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王某、王某强等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

一、案情速览

一只基金要买哪只股票、什么时间买、买多少，在下单之前是绝对机密。王某是某基金公司的债券交易员，因为岗位需要，公司给他的系统账号开通了股票交易指令的查询权限。

从 2009 年 3 月到 2011 年 8 月，他反复登录这个账号。同期，他的父母用几个亲戚名下的证券账户买股票，买的时间比公司晚一点，买的品种和公司一模一样。

三个人到案后一句都不认，信息到底怎么传的始终没查清。法院靠一串间接证据定了罪：交易金额 8.78 亿余元，非法获利 1,773 万余元，三人分别被判六年六个月到三年六个月。

二、裁判要点提炼

具有获取未公开信息职务便利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其近亲属从事相关证券交易明显异常，且与未公开信息相关的交易高度趋同，即使其拒不供述信息传递过程，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证据链、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可以认定构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

此类案件的证明重心不在「谁说了什么」，而在「交易与信息的对应关系」：登录记录与权限存续期间是否吻合、交易时点与指令时点的先后、趋同度在取得权限前后的变化、权限关闭后交易是否随即停止，这些客观事实可以替代口供完成证明。

三、赵律师点评

一个债券交易员，为什么能看见股票指令

王某的岗位是债券交易员，跟股票没有直接关系。但他任职的某基金公司，交易管理部有一套集中下单的系统，所有基金经理的指令都从这里走。因为工作需要，公司给债券交易员也开了这套系统的站点权限，账号尾号 660X。 2008 年 7 月 7 日起，这个账号可以查询股票交易指令——买卖方向、投资类别、证券代码、交易价格、成交金额、下达人。也就是说，一只基金打算买什么、什么价买、买多少、谁下的令，他点几下鼠标就能看见。 2009 年 7 月 6 日，权限又扩了一圈：委托流水、证券成交回报、证券资金流水、组合证券持仓、基金资产情况，都能查了。 这些信息在法律上有一个专门的名称：未公开信息。它和内幕信息不是一回事。内幕信息指的是上市公司那边还没公布的重大消息，比如重组、业绩大变、重大诉讼；未公开信息指的是基金管理人、证券公司自营部门在交易过程中形成的、还没对外披露的信息，最典型的就是「这只基金明天要买什么」。 两者的共同点是都能影响股价，区别在于信息从哪来：一个来自上市公司内部，一个来自机构交易内部。刑法为前者设的是内幕交易罪（第一百八十条），为后者设的是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第一百八十条之一）。老百姓把后者叫「老鼠仓」——基金经理先用自己家的账户建仓，再用基金的钱把价格拉上去。 王某这个岗位的特殊性在于，他本人没有下单权，但他看得见所有下单指令。看得见，就等于提前知道了答案。 2011 年 8 月 9 日，公司换了新系统，交易管理部申请关闭了所有债券交易员登录 660X 账号的权限。这个时间点，在后面定案时起了大作用。

三个人一句不认，法院拿什么定

这个案子最硬的地方，是三名被告人到案后全部拒不认罪。信息是怎么从王某传到父母那里的——打电话、见面说、发消息——始终没有查清。 刑事案件一般讲究「供证一致」，被告人自己不承认，又没有直接证据，怎么办？法院在这个案子里给出的答案是：用客观事实搭一条链子。 第一环，登录记录。2009 年 1 月至 2011 年 8 月，王某登录 660X 账号的次数明显不合理地多。他不是股票交易员，日常业务不需要频繁查股票指令，这个「多」本身就异常。 第二环，交易习惯的突变。王某强、宋某甲在此之前的证券交易金额和频率都平平，从某个时点开始大幅增加。这个时点，与王某获得查询权限的时间基本重合。 第三环，趋同度。两人控制的账户买入的股票，与公司同期指令买入的股票高度一致，而且时间上要么同日、要么晚一两天。一只两只可以是巧合，长期、大量、成系统地一致，就不是巧合了。 第四环，停止时点。2011 年 8 月 9 日权限被关闭，两人的交易随之停止。这一环的证明力最强——如果不是靠这个账号的信息，为什么权限一关，交易就停？ 第五环，身份关系。三个人是父子、母子。王某强、宋某甲都供认，除了王某，他们不认识这家基金公司的任何其他从业人员。信息只能从这一个口子出来。 第六环，异常行为。王某在接受证监会调查时无故离去，随后擅自离职。这不是定罪依据，但可以作为佐证。 五、六两环加上前面四环，法院的表述是「已形成完整锁链，并可排除合理怀疑」。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证明规则值得说清楚：间接证据定案，不要求每一个环节都天衣无缝，要求的是各环节之间能够互相印证，指向同一个结论，并且排除其他合理解释。三名被告人对前述异常交易「未作出合理解释」——这句话在判决里分量很重。你被问到了，说不出为什么，而所有客观事实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法院就可以认定。 反过来说，如果被告方能给出一个像样的解释，比如同期某只股票有公开的重大利好、交易是基于公开研报、账户实际上是别人在操作并有证据支持，这条链子就会出现缺口。本案一个都没有。 这里还要补一层：间接证据定案，靠的不是「数量多」，而是「方向一致」。十个各自指向不同方向的证据，不如三个指向同一方向的证据。本案六环证据，方向是一致的：信息从 660X 出来，钱从账户进去，两条线在时间上严丝合缝。 反过来，什么情况下这条链子会断？实务中最常见三种。 第一种，时间对不上。如果某几笔交易发生在王某还没有权限的期间，或者发生在他出差、休假、根本不可能接触到指令的时段，这几笔就要从趋同交易里剔除。本案辩护没有走这条路，因为权限期间与交易期间几乎完全重合。 第二种，有独立的决策依据。比如同期某只股票发布了重大利好公告、某家券商出了强烈推荐的研究报告，而交易恰好发生在公告之后。这时候「跟着指令买」就不是唯一解释。本案没有出现这类证据，被告人也「未作出合理解释」。 第三种，账户实际由他人操作。如果能证明账户的交易是由一个完全不知情的人独立决策，链条就在「谁在买」这一环断掉。本案没有，因为交易的时点、品种、频率都指向同一个信息来源。 这三种抗辩，其实也是这类案件辩护的标准动作。看一个案子怎么辩，基本就知道证据链的薄弱点在哪里。

8.78 亿，1,773 万，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

涉案交易金额共计 8.78 亿余元，非法获利 1,773 万余元。这两个数字不是估的，是一笔一笔对出来的。 分工很清楚：王某强交易金额 9,661 万余元，获利 201 万余元；宋某甲交易金额 7.8 亿余元，获利 1,572 万余元。母亲这边的量级是父亲的八倍。 计算的方法，是把两人控制账户的每一笔买入，拿去和公司同期指令做比对。凡是构成趋同的交易，买入金额计入成交额，卖出后的差价计入获利。不趋同的交易不计入。 这里的「趋同」有严格的判断口径：同一只股票、同一方向、时间在指令之后很短的窗口内。判决认定的表述是「同期或稍晚于某基金公司进行证券交易」，并且「与交易指令高度趋同」。 为什么要把成交额和获利分开算？因为这两个数字在量刑上各有各的用。按照两高关于办理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情节严重的门槛分别盯着成交额、期货保证金占用额、获利或避损额三条线，达到其中一条即可。本案成交额 8.78 亿元、获利 1,773 万元，无论按哪条线衡量，都远远越过门槛。 还要说明一点：这类案件的违法所得，计算的是「趋同交易」的利润，不是账户全部利润。同一个账户里那些与公司指令无关的买卖，赚了也不计入。这是对被告人有利的一条口径，实务中经常成为争点——辩方会主张某些交易是自主决策，检方则要用时间吻合度、持仓重合度来反驳。 追缴的数额是 1,773.66 万元，与认定的获利基本一致。判处罚金 900 万元至 210 万元不等，是按各人参与的程度和获利分档的。 顺便说一句：这类案件里，钱赚得越多，罚得越重，而且罚金是在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幅度内确定。赚了 1,773 万，罚金几百万，再加上全部违法所得被追缴，经济上等于白干，还要倒贴。

父母跟单，为什么三个人一起被判

很多人以为，这条罪只管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家属买卖股票不犯法。这个理解只对了一半。 《刑法》第一百八十条之一写的是两类行为：一是自己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未公开信息，从事相关交易；二是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前一类是自己动手，后一类是让别人动手。 本案里，王某属于哪一类？判决没有明确区分他是自己交易还是明示暗示，但从事实看，他自己没有用账户买卖，钱是父母赚的。法院认定三人共同构成该罪，说明认定的路径是：王某泄露信息，父母利用信息交易，三人形成共同犯罪。 这里的关键是「明知」。王某强、宋某甲知道这些交易信息是从儿子那里来的、是公司还没执行的指令吗？从事实看很难说不知道——每次买什么、什么时候买，都要靠儿子给的消息，而且买的时点卡在公司指令之后。 那父母能不能说自己只是「听儿子说这只股票不错」？这在实务中是一条常见的辩解线。区分的关键有两点：一是信息的具体程度，如果只是「某只股票不错」这种评价，属于意见；如果精确到「公司明天要买这只、大概这个价」，就是未公开信息。二是交易的规律性，偶尔一次可以是闲聊，长期、连续、与指令高度吻合，就只能解释为在跟着指令走。 本案两人交易金额 8.78 亿元、持续时间两年多，且权限一关就停，任何「闲聊」的解释都撑不住。 还有一层：为什么王某自己没有获利，也被判了六年六个月，是三人中最重的？因为他是信息的来源，是整件事的起点。刑法评价的是行为，不是谁拿到了钱。泄露本身就是实行行为。 这也提醒一件事：把账户开在亲戚名下，不等于把责任隔在外面。司法机关查的是资金流、交易流、信息流的对应关系，账户在谁名下并不重要。本案三个账户分别挂在牛某、宋某乙、宋某丙名下，最后照样查到王某强、宋某甲头上。 共同犯罪的认定，在这个案子里还有一层细节值得展开：三个人各自的角色不同，量刑也不同。 王某是信息的来源，判得最重（六年六个月）。他没有直接交易、没有直接获利，但他的行为是整个链条的起点。刑法评价的是行为对法益的侵害，泄露未公开信息这个动作本身，就已经破坏了市场的公平性。 宋某甲交易金额 7.8 亿元、获利 1,572 万元，王某强交易金额 9,661 万元、获利 201 万元。两人获利差了近八倍，量刑也拉开了档次。这说明在共同犯罪中，各人的刑事责任按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获利情况分别确定，不是一个数额套所有人。 那家属能不能辩称「不知道这是未公开信息」？可以辩，但要看客观事实。这个案子里有几件事很难解释：交易集中在公司指令之后的一两天、权限一关就停、此前交易清淡此后突然放量。一个真正不知情的人，不会这么巧。 还有一类人容易被卷进来：出借账户的人。本案用了牛某、宋某乙、宋某丙三个人的账户。这三个人没有被追究，说明司法机关判断他们只是出借账户、不知情。但如果出借人明知对方要用自己的账户做违规交易、还提供便利，就可能构成帮助。 这条线值得记住：借账户给亲友炒股，看起来是帮忙；一旦这些交易涉嫌违法，账户的名义持有人要解释清楚自己知不知情、有没有参与。解释不清，麻烦就来了。

这条罪名的门槛：多少钱算「情节严重」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不是一有交易就构成犯罪，要达到「情节严重」。这个门槛由司法解释规定，量的是三样东西：证券交易的成交额、期货交易占用的保证金、获利或者避免损失的数额。三条线中达到任何一条，就可能被追诉。 本案 8.78 亿元的成交额、1,773 万元的获利，站在任何一条线之上都很远。 「情节特别严重」是另一档，量刑往上跳一大格。区分情节严重与特别严重，同样看上述三项数额，只是门槛更高。所以在这类案件里，涉案金额不是「参考因素」，而是直接决定量刑档次的核心事实。 除了数额，还有几个加分项会影响量刑：是不是多次、持续时间多长、有没有利用多个账户、是不是在调查期间销毁证据或者串供、有没有退赃。本案持续时间两年五个月，用三个他人账户，被调查时无故离去并擅自离职，这些都是不利情节；三人拒不认罪，也就不存在坦白从宽的余地。 反过来的从宽情节也很明确：主动投案、如实供述、全额退赃、认罪认罚。下一批另一起案子（胡某夫案）里，被告人主动投案、家属退缴 800 万元，仍然被判了七年——原因在于涉案金额太大，法定从宽的空间被数额吃掉了。 这里有一条实务经验：这类案件的辩护空间，主要不在「有没有交易」，而在三个地方——信息到底算不算「未公开信息」；某几笔交易能不能从趋同交易里剔除；获利数额怎么计算（是按先进先出、还是按加权平均，算法不同结果差别很大）。 对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来说，这个案子最值得记住的不是刑期，而是那条「权限一关，交易就停」的细节。检察机关在指控时，最喜欢用的就是这种时间上的对应关系。它不需要任何口供，只要调出两边的记录，摆在法庭上就成立了。

这个案子没有查清一句对话，却定了三个人的罪。它说明的事情，比判决本身更重要。 第一，「没查清怎么传的」不等于「定不了」。刑事诉讼并不要求把每个细节都还原，它要求的是现有证据能够排除其他可能。登录记录、交易趋同、时点吻合、权限关闭即停止、亲属关系、无人可替代的信息来源——六件事各自都不是决定性的，合在一起就只指向一个结论。 第二，家属的账户不是防火墙。用父母、配偶、亲戚的名字开户，是这类案件里最常见的做法。但司法机关看的是谁在下单、钱从哪来、信息从哪来。账户实名制在刑事案件里，几乎起不到隔离作用。 第三，这条罪的门槛不在「赚没赚钱」，而在「有没有利用」。王某自己一分钱没落袋，判得最重，因为他是信息的出口。 对在金融机构工作的人来说，有几条线要划清楚。 自己的账户不能碰，配偶、父母、子女的账户也不能碰。这不是公司内部规定，是刑法。很多机构的合规手册里写着「从业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得买卖股票」，有人当成形式，出了事才知道这句话是照着法条抄的。 离职也不代表安全。本案的权限在 2011 年 8 月关闭，交易随即停止；如果反过来的情况——离职前得到消息、离职后建仓，同样会被追溯。判断的标准是信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被使用，不是你在不在职。 被调查时的那一步尤其要小心。本案里，王某在接受证监会调查时无故离去、随后擅自离职，法院把这作为佐证之一写进了判决。配合调查、如实说明，是唯一不会加重自己的选择。 最后说一句可能不太好听的：这类案子的起点，往往不是贪心，而是「就这一次」。王某登录了两年五个月，交易了几百笔。没有哪一次是「就这一次」，每一次都在往下滑。 法律给的界线很清楚：你在岗位上看到的、还没对外公布的东西，不能变成你家账户的买卖依据。这条线一旦跨过去，赚多少都是账，早晚要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