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赵某局诉潘某婷撤销婚姻纠纷案

一、案情速览

婚前对方家里只说「有抑郁病」，结婚登记表上「重大疾病」一栏却填了「无」，婚后半个月才发现是精神分裂症——法院认定这属于未如实告知。

精神分裂症算不算「重大疾病」，法院是绕到母婴保健法去认定的：婚前医学检查查三类病，「有关精神病」明确包括精神分裂症。

撤销婚姻要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撤销之后婚姻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这和离婚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

二、裁判要点提炼

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三条所称「重大疾病」，实践中参照母婴保健法关于婚前医学检查疾病范围的规定审慎认定；精神分裂症属于该法所称「有关精神病」，可以认定为重大疾病。

婚前只告知对方「患有抑郁病」、未告知具体病种与严重程度，并在结婚登记声明书的重大疾病栏填写「无」的，属于未如实告知；另一方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一年内请求撤销婚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三、赵律师点评

一句「有抑郁病」，一张填了「无」的登记表

2022年9月2日，赵某局和潘某婷经人介绍认识。见面之后，赵某局按当地习惯给了见面礼，两个人开始谈恋爱。谈的过程中，潘某婷的母亲对赵某局的母亲说过一句话：女儿以前受过打击，患有抑郁病。这句话说得很轻，也很含糊，但在后来的官司里，它成了双方各说各话的起点。 2022年10月1日，潘某婷带着治疗精神病的药，到赵某局工作的地方，两个人开始一起住。住在一起的那些天，潘某婷每天服药，药就放在身边。赵某局后来说，他当时以为那就是普通的抗抑郁药。 2022年11月10日，赵某局给了彩礼，两个人到民政局登记结婚。登记那天，两个人都没有做婚前医学检查。填表的时候，有一份《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其中一栏叫「重大疾病情况」，两个人都填了「无」。同一天签的还有《婚姻登记个人信用风险告知书》和《结婚登记告知书》，上面写明隐瞒真实情况要承担相应后果。 婚后一个多月，2022年12月27日，两个人因为潘某婷的病吵了一架。2023年1月1日，赵某局把潘某婷送回了她母亲家。这段婚姻从登记到分居，前后不到两个月，没有孩子，也没有共同财产和共同债务。 直到这个时候，赵某局才弄清楚，潘某婷得的不只是「抑郁病」。病历显示，2017年8月、2018年9月、2018年12月，潘某婷三次住院，诊断都是精神分裂症，医嘱明确要求坚持服药。2022年8月，当地残疾人联合会给她发了残疾人证，上面载明的是精神类残疾二级。 2023年3月1日，赵某局到法院起诉，请求撤销这段婚姻，同时要求返还彩礼、赔偿精神损失。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一审驳回了他的请求，认为潘某婷一方在婚前已经通过母亲告知患有精神类疾病，同居期间又每天服药，赵某局应当知道实情。赵某局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期间，他放弃了返还彩礼和精神损失这两项请求，只要求撤销婚姻。2023年9月11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改判，撤销了这段婚姻。 一审驳回、二审改判，两审对同一批事实的评价完全相反。分歧不在事实，而在两个词的边界：什么叫「重大疾病」，什么叫「如实告知」。 还有一处细节值得留意。赵某局在认识初期给过见面礼，登记前又给了彩礼。这两笔钱在性质上不完全一样：见面礼多被认为是增进感情的赠与，彩礼则是以结婚为目的的给付。但在「隐瞒重大疾病能否撤销婚姻」这个争点上，两笔钱的意义是一样的——它们都说明赵某局是在以为对方身体健康的前提下走进这段婚姻的。给付的前提错了，后面的判断就跟着错。

什么叫「重大疾病」：法院为什么要去查母婴保健法

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三条只写了四个字——「重大疾病」，没有列举。立法上这是有意的：疾病谱在变，医学判断在变，法律不可能开一张永远不过时的清单。但对打官司的人来说，这四个字必须落成具体的病名，否则没法举证，也没法裁判。 法院的做法是找一部更具体的法。母婴保健法规定，婚前医学检查包括三类疾病的检查：严重遗传性疾病、指定传染病、有关精神病。该法第九条还规定，经婚前医学检查，对患指定传染病在传染期内或者有关精神病在发病期内的，医师应当提出医学意见，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暂缓结婚。第三十八条第三款进一步明确，「有关精神病」是指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型精神病以及其他重型精神病。 这条路走通了：精神分裂症是被母婴保健法点名的重型精神病，属于婚前医学检查必须查、查出后应当暂缓结婚的病种，那么它在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三条的意义上，当然属于「重大疾病」。二审判决还给了「重大疾病」一个通用的判断标准：治愈难度大、治疗费用高，并且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严重影响患者的正常工作和生活。 这个认定方法对当事人有实际用处。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案子，不必争论「这个病算不算重」，而要问三个问题：这个病在不在婚前医学检查的范围内；它在医学上属于哪一档；它是否在较长时期内影响工作和生活。前两个问题靠病历和诊断证明，第三个问题靠日常表现的证据。 值得注意的是，抑郁症本身通常不在这份名单上。它是常见病，多数人经过治疗可以正常工作和生活。本案的特殊之处不是「抑郁病」三个字，而是潘某婷实际患的是精神分裂症，且从2017年起反复住院、长期服药、被评定为精神残疾二级——这是两个重量级完全不同的诊断。 还有一个容易忽略的细节：本案双方都没有做婚前医学检查。婚检不是强制的，办结婚登记不需要提交婚检证明，这是现在的制度。但不强制不等于不重要。婚检的意义恰恰在于把「我不知道」变成「我知道」；不做婚检，就等于把知情这一步完全交给了对方的诚实。 顺带说一句婚检。现在的婚前医学检查是自愿的、免费的，办结婚登记不要求提交婚检证明。这个制度安排有它的道理：结婚是成年人的自主决定，不该由国家设一道体检关卡。但它也带来一个后果——如果双方都不做，就没有任何第三方的、中立的健康信息进入这段婚姻，全部依赖彼此坦白。对患病一方，这意味着更大的道德压力；对另一方，这意味着更大的信息风险。 母婴保健法第九条那句「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暂缓结婚」，也常被误解成「不许结婚」。暂缓不是禁止，它说的是在传染病传染期内、精神病发病期内，先把病控制住再结婚，而不是永远不能结婚。这条规定的落点始终是「知情选择」，不是「剥夺资格」。

「如实告知」到底要说到哪一步

潘某婷一方的抗辩其实很实在：我妈早就跟你们家说了她有病，她自己每天当着你的面吃药，这还不算告知吗？ 法院没有采纳，理由有三层。 第一层，说的是哪一种病。潘某婷母亲说的是「抑郁病」，潘某婷实际患的是精神分裂症。这不是同一种病的两个叫法，而是严重程度、预后、对家庭生活影响都相差很远的两种诊断。告知了轻的、隐瞒了重的，等于用一个较轻的病名把较重的事实盖住了。 第二层，登记表上填了什么。结婚登记时的《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专设「重大疾病情况」一栏。两个人都填了「无」。这不是口头的含糊，而是书面的、签字的、有法律意义的陈述。一方在专门设置的栏目里写下「无」，另一方有理由相信这是准确的。 第三层，同居期间服药算不算告知。法院认为不算。吃药这个动作本身不说明病名，也不说明严重程度；对方每天服药，可能被理解成失眠、焦虑、情绪波动。真正的告知应当是主动的、清楚的说明，而不是让对方从药盒上去猜。 这三层合起来，就是一个很实用的标准：告知要达到「对方能够在知情的基础上决定结不结婚」的程度。说得更直白一点，需要说清三件事——得的是什么病、现在是什么状况、以后可能是什么走向。只丢下一个模糊的病名，让对方自己去想，不叫如实告知。 举证责任怎么分，也是这类案子的关键。主张撤销的一方要证明对方婚前患有重大疾病、且没有告知。病历、诊断证明、残疾证、长期处方，这些都能证明「患有」。而「没有告知」是一件不存在的事，让原告去证明「什么都没发生」几乎不可能。所以实务中的做法是：原告先证明自己婚后才知道，举证责任就转到被告一边，由被告证明自己婚前已经说清楚了。本案潘某婷一方拿出的证据是母亲的口头转告和当面服药，都不足以证明说清了病种和程度。 再往细里说一步：如果一方在婚前确实说了「我有精神方面的病，一直在吃药，医生说要长期服」，另一方仍然决定结婚，那就不构成未如实告知。区别不在于说得多完整，而在于有没有把「足以影响对方决定」的关键信息交出去。病名、现状、预后、是否影响生育和日常生活，这四项里漏掉了核心部分，就很难说是说清了。 还有一个更有用的做法：把「什么时候知道」固定下来。发现异常之后，第一时间调取门诊病历、住院记录、用药清单，把日期留痕；必要时申请鉴定或者请医生出具病情说明。这些材料既是证明「对方婚前患病」的证据，也是证明「我什么时候才知道」的证据。这两个时间点，直接决定了一年的期限从哪里开始跑。

一年期限从哪天开始算

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三条给撤销权设了一个期限：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这句话里藏着两个要命的点。 第一个点，起算日不是结婚登记日，而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那一天。这对被隐瞒的一方是有利的。有人在婚后第三年才发现配偶长期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只要他是那时才知道，一年就从那时起算。但反过来，如果一个人早就察觉异常却一直不去查，法院也可能认定他「应当知道」，把起算日往前推。 第二个点，这一年是不能中止、不能中断、不能延长的。它不是诉讼时效，而是撤销权这种形成权的存续期间，过了就消灭，没有「因为协商过所以重新起算」这回事。 本案的时间线很清楚。2022年11月10日登记；2022年12月27日因为病情争吵，这时赵某局至少已经知道妻子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2023年1月1日把妻子送回娘家；2023年3月1日起诉。无论从哪个节点起算，都在一年之内。二审特别写了这一句：赵某局在结婚登记后方知潘某婷患有精神分裂症，旋即将潘某婷送回其母亲家并于2023年3月起诉，未超过撤销权的法定行使期间。 实践中容易踩的坑，是把「知道对方有病」和「知道对方得的是什么病」混为一谈。如果一个人只知道配偶情绪不稳、需要服药，却不知道诊断结论，起算日应当从拿到诊断、病历或者残疾证的那天算。所以真遇到这种情况，第一件事是把病历调出来、把诊断固定下来——不是为了吵架，是为了让一年的期限从一个确定的日期开始跑。 还有一种情形要提醒：如果婚前就知道对方患病，仍然选择结婚，那就没有撤销权。法律保护的是被蒙在鼓里的人，不是婚后反悔的人。知道以后仍然结婚，等于用自己的行为认可了这段婚姻。 还要提醒一点：请求撤销婚姻，只能向人民法院提出，不能找民政局办。婚姻登记机关可以处理的是受胁迫结婚的情形——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而隐瞒重大疾病这一类，只能走诉讼，由法院判决撤销。跑错门，时间就白费了，而这一年的期限不会等人。

婚撤销了，彩礼、赔偿和「算不算结过婚」

撤销婚姻和离婚，结果看起来都是「两个人不在一起了」，法律上的性质完全不同。 离婚是解除一段原本有效的婚姻，解除的效力从离婚之日往后算。撤销婚姻是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没有法律约束力，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四条的表述是「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通俗地说，在法律眼里这段婚姻等于没有发生过。这一点在户口簿的婚姻状况、以后再婚时的表述上都能体现出来。 但「等于没有发生过」不意味着什么都能一笔勾销。该条同时规定，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也就是说，两个人的钱怎么分，不看夫妻共同财产那套规则，而按同居关系的规则处理，并且要向没有过错的一方倾斜。本案双方婚后不到两个月就分居，没有共同财产，这一块没有争议。 彩礼怎么办，是这类案子绕不开的问题。本案赵某局在二审中放弃了对彩礼和精神损失费的请求，所以判决没有处理。但放弃是当事人的选择，不是法律的答案。一般而言，婚姻被撤销后，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收受一方继续占有就失去了基础，给付方有权要求返还；同时，如果双方已经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彩礼已经用于共同开支，法院也会酌情扣减，不会简单地一退了之。 至于损害赔偿，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四条明确：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隐瞒重大疾病的一方属于有过错的一方，被隐瞒的一方可以另行主张。这类赔偿的数额通常不高，主要是抚慰性质，但它是一个明确的态度：婚姻里的重大信息，不能靠瞒。 还有一个很多人关心的问题：这段婚姻里如果有了孩子，孩子算什么？该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所生的子女，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的规定。孩子不会因为婚姻被撤销而失去婚生子女的地位，父母该负担的抚养费一分不能少。这是把大人的过错和孩子的位置分开处理，也是这类条文里最要紧的一处安排。 撤销之后，户口簿上的婚姻状况怎么显示，是很多人关心的现实问题。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可以持判决书到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婚姻状况通常恢复为未婚；再婚时，婚姻登记机关会查验这份判决。这也是「自始无效」和「离婚」在生活层面最直观的差别——离婚留下的是「离异」，撤销留下的是「这段婚姻在法律上不曾存在」。 最后提醒一句：撤销婚姻的判决，不会自动解决钱的问题。判决只写「撤销」，彩礼、共同开支、损害赔偿都要另行主张。想一并解决，就在起诉时把这几项请求写进去；中途放弃的，法院不会主动处理。本案赵某局在二审放弃了彩礼和赔偿，换来了「只争撤销」的清晰争点，这是一种取舍，不是每个案子都该照抄。

结婚登记表上那一栏「重大疾病情况」，看起来只是十几个字的表格，签下去却是一句有法律效力的陈述。它不需要你交出病历，也不需要你公布隐私，只要求你不要在明知的情况下写一个「无」。 对患病的一方来说，婚前把病情说清楚，确实需要勇气，也可能因此失去一段感情。但瞒下来的婚姻经不起一次住院、一次复发、一次药盒被看见。民法典给的这条路，撤销之后婚姻自始无效，看着像是「重新开始」，实际上两个人已经付出的时间、金钱和情感都收不回来。 对另一方来说，如果已经察觉不对劲，最该做的不是吵，也不是忍，而是把诊断弄清楚、把时间记下来。一年这个期限，跑得比想象中快。真到了要决定的那一步，先问自己三个问题：我知道的是病名还是猜测，我手上的证据能不能证明我是什么时候知道的，我要的是撤销婚姻还是离婚。这三个问题的答案不同，走的路也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