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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案例陈某甲诉陈某乙、陈某丙等赡养纠纷

案号:(2019)沪02民终9432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 赡养纠纷 · 二审 · 2019-10-30
本案来源已核实(参考案例),判决书全文见文末折叠附录,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一、案情速览

陈某甲有四名子女。1999 年一家人签过一份《家庭意见》,写明自陈某乙搬出后,父母的赡养、护理及寿终后的全部费用和事项,陈某乙一概不负担;父母有生之年的房租、水电煤由陈某戊全部负责。

2012 年起陈某甲患病,逐渐发展到生活不能自理,每月养老金 4250 元,保姆费 6500 元,往年医药费现金支付部分 12800 元。2017 年经法院判决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女儿陈某戊担任法定代理人。他起诉陈某乙、陈某丙、陈某丁,要求三人分担养老金不足部分和医疗费。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判三人每人每月支付生活费 1387.5 元,医药费现金支付部分按实各担。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理由是:赡养是法定义务,任何形式的赡养协议都不能免除;何况协议签于二十年前,老人已近九十岁、无生活自理能力,费用发生重大变化。

二、裁判要点提炼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十条允许赡养人之间经老年人同意签订赡养协议,但协议只能在他们内部划分份额,不能对外免除任何一人的赡养义务。以「早年分家写明了不归我管」为由拒付赡养费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赡养协议签订时间久远、老人身体状况和费用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的,不能按当年的约定履行。法院会按现在的实际需要重新确定数额,实际承担照料的一方,其份额可以用照料折抵。

三、赵律师点评

一、一张 1999 年的《家庭意见》,和一位近九十岁的老人

陈某甲有四名子女:陈某乙、陈某丙、陈某丁、陈某戊。妻子已经去世。

1999 年,一家人坐下来谈过一次,签了一份《家庭意见》。原文的关键两句是:「自陈某乙搬出后,父母的赡养、护理及寿终以后等全部费用及事项陈某乙全部不负担」;「在父母有生之年,有关生活居住的费用(房租、水、电、煤等)陈某戊全部责任」。

这份东西签下来的时候,陈某甲还能自己走动、自己吃饭。二十年后,情况完全变了。

2012 年起,陈某甲患上多种疾病,逐渐发展到生活不能自理、需要护理的程度。每月支出:保姆费 6500 元,护工费、伙食费、护理品、日用品另计,医药费一年现金支付部分 12800 元。收入只有养老金,每月 4250 元。

2017 年,他经法院判决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此后由女儿陈某戊担任法定代理人——这个身份很关键,它意味着这场官司是女儿替父亲打的,不是女儿替自己打的。

起诉的请求有两项:一是陈某乙、陈某丙、陈某丁每人每月分担超出养老金部分的生活费;二是据实发生的医疗费由三人分担。

陈某丁同意,说愿意承担。陈某乙、陈某丙不同意,理由只有一条:我们签过家庭协议,按协议我们不承担赡养费。

一审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2019 年 6 月 27 日判决:陈某乙、陈某丙、陈某丁每人每月支付陈某甲生活费 1387.5 元;陈某甲的医药费之现金支付部分按实计算,由三人各自负担。

陈某乙、陈某丙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19 年 10 月 30 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这种《家庭意见》,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城市家庭里并不少见。几个子女坐下来,把老人的居住、生活费、医疗费、身后事一次写清,各自签字——形式上是「家庭会议纪要」,法律上是一份赡养协议,受《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十条调整:经老年人同意,赡养人之间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赡养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和老年人的意愿。

协议签在 1999 年,纸是黄的,字是钢笔写的。二十年后拿到法庭上,陈某乙、陈某丙的主张就是一句话:白纸黑字,我们不负担。

把判决书里的数字倒推一下,能看出法院是怎么算的:三名子女每月合计支付 4,162.5 元,加上老人的养老金 4,250 元,每月可支配约 8,400 元——这个数正好卡在保姆费 6,500 元加基本生活、医药开支的水平上。法院是按「缺口」算的,不是按「人头」平均摊的。 这一点对类似案件很有参考价值:赡养费不是平均主义,是把老人的实际需要减去他自己的收入,剩下的部分在子女之间分配。

二、为什么一纸协议免不掉赡养义务

这是本案的核心,也是赡养纠纷里最常被误解的一处。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十条确实写了:经老年人同意,赡养人之间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赡养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和老年人的意愿。

很多人读到这里就停了,以为「法律允许签协议」等于「协议可以免义务」。错在一个地方:这条规定的是赡养人内部怎么分工,不是对外怎么免责。

打个比方。三个人合租一套房,可以约定「水费我付、电费你付、网费他付」。这个约定在他们三人之间有效,谁多付了可以向另外两人追偿。但如果房东来收租,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说「我们内部约好了不归我付」。

赡养协议的效力范围,就跟这个一样。它解决的是「六个人之间谁出多少」,不解决「老人能不能拿到钱」。老人是权利人,不是协议的当事人;子女之间怎么分,跟老人能不能要,是两件事。

法院的表述很直接:子女赡养父母既是道德上应该遵守的孝敬行为,也是法律规定的强制义务,任何形式的赡养协议都不能免除子女对老年人的赡养义务。故陈某乙、陈某丙对陈某甲的赡养义务不因《家庭意见》的签订而得到免除。

再往里说一层。赡养义务的来源是身份关系,不是合同。《民法典》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这条义务由法律直接规定,不因当事人约定而产生,自然也不因当事人约定而消灭。当事人能处分的只有两样:履行方式(给钱、给物、照料、接回家住)和内部份额。义务本身,动不了。

那这份《家庭意见》一点用没有吗?也不是。它在两个地方还有意义。

一是内部追偿。 如果将来陈某戊出的钱超过了协议约定,他可以拿这份协议向其他兄弟追偿——但只能追协议里约定的那部分,追不回法定义务的全部。

二是证明历史事实。 比如证明某一段时间内谁实际承担了照料,这在分割遗产、认定「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时用得上。

所以正确的理解是:赡养协议是一份「内部账单」,不是一张「对外免责书」。

三、二十年:时间本身就是理由

就算退一步,假设这份协议当年有效,二十年后也不能按原样履行了。

法院给了两层理由,第二层是时间。判决书写道:《家庭意见》签订于 1999 年,距今已有二十年,现陈某甲已近 90 岁高龄,且无生活自理能力,其所需的赡养费用有重大的变化。基于此,陈某乙、陈某丙亦应承担赡养责任。

这段话背后的法理,是情势变更的思路:协议订立时的基础事实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约时无法预见的重大变化,继续按原约定履行会显失公平,就应当调整。

1999 年的陈某甲:能自理,可能还有劳动能力或者退休金足以覆盖生活,需要的主要是「有人搭把手」。

2019 年的陈某甲:近九十岁,无民事行为能力,全天需要保姆,一个月固定支出 6500 元起。

这两个人,需要的钱差了好几倍。拿 1999 年的账,付 2019 年的开支,结果只能是老人没钱请保姆。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所有签过类似协议的家庭注意:协议里没有写「价格调整机制」。 如果当年那份《家庭意见》写的是「陈某乙每月负担赡养费若干元,随物价指数调整」,二十年后至少还有个计算依据。只写「全部不负担」,二十年后就成了一句话对抗一位失能老人。

顺便说清「经老年人同意」这个要件。第二十条要求赡养协议经老年人同意,而且内容不得违反老年人的意愿。本案的《家庭意见》有没有经过陈某甲同意?判决没有正面认定,但从内容看,它把陈某甲的居住费用全部压给了一个子女、把另一个子女的赡养义务整体免除——这种安排是否真的符合老人当年的意愿,本身就存疑。

实务提示:签赡养协议,最好让老人本人签字,或者在协议上写明「经老人某某同意」,并由老人签字或按印。少了这一笔,协议连「内部账单」的效力都可能被打折。

但必须说透的是:时间只是第二层理由,不是第一层。

第一层理由在上一节已经写了——赡养义务是法定的、身份性的义务,不因子女之间的内部约定而消灭。《民法典》第二十六条规定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保护的义务;第一千零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九条写得更直接:赡养人不得以放弃继承权或者其他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

注意「其他理由」四个字。这是一个开放的兜底表述,立法者的意思是:任何理由都不行。分家不公平、父母偏心、协议约定、兄弟姐妹之间怎么分工——统统不是理由。

所以本案的正确逻辑顺序是:先认定协议不能免除法定赡养义务(第一层),再说明即使按协议履行也因情势变更而不能维持(第二层)。两层都成立,判决才稳。

实务上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区分:赡养义务不能免除,但赡养义务的「履行方式」可以约定。 谁出钱、谁出力、老人轮流住谁家、医疗费怎么分摊——这些都可以写进协议,法院也会尊重。越界的是把「不出钱」写成「不负担义务」。前者是分工,后者是弃养,一字之差。

四、1387.5 元:一个精确到角的数字,和它背后的账

1387.5 元,精确到角。这种数字通常不是拍脑袋定的,是算出来的。可判决书没有列计算过程。我们把它倒推一遍。

已知的三个数:养老金每月 4250 元,保姆费每月 6500 元,医药费一年现金支付 12800 元(月均约 1067 元)。

先看最朴素的一步:6500 − 4250 = 2250 元。这是保姆费一项的缺口,四个人分,每人 562.5 元。但判决是 1387.5 元,是它的 2.47 倍。

差在哪?差在判决主文的另一句话:「陈某甲的医药费之现金支付部分按实计算由陈某乙、陈某丙、陈某丁各自负担。」也就是说,医药费是单列的,不在 1387.5 元里面。

那 1387.5 元对应的是什么?用判决的数反推:1387.5 × 4 = 5550 元。这 5550 元,是法院认定的「养老金填不满的那块缺口」。缺口 5550 加养老金 4250,等于每月总支出约 9800 元。

9800 元里,6500 元是保姆费,剩下 3300 元是伙食费、护理品、日用品。这个结构符合一个全天卧床老人的实际开销:成人纸尿裤一天六到八片,护理垫、湿巾、防褥疮垫、营养粉,加上一日三餐要软烂、要单独做,三千多元并不夸张。

为什么是四个人分,而不是三个人分?

因为还有陈某戊。陈某戊是实际照顾父亲的那个人——判决书写明「鉴于陈某戊实际照顾陈某甲履行相应的赡养义务」。法院把缺口分成四份,陈某乙、陈某丙、陈某丁各出一份现金 1387.5 元,陈某戊那一份,用照料折抵。

这个处理方式,是赡养案件里一个很重要的技术:照料可以折钱。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四条把赡养义务写成三项——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三者可以互相折算,但不能只挑一项履行。一个人天天守在床边,他履行的是「生活照料」;其他人不在身边,就该多出「经济供养」。折算的比例,法院有裁量权,一般参照当地护工工资。

本案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陈某丁在一审中明确表示同意父亲的诉讼请求。同意,也要出钱——因为赡养不是「同不同意」的问题,是「该不该」的问题。

五、失能老人的三道手续,最好提前办

陈某甲这个案子,程序上走得比实体上更费劲:先要宣告无民事行为能力,再要确定法定代理人,才能起诉。这三步,家属往往在慌乱中一头雾水。按顺序说清楚。

第一道,宣告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民事诉讼法》设了特别程序,由近亲属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向被申请人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要提交诊断证明、病历、鉴定意见(法院可以委托鉴定),法院审理后作出判决。本案陈某甲 2017 年走了这一步。

这一步的意义不只是「证明他糊涂了」。它决定了后面所有文件的签字人是谁:房产过户、银行取款、诉讼、签医疗同意书,都要由法定代理人签字。没有这份判决,子女去银行取老人的钱,柜台不认。

第二道,确定监护人。

宣告之后,监护人按《民法典》第二十八条的顺序确定:配偶、父母、子女、其他近亲属……有争议的,依第三十一条由居委会、村委会或者民政部门指定,也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指定。

理想的做法是提前安排。《民法典》第三十三条规定了意定监护:成年人在还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时,可以书面指定自己的监护人,最好公证。老人清醒时花半小时办的事,能省掉子女后来半年的奔波,也能避免「谁当监护人」变成兄妹之间的第二场官司。

第三道,把赡养协议写对。

如果家里确实要签协议,避开本案的三个坑。

一是别写「某人不承担赡养义务」,这种条款一律无效,写了等于没写。要写就写「某人每月负担若干元」「某人负责日常照料,其他人的份额相应折减」。

二是写调整机制。可以写「随当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或者护工工资水平,每两年调整一次」,也可以写「一方身体状况发生重大变化时,各方应重新协商;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请求法院调整」。

三是让老人签字。协议是赡养人之间的,但依第二十条要「经老年人同意」。让老人本人在协议上签字或者按印,最好再有两个无利害关系的人见证。这一步花不了几分钟,能省掉将来「老人不同意」的争议。

最后一句实务提醒:追索赡养费可以申请先予执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九条)。失能老人的护理费是按月付给保姆的,等不起一年半载的审理周期。起诉时就把先予执行申请一并递上去,别等判决。

这个案子的判决结果不复杂:三个人,每人每月 1387.5 元。复杂的是它回答的那个问题——一张纸,能不能管二十年。

答案是不能。不是因为这纸无效,而是因为纸上的字管不住时间的流动。1999 年的陈某甲能走能说,2019 年的陈某甲躺在床上、不认识人。同一个人,需求差了几倍,账就得重算。

法律给的解法有两层。第一层是硬的:赡养是法定义务,任何协议都不能免除,这句话没有例外。第二层是软的:份额可以内部划分,照料可以折成钱,二十年前的约定可以因为情势变化而调整。

硬的保护老人,软的照顾子女。两层叠在一起,才是这条规则的全貌。

对签过类似协议的家庭,这个案子有一句提醒:不要把协议当成终点。它只是一份当年的账单。老人还在,账单就得一年一年重开。真要少吵架,就在协议里写清调整机制——把「到时候再说」变成「按这条算」。

对老人自己,也有一句:趁还能签字,把监护人和协议都办掉。这两份东西,一份保证你糊涂了有人替你说话,一份保证你躺着的时候有人替你出钱。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原告陈某甲诉称:陈某乙、陈某丙、陈某丁、陈某戊均为陈某甲的子女。自2012年起,陈某甲患有各种疾病,并逐渐发展至生活不能自理、需要护理的程度,每月需要支出护工费、伙食费、护理品、日用品费用、医疗费等,且养老金无法覆盖。陈某甲起诉陈某乙、陈某丙、陈某丁,请求每人每月分担超出养老金部分的生活费,以及据实发生的医疗费。

被告陈某乙、陈某丙辩称:其与陈某甲签订过家庭协议,根据协议内容,陈某乙、陈某丙不承担陈某甲的赡养费。

被告陈某丁同意陈某甲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陈某甲的法定代理人陈某戊与陈某乙、陈某丙、陈某丁均为陈某甲的子女。陈某甲的妻子已经死亡。2017年,陈某甲经法院判决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陈某甲现每月的养老金为人民币4250元(币种下同),陈某甲每月支出的保姆费为6500元,往年同期的医药费现金支付部分为12800元。1999年,陈某甲与案涉几名子女签订《家庭意见》载明:“……自陈某乙搬出后,父母的赡养、护理及寿终以后等全部费用及事项陈某乙全部不负担……在父母有生之年,有关生活居住的费用(房租、水、电、煤等)陈某戊全部责任……”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7日作出(2019)沪0101民初1882号民事判决:陈某乙、陈某丙、陈某丁每人每月支付陈某甲生活费1387.5元;陈某甲的医药费之现金支付部分按实计算由陈某乙、陈某丙、陈某丁各自负担。宣判后,陈某乙、陈某丙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30日作出(2019)沪02民终943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家庭意见》能否免除有关子女的赡养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该条款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十六条所吸收)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老年人同意,赡养人之间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赡养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和老年人的意愿。”因此,成年子女对父母有法定的赡养义务。虽然经老年人同意,赡养人之间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但子女赡养父母既是道德上应该遵守的孝敬行为,也是法律规定的强制义务,任何形式的赡养协议都不能免除子女对老年人的赡养义务。故陈某乙、陈某丙对陈某甲的赡养义务不因《家庭意见》的签订而得到免除。况且,《家庭意见》签订于1999年,距今已有二十年,现陈某甲已近90岁高龄,且无生活自理能力,其所需的赡养费用有重大的变化。基于此,陈某乙、陈某丙亦应承担赡养责任。

陈某甲的生活所需在扣除其养老金后的不足部分及另外的医药费应由其子女分担。鉴于陈某戊实际照顾陈某甲履行相应的赡养义务,陈某甲此后的生活所需在扣除其养老金后的不足部分及另外的医药费由陈某乙、陈某丙、陈某丁各负担四分之一。

综上,法院依法作出如上判决。赡养父母是法律规定的子女应尽的强制义务,该义务不因赡养协议的签订而免除。成年子女在有赡养能力的情况下,以赡养协议已免除己方赡养义务为由拒绝承担赡养老年人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案号:(2019)沪02民终9432号 审理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19-10-30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5-07-2-024-001)。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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