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张某诉王某等继承纠纷案
一、案情速览
张某于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三日出生,主张其为张某甲与被继承人董某乙的非婚生子。董某乙于二〇一七年三月九日去世,遗有西城区、海淀区两套房屋等财产。王某系董某乙之妻,柳某系其母,与张某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张某起诉请求分割遗产,王某否认亲子关系。
张某提交的证据包括: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董某丙(董某乙之弟)与张某具有叔侄关系;张某甲住院生产期间的住院病案、住院费用清单、新生儿卡介苗及乙肝疫苗接种知情同意书、耳聋基因筛查知情同意书、疾病筛查采血卡上均有董某乙签名,经鉴定为本人书写;董某乙给张某的红包上「爸董某乙」等文字经鉴定为本人书写。二审中张某另提交其与案外人尹某不存在亲子关系的鉴定意见书及公证书。
一审判决两套房屋由王某、柳某、张某继承,王某占三分之二,柳某、张某各占六分之一;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认为:叔侄关系的亲缘关系鉴定属间接证据,不能单独证明亲子关系,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被继承人已去世无法作亲子鉴定,结合亲缘关系鉴定与其他在案证据、客观情况,能够达到高度盖然性的,可以认定存在亲子关系。
二、裁判要点提炼
亲缘关系鉴定意见提供的是一种大范围的血缘关系判断,不具有唯一指向性,仅能证明双方存在血缘关系,不足以证明是否存在亲子关系。叔侄关系的亲缘关系鉴定无法单独作为证明亲子关系存在的证据,属于间接证据,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
在非婚生子女主张作为继承人的继承案件中,被继承人已去世、无法与该非婚生子女进行亲子鉴定的,若结合亲缘关系鉴定意见和其他在案证据、客观情况,综合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能够达到高度盖然性的,可以认定存在亲子关系。
三、赵律师点评
一个六岁的孩子,来分父亲的遗产
这个案子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案例,编号二百五十九号。 它要回答的问题,说起来只有一句: 父亲已经去世了,孩子怎么证明「我是他的孩子」? 先看人物关系。 原告张某,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三日出生。 起诉那年,他六岁。 他主张:自己是张某甲与董某乙的非婚生子。 被继承人董某乙,二〇一七年三月九日因病去世。 遗产有多少? 判决书写了三处: 北京市西城区某路某号院某房屋; 北京市海淀区某路某号院某号楼某门某层某房屋; 朝阳区某乡某公园某号楼某室。 (后经查,与王某夫妻共有的主要是西城、海淀两套。) 被告有两位: 王某,董某乙的妻子; 柳某,董某乙的母亲。 这两位加上张某,就是第一顺序继承人(配偶、父母、子女)。 如果张某是董某乙的儿子,三个人分; 如果他不是,王某和柳某两个人分。 所以整个案子的焦点,就一个字:「是不是」。 王某的抗辩很专业,四条: 一、「张某提交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信息存在矛盾之处,该意见书个人身份证显示张某父母均为汉族,而张某为满族,张某没有证据证明董某乙系其父亲。」 二、「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是借鉴法医学学术论文而得出,缺乏准确性和唯一指定性。司法鉴定所鉴定的事项是叔侄关系,不属于全同胞鉴定范围。」 三、「除司法鉴定意见书外,张某提交的其他证据只能证明董某乙与张某关系密切,不能证明二人存在父子关系。亲缘关系鉴定与亲子鉴定并不一致,司法解释没有确立亲缘关系鉴定的效力。」 四、「对于确定身份关系的案件应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标准,而张某的证据不具有完全的排他性。」 这四条,一条比一条狠。 最后一条尤其关键:她把证明标准抬到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 那是刑事诉讼的标准,不是民事诉讼的。 这一点,是本案判决要纠正的。
叔侄鉴定,只能指向一个范围
先讲技术背景,否则看不懂后面的争点。 确认亲子关系,最直接的办法是亲子鉴定—— 比对父母与子女的基因位点,准确率可达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以上。 但本案做不到。 因为董某乙二〇一七年就去世了。 人死亡之后,遗体火化,基因就没了。 (除非生前留过血样、毛发、或者医院存有病理切片。但这类材料不是常规保存的。) 那怎么办? 法律上还有一条路:亲缘关系鉴定。 判决书给了一个定义,值得抄: 「亲缘关系鉴定,是指依据遗传学的基本原理,采用现代化的基因分型检测技术来综合评判争议个体之间是否存在亲生、隔代或其他血缘关系。」 注意这几个词: 「亲生」(父母子女); 「隔代」(祖孙); 「其他血缘关系」(兄弟姐妹、叔侄、姑侄、舅甥)。 本案做的是哪一种? 叔侄。 具体是:张某与董某丙(董某乙的弟弟)。 鉴定结论是: 「根据基因遗传标记分型结果,支持董某丙与张某具有叔侄关系。」 这个结论,说明了什么? 说明:张某的父亲,是董某丙的兄弟之一。 董某丙有几个兄弟? 判决书查明:「柳某夫妇共育有子女七人,其中二子为董某乙,三子为董某丙。」 七人里,有两个儿子:董某乙(老二)、董某丙(老三)。 所以董某丙的兄弟,在本案中就是董某乙一人(其他五个是姐妹)。 那是不是就能确定「父亲是董某乙」? 理论上还差一步。 因为「兄弟」这个范围,严格说还包括同父异母、同母异父的兄弟—— 如果董某乙的父亲在外面还有别的儿子,那也可能是张某的父亲。 所以判决书的表述很严谨: 「虽然该鉴定结论不能排除董某乙的其他同父母兄弟系张某父亲的可能性,但可以证明董某丙的同父母兄弟之一应系张某的父亲。」 「不能排除其他同父母兄弟」——这就是「间接证据」的含义。 它指向一个范围,但不指向唯一的一个人。 所以光有这一份鉴定,不够。 接着讲证据法。 下面这一段,是本案裁判要点的第一条。 判决书说: 「亲缘关系鉴定意见提供的是一种大范围概念上血缘关系,鉴定意见并不具有唯一的指向性,仅能证明双方存在血缘关系,但不足以证明是否存在亲子关系。从证据的效力上看,叔侄关系的亲缘关系鉴定无法单独作为证明亲子关系存在的证据,因此属于间接证据,需要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 这段话里,有三个层次。 第一层:亲缘关系鉴定证明的是「血缘」,不是「亲子」。 「血缘」是一个大范围的概念—— 你和我有血缘,可能是父子、可能是叔侄、可能是堂兄弟、可能是隔了三代的远亲。 鉴定能告诉你「有」,但不能告诉你「是哪一种」。 第二层:它「不具有唯一的指向性」。 这就是它为什么是「间接证据」。 直接证据,是「一个人说了什么、写了什么」直接证明待证事实(比如一份写明「这是我儿子」的遗嘱)。 间接证据,是「证明一个中间事实,再由中间事实推出结论」(比如「他和叔叔有血缘」→ 推出「他父亲是叔叔的兄弟」)。 间接证据的特点:单个不够,要串联;串联之后,可能比直接证据更牢。 第三层:所以不能单独定案,要结合其他证据。 这里顺便回应王某的抗辩。 她说:「亲缘关系鉴定与亲子鉴定并不一致,司法解释没有确立亲缘关系鉴定的效力。」 这个说法,前半句对,后半句不对。 前半句对:亲缘鉴定确实不等于亲子鉴定。 后半句不对:没有专门司法解释,不等于「没有效力」。 因为《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规定,鉴定意见是法定证据种类之一; 只要鉴定机构有资质、程序合法、结论有科学依据,就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它的证明力大小,由法院结合全案判断。 不需要「专门为某一种鉴定出一个司法解释」。 她还有一条抗辩:「应排除一切合理怀疑」。 这一条,被判决直接否掉了。 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是「高度盖然性」(民法典、民诉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 「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高度可能性」,不是「排除一切怀疑」。 这两个标准差得很远: 刑事标准要求「唯一结论」; 民事标准只要求「很可能」。 为什么民事可以低一些? 因为民事判决的后果是「钱给谁」,不是「人关不关」; 而且如果都按刑事标准,大量民事案件会因「无法绝对确定」而无法裁判。
那些签名:一份意外的证据链
本案最精彩的部分,是张某提交的那一堆「生活痕迹」。 判决书列了五组,每一组都很具体。 第一组:医院的文件。 「张某甲在医院住院生育张某时的住院病案、住院费用清单及新生儿注射疫苗的知情同意书等文件中均有董某乙的签名,经鉴定为董某乙本人所签,可以证明董某乙在张某甲住院生育期间为张某办理各种手续并在新生儿监护人处签名。」 具体到哪几份? 《住院病案》首页:联系人姓名尹某(张某甲的丈夫),关系夫妻,但所留电话与董某乙的电话一致;而且显示为「舅舅」。 (这个细节很微妙:电话是董某乙的,关系却写成「舅舅」——像是刻意回避。) 《住院费用清单汇总表》:「以上所有住院期间费用经患者签字后已确认」处签名是董某乙。 《新生儿卡介苗接种知情同意书》:监护人签名董某乙。 《接种乙型肝炎疫苗知情同意书》:监护人签名董某乙,监护人与受种者的关系为「父亲」。 《北京市新生儿耳聋基因筛查知情同意书》:产妇/新生儿监护人签名董某乙,联系电话是董某乙的电话。 《北京市新生儿疾病筛查采血卡》:母亲姓名张某甲,联系人董某乙,电话是董某乙的,「请家长核对信息无误后签字」处是董某乙。 这些文件,有一个共同点: 它们都是「父亲该做的事」。 陪产、签字、交费、决定打什么疫苗、做什么筛查—— 这些不是「朋友帮忙」能干的事,是「家属」的位置。 而且最关键的一份:乙肝疫苗知情同意书上,关系栏写的是「父亲」。 这是董某乙本人签的字,本人写的关系。 第二组:红包。 这一组,是本案最有画面感的证据。 「张某还提交了董某乙给张某的红包五个,其中三个有董某乙签名,日期为『2014.8.12』的红包落款为『爸董某乙 妈张某甲』;日期为『二〇一六春节』的红包写有『爸某乙 妈某甲』;日期为『二〇一四元二日』的红包落款为『亲人董某乙』。」 三个红包,三种写法: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二日(张某满月不久):「爸董某乙 妈张某甲」——直接写「爸」。 二〇一六年春节(张某约一岁半):「爸某乙 妈某甲」——省了姓,是家常写法。 二〇一四年元月二日(张某出生前半年):「亲人董某乙」——那时候还没出生,只能写「亲人」。 这三个时间点,连起来就是一条线: 出生前,是「亲人」; 出生后,是「爸」。 而且,这三个红包上的字,经鉴定都是董某乙本人书写。 第三组:亲子关系的反面证据。 「在二审审理中,张某亦提交了其与案外人尹某之间不存在亲子关系的《法医物证鉴定意见书》及《公证书》。」 这一招,很关键。 因为张某的《出生医学证明》上,父亲写的是尹某(张某甲的丈夫),张某还随尹某办了户籍。 这就形成了一个「法律上的父亲」。 如果尹某是亲生父亲,那张某就不是董某乙的儿子。 所以张某必须先排除尹某—— 他做了鉴定,证明与尹某不存在亲子关系,并办了公证。 这一步走完,「法律上的父亲」这条线就断了, 剩下的可能就是「董某乙」。 第四组:王某的「未否认」。 判决书有一句:「王某亦未否认张某甲与董某乙曾经关系密切。」 这句话,在证据法上叫「自认的边界」。 她否认亲子关系,但没有否认「关系密切」。 这个「不否认」,成了拼图的一块。 第五组:其他在案证据。 判决书没展开,只说「结合张某提交的其他在案证据」。 把五组拼起来,结论是: 「认为张某系董某乙亲生子女的可能性已达到高度盖然性。」 注意用词:「可能性已达到高度盖然性」—— 不是「确定」,是「高度可能」。 这就是民事证明标准的表述方式。
高度盖然性: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
这一节把标准说清楚,因为它是本案的方法论核心。 判决书的表述是: 「在非婚生子女主张作为继承人的继承案件中,被继承人已去世,无法与该非婚生子女进行亲子鉴定。若结合亲缘关系鉴定意见和其他在案证据、客观情况,综合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等,能够达到高度盖然性的,可以认定存在亲子关系。」 这句话,给了三个工具。 工具一:亲缘关系鉴定(打底)。 它证明「有血缘」,把范围从「所有人」缩到「董家的男性」。 工具二:其他在案证据(填补)。 签名、红包、医院记录、排除尹某的鉴定。 这些证据,各自都不足以单独证明,但合起来指向同一个人。 工具三:逻辑推理与日常生活经验(连接)。 这一条,是判决书里最有温度的一句。 什么叫「日常生活经验」? 就是:一个男人在新生儿疫苗同意书的「父亲」栏签字, 在红包上写「爸」, 这些行为,在日常生活中意味着什么? 不需要专业解释,普通人一看就懂。 法官把这些「懂」的东西,写进判决,作为推理的一环。 这在证据法上叫「经验法则」。 三个工具合起来,就是「高度盖然性」的操作路径。 最后说结果。 一审(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判决: 两套房屋由王某、柳某、张某继承; 王某占三分之二份额; 柳某占六分之一; 张某占六分之一。 为什么是这个比例? 因为两套房是董某乙与王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双方都认可)。 所以先析产:一半归王某(她的份额),一半是遗产。 遗产那一半,由三个第一顺序继承人均分——王某、柳某、张某各得六分之一。 王某总共:二分之一 + 六分之一 = 三分之二。 柳某、张某:各六分之一。 算得干干净净。 二审(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这个案子给三类人的提醒
指导案例的意义,在于它能被后面的案子引用。 这个案子确立的规则,对三类人有用。 第一类:非婚生子女。 如果你的父亲(或母亲)已经去世,而你没有被承认,怎么主张继承权? 本案给了一条路径: 第一步,做亲缘关系鉴定——找父系(或母系)的直系亲属(叔叔、姑姑、舅舅、姨妈、堂表兄弟姐妹)。 第二步,收集「生活中的父亲痕迹」—— 医院的签字(尤其是「父亲」栏); 出生证明、疫苗接种记录; 转账记录(备注「生活费」「学费」); 照片、聊天记录、红包、礼物上的题字; 邻居、亲友的证言。 第三步,如果有「法律上的父亲」(比如母亲的丈夫),先排除他—— 做一个「不存在亲子关系」的鉴定并公证。 第四步,尽早。 因为时间越久,证人越少、物证越难找; 而且遗产可能已经被分割、处分。 第二类:婚生子女/配偶一方。 如果你是被主张的一方(像本案的王某),怎么应对? 本案王某的抗辩其实很专业,她提了四点: 鉴定信息矛盾(民族); 叔侄鉴定不具唯一性; 其他证据只能证明「关系密切」; 证明标准应更高。 前三点都击中了要害,只是被「证据链」补上了; 第四点法律上不成立。 所以真要抗辩,有效的方向是: 攻击鉴定的资质和程序(采样是否规范、机构是否有资质、检材是否污染); 提出「另一个可能的父亲」(如果董某丙还有别的兄弟,这就是一个真实的反驳); 质疑证据的关联性(签名能否证明「父亲」,还是只能证明「在场」)。 第三类:立遗嘱的人。 这一类最容易被忽略,但最有效。 如果董某乙生前在遗嘱里写一句: 「我确认张某(××年××月××日出生,母亲张某甲)系我的儿子, 我名下××房屋中属于我的份额,由张某继承××%。」 那这个案子根本不会发生。 一份遗嘱,同时解决「身份」和「财产」两个问题。 而且遗嘱是本人书写、本人签名,效力远高于一堆间接证据。 这就是本案最深的一层提醒: 法律给了「事后补救」的路径,但最好的路径永远是「事前说清」。 本案的孩子赢了,靠的是五个红包、六份签名、一份鉴定—— 那是运气好,那些纸都还在。 换一个家庭,可能什么都找不到。
这是最高法指导案例二百五十九号,讲的是非婚生子女在被继承人去世后如何证明亲子关系。技术难点在于:人已经火化,做不了亲子鉴定,只能做亲缘关系鉴定——本案做的是与叔叔的叔侄鉴定。这种鉴定只能证明「有血缘」,不能指向唯一的父亲,所以是间接证据,必须结合其他证据。张某手里的其他证据很扎实:住院病案、费用清单、五种新生儿筛查和疫苗的知情同意书上有董某乙的签名,其中乙肝疫苗那份的关系栏直接写「父亲」;三个红包上写着「爸董某乙」;二审又补交了与「法律上的父亲」尹某不存在亲子关系的鉴定。法院把这些拼起来,认为达到高度盖然性,认定亲子关系成立。判决按夫妻共同财产先析产、再由三个第一顺序继承人均分,王某得三分之二,柳某和张某各得六分之一。这个案子确立的规则是:民事案件用「高度盖然性」标准,不是「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被继承人已去世无法做亲子鉴定的,靠亲缘鉴定加其他证据综合认定。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原告张某诉称:张某为张某甲与董某乙非婚生子。2017年3月9日,董某乙因病去世,遗留有北京市西城区×路×号院×-×号房屋、北京市海淀区×路×号院×号楼×门×层×房屋、朝阳区×乡×公园×号楼×室等遗产,至今没有分割。被告王某系董某乙的妻子,被告柳某系董某乙的母亲,与张某同为第一顺位继承人。现就被继承人所留遗产分割事宜诉至法院要求处理。
被告王某辩称:不同意张某的诉讼请求。
1.张某提交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信息存在矛盾之处,该意见书个人身份证显示张某父母均为汉族,而张某为满族,张某没有证据证明董某乙系其父亲。
2.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是借鉴法医学学术论文而得出,缺乏准确性和唯一指定性。司法鉴定所鉴定的事项是叔侄关系,不属于全同胞鉴定范围。
3.除司法鉴定意见书外,张某提交的其他证据只能证明董某乙与张某关系密切,不能证明二人存在父子关系。亲缘关系鉴定与亲子鉴定并不一致,司法解释没有确立亲缘关系鉴定的效力。对于确定身份关系的案件应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标准,而张某的证据不具有完全的排他性。
被告柳某未到庭参加诉讼,但表示不放弃继承,尊重法院的判决。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继承人董某乙与被告王某系夫妻关系。被告柳某系董某乙之母,董某乙之父已于2005年10月死亡。柳某夫妇共育有子女七人,其中二子为董某乙,三子为董某丙。董某乙于2017年3月死亡,生前未留有遗嘱。
原告张某于2014年7月13日出生,《出生医学证明》显示父亲为案外人尹某,母亲为张某甲。尹某与张某甲于2014年5月7日结婚,后张某随尹某办理了户籍手续。张某甲在医院住院生产时,《住院病案》首页所登记的联系人姓名为尹某,关系为夫妻,所留电话与董某乙电话一致,显示为舅舅。张某甲于2014年7月11日至17日住院生产期间的住院费用清单汇总表上“以上所有住院期间费用经患者签字后已确认”处签名为董某乙。张某《新生儿卡介苗接种知情同意书》上所登记的监护人签名为董某乙;《接种乙型肝炎疫苗知情同意书》上所登记的监护人签名为董某乙,监护人与受种者的关系为父亲;《北京市新生儿耳聋基因筛查知情同意书》上姓名为张某甲,产妇/新生儿监护人签名为董某乙,联系电话为董某乙的电话;《北京市新生儿疾病筛查采血卡》上,母亲姓名为张某甲,联系人董某乙,联系电话为董某乙的电话,“请家长核对信息无误后签字”处为董某乙。
此外,张某还提交了董某乙给张某的红包五个,其中三个有董某乙签名,日期为“2014.8.12”的红包落款为“爸董某乙 妈张某甲”;日期为“二〇一六春节”的红包写有“爸某乙 妈某甲”;日期为“二〇一四元二日”的红包落款为“亲人董某乙”。诉讼中,经鉴定,《住院费用清单汇总表》《北京市新生儿疾病筛查证明/北京市新生儿疾病筛查采血卡》《新生儿疾病筛查知情同意书》《接种乙肝疫苗知情同意书》《新生儿卡介苗接种知情同意书》上的“董某乙”签名笔迹与样本上的“董某乙”签名笔迹是同一人书写;“二〇一四元二日”、“二〇一六春节”和“2014.8.12”红包上的“爸董某乙”等文字是董某乙本人书写的。
北京某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根据DNA遗传标记分型结果,支持董某丙与张某具有叔侄关系。
董某乙与王某婚后购买了房产两套:一套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另一套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两套房产所登记的所有权人均为董某乙。双方当事人均认可上述两套房产为董某乙与王某的夫妻共同财产。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5日作出民事判决:一、登记在董某乙名下的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房屋由王某、柳某、张某继承,其中王某占三分之二份额,柳某占六分之一份额,张某占六分之一份额;二、登记在董某乙名下的北京市海淀区××房屋由王某、柳某、张某继承,其中王某占三分之二份额,柳某占六分之一份额,张某占六分之一份额;三、驳回张某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王某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28日作出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中,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在于张某是否为被继承人董某乙的合法继承人。
首先,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董某丙与张某之间具有叔侄关系,虽然该鉴定结论不能排除董某乙的其他同父母兄弟系张某父亲的可能性,但可以证明董某丙的同父母兄弟之一应系张某的父亲。其次,张某甲在医院住院生育张某时的住院病案、住院费用清单及新生儿注射疫苗的知情同意书等文件中均有董某乙的签名,经鉴定为董某乙本人所签,可以证明董某乙在张某甲住院生育期间为张某办理各种手续并在新生儿监护人处签名。再次,案涉红包上显示“爸董某乙”经鉴定系董某乙本人所签。最后,王某亦未否认张某甲与董某乙曾经关系密切。结合张某提交的其他在案证据,认为张某系董某乙亲生子女的可能性已达到高度盖然性。在二审审理中,张某亦提交了其与案外人尹某之间不存在亲子关系的《法医物证鉴定意见书》及《公证书》。
综上,应当认定张某系董某乙的合法继承人。董某乙死亡后,其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为王某、柳某、张某,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1.亲缘关系鉴定,是指依据遗传学的基本原理,采用现代化的DNA分型检测技术来综合评判争议个体之间是否存在亲生、隔代或其他血缘关系。亲缘关系鉴定意见提供的是一种大范围概念上血缘关系,鉴定意见并不具有唯一的指向性,仅能证明双方存在血缘关系,但不足以证明是否存在亲子关系。从证据的效力上看,叔侄关系的亲缘关系鉴定无法单独作为证明亲子关系存在的证据,因此属于间接证据,需要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
2.在非婚生子女主张作为继承人的继承案件中,被继承人已去世,无法与该非婚生子女进行亲子鉴定。若结合亲缘关系鉴定意见和其他在案证据、客观情况,综合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等,能够达到高度盖然性的,可以认定存在亲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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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号: 审理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1-05-28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4-14-2-47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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