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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案例广州某甲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罗某峰、周某磊清算责任纠纷案

案号:(2024)川民辖55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 清算责任纠纷 · 其他 · 2024-04-15
本案来源已核实(参考案例),判决书全文见文末折叠附录,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一、案情速览

2019 年 10 月,广州某甲网络科技公司与成都某应信息技术公司签《移动网络游戏独家代理协议》及补充协议,由某甲公司在广州运营推广某款手游,支付预付分成款 711360 元。2021 年 8 月游戏关服,双方对账确认某应公司应退 375842.31 元,但一直不退。

某应公司的两名股东罗某峰(占股 51%)、周某磊(占股 49%)向行政机关出具《全体投资人承诺书》,承诺债权债务已清算完结,随后把公司注销。某甲公司以股东为被告起诉,请求退还未抵扣的预付分成款并支付违约金,诉讼地在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

四川自贸区法院认为两份协议分别约定了签订地法院和原告所在地法院(都在广州天河),裁定移送广州天河;广州天河认为移送不当,报广东高院;广东高院发函四川高院协商。四川高院裁定:本案案由是清算责任纠纷而非合同纠纷,属侵权,合同里的管辖约定不能用来确定清算责任的管辖,被告住所地在成都高新,指定由四川自贸区法院审理。

二、裁判要点提炼

原告因追索公司所欠债务,以公司未经清算即被注销为由,请求对公司负有清算义务的股东承担责任的,案件不仅涉及合同纠纷,还涉及对股东在公司清算过程中是否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审查,案由应认定为清算责任纠纷,属于侵权责任纠纷范畴。

清算责任纠纷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关于侵权纠纷的地域管辖规定,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原告与案涉公司签订的合同中有关解决债务纠纷的管辖约定,不能用以确定清算责任纠纷的管辖法院。

三、赵律师点评

一、一款游戏,一笔预付款,两个股东

这个案子的事实,是网络游戏行业里很典型的一种合作模式。

2019 年 10 月 24 日,广州某甲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某甲公司)与成都某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称某应公司)签了《移动网络游戏独家代理协议》,同一天还签了一份《补充协议》。约定内容大致是:某应公司把它手里的一款移动网络游戏的运营推广权独家授权给某甲公司,某甲公司支付预付分成款。

预付分成款是什么?游戏行业里,代理方要先给研发方一笔钱,算是保底,后面按流水分成,这笔预付款从分成里一点点抵扣。游戏赚钱,抵得快;游戏不赚钱,这笔钱就压在那儿。

某甲公司付了 711360 元。

2021 年 8 月,游戏关服。双方对账,某应公司应当退还预付分成款 375842.31 元——就是那笔预付款里还没被分成抵扣掉的部分。

钱不退。某甲公司多次催,没有结果。

然后是那个熟悉的结局:某应公司的两名股东罗某峰(占股 51%)、周某磊(占股 49%)向行政机关出具了一份《全体投资人承诺书》,承诺公司债权债务已经清算完结,办完了注销登记。

公司没了,债务还在。某甲公司起诉,被告是两个股东,诉讼请求是退还未抵扣的预付分成款 375948.34 元并支付违约金。

起诉地点选在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为什么选那儿?因为两个股东的住所地在四川省成都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正在该院辖区内。

这个选择,引出了后面一整串管辖争议。

先看两份协议里的管辖条款:

《移动网络游戏独家代理协议》约定:「发生争议任何一方有权向本协议签订地所在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补充协议》约定:「因履行原协议及本协议所产生的一切争议,以原告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某甲公司的住所地在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合同签订地也在广州市天河区。按这两条约定,管辖法院都指向广州天河。

于是四川自贸区法院 2023 年 3 月 1 日作了一份裁定:本案移送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处理。

广州天河法院收到后认为移送不当,逐级报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高院发函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协商。两个高院谈完之后,四川高院 2024 年 4 月 15 日作出(2024)川民辖55号民事裁定:指定本案由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审理。

一个标的额不到 40 万元的案子,从基层法院一路打到两个省的高院。原因只有一个:案由定错了。

二、案由定错,全盘皆错

四川高院的第一段论证,就把案由重新定了。

「某甲网络科技公司因追索公司所欠债务以某应信息技术公司未经清算即被注销为由,请求对某应信息技术公司负有清算义务的股东罗某峰、周某磊承担责任。根据某甲网络科技公司的诉请,本案不仅涉及合同纠纷,还涉及对原股东在公司清算过程中是否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审查,故本案案由应为清算责任纠纷。」

这段话的关键词是「不仅……还……」。

看原告的诉讼请求:退还预付分成款、支付违约金。这看起来完全是一个合同纠纷——合同解除了,钱该退。如果只告公司,就是合同纠纷,没争议。

但被告不是公司,是股东。告股东的理由不是「你们签了合同」,而是「你们没清算就注销,害我收不到钱」。

这两个理由,诉讼标的不同,举证内容也不同:

告公司违约,要证明的是:合同有效、我方履行了、对方没履行、损失多少。

告股东清算责任,要证明的是:公司欠我钱、公司注销了、注销前没依法清算、我没能受偿、这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

多出来的那几项,全都不是合同问题,而是侵权问题。所以案由不能再定成合同纠纷。

这里有个实务上的细节值得说:很多债权人在起诉时,会把「公司欠钱」和「股东不清算」混在一个诉里,被告列公司加股东,诉讼请求写「公司支付货款,股东承担连带责任」。这种写法在管辖阶段就会出问题——公司部分是合同纠纷,股东部分是侵权纠纷,两个诉的管辖规则不一样,法院很可能要求分案。

本案原告很干脆:只告股东。这样案由就干净了,就是清算责任纠纷。

再看清算责任纠纷属于什么性质。四川高院的表述是:「清算责任纠纷属于侵权责任纠纷的范畴,应当根据法律关于地域管辖的规定确定管辖法院。」

理由是:清算义务人负有的是法定义务(及时组织清算),违反法定义务造成他人损害,就是侵权。这个定性,和上一批(2024)渝0113民初14135号那个案子的思路完全一致——那个案子也是清算责任纠纷,法院也是按侵权纠纷确定管辖。

两个案子,一在重庆、一在四川,同一时期,同一结论。这说明在西南地区法院,这个定性已经比较稳定了。

关于预付款的抵扣,还有一层行业惯例要说清。

游戏代理里,预付分成款通常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可抵扣」,按流水分成逐步冲抵,冲完为止,关服时剩余部分退还;另一种是「不可抵扣」,视为保底授权金,无论流水多少都不退。

两种方式的商业逻辑完全不同。可抵扣的,本质是预付款,钱还是代理方的,只是先给出去;不可抵扣的,本质是授权费,钱已经归研发方了。

本案双方对账确认「应退 375842.31 元」,说明合同约定的、双方实际执行的都是「可抵扣」模式。这个对账结论,比合同条款更重要——因为合同条款可能写得模糊,但对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

对代理方来说,这是一条经验:每次结算都做书面确认,哪怕只是一封邮件写「本期抵扣 X 元,剩余可抵扣 Y 元,请确认」。攒下这些确认,关服时就不用打口水仗。

对研发方来说,也有个提醒:如果合同写的是「不可抵扣」,就别在对账时松口说「剩下的退你」。一句口头承诺,可能被认定为变更合同。

三、合同里的管辖条款,为什么管不了这一诉

案由定了,接下来是最关键的一步:那两条管辖约定还算不算数?

四川高院的回答是:不算。

「原告因追索公司所欠债务单独起诉公司股东要求承担清算责任的,应为清算责任纠纷,属于侵权责任纠纷的范畴,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关于侵权纠纷确定管辖的规定,由侵权行为地或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原告与案涉公司签订的合同中有关解决债务纠纷的管辖约定,不能用以确定清算责任的管辖法院。」

为什么不能?道理其实不复杂:管辖约定是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它的效力范围限于合同当事人。

《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

注意「当事人」三个字。签这份协议的是某甲公司和某应公司。罗某峰、周某磊不是合同当事人,他们是股东。他们没有在这份协议上签字,也没有承诺过「因这份合同产生的争议去广州打」。

拿一份自己没签过的合同里的管辖条款,去约束一个没签过字的人,这在法理上说不通。

这一点在实务中很容易被忽略。很多企业的合同里都写着「争议提交甲方所在地法院」,业务人员以为这条能管住所有后续纠纷,包括对方公司注销后追股东。实际上,这条只对签合同的对方公司有效;对方公司注销了,你告股东,这条就失效了。

那清算责任纠纷的管辖怎么定?回到《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本案:被告罗某峰的住所地在四川省成都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四川自贸区法院的辖区包含这一片,所以该院有管辖权。

四川高院据此认定:四川自贸区法院依据双方管辖约定把案子移送广州天河,处理不当。

这里要注意一个逻辑:四川自贸区法院当初移送,不是错在「不该考虑管辖约定」,而是错在「把案子当成了合同纠纷」。案由一变,管辖依据就全变了。

对债权人的启示很直接:对方公司注销后追股东,起诉地点选被告(股东)住所地,是最稳的。如果股东住所地和你自己所在地不同,也可以尝试主张「侵权结果发生地」(即你所在地,参照重庆那个案子的思路),但这要看当地法院的口径,不如被告住所地稳妥。

对企业的启示更实际:签合同时,除了约定管辖,最好再加一条「本合同项下债务如因一方注销、清算不实导致无法清偿,相对方有权向清算义务人主张,由此产生的争议适用本条管辖约定」。这一条能不能完全管住股东,各地法院看法不一,但至少给了一个说理的抓手,比什么都没有强。

案由的确定,在民事诉讼法上有一条基本规则:以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

注意是「主张的」,不是「法院认定的」。原告主张什么法律关系,案由就按那个定;法院审理后认为法律关系性质不同的,可以变更案由,但管辖一般按起诉时的案由确定(除非变更后的案由属于专属管辖)。

这条规则的意思是:起诉时把案由定准,是原告的责任。定错了,移送的风险自己承担。

本案原告的诉请是「股东退还预付款」,表面看是合同之债,但被告是股东而非合同相对方,法律关系的性质只能是「清算义务人侵权」。这个定性,从被告列谁那一刻就决定了。

实务中有个简单的判断方法:看被告是不是合同当事人。是,案由按合同;不是,就要找被告承担责任的法律依据——是侵权、是不当得利、还是法定的补充责任。找到依据,案由跟着依据走。

还有一点:一个案子里可能同时存在两个法律关系,比如公司欠款加股东担保。这时候要么分案起诉,要么按主要法律关系定案由,把次要的作为共同诉请。混着写,管辖阶段一定出问题。

「原告就被告」是民事诉讼管辖的一般原则。《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确立的就是这个: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侵权纠纷是例外之一,给了原告多一个选择:侵权行为地。但「侵权行为地」的认定,本身又是一场争论——实施地在哪、结果地在哪,各地口径不一。

所以从稳妥角度排个序:被告住所地 > 合同履行地/签订地(有约定时)> 侵权行为地 > 侵权结果发生地。越往后,被移送的风险越高。

本案原告选被告住所地,是对的。虽然绕了一圈(被移送、被报请、被协商),但最终还是回到了被告住所地。

这也说明一个道理:管辖上的「聪明选择」,往往不如「笨选择」。选一个对方挑不出毛病的法院,比选一个方便自己的法院,最终更省时间。

还有一条:如果发现被告提管辖权异议只是为了拖延,可以在答辩期届满前主动提交管辖依据说明,附上被告住所地的工商登记信息、不动产权证或者户籍证明。法院一看依据清楚,可能直接书面裁定驳回,不用开庭。

四、两个省的高院,为什么要为一个管辖谈一次

本案还有一个程序上的看点,值得单独说:管辖争议是怎么解决的。

过程是这样的:

2023 年 3 月 1 日,四川自贸区法院裁定移送广州天河法院。

广州天河法院收到后,认为移送不当。它不能自己再把案子退回去——法院之间不能互相「踢皮球」。按《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受移送法院认为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报请上级法院指定管辖,不能再自行移送。

于是广州天河法院逐级报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广东高院一看,对方是四川的法院,跨省了,不能自己定。于是发函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协商。

两个高院协商不成(或者协商后由一方报请),最后由四川高院作出指定管辖裁定。

这条路径,是跨省管辖争议的标准流程:基层法院移送 → 受移送法院认为不当 → 逐级报请本省高院 → 省际高院协商 → 协商不成报最高人民法院指定。

本案没走到最高法,两个高院之间谈成了。

为什么要花这么多功夫?因为管辖不是小事。

第一,它决定了诉讼成本。一个不到 40 万元的案子,如果要在广州打,原告的律师要跨省出差、要调取成都的工商档案、要应对被告在当地的各种程序动作。这些成本,可能比标的额还高。

第二,它决定了审理效率。移送一次,从裁定到接收、立案、重新排期,通常三到六个月。本案从 2023 年 3 月移送,到 2024 年 4 月指定管辖,用了一年多。这一年多,原告一分钱没拿到,而被告的股东早就把公司注销了。

第三,它有时决定了胜负。不同法院对「清算责任」的认定尺度、对「全体投资人承诺书」效力的看法、对损失计算的把握,可能有差异。管辖争到了,实体上就多一分把握。

所以实务中有一条经验:起诉前先做管辖分析,别等被告提异议。具体做法是:查清被告住所地、查清合同约定、查清案由定性,三个都对上了再立案。如果拿不准,宁可选择被告住所地——那是最不容易被推翻的管辖依据。

还有一点:被告提管辖权异议,本身也是一种战术。异议成立,案子移送,拖半年;异议不成立,还可以上诉,再拖三个月。对已经注销跑路的公司股东来说,时间就是优势——拖得越久,财产转移得越干净,原告越难执行。

应对办法是:立案时就把管辖依据写清楚,附上被告住所地的工商登记信息、合同、注销材料,让法院一眼能看出管辖没问题。管辖站得稳,对方的异议就是白费。

关于指定管辖,还有一个时限问题:法律没有规定上级法院必须在多长时间内作出指定管辖裁定。

实践中,省内指定通常一两个月,跨省协商可能半年以上。本案从 2023 年 3 月移送到 2024 年 4 月指定,用了一年多。这一年里,案子的诉讼时效怎么算?

《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提起诉讼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移送的案子,起诉时间是原告递交起诉状的时间,不是受移送法院立案的时间。所以时效上不吃亏。

但保全是个问题。案子在移送期间,原法院的保全措施应当继续有效,受移送法院接收后办理移交。如果中间出现空档,被告可能趁机转移财产。

所以遇到移送,债权人要盯两件事:一是保全是否连续,二是移送进度。可以定期向受移送法院查询,必要时向上级法院反映拖延。

五、游戏代理的钱,怎么算才不吃亏

抛开管辖,这个案子在实体上也留了几个值得记的点。

第一,预付分成款的退还条件,必须在合同里写清楚。

本案的对账结果是「应退 375842.31 元」,说明双方对「预付多少、抵扣多少、还剩多少」是有共识的。但很多游戏代理合同里,这一块是模糊的:有的写「预付分成款不予退还」,有的写「按实际流水抵扣,不足部分不退」,有的干脆不写。

一旦不写,游戏关服时就变成各说各话:代理方说「我付了 71 万,只抵扣了 33 万,退我 38 万」;研发方说「预付款是保底,不给退」。这种争议,法院只能按合同解释规则处理,结果不确定。

建议的写法是三条:预付金额、抵扣方式(按流水的百分之几抵扣)、关服或合同终止时未抵扣部分的处理(退还/不退还/结转至下一款游戏)。三条写清楚,关服时就不用吵。

第二,对账一定要留书面记录。

本案能顺利主张 375842.31 元,靠的是双方对账确认。对账的形式可以是邮件、盖章的对账单、微信确认,但一定要有对方的明确表态。单方制作的结算表,对方不认,就要靠流水、后台数据去证,成本和难度都高得多。

第三,关服的程序也要走。

游戏关服涉及大量玩家,法规上有提前公告的要求。如果代理方单方关服、没按约定通知,研发方可能反过来主张违约。本案没有涉及这一层,但做游戏代理的企业要有这个意识:关服不是拉闸,是一个有程序的合同终止动作。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旦发现对方公司有注销迹象,立刻动手。

本案的时间线是:2021 年 8 月关服对账,2023 年 11 月 30 日公司注销,2023 年 3 月就起诉了(起诉在前,注销在后)。这个顺序很关键——起诉的时候公司还在,注销发生在诉讼过程中。

如果是反过来的顺序:公司先注销,你后知后觉,那就要面对「主体已不存在」的问题,只能告股东,而且要在举证上多走一步(证明注销时公司还有债务)。

查注销的方法很简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输入公司名称,看「登记状态」。如果显示「注销」,点进去看注销日期、注销方式(简易注销还是普通注销)、有没有清算组备案。简易注销的,还能看到《全体投资人承诺书》的公示。这些信息,都是将来起诉股东的核心证据。

最后说一句行业层面的观察。游戏代理这个行业,预付分成款纠纷特别多,原因有三个。

第一,游戏生命周期短。一款手游的平均寿命可能就两三年,关服是常态,不是意外。关服时预付款没抵扣完,几乎必然发生。

第二,研发方多为中小团队,抗风险能力弱。游戏不赚钱,团队解散,公司注销,一气呵成。

第三,合同不规范。很多代理合同是从网上下载的模板,预付条款、抵扣方式、关服处理都写得含糊。真出事,只能靠对账记录和交易习惯。

行业里比较成熟的做法是:把预付分成款拆成「保底金+可抵扣预付」两部分。保底金不退,可抵扣部分按流水冲抵、关服退还。这样双方的风险都清楚,争议也少。

如果已经在做代理业务,建议每年做一次预付台账,把每家研发方的预付金额、已抵扣金额、剩余金额列清楚,让对方签字确认。这份台账,比任何合同条款都管用。

这个案子最值得记住的一句话,是四川高院那句「合同中有关解决债务纠纷的管辖约定,不能用以确定清算责任的管辖法院」。

它把一个很容易混淆的问题说清了:你签的合同,只约束签合同的人。对方公司注销了,你去告它的股东,那不是合同纠纷,是侵权纠纷;合同里那条「去某某法院起诉」的约定,对没签字的股东不发生效力。

所以追债的路径要分两段看:公司还在,走合同,按约定管辖;公司注销了,走侵权,按被告住所地或者侵权行为地。两段的规则完全不同,混在一起就会像本案这样,从基层法院一路打到省高院,白耗一年多。

本案还有一层意义,是它和重庆那个清算责任管辖案形成了一组:一个说「债权人住所地可以作为侵权结果发生地」,一个说「合同管辖约定管不了清算责任」。两条合起来,债权人在公司注销后追股东,选择余地比想象中大——被告住所地可以,自己住所地也常常可以。

最后说一句给企业的话:合同里的管辖条款,写的时候觉得是护身符,用的时候才发现只护一半。真正能护住你的,是交易过程中留下的那些东西——对账单、催款函、验收记录、付款凭证。管辖只是入口,证据才是胜负。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广州某甲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甲网络科技公司)诉称,2019年10月24日,某甲网络科技公司与成都某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应信息技术公司)签订《移动网络游戏独家代理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某应信息技术公司授权某甲网络科技公司运营推广案涉移动网络游戏,某甲网络科技公司应支付预分成款。某甲网络科技公司向某应信息技术公司支付了预付分成款711360元。2021年8月,游戏关服。经对账,某应信息技术有限应退还预付分成款375842.31元。但某应信息技术公司拒绝退还。某应信息技术公司股东罗某峰(占股51%)、周某磊(占股49%)向行政机关出具《全体投资人承诺书》,承诺已将债权债务清算完结,完成该公司的注销登记手续。罗某峰、周某磊应对公司注销前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故向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罗某峰、周某磊退还未抵扣的预付分成款375948.34元并支付违约金。

案涉《移动网络游戏独家代理协议》约定,发生争议任何一方有权向本协议签订地所在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涉《补充协议》约定,因履行原协议及本协议所产生的一切争议,以原告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本案原告住所地和合同签订地均位于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1日作出(2023)川0193民初2782号民事裁定:本案移送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处理。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认为移送不当,逐级报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函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协商管辖。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15日作出(2024)川民辖55号民事裁定:指定本案由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审理。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某甲网络科技公司因追索公司所欠债务以某应信息技术公司未经清算即被注销为由,请求对某应信息技术公司负有清算义务的股东罗某峰、周某磊承担责任。根据某甲网络科技公司的诉请,本案不仅涉及合同纠纷,还涉及对原股东在公司清算过程中是否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审查,故本案案由应为清算责任纠纷。

清算责任纠纷属于侵权责任纠纷的范畴,应当根据法律关于地域管辖的规定确定管辖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被告罗某峰住所地在四川省成都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故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四川自贸区人民法院依据双方对管辖的约定,将本案移送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处理不当。原告因追索公司所欠债务单独起诉公司股东要求承担清算责任的,应为清算责任纠纷,属于侵权责任纠纷的范畴,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关于侵权纠纷确定管辖的规定,由侵权行为地或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原告与案涉公司签订的合同中有关解决债务纠纷的管辖约定,不能用以确定清算责任的管辖法院。

案号:(2024)川民辖55号 审理法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4-04-15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5-01-2-284-001)。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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