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柳某诉延甲、延乙等赡养纠纷案
一、案情速览
1979 年 10 月柳某与延某登记结婚。延某是再婚,与前妻已有五个孩子:延甲、延乙、延丙、延丁、延戊。柳某婚后与五个孩子共同生活,后来自己又生了延己。2023 年 1 月延某去世,柳某与五个继子女闹翻,把六人一起告上法庭,要求每人每月给 1000 元。
继子女抗辩:柳某有 21 万元存款、每月退休金 2000 元左右、每年取暖费 3000 多元,收入高于当地最低工资;而且结婚时延甲已满 18 岁、延乙差一个月满 16 岁,都已经自食其力,没受过柳某抚养。
山西省泽州县人民法院判延乙、延丙、延丁、延戊、延己五人每人每年给付 1200 元,驳回对延甲(继子)的请求。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理由是:延甲结婚时已满 16 周岁、高中毕业在老家务农、以自己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与柳某未形成抚养关系;其余四个继子女受过长期抚养教育,应当赡养。
二、裁判要点提炼
继子女对继父母有没有赡养义务,取决于双方是否形成抚养教育关系。《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受其抚养教育」是唯一入口,血缘不参与判断。
再婚时继子女已满 16 周岁、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依《民法典》第十八条第二款已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再需要他人抚养,一般不认定形成抚养关系,继父母请求其给付赡养费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三、赵律师点评
一、六个孩子,五个不是她生的
1979 年 10 月 11 日,柳某与延某登记结婚。延某是再婚,前妻留下了五个孩子:延甲、延乙、延丙、延丁、延戊。婚后柳某与这五个孩子住在一个屋檐下,后来又生了儿子延己。一家人过了四十多年,直到 2023 年 1 月 5 日延某去世。
丈夫一走,家里的关系立刻变了。柳某与五个继子女起了矛盾,具体为什么闹翻,判决书没有写,只用了「产生矛盾」四个字。结果是柳某把六个孩子一起告上法庭——五个继子女加一个亲生儿子——要求每人每月给 1000 元赡养费。
被告席上的答辩,信息量很大。
他们先算柳某的家底:名下存款 21 万元,每月退休金 2000 元左右,每年还领 3000 多元取暖费,收入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存款加收入足以保障日常生活和医疗开支。
然后逐个拆自己的身份:延甲在父母结婚时已年满 18 周岁,以务农为生,还经常接济柳某和父亲;延乙当时差一个月满 16 周岁,帮着姐姐种地、照看弟妹,自食其力。这两个人与柳某没有形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柳某无权向他们主张赡养费。
剩下几个各有各的难处:延丙已退休,退休金跟柳某差不多,勉强够自己开支;延戊月工资只有 2000 元左右,儿子在上大学,本人几年前患脑梗、每天吃药,最近又到北京做手术;延己没有工作,没有稳定收入,只能按每月 100 元履行。
一审在山西省泽州县人民法院。法院查明了一个关键事实:延甲 1978 年高中毕业后,就在山西阳城县某村务农;柳某与延某结婚时,延甲、延乙、延丙、延丁、延戊五人都还未成年,现在都已成家;柳某起诉时 74 岁,身体没有重大疾病,生活能够自理,有一定积蓄,每月领取退休金。
判决:延乙、延丙、延丁、延戊、延己五人,自 2023 年 7 月 1 日起每人每年支付 1200 元,每年 10 月 31 日前付清;驳回柳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柳某上诉。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 年 11 月 10 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十六周岁那条线:为什么延甲不用给,延乙要给
这是全案最锋利的一处,也是最容易被读者忽略的一处:延甲和延乙的差别,只有一个月。
延甲 1978 年高中毕业,到 1979 年 10 月父母结婚时,他已经下地干了一年多农活。法院的认定是:延甲虽尚不满十八周岁,但已满十六周岁,且已高中毕业并在老家务农,属于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生活主要来源的情形,故可以确定延甲与柳某未形成抚养关系。
延乙呢?结婚时差一个月满十六周岁。就差这一个月,法院认定延乙「受过柳某长期的抚养与教育」,与柳某之间适用父母子女关系,要承担赡养义务。
为什么一个月这么要紧?根子在《民法典》第十八条第二款:十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这条规则的实质是:法律承认有一种未成年人,已经不需要别人养了。他能自己挣钱、自己生活、自己作决定,法律就把他当成年人看待。既然不需要别人抚养,继父母自然也就无从「抚养」他,抚养关系这个前提不成立,赡养义务这栋楼就盖不起来。
反过来说,不满十六周岁的孩子,无论多能干、多懂事、帮家里干多少活,法律上仍然是需要抚养的人。柳某在这个节点上进了门,此后共同生活几十年,抚养事实成立,赡养义务就成立。延乙当年「帮着姐姐种地、照看弟妹」,这些辛苦法院并没有否认,但它改变不了「未满十六周岁」这个法定身份。
这里要专门说明一点:判断抚养关系,不看感情深浅,看三个事实。
一是共同生活。有没有在一个家里吃住,是最基础的事实。柳某婚后与五个孩子共同生活,这一条对五个人都成立。
二是抚养行为。继父母有没有实际负担生活费、学费、医疗费,有没有日常照料。这一条要靠证据:学费票据、缴费记录、邻居证言、村委会证明。
三是被抚养人当时是否需要抚养。这是延甲过关、延乙没过关的那道闸。需要,才有「抚养」可言;不需要,给钱也是赠与、是帮衬,不是履行抚养义务。
所以同一个继母、同一个屋檐、同样几十年,五个继子女里有一个不承担赡养义务。这不是法院偏心,是法律在「是否需要被抚养」这个点上划了一条硬线:十六周岁,加上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
还有一层要说清楚:延甲不用给,不等于延甲和柳某没有关系。继母子关系还在,将来柳某去世,延甲对柳某的遗产有没有继承权,要另按《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条判断——那里用的是另一个词:「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两个条文,两套判断,结论未必一致。这是继承实务里常见的混淆点。
三、「我有退休金」这句话,第二次没管用
延家子女的第一条抗辩,跟本书上一篇姜某案里四个子女说的话几乎一字不差:老人有钱,不用我们给。
柳某的条件确实比姜某好得多:74 岁,身体没有重大疾病,生活能够自理,有 21 万元存款,每月退休金 2000 元左右,每年还有 3000 多元取暖费。按当地标准,这个收入水平不算低。
法院还是没认。判决书写得很干脆:柳某已七十四岁,缺乏劳动能力,虽然其身体健康无重大疾病,有生活自理能力,且每月领取有退休金,但并不能成为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理由。
这句话里藏着一个很多人不理解的区分:「缺乏劳动能力」不等于「丧失生活自理能力」。
一个 74 岁的老人,能自己吃饭、洗澡、上厕所、下楼买菜,生活完全自理。但他还能不能下地干活、进厂上班、靠劳动挣钱?不能。到了这个年纪,劳动力市场对他关门了,他的收入结构已经从「劳动所得」变成「养老金加积蓄」。法律上说的「缺乏劳动能力」,指的是后一件事,不是前一件。
所以判断标准不是「他能不能自己照顾自己」,而是「他还能不能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这两件事在 60 岁以前大致重合,在 70 岁以后彻底分开。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第二款把两种情形并列: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柳某属于前一种——她不困难,但她没有劳动能力了。这一条成立,赡养义务就成立,剩下的只是数额。
那 21 万元存款算什么?算数额的减项。法院在酌定时会看:老人有多少积蓄、每月有多少固定收入、这些钱能撑多久。存款多,判的数额就低;存款少,判的数额就高。柳某的 21 万元,直接把她六个子女的负担压到了每人每年 1200 元。
如果没有这 21 万元,同案同地,数额大概率要高出一截。这就是「有收入」在法律上的真实作用:它不能把义务归零,但能把数字压小。
还有一件事不能漏:赡养费只是赡养义务的一部分。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四条把赡养义务拆成三项——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精神上慰藉。第十八条又专门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
这一条在实务里被称为「常回家看看」条款。它没有罚则,不能强制执行,法院也不会判「每月必须探望两次」——人身行为不适合强制执行。但它有一个真实的作用:在分割遗产、认定是否「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时,它是重要的衡量尺度。
延家子女每年 1200 元的判决,只解决了「经济上供养」这一项。生活上照料、精神上慰藉,判决书给不了。
对六七十岁的人来说,这一点值得说透:打赡养官司能拿到钱,拿不到人。 如果真正需要的是有人陪着去医院、有人在家搭把手,那么诉请里应当写清楚照料方式(轮流居住、确定主要照料人、其他子女支付照料补偿),而不是只写一个金额。很多老人打完官司拿到每月几百元,日子并没有变好,原因就在这里。
四、一年 1200 元:低得让人意外,但符合规则
每人每年 1200 元,折合每月 100 元。六个人里五个要给,一年合计 6000 元。
这个数字放在赡养费案子里,属于偏低的一档。为什么这么低?判决没有逐项算账,但从事实可以推出四条理由。
第一,老人的实际需求不高。 柳某生活自理,没有重大疾病,不需要请护工、不需要住养老院。她的日常开销,退休金加取暖费基本能覆盖。赡养费在这里的作用不是「养活她」,而是「补一点、兜个底」。
第二,老人自己有相当的财产。 21 万元存款,按每月贴补一千元算,能撑十七年。法院酌定时不会把存款当不存在。
第三,子女的负担能力有限,而且法院逐个看过了。 延丙已退休,退休金与柳某相当;延戊月工资 2000 元,儿子上大学,本人患脑梗、长期服药、刚做完手术;延己没有固定工作。这三个人的经济状况,法院在判决里专门写了「综合考虑柳某和子女的经济状况等因素」。
第四,还有一个隐含的平衡。 柳某起诉的是每月 1000 元,六个人合计每月 6000 元,一年 7.2 万元。对一个生活自理的老人来说,这个数额明显超出实际需要。诉请过高,法院往下压的幅度就会大;反过来,如果诉请本身贴着实际支出,法院支持的比例往往更高。这是诉讼策略上的常识:要一个合理的数,比要一个高的数,最后拿到的可能更多。
顺便说清一个技术细节:为什么是「按年给」而不是「按月给」?
判决主文写的是「自 2023 年 7 月 1 日起每人每年支付 1200 元,于每年度的 10 月 31 日前支付」。按年给付在农村赡养案件里很常见——子女多在外打工,按月转账容易漏、容易拖,按年一次性付清反而执行得更干净。有的法院会要求「每年 1 月 31 日前付清当年费用」,也有的按月付。这不是实体问题,是履行方式的安排,起诉时可以提,法院会结合双方情况定。
如果你是被赡养的老人,想要按月,就要在起诉时明确写进诉请,并说明理由(比如需要按月支付医药费、护工费)。如果你是被诉的子女,一次性付全年反而省事——省得每个月被催、被记账、被拿来当「不孝」的证据。
五、再婚家庭的赡养账,怎么做才不撕破脸
这个案子的结构,是再婚家庭养老的典型样本:一方先走,留下的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没有血缘,只有一段共同生活的历史。这段历史够不够厚,决定了晚年有没有人管。
给再婚的老年人三条建议。
第一条,进门时把关系「做实」。
如果继子女还小,共同生活、共同负担,把抚养事实留痕:学费谁交的、生活费谁出的、看病谁陪的,票据和记录都留着。这些在二十年后可能值每年 1200 元,也可能值一场官司的胜负。
如果继子女已经十六周岁以上、能自己挣钱,那就要有心理准备:法律上你们之间很可能只是「姻亲」,不是「拟制血亲」。这不是感情问题,是规则问题。想让晚年有保障,靠的不是这段关系,而是另外三样东西——自己的养老金、自己的房产、一份写清楚的遗嘱或者遗赠扶养协议。
第二条,别把赡养和继承捆在一起谈。
实务中最常见的错误,是老人对继子女说「你给我养老,房子归你」,但只有口头,没有书面。等老人走了,继子女拿不到房,赡养费也白搭;或者继子女拿了房,其他亲生子女不认,打成一片。
正确的做法是把两件事分开写、分别落地:赡养用《赡养协议》,写清每人每月给多少、医疗费怎么摊、谁来照料;财产用遗嘱或者遗赠扶养协议,写清给谁、以什么为条件。两份文件可以互相呼应,但不能互相替代。
第三条,老人自己要有「底」。
柳某能打赢这场官司,靠的不只是法律,还有 21 万元存款和每月 2000 元退休金——这让她在谈判桌上有位置,也让她不必为了生存去讨好任何一个子女。反过来看,如果她身无分文、全靠继子女,诉讼会艰难得多,判决执行起来更难。
给继子女的话,也说一句。
法律给你们留了一道门:不满十六周岁进门、受过抚养的,要养;满十六周岁、自己挣饭吃的,可以不养。但门里门外不是一回事。四十年一个屋檐,继母做过多少顿饭、洗过多少件衣服、在你父亲病床前守过多少夜,这些不进判决书,进的是人心。延家五个子女里,有四个被判了每年 1200 元——这个数目不大,但它是一份承认:承认这个女人在这个家里待过、付出过。
最后回到那句老话:清官难断家务事。可家务事一旦进了法院,断的就不是情,是义务。想不断,就得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把话说开、把字签下。
一份判决书里,最容易被跳过的往往是数字,最要紧的也往往是数字。
延甲不用给,延乙每年 1200 元。两个人差一个月,差出一份终身的义务。这条线画在十六周岁,画在「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这九个字上。它不温情,但它确定——确定到你可以提前算出来:孩子进门时多大、有没有在挣钱,基本就能判断二十年后要不要养这个继父或继母。
柳某赢了官司,拿到的钱不多。五个继子女加一个亲生儿子,一年 6000 元,摊到每个月 500 元。这个数目治不了病、请不了护工,但它确认了一件事:她在这个家有位置。
对再婚的老人来说,真正的保障不在判决里,在三样东西里:自己的养老金、自己名下的房、一份写清楚的书面安排。这三样齐了,晚年不必求人;缺了,就算赢了官司,执行起来也是一场消耗。
一句话收尾:法律能替你分清谁该养你,但替你养不了老。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柳某诉称: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延甲、延乙、延丙、延丁、延戊六被告每人每月给付原告赡养费1000元。
被告延甲、延乙、延丙、延丁、延戊辩称:1.原告柳某名下存款为21万元,每月领取2000元左右的退休金,每年还领取取暖费3000多元,有固定的收入、经济来源。柳某的收入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存款及收入足以保障其日常的生活、医疗等开支;
2.原告柳某与延某在1979年10月办理结婚登记,属于再婚,此时延甲已年满18周岁并以务农为生,还经常接济原告与父亲延某;延乙差一个月年满16周岁,帮着姐姐一起种地、照看弟妹,自食其力;故原告与延甲、延乙并未形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原告无权向延甲、延乙主张赡养费。被告延丙已退休,其领取的退休金与原告的退休金数额差不多,其所领取的退休工资勉强维持生活各项开支;被告延戊每月的工资数额仅为2000元左右,儿子还在上大学,且延戊本人身体也不好,几年前患脑梗,每日都需用药,最近又因身体原因到北京进行手术治疗,工资收入难以维持全家的开支。
被告延己辩称:其没有工作,没有正常稳定的收入,不能按照每月1000元的标准履行,可以按每月100元履行赡养义务。
法院经审理查明:柳某(女)与延某(男)于1979年10月11日登记结婚。延某系再婚,与前妻生有延甲、延乙、延丙、延丁、延戊。柳某与延某结婚后与该五个子女共同生活,后生育儿子延己。2023年1月5日,延某去世。后柳某与五个继子女产生矛盾,遂提起本案赡养纠纷诉讼。
另查明,延甲1978年高中毕业后在老家山西省阳城县某村务农。柳某与延某结婚时,延甲、延乙、延丙、延丁、延戊均未成年,现均已成家。柳某起诉时已七十四岁,身体无重大疾病,生活能够自理,有一定的积蓄,每月领取退休金。
山西省泽州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5日作出(2023)晋0525民初1884号民事判决:一、被告延乙、延丙、延丁、延戊、延己自2023年7月1日起每人每年支付原告柳某赡养费1200元,于每年度的10月31日前支付;二、驳回原告柳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柳某不服,提起上诉。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10日作出(2023)晋05民终146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柳某与延某结婚时,延甲虽尚不满十八周岁但已满十六周岁,且已高中毕业并在老家务农,属于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生活主要来源的情形,故可以确定延甲与柳某未形成抚养关系。延乙、延丙、延丁、延戊均受过柳某长期的抚养与教育,其权利义务关系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
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子女应承担的法定义务,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柳某已七十四岁,缺乏劳动能力,虽然其身体健康无重大疾病,有生活自理能力,且每月领取有退休金,但并不能成为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理由。综合考虑柳某和子女的经济状况等因素后,法院酌情确定延乙、延丙、延丁、延戊、延己每人每年支付柳某赡养费1200元。形成抚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具有与血亲关系的父母子女相同的权利和义务,继子女对继父母有赡养义务。但是,父或母再婚时,一方未成年子女已满十六周岁且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生活主要来源的,不应认定为形成抚养关系;继父母诉请法院判令该继子女支付赡养费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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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号:(2023)晋05民终1462号 审理法院: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3-11-10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4-07-2-024-001)。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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