的人后来怎么样,判决书没写。但他们那天多等了三十三分钟,重新安检了一次,行李重新过了一遍机器。
而这一切,是因为带他们的人想在对面的导游面前显一下本事。
这个动机的轻微,和后果的严重,构成了这个案子最大的反差。
实务中,法官面对这类案子,最难处理的也是这个反差:主观上几乎没有恶意,客观上却调动了一整套应急系统。
怎么判?
看结果。结果重,就重判;结果轻,就轻判。至于你当时想什么,只在「有没有悔罪」这一项上起作用。
所以本案的辩护空间,不在「我不是故意的」,在「后果有多重」。
辩护人能争的,是那三十三分钟到底算不算「无法正常起降」、清仓排查到底算不算「引起公众恐慌」。
这两项争下来,量刑可能从一年六个月降到一年。
争不下来,就是一年六个月。
而「我不是故意的」这句话,在这个罪名里,几乎没有用。因为这个罪不要求你希望出事,只要求你编了、传了、秩序乱了。
五、在机场,哪些话不能说
这个案子离普通人不远。
每年都有人在机场、在飞机上说错话,然后被带走。说错的话大致有几类:
第一类,玩笑型的。「我包里有炸弹」「这箱子里是炸药」——在安检口说这句话,安检员会立刻封控现场、叫公安、开箱检查。哪怕箱子里是衣服。
第二类,情绪型的。「你们再不放我进去,我就炸了这儿」——延误、误机、行李超重,都有人说过这句。
第三类,转述型的。「我听人说这班飞机上有恐怖分子」——转述也不能说,因为它同样触发预案。
第四类,也是本案这种:为了某个目的,主动编一个具体的威胁。
这四类的共同点:都涉及「爆炸物」「恐怖分子」「危险品」这几个词。
在机场,这几个词是开关。说出口,预案就启动。
那么,什么能说?
延误了,可以问、可以投诉、可以要求赔偿、可以发微博吐槽。 行李丢了,可以报失、可以索赔。 对安检有意见,可以要求复核、可以投诉。
这些都不会触发预案。
有一条界线可以参考:说的是「我的遭遇」,还是「有危险」。
「我等了四个小时」——遭遇。 「你们这有炸弹」——危险。
前者是投诉,后者是警情。
卫某臣这个案子,还有一层讽刺。
他跟同行说「我可以让飞机停留半小时」,是为了证明自己有办法。
他确实有办法——只要说一句话,整架飞机就得停下来,所有旅客就得重新安检。
这个「办法」,代价是一年六个月。
而那个听他吹牛的四川导游李某键,后来成了这个案子的证人。
一句吹牛,一个证人,一份判决。
最后说一个程序上的细节:这个案子是 2010 年 10 月 9 日判决的,从案发(6 月 13 日)到判决,不到四个月。
四个月,从立案到判决,走完了侦查、起诉、审判。
这个速度说明什么?说明事实太清楚了:有通话记录、有机场处置记录、有航班延误记录、有同行导游的证言、有被告人供述。
证据链上没有一个环节需要推测。
这也是这类案件的特点:它的证据几乎全是客观的。电话有录音,出警有记录,航班有数据,监控有画面。
被告人说什么,其实不影响结论。
唯一的辩护空间,是「情节」——后果有多重、影响有多大、有没有造成实际损失。
卫某臣认罪了。判决书写了「鉴于卫某臣自愿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
如果他不认罪呢?按当时的证据,一样会定罪,量刑可能更重。
这就是这类案子的现实:你能争的,只是几个月。
这个案子的判决理由里,有一句话值得抄下来:
认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应当结合行为对正常工作、生产、生活、经营、教学、科研等秩序的影响程度、对公众造成的恐慌程度以及处置情况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三个因素:影响程度、恐慌程度、处置情况。
三个都不看行为人的主观恶意,只看客观发生了什么。
这就是这类案件的特点:你说的时候想什么,不重要;你说完之后公家动了多大,才重要。
卫某臣想说「我有本事」。法律听到的是「飞机上有恐怖分子」。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被告人卫某臣系辽宁省大连市某旅行社导游。2010年6月13日14时46分,卫某臣带领四川省来大连市的旅游团用完午餐后,对四川导游李某键说自己可以让飞机停留半小时,遂用手机拨打大连某国际机场问询处电话,询问3Uxx4航班起飞时间后,告诉接电话的机场工作人员说“飞机上有两名恐怖分子,注意安全”。大连某国际机场接到电话后,立即启动防恐预案,将飞机安排到隔离机位,组织公安、安检对飞机客、货舱清仓,对每位出港旅客资料核对确认排查,并查看安检现场录像,确认没有可疑问题后,当日19时33分,3Uxx4航班飞机起飞,晚点33分钟。
2010年10月9日,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作出(2010)甘刑初字第506号刑事判决,以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判处被告人卫某臣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宣判后,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人卫某臣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威胁民航安全,引起公众恐慌,致使航班无法正常起降,该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规定的“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情节,卫某臣依法构成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鉴于卫某臣自愿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故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规定的“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应当结合行为对正常的工作、生产、生活、经营、教学、科研等秩序的影响程度、对公众造成的恐慌程度以及处置情况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对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威胁民航安全,引起公众恐慌,或者致使航班无法正常起降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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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号:(2010)甘刑初字第506号 审理法院: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10-10-09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4-18-1-265-001)。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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