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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案例姚某诉王某婚约财产纠纷案

案号:(2022)最高法民再166号最高人民法院 · 婚约财产纠纷 · 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 · 2023-02-15
本案来源已核实(参考案例),判决书全文见文末折叠附录,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一、案情速览

王某与姚某曾系恋爱关系,王某未取得北京市商品房购房资格。二〇一二年六月恋爱期间,姚某与卖方及中介签订《房屋买卖居间合同》,以姚某名义购买涉案房屋,总价款三百八十万元、居间费四万三千元、各种税费二十万二千五百元。合同签订当日王某支付居间费四万三千元并向卖方转账定金二十万元。六月二十七日姚某收到两笔汇款一百万元和一百五十万元(此笔为王某之父王某某汇来的房款)。此后姚某向卖方支付购房款二百二十九万七千五百元,其余用于支付税费。房屋于七月二日登记在姚某名下。

二〇一六年王某起诉请求确认其为涉案房屋共有权人,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七日作出判决驳回诉讼请求,认定房屋由双方共同所有,但因王某无购房资格无法成为所有权人,王某可就出资款及其他权益另行主张。此后王某另行起诉请求按出资比例百分之六十七点一六返还购房出资款及增值收益。一审判决姚某返还五百零六万九千三百元,二审维持。

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本案,并于二〇二三年二月十五日作出(2022)最高法民再166号民事判决,纠正案由为婚约财产纠纷,对返还数额予以改判,判令姚某返还王某三百五十万元。法院认为:双方以缔结婚姻为目的购房并将房屋登记在一方名下,且对房屋归属无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不能简单套用投资收益原则,不能将支付购房款比例或者登记权利人身份与房屋增值收益直接挂钩,应当基于婚约的性质、目的,统筹考虑房款支付情况、房屋增值、登记及使用维护情况以及房地产限购政策对当事人的实际影响等各种因素确定返还数额。

二、裁判要点提炼

双方以缔结婚姻为目的购房并将房屋登记在一方名下,对房屋归属无明确约定的,在缔结婚姻目的无法实现时,该争议应当认定为婚约财产纠纷;不能简单套用投资收益原则处理,也不能将支付购房款比例或者登记权利人身份与房屋增值收益直接挂钩。

婚约财产纠纷中返还数额的确定,应当基于婚约的性质、目的,统筹考虑房款支付情况、房屋增值、房屋登记、使用和维护情况以及房地产限购政策对当事人的实际影响等各种因素综合酌定。

三、赵律师点评

一场打了十一年的官司:案由改一个字,结果差一百五十六万

这是一件由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改判的案子,它的时间跨度长达十一年。 先把这条时间线摆出来,因为不看时间线,就看不懂本案的价值: 二〇一二年六月,恋爱期间购房。 二〇一六年,王某起诉,请求确认自己是房屋的共有权人。 二〇一七年四月,一审驳回。 这里要特别注意一审驳回时的那句话: 「购买涉案房屋时,王某、姚某尚处恋爱期间,并有结婚意向,二人共同出资购买涉案房屋。 虽涉案房屋产权证登记在姚某一人名下,仍应认定涉案房屋由王某、姚某共同所有。但由于王某未取得北京市购房资格,无法成为涉案房屋所有权人,故王某要求确认其为涉案房屋共有权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王某可就出资款及其他权益,另行主张。」 这段话给了王某两样东西,也拿走了一样东西: 给了他「共同所有」这个认定。 给了他「另行主张」这个出口。 拿走了他成为所有权人的可能。 于是王某沿着出口走了第二步:起诉要求按出资比例返还购房出资款及增值收益。 他的主张算得很清楚——出资比例百分之六十七点一六,房屋评估价值一千零一十六万一千三百元,据此请求返还出资款及增值收益。 一审判决:姚某返还五百零六万九千三百元。 二审维持。 到此为止,看起来是一个「按比例返还」的结果,逻辑也算通顺。 但最高人民法院提审之后,改了两件事: 第一件,案由。 二审把它当成一般的财产纠纷处理,适用的是出资比例、增值收益这类规则。 最高法院明确指出:本案应为婚约财产纠纷。 第二件,数额。从五百零六万九千三百元,改判为三百五十万元。 差额一百五十六万九千三百元。 这个数字,就是「案由」这两个字的价钱。 那么这个案子的特殊性到底在哪? 特殊性在于:它没有彩礼,它有房子。 双方没有「过礼」,没有「下定」,没有任何一笔被叫做彩礼的钱。 他们做的事是:一起买了一套房子。 王某出了大部分钱,但因为限购,房子只能落在姚某名下。 后来婚没结成。 于是问题来了:这套房子涨了这么多,涨出来的部分算谁的? 这就是本案真正要回答的问题。 而要回答它,先得回答前面那个问题:这到底算什么纠纷?

为什么不能「按出资比例分增值」——最高法院给了两条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否认了「按比例分增值」的做法,理由写得非常清楚,一共两条。 理由一:这类关系的基础是感情,不是投资。 判决的原话是: 「双方系自由恋爱,是以感情为基础,以缔结婚姻、共同生活为目的,而非借婚姻索取财物; 双方购买涉案房屋的目的是将此作为婚后共同居所,而非房地产投资。」 这一段话把「买房」这个行为的性质定下来了: 它不是炒股。 它不是一个两个人凑钱、期望价格上涨然后分红的投资安排。 它是两个人为了「以后住在一起」做的一个安排。 这个定性一变,适用的规则就完全不同了。 如果是投资,那么逻辑自然是:谁出多少,按比例分多少。 如果是婚约安排,那么它的成败取决于「婚姻有没有结成」,而不是「出资比例是多少」。 理由二:把出资比例与增值收益直接挂钩,会把限购政策的影响算没了。 这是本案最精细、也最容易被忽略的一层。 请注意本案一个特殊事实:王某没有北京市的商品房购房资格。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即使出了大部分的钱,法律上也不能取得房屋所有权。 如果这时仍然按「谁出资多谁就多分增值」来处理,会产生一个荒谬的结果: 一个被政策禁止持有该房屋的人,却要按照持有者的标准去分增值。 而另一个被政策允许持有、承担了登记、贷款、维护等全部义务的人,反而只能拿小头。 所以最高法院明确写了一条:不能将支付购房款比例或者登记权利人身份与房屋增值收益直接挂钩。 请注意、它说的是「不能直接挂钩」。 这四个字的分量在于:它没有否定这两个因素应当被考虑,它否定的是把它们当成唯一的标准。 那么应当考虑什么?判决给了六项: 一,房款支付情况。 谁付了多少,什么时间付的。 二,房屋增值。 从三百八十万涨到评估的一千零一十六万余元。 三,房屋登记情况。 登记在谁名下。 四,房屋使用和维护情况。 谁实际居住、谁承担物业水电、谁还贷。 五,房地产限购政策对当事人的实际影响。 这是本案新增的一项,也是最贴合实际的一项。 六,婚约的性质、目的。 这是统领性的一项。 六项统筹考虑之后,酌定返还三百五十万元。 这里请注意一个非常关键的表述:「酌定」。 酌定意味着法院在这个问题上有裁量空间。 这也意味着:这类案件的结果不是一个可以用公式算出来的数。 这对当事人很重要。 因为很多人打官司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一个精确的数字:「我出了百分之六十七点一六,房子涨到一千零一十六万,所以我该拿……」 而本案告诉你:不是这么算的。 接下来讲一个本案前后两个案子之间的重要关系,这是实务中最容易出现失误的地方。 前面那个「所有权确认」的案子败诉了,但它有用。 有用在哪? 其一,它拿到了「共同出资」的事实认定。 生效判决已经认定:王某支付了定金二十万元、购房款十九万七千三百一十元、居间费四万三千元; 王某之父转账一百五十万元被认定为购房款。 这些认定在后案中是可以直接使用的,不必再从头证明一遍。 这一点在实务中极其实用——生效裁判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后案的依据。 其二,它把「为什么房子只能写一个人的名字」这件事记录在案。 限购这件事,如果不当庭固定,事后就很难说清。 所以给一个建议:如果您遇到了「确权案走不通」的情形,请务必在起诉状和庭审中把这套理由写清楚、把主张的请求像本案那样做得完整,为后续的请求留下证据基础。 其三,它留下了「另行主张」这句话。 这句话在本案中非常重要。因为它意味着:前案的判决不构成「一事不再理」的障碍。 什么叫一事不再理?简单说就是同一件事已经判过,不能再告一次。 本案前后两案的诉讼请求不同(一个是确认所有权,一个是返还出资及增值),诉讼标的也不同,所以不构成重复起诉。 这一点请务必注意:如果前案把请求设计得不够周全,后案就可能被挡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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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给一份很实在的操作建议,按「事前—事中—事后」三段。 一,事前:购房之前就该做的三件事。 本案的根源不在法庭上,在那张房本上。 第一步,书面约定房屋的归属与份额。 这是最省钱、最有效的一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共有制度有完整的规定:不动产可以由两个以上的人共有,共有人可以约定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 所以如果因为限购只能登记在一方名下,双方完全可以另行签署一份书面协议,写明: 出资各多少; 房屋实际归属; 未来若无法结婚该如何处理; 若能够办理转移登记时协助过户的义务。 很多人不写,理由是「都是要结婚的人了,写这个伤感情」。 这个想法请务必改一改。 请看本案:二〇一二年买的房,到二〇二三年最高法院出判决。 十一年。 而这份协议只需要写半天。 第二步,出资款的走向要做到可查。 本案中,王某之父转账一百五十万元时备注了「房款」,这一点后来被法院采纳。 相反,姚某主张该笔款项是赠与,因为没有充分证据而未被采信。 请注意这一进一出的差别: 一条备注,决定了一百五十万元的定性。 所以请务必: 银行转账,不付大额现金; 备注写明用途(购房款、房款、出资等); 保存转账凭证; 如果是父母出资,最好由父母出具一份书面说明,写明出资性质(借款还是赠与、赠与给谁、是否为购房目的)。 第三步,把限购这件事固定下来。 如果因为资格问题只能登记在一方名下,请把这个原因写进书面约定,或者至少在微信等渠道中说清楚并留存。 因为日后争议时,对方很可能会主张「房子登记在我名下,就是我的」——而限购这个事实,是解释「为什么登记在你名下」的关键。 二,事中:关系出问题时的处理。 其一,不要在情绪中签署「把事情了结」的文件。 本案涉及金额巨大,一旦签署放弃权利的文书,事后极难挽回。 其二,尽快保全证据。 包括但不限于:转账流水、聊天记录、双方共同居住的证明、物业与水电缴费记录、还贷记录、贷款合同。 这里特别提醒:不要忽略证明共同居住的那些日常证据。 房产纠纷里,「谁实际使用这套房」往往是一个关键事实,而物业、水电、燃气、宽带的缴费记录和门禁记录都能证明。 其三,评估房屋现值。 本案一审期间就申请了评估,评估价值为一千零一十六万一千三百元,支付评估费二万七千八百元。 请注意:评估是增值类争议的必要环节。法院需要一个客观的价值基准。 三,事后:起诉时的三处技术要点。 其一,案由的选择。 这正是本案的核心教训。 如果按一般财产纠纷起诉,法院可能按出资比例、按共有分割、按不当得利等规则处理,结果会走向「投资式」的算法。 而如果双方的关系是「以缔结婚姻为目的」,那么把它定性为婚约财产纠纷,适用的规则才是「统筹考虑」的规则。 这两种规则的差别,在本案是一百五十六万九千三百元。 所以在起诉时,请在事实部分把「双方系以缔结婚姻为目的」这一层交代清楚,并在诉请的论证中明确指出这一性质。 其二,请求的表述不要过度精确。 本案男方请求的是「按百分之六十七点一六的比例返还」。 这个写法看似专业,但它把法院的思路框住了——它逼着法院去回答「这个比例对不对」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在本案中恰恰不该被那样问。 更好的写法是:请求返还购房出资款及相应增值(具体数额由法院综合案情酌定)。 其三,把「限购政策的影响」作为一个独立的事实主张提出。 本案最高法院把它列为六项考量因素之一。 所以请在起诉时明确陈述:因为限购,出资方无法取得所有权;如果不考虑这一层,会造成实质不公。 四,最后说一段本案真正想留下的东西。 这类案子之所以难,是因为它同时压着三样东西: 一笔很大的钱,一段失败的关系,一项谁都没预料到的政策。 而法律能做的,是在这三样东西之间找一个尽量合理的落点。 它没有让出资多的人拿大头,也没有让登记的人独得全部。 它选择了一个中间的位置,并且把这个位置的理由一条一条写出来。 我们或许可以说,这就是「酌定」二字的含义: 不是和稀泥,而是在没有公式可用的地方,努力给出一个说得清的理由。 而对当事人来说,本案最贵的一条教训其实早就写在时间线的起点上了: 二〇一二年买房那会儿,如果花半天时间写一份协议—— 后面这十一年,都不会发生。

以结婚为目的购房、因限购只登记在一方名下的,婚事不成时不能按出资比例硬套增值分成;这是婚约财产纠纷,要综合出资金额、房屋增值、登记与使用情况以及限购政策的影响来确定返还数额。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法院经审理查明:王某、姚某曾系恋爱关系。王某未取得北京市商品房购房资格。2012年6月(恋爱期间),姚某与案外人卖方及某房产经纪公司签订了《北京市房屋买卖居间合同》,以姚某名义购买了涉案房屋,房屋总价款380万元、居间费4.3万元、各种税费共计20.25万元。合同约定买方于签约当日支付定金30万元。合同签订当日王某支付居间费4.3万元,并向卖方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购房款定金20万元。2012年6月27日,姚某银行借记卡收到了两笔汇款,金额为100万元和150万元(此笔款项为王某之父王某某汇来的房款)。2012年6月28日,姚某向卖方账户支付购房款2297500元,其余款项20.25万元用于支付各项税费。2012年6月30日,王某转账向卖方支付购房款197310元。2012年7月2日,姚某向银行贷款100万元,贷款期限为360个月。同日,涉案房屋登记在姚某名下。

2016年11月1日,王某起诉姚某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要求确认王某为涉案房屋共有权人。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7日作出(2016)京0101民初20342号民事判决,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该判决认定:“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王某向卖方支付购房定金20万元,支付购房款197310元,并向居间方支付居间费4.3万元。姚某称上述三笔款项系王某代姚某所支付,对此,王某不予认可,姚某亦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姚某该项主张不予采信。王某之父王某某向姚某转账150万元,在转账时备注为‘房款’,转账时间为2012年6月28日,与姚某向卖方支付房款时间相契合,故对王某所提该笔款项系购房款的主张,予以采信。现姚某称该笔款项系王某某对姚某的赠与,但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姚某该主张,不予认可。购买涉案房屋时,王某、姚某尚处恋爱期间,并有结婚意向,二人共同出资购买涉案房屋。

虽涉案房屋产权证登记在姚某一人名下,仍应认定涉案房屋由王某、姚某共同所有。但由于王某未取得北京市购房资格,无法成为涉案房屋所有权人,故王某要求确认其为涉案房屋共有权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王某可就出资款及其他权益,另行主张。”上述判决作出后,王某、姚某均未上诉,已于2017年5月12日生效。

后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姚某按照王某购房的出资比例67.16%返还王某购房出资款及相应的增值收益;

2.案件受理费由姚某承担。

本案一审审理期间,王某申请对涉案房屋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评估报告确认涉案房屋按照毛坯房标准评估价值为1016.13万元。王某支付评估费27800元。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16日作出(2017)京0101民初13910号民事判决:一、姚某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返还王某购房出资款及相应的增值收益共计506.93万元;二、驳回王某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姚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2日作出(2018)京02民终641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本案,并于2023年2月15日作出(2022)最高法民再166号民事判决,认为一、二审法院认定案由不当,予以纠正,本案应为婚约财产纠纷;对姚某返还数额予以改判。判令:一、撤销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2民终6413号民事判决及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1民初13910号民事判决;二、姚某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返还王某350万元;三、驳回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法院生效判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十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订婚虽非法律规定的婚姻成立要件,但目前仍是婚姻缔结过程中一种重要的民间习俗。订婚后的各项财产安排均是以缔结婚姻为最终目的。在双方缔结婚姻的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一方因此给付的财物,接受方予以返还,符合习惯做法。

本案中,房屋在购买后存在自然增值,双方对于该部分增值收益归属产生争议,当属婚约财产纠纷。基于该类纠纷的法律性质,本案要考量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双方系自由恋爱,是以感情为基础,以缔结婚姻、共同生活为目的,而非借婚姻索取财物;另一方面,双方购买涉案房屋的目的是将此作为婚后共同居所,而非房地产投资。因此,双方以缔结婚姻为目的购房并将房屋登记在一方名下,且对房屋归属无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在缔结婚姻的目的无法实现时,不能简单地套用投资收益原则处理以感情为基础、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婚约财产纠纷,不能将支付购房款比例或者登记权利人身份与房屋增值收益直接挂钩,应当基于婚约的性质、目的,统筹考虑房款支付情况,房屋增值,房屋登记、使用和维护情况以及房地产限购政策对当事人的实际影响等各种因素,确定返还数额。据此,本院综合本案上述全部案件事实及理由,酌定由姚某返还王某350万元。

双方以缔结婚姻为目的购房并将房屋登记在一方名下,且对房屋归属无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在缔结婚姻的目的无法实现时,不能简单地套用投资收益原则处理以感情为基础、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婚约财产纠纷,不能将支付购房款比例或者登记权利人身份与房屋增值收益直接挂钩,应当基于婚约的性质、目的,统筹考虑房款支付情况,房屋增值,房屋登记、使用和维护情况以及房地产限购政策对当事人的实际影响等各种因素,确定返还数额。

案号:(2022)最高法民再166号 审理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3-02-15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3-07-2-012-001)。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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