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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案例郭某记、徐某伦等伪造货币案

案号:(2019)赣0483刑初75号庐山市人民法院 · 伪造货币罪 · 一审 · 2019-11-14
本案来源已核实(参考案例),判决书全文见文末折叠附录,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一、案情速览

2018 年 9 月,徐某伦成为某品牌防伪纸的网络代理商,组建多个 QQ 群发布销售广告。他自己用这种纸印了两万九千余元假币,还把成品视频发在群里炫耀。想印假币的人顺着广告进群买纸,郭某记就是其中之一。

郭某记买了纸之后也成了代理商,转手向张某、廖某等人出售防伪纸、打印机、假币模板、丝印网版,并传授制假技术。买到材料的人各自组织人手印:胡某云纠集同村村民,胡某康纠集堂弟,廖某等人印出九十六万余元。

庐山市人民法院一审判郭某记有期徒刑十四年、罚金十万元,徐某伦有期徒刑十二年、罚金五万元,其余五人二年至四年。法院认定郭某记对参与的全部犯罪总额一百万余元负责,而他本人直接印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二、裁判要点提炼

明知他人伪造货币,仍通过网络提供伪造货币的技术或者设备、材料的,与直接实施伪造货币的人员构成伪造货币罪的共同犯罪。

对提供技术、设备、材料但未直接实施伪造的人,按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区分主从犯。通过网络积极宣传、主动提供关键技术设备材料的,认定为主犯,按其所参与的全部伪造货币犯罪总额处罚。

三、赵律师点评

一、一个 QQ 群,卖的是印假币的纸

2018 年 9 月,徐某伦成了一款防伪纸的网络代理商。

防伪纸本身不是违禁品。它有正经用途——证书、票据、包装,都需要带防伪特征的特种纸。做这个代理,本来是一门正常生意。

但徐某伦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去找印刷厂客户。

他组建了多个 QQ 群,在群里发布销售防伪纸的广告。群的名字、广告的措辞,判决书没有细写,但从后来的事实看,进群的人目的很集中:想印假币的。

他自己也印。用同样的纸,同样的方式,一共印了两万九千余元人民币。印完还不够,他把成品拍成视频,发在群里炫耀。

这个动作的性质,比印假币本身更严重。它不是私下干一件事,而是公开招人。

郭某记就是这样进来的。他在群里看到广告,买了纸,自己试着印。印了一段之后,他跟徐某伦熟了,也成了这款防伪纸的代理商——从买纸的人,变成了卖纸的人。

链条从这里开始分叉。

一边是徐某伦。他向下游的胡某云、胡某康、邸某佑、白某沛等人卖纸、卖印油、卖丝印台、卖印章、送假币电子模板,还传授制假技术。胡某云拿到材料后,纠集同村的于某星、胡某武一起干;胡某康拿到材料后,拉上堂弟宋某星。这些人印的时候遇到技术难题,徐某伦通过 QQ 远程操控电脑,一步步教。

另一边是郭某记。他向下游的张某、廖某等人卖纸、卖打印机、卖模板、卖丝印网版,也教技术。张某据此印了三万八千余元,廖某等人印了九十六万八千五百元。

还有一条线是两人交叉的:徐某伦向王某刚和郭某记卖纸、卖印章、卖模板,王某刚和郭某记用这些材料共同印了四千张,多数是二十元面额,销往各地,徐某伦还参与介绍贩卖。

这样一个网络,从一个人变成两个人,从两个人变成一个群,从一个群变成跨山西、贵州、河北、福建、山东多地的产业链。

法院最后算出来的数字是:郭某记参与伪造货币一百万余元,其中既遂五十二万余元、未遂四十八万余元;徐某伦参与十一万余元,既遂六万余元、未遂四万余元。

这个群的运作方式,判决书里有几处细节值得注意。

一是「代理商」这个身份。徐某伦不是自己造纸,他是某品牌防伪纸的网络代理商,有正规的进货渠道。这个身份让他能拿到货,也让他有理由在网上公开叫卖。

二是「视频炫耀」这个动作。他自己印了两万九千余元,把成品拍成视频发在群里。这个动作的作用比任何广告都强——它同时证明了三件事:这个纸能用、我能印出来、我敢公开。

三是「远程操控」。胡某云等人印的时候遇到困难,徐某伦通过 QQ 远程操控对方的电脑,一步步教。这个细节说明他不是卖完就不管,而是深度介入生产过程。

四是「赠送模板」。卖给胡某康材料时,附送了假币电子模板。模板是印假币的核心,有了它,剩下的就是买纸、买打印机、按开始。

这四件事加在一起,「卖纸」这个说法就站不住了。

二、从买纸的人变成卖纸的人

郭某记在这条链上的位置,值得单独说一段,因为他的身份变化,恰好对应了责任的三级台阶。

第一级,买纸自己印。这时候他是实行犯,责任范围是自己印出来的那些。

第二级,卖纸给别人印。这时候他是帮助犯,责任范围开始扩展到别人用他的纸印出来的部分。

第三级,卖纸、卖模板、教技术、还跟人合伙印。这时候他成了共同犯罪中的主要角色,责任范围扩展到「他所参与的全部犯罪总额」。

法院认定的数字,就是这个三级台阶的结果:一百万余元。

而他亲手印的,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

这里有一个法律概念要说清楚:共同犯罪的责任范围。《刑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对其他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关键在「所参与」三个字。参与不等于亲手实施。你提供纸、提供模板、教技术、帮忙调试设备,这些都是参与;只要参与了这个犯罪的实现,就要对这个犯罪的结果负责。

本案的裁判要点把这个逻辑写得很直白:明知他人伪造货币,仍通过网络提供技术或者设备、材料的,与直接实施伪造货币的人员构成共同犯罪。

也就是说,法律不看你手上有没有沾油墨,看的是你在链条上扮演什么角色。

这也是为什么郭某记判得比徐某伦重。两人都是主犯,但郭某记涉及的总额一百万余元,徐某伦十一万余元,差了将近十倍。数额是量刑的基础。

十四年,罚金十万;十二年,罚金五万。这两组数字放在一起,能看出法院对「链条上游」的态度:你卖的是纸和模板,但你卖出去的是整个链条的起点。

这里还要区分两个概念:帮助犯和共同正犯。

帮助犯是给实行犯提供方便的人,比如提供工具、提供信息、望风。共同正犯是跟实行犯一起干的人,分担了犯罪行为的实施。

本案的郭某记和徐某伦,身份在两者之间游移。他们卖纸、卖模板,形式上像帮助;但他们同时自己印、自己卖成品、还跟人合伙印,实质上已经进入实行环节。

法院的处理是:不细分帮助还是实行,直接按共同犯罪的主犯处理,按参与的全部总额处罚。

这个处理方式对这些「上游」的人是最不利的。因为按帮助犯处理,责任范围通常限于自己提供的那部分;按主犯处理,责任范围是整条链。

三、自己只印了两万九,为什么对一百万负责

这是本案最容易被误解的地方,也是很多家属想不通的地方。

徐某伦自己用防伪纸印了两万九千余元。按伪造货币罪的数额标准,这个数字落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那一档,理论上不会判到十二年。

但他判了十二年。

原因是他不只自己印。他卖给胡某云的材料,让胡某云印了一万八千元;卖给胡某康的材料,让胡某康印了一万六千余元;卖给邸某佑、赵某杰的材料,让他们印了一万八千七百余元;卖给白某沛的纸,让白某沛印了三万三千余元;卖给王某刚和郭某记的材料,让他们印了四千张。

这些数字加在一起,是十一万余元。

按司法解释,伪造货币总面额三万元以上属于「数额特别巨大」,法定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十一万余元,已经越过这条线。

所以十二年的判决,是「数额特别巨大」这一档里偏下的位置。

同样的逻辑用在郭某记身上:他参与的部分一百万余元,也是「数额特别巨大」,被判十四年。

两个人的差别,除了数额,还有前科——判决书提到郭某记有犯罪前科,可以酌情从重处罚。

这里有一个普通读者最容易忽略的点:伪造货币罪里,「数额」是按面额算的,不是按你赚的钱算的。

徐某伦卖纸赚的钱,可能只有几千块。但他卖出去的纸,印出了十一万元的假币。法律算的是后者。

这个规则在很多经济犯罪里都一样:犯罪的规模按行为造成的危害算,不按行为人的获利算。你赚了三百块,帮人造出了三百万的损失,量刑看的是三百万。

对当事人来说,这是一个必须提前知道的事实:帮人买材料、教人技术、替人调试设备,收的钱可能很少,担的责可能很重。

还有一层:未遂数额怎么算。

本案的数额认定里,既遂和未遂是分开算的。郭某记一百万余元中,既遂五十二万余元、未遂四十八万余元;徐某伦十一万余元中,既遂六万余元、未遂四万余元。

为什么要分?因为量刑时未遂部分可以从轻。如果全部按既遂算,刑期会更重。

这个区分对辩护是有意义的:印出来了但没卖出去的、材料备齐了还没开印的,都可能是未遂。数额差一点,档次可能就不同。

本案的胡某云、于某星、胡某武三人,一万八千元全部是未遂,最终判了二年至四年,比郭某记的十四年轻得多。这就是未遂在量刑上的实际作用。

四、主犯从犯怎么分:不是看谁印的,是看谁卡着位置

本案七名被告,刑期从二年到十四年,跨度很大。这个梯度是怎么拉开的?

先看两个「上游」的人。郭某记十四年,徐某伦十二年,都是主犯。法院的理由是:通过网络积极宣传、主动为直接实施伪造货币的人员提供关键技术、设备、材料,或者明知他人有伪造货币意图仍积极提供,应当认定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

注意这里的两个词:「积极」和「主动」。

不是被动地卖,是主动地推。建群、发广告、发视频炫耀、远程教技术、赠送电子模板——这些动作把「卖纸」变成了「组织生产」。

再看中间一层。胡某云纠集同村村民于某星、胡某武一起干,伪造一万八千元,未遂。胡某云是主犯,于某星、胡某武是从犯。三个人都判了刑罚,但胡某云最重。

再看最轻的一层。胡某康纠集堂弟宋某星,伪造一万六千余元,既遂六千一百元、未遂一万余元。胡某康主犯,宋某星从犯,分别判刑。

这里的界线很清楚:谁起的意、谁找的人、谁出的钱、谁拿的主意,谁是主犯;被叫来的、跟着干的、只做一道工序的,是从犯。

本案还有一个从宽情节值得一提:未遂部分。郭某记一百万余元里,四十八万余元是未遂;徐某伦十一万余元里,四万余元是未遂;胡某云等人一万八千元全部未遂。法院明确写了「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

也就是说,即便在这个罪名里,也有可以争的空间:哪些数额是印出来了的,哪些只是准备了材料还没印成,这个区分会影响最终的刑期。

本案七个人都有坦白情节,法院也写进了判决。这是实务中的常态:到案后如实供述,能换来实实在在的从轻。

一句话总结这个梯度:法律惩罚的深度,取决于你在链条上离「源头」有多近、离「不可替代」有多近。

还有一个细节:本案的七个人,都有坦白情节。

判决书写明,七名被告人均具有坦白情节,依法可从轻处罚。这是实务中的常态,也是这类案件里被告人最稳定的从宽理由。

坦白指的是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注意「如实」两个字:避重就轻不算,只讲自己不讲别人不算,翻供之后又认的,认定上会有争议。

本案七个人都认了,所以都拿到了从轻。但因为数额差距太大,从轻之后仍然是从十四年到二年的跨度。

五、「我只是卖纸」这句话,在法律上值多少钱

这个案子里,最值得普通人记下来的,不是刑期,是这句话。

我只是卖纸的。

这句话在现实中有很多变体:我只是卖设备的、我只是教技术的、我只是帮忙调试的、我只是介绍客户的、我只是在群里发了条广告的。

法律对这几种说法的态度,可以分三层看。

第一层,完全不知情。如果卖纸的人确实不知道对方要印假币,纸的用途是正常的印刷业务,那不构成犯罪。这一点必须说清楚——防伪纸的合法市场是存在的,不能因为有人拿它干坏事,就把整个行业的人都当成共犯。

第二层,知道但没参与。如果知道对方要印假币,仍然卖纸,这就是帮助行为。刑法上的帮助犯,按照共同犯罪处理。本案的裁判要点说的正是这一层:明知他人伪造货币,仍提供技术、设备、材料的,构成共同犯罪。

第三层,知道并且推动。如果不仅卖,还主动宣传、教技术、送模板、远程指导、参与分成,那就是主犯。本案的郭某记和徐某伦,落在这一层。

三层的界线,落在「知道」和「推动」两个词上。而「知道」这件事,法院不会只听你说,会看客观证据:

你卖的纸,是不是只能用于印钞(比如带水印的道林纸、专用防伪纸)? 你的客户群体,是不是集中在特定圈子(比如 QQ 群、暗语交易)? 你的价格,是不是明显偏离正常市场? 你有没有教对方怎么用、怎么调、怎么避开检测? 你有没有从对方的成品里分成?

这五个问题,问的其实是一个人的心里到底怎么想的。

对做生意的人来说,本案的现实意义在于:客户的用途,是需要问的。尤其是当你的产品有「两用」属性——既能用于合法生产,也能用于违法活动——你就多了一层注意义务。这不是苛求,而是法律对「明知」的推定方式。

最后说一句这个案子的规模感。一个 QQ 群,八个月,跨五个省,七个人被判刑,最重的十四年。起点只是有人在群里发了一条卖纸的广告。

链条的可怕之处就在这里:每个人只做了一小段,合起来是一整条。而法律会把这一整条,算在每一个人的账上。

对平台和卖家来说,这个案子还有一个延伸问题:防伪纸该不该管。

防伪纸、特种纸、丝印设备、假币模板,这些东西有的本身合法,有的明确违禁。模板不用讨论,它就是专门用来印假币的;防伪纸则处在模糊地带——它可以印证书,也可以印钞票。

实务中的处理方式是看「专门性」:如果某个物品只能用于违法犯罪,持有它本身就可以推定明知;如果它可以两用,就要看交易的具体情形。

本案的徐某伦,卖的是可以两用的防伪纸,但他建群、发广告、教技术、送模板,这些行为把「两用」变成了「专用」。所以他不是卖纸的商人,是造假币链条的组织者。

这个区分对做正常生意的商家也是一种保护:只要你卖的东西有正当用途、你的客户有正当业务、你没有教人怎么干坏事,你就不会被卷进来。

这个案子的七个被告人,大概都觉得自己只是做了一小段:有人卖纸,有人教技术,有人纠集同村的人一起干,有人跟着堂哥打下手。

但没有一段是可以拿掉的。没有纸,印不出来;没有技术,印不像;没有人组织,散不成规模。

法院用一句话把这件事说清楚了:明知他人伪造货币仍提供技术、设备、材料的,构成共同犯罪;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按全部犯罪总额处罚。

所以「我只是卖纸」这句话,在法律上并不轻。它的重量,取决于你卖的纸最后变成了什么,以及你知不知道它会变成什么。

对做生意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提醒:有些客户,值得多问一句「你买这个干什么」。问这句话不花钱,不问可能很贵。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2018年9月,被告人徐某伦成为某品牌防伪纸网络代理商后,组建多个QQ群,发布销售防伪纸广告。其间,徐某伦利用该防伪纸自行制造假币,在QQ群发布视频炫耀,至案发共伪造人民币2.9万余元。被告人郭某记等意图伪造货币的人员通过网络广告加入徐某伦建立的QQ群,购买防伪纸用于制造假币。郭某记认识徐某伦后,也成为该防伪纸销售代理商,徐某伦向其出售防伪纸、印章、假币电子模板等设备、材料,并传授制造假币技术。

2018年9月至11月,被告人徐某伦通过网络与被告人胡某云、于某星、胡某武、胡某康、宋某星共同伪造货币:(1)徐某伦通过网络向意图伪造货币的胡某云出售防伪纸、印油、丝印台、假币电子模板等制造假币材料,胡某云纠集同村村民于某星、胡某武共同制造假币。在胡某云等人制造假币遇到困难时,徐某伦则通过QQ远程操控电脑提供制假技术支持。胡某云等人共伪造人民币1.8万元,并使用了部分假币。(2)徐某伦通过网络向胡某康出售防伪纸、丝印网版等制造假币的材料,并赠送假币电子模板,胡某康纠集其堂弟宋某星共同伪造人民币1.6万余元,并使用了部分假币。

其间,被告人郭某记、徐某伦还通过网络分别或者共同与山西、贵州、河北、福建、山东等地相关人员伪造货币:(1)郭某记通过网络向意图伪造货币的另案被告人张某出售防伪纸、打印机、假币模板、丝印网版等制造假币设备材料,并传授制造假币技术,张某据此伪造人民币3.8万余元。(2)郭某记通过网络向意图伪造货币的另案被告人廖某出售防伪纸、丝印网版、印油、丝印网水等制造假币的材料,并赠送假币电子模板,廖某等人据此共同伪造人民币96.85万元。(3)徐某伦通过网络向意图伪造货币的另案被告人王某刚、郭某记出售防伪纸、印章、假币模板等制造假币设备材料,王某刚、郭某记据此共同伪造人民币4000张(多为面值20元)并销往各地,徐某伦亦参与介绍贩卖。

(4)徐某伦通过网络向意图伪造货币的另案被告人邸某佑、赵某杰出售防伪纸、印油、印章等制造假币的材料,赠送假币电子模板,传授制造假币技术,邸某佑与赵某杰据此共同伪造人民币1.87万余元。(5)徐某伦通过网络向意图伪造货币的另案被告人白某沛出售防伪纸,白某沛据此伪造人民币3.3万余元。张某、廖某等上述人员均因伪造货币罪被判处刑罚。

综上,被告人郭某记伪造货币金额100.67万余元,其中既遂部分金额为52.55万余元,未遂部分金额为48.12万元;徐某伦伪造货币金额11.57万元,其中既遂部分金额为6.62万余元,未遂部分金额为4.94万余元;被告人胡某云、于某星、胡某武伪造货币未遂,金额为1.8万元;被告人胡某康、宋某星伪造货币金额1.63万余元,其中既遂部分金额为0.61万元,未遂部分金额为1.02万余元。

江西省庐山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4日作出(2019)赣0483刑初7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郭某记犯伪造货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被告人徐某伦犯伪造货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胡某云等其他五名被告人犯伪造货币罪,判处二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并处数额不等罚金。宣判后,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本案焦点为被告人郭某记、徐某伦通过网络积极推广、提供伪造货币的关键技术、设备、材料等行为的定性。

被告人郭某记、徐某伦、胡某云、于某星、胡某武、胡某康、宋某星违反国家货币管理制度,采取电脑制作打印的方式伪造货币,严重扰乱金融管理秩序,构成伪造货币罪。郭某记、徐某伦伪造货币数额特别巨大且积极通过网络传播伪造货币技术、销售伪造货币材料,应当依法予以惩处。郭某记、徐某伦伪造货币并出售,依照伪造货币罪从重处罚。郭某记、某伦与伪造货币的张某、廖某等事前通谋,教授了伪造货币的犯罪方法,提供了犯罪工具,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胡某云、于某星、胡某武伪造货币1.8万元,胡某云为主犯、于某星、胡某武为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三人为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胡某康、宋某星伪造货币1.63万余元,胡某康为主犯、宋某星为从犯,应从轻、减轻处罚。被告人郭某记有犯罪前科,可酌情从重处罚。

被告人郭某记、徐某伦、胡某云、于某星、胡某武、胡某康、宋某星均具有坦白情节,依法可从轻处罚。

1.明知他人伪造货币,仍旧通过网络提供伪造货币技术或者设备、材料的,与直接实施伪造货币的人员构成伪造货币罪的共同犯罪。

2.对于提供伪造货币的技术或者设备、材料但未直接实施伪造货币行为的人员,应当根据其行为在共同伪造货币中的地位和作用认定主从犯。通过网络积极宣传、主动为直接实施伪造货币人员提供伪造货币的关键技术、设备、材料,或者明知他人有伪造货币意图,仍积极提供专门从事伪造货币的相关技术、设备、材料等,应当认定其在共同伪造货币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伪造货币犯罪总额处罚。

案号:(2019)赣0483刑初75号 审理法院:庐山市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19-11-14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4-18-1-104-001)。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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