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李某云申请撤销确认调解协议裁定案

一、案情速览

一家煤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跟两个人合谋，捏造了拖欠一名职工工资的事实，到法院起诉，当天就在驻院调解室达成了调解协议，八天后拿到了司法确认裁定。六十八万五千块的「债」，就这样变成了可以直接强制执行的文书。

三年后，检察院以虚假诉讼罪起诉，三人全部被判。公司的另一位债权人拿着刑事判决，向法院申请撤销那份确认裁定。

法院撤销了。理由是：确认裁定的基础事实是假的，协议不具备合法性；而且这笔虚增的债，直接降低了公司的偿债能力，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利益。

二、裁判要点提炼

对人民法院作出的确认调解协议、准许实现担保物权的裁定，当事人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裁定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利害关系人有异议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侵害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

人民调解协议基于当事人恶意串通、捏造事实达成的，不具有合法性，人民法院确认其效力的裁定应当予以撤销。已经司法确认的调解协议损害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的，利害关系人申请撤销，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三、赵律师点评

八天，六十八万五

2018 年 1 月 15 日，一位叫周某成的人，与盐边县某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以拖欠工资纠纷为由，向四川省盐边县人民法院起诉，并提请调解。

主持调解的，是四川省盐边县司法局驻人民法院调解室的一名调解员。

当天，双方达成协议：某煤业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15 日前支付周某成工资本金四十五万元、经济补偿金、利息二十三万五千元，合计六十八万五千元。

第二天，2018 年 1 月 16 日，周某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苟某，与某煤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某寿，向盐边县人民法院申请确认这份调解协议的效力。

法院立案，依法适用特别程序进行审查。

2018 年 1 月 23 日，法院作出裁定：《人民调解协议书》有效。

从起诉到拿到确认裁定，八天。

这个速度本身，就是这类程序的设计目的。司法确认的初衷是好的：老百姓之间有了调解协议，怕对方不认账，可以拿到法院去「盖个章」，让它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不用打官司，不用交诉讼费，几天就能拿到。

本案走的就是这个流程。

只不过，走流程的三个人，事先商量好了。

这件事的真相，是三年后才揭开的。

2021 年 11 月 26 日，四川省盐边县人民检察院作出起诉书，指控李某寿与苟某、周某成恶意串通、捏造某煤业公司拖欠职工周某成工资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涉嫌虚假诉讼罪。

2022 年 2 月 25 日，盐边县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认定三名被告人犯虚假诉讼罪，并判处相应刑罚。宣判后没有上诉、没有抗诉，判决生效。

把这一串动作连起来看，是一个很完整的闭环：

第一步，编一个「公司欠我工资」的事实；

第二步，到法院起诉，同时申请调解，在驻院调解室当天达成协议；

第三步，第二天申请司法确认；

第四步，八天后拿到确认裁定。

拿到这份裁定，就等于拿到了一份可以直接申请强制执行的文书。不用再打官司，不用再举证，执行法官只看裁定。

六十八万五千块，就这样从一家已经陷入困境的公司里，被合法地划了出去。

那这家公司还剩多少钱，给其他债权人？

这就是后来有人站出来的原因。

另一个债权人，和六个月

2022 年 4 月 18 日，一位叫李某云的人，向盐边县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撤销 2018 年作出的那份确认裁定。

她的身份是：某煤业公司的债权人。

她的理由是：这份裁定确认的事项，损害了她作为公司债权人的权益。

一个月后，2022 年 5 月 19 日，法院作出裁定：撤销（2018）川 0422 民特 4 号民事裁定。

从刑事判决生效（2022 年 2 月 25 日）到她申请（2022 年 4 月 18 日），不到两个月。

这个时间点很关键，因为它决定了她有没有资格提出这个申请。

判决引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七十二条第二款：

对人民法院作出的确认调解协议、准许实现担保物权的裁定，当事人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裁定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利害关系人有异议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侵害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

这一条把申请人分成了两类。

第一类是「当事人」，也就是调解协议的双方。他们收到裁定之日起十五天内可以提异议。

第二类是「利害关系人」，也就是协议之外的、权益受影响的人。他们的期限是六个月，起算点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侵害之日」。

为什么要分成两类，而且还给了利害关系人更长的期限、不同的起算点？

因为当事人知道裁定是什么时候作出的，他收到了，他有十五天。

而利害关系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份裁定的存在。他可能几个月后、甚至几年后，才在一次执行分配里发现「怎么突然多了一个债权人」。

如果也让他在裁定作出之日起十五天内提异议，那等于永远剥夺了他的救济权。

所以法律给他六个月，而且从「知道」起算。

本案李某云的六个月，从什么时候起算？

从刑事判决生效起算，比较稳妥。因为在那之前，她只知道「公司多了一笔债」，不知道这笔债是假的。刑事判决认定虚假诉讼，她才知道自己的权益被侵害了。

如果从 2018 年裁定作出时起算，六个月早就过了，她的申请会被驳回。

这个案子之所以能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刑事判决来得「及时」——在她知道后两个月内就拿到了。

反过来说，如果刑事判决拖了三年才下来，她还能不能申请撤销？

以下是推论：只要她能证明「知道或应当知道」是在六个月之内，就可以。刑事判决不是唯一的起算点，执行分配方案、工商档案、其他债权人的告知，都可能构成「知道」。

但实践中，刑事判决是最硬的证据。有它，法院几乎不会在期限上为难申请人。

为什么必须撤销

撤销的理由，判决写了两条。

第一条，事实基础是假的。

判决说：周某成与某煤业公司之间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是基于李某寿、苟某、周某成恶意串通、捏造事实达成的，不具有合法性，法院确认其效力的裁定应予撤销。

这里的逻辑链是：调解协议 → 基础事实 → 合法性。

司法确认审查的是「协议是否自愿、是否合法」。如果基础事实是编造的，协议的内容就不合法，确认裁定就失去了依据。

第二条，损害了其他债权人。

判决说：三人恶意串通并捏造某煤业公司拖欠周某成工资的事实，进而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书》，虚增某煤业公司债务，将导致某煤业公司的偿债能力降低。申请人李某云之所以提起诉讼，即是因为确认《人民调解协议书》有效的裁定损害了她作为某煤业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如不予撤销，不仅有损司法公正，也将损害享有合法债权的利害关系人的利益。

这一条把视野从「两个人之间的假债务」扩大到了「一家公司所有债权人的清偿利益」。

一家公司的资产是有限的，多一个债权人，每个债权人能分到的就少一份。虚增六十八万五的债，等于从其他所有债权人的口袋里，各掏走一部分。

这就是虚假诉讼最典型的危害方式：它不直接抢钱，它通过「制造一个债权人」来稀释别人的债权。

判决最后有一段总结：

为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经人民调解组织调解达成一致作出的调解协议，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对于恶意串通、虚构事实，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调解协议，人民法院不予司法确认；已经司法确认的，经利害关系人申请，应当依法予以撤销。

这段话有两句，一句是正面，一句是反面。

正面：司法确认是好制度，鼓励用。

反面：但它是可以被撤销的，不要拿它洗白。

还有一层判决没有明说，但很重要：撤销这份确认裁定之后，那六十八万五的「债」就不存在了。它不能再参与执行分配，之前如果已经分走了钱，还要执行回转。

这是虚假诉讼的代价之一：不但拿不到，还要退回去，还要被判刑。

退回去这个动作，法律上叫执行回转。

民事诉讼法规定：执行完毕后，据以执行的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确有错误，被人民法院撤销的，对已被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责令取得财产的人返还；拒不返还的，强制执行。

本案确认裁定被撤销之后，那份《人民调解协议书》就失去了强制执行的依据。如果周某成已经凭这份裁定拿走了钱，法院可以责令他返还。

这里有一个现实问题：钱还在不在。

如果钱已经花掉了，执行回转就会落到「执行不能」上。申请人拿到一份责令返还的裁定，但执行不到财产。

所以实务中最有效的时点，是抢在钱被划走之前。

本案李某云是在 2022 年 4 月申请的，确认裁定在 5 月被撤销。如果那六十八万五已经在 2018 年被执行走了，回转的难度会大得多。

判决没有提及执行回转的进展，只解决了「裁定该不该撤」这一层。

这也是这类案子的常见情况：法院判的是效力，钱能不能回来，是另一场仗。

还有一条路，是很多人不知道的：破产程序里的撤销权。

企业破产法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是，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

这条针对的是「个别清偿」，不是「虚假债务」。但如果一家公司已经资不抵债，还通过虚假的调解协议把钱付给某一个人，那就同时踩了两条线：一是虚假诉讼，二是破产撤销权。

本案没有走到破产程序，所以没有适用这一条。但对处理同类问题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可用的工具：一旦公司进入破产，管理人可以把这类清偿一并追回。

司法确认这道关，审的到底是什么

这个案子暴露出一个制度上的事实：司法确认的审查，是形式审查，不是实体审理。

具体说，法院在这道程序里看三样：

第一，协议是不是双方自愿达成的。有没有胁迫、欺诈。

第二，协议内容是不是明确、可执行。给付的金额、时间、方式，写没写清楚。

第三，协议内容有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有没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第三项里其实包含了「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但审查方式是有限的：法院看的是协议本身，不是背后的账。

这就带来一个结构性的漏洞：如果双方配合，编一个看起来很正常的事实（比如拖欠工资），签一份金额合理、时间明确的协议，法院在几天内审完，很难发现背后的真相。

本案就是这样。八天走完，没有任何一个环节能看出问题。

真正的破绽在哪？在公司的账上。如果法院去查这家煤业公司的工资表、社保记录、劳动仲裁记录，就能发现根本没有周某成这个职工。

但这不是司法确认程序的审查范围。

要看清楚这道关口的边界，得先知道它的法定内容。

按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申请司法确认有几个硬条件：得是经依法设立的调解组织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得在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提出；得由双方当事人共同提出；得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

法院受理之后，审查的期限是十五日。审查的标准，法律列了六项驳回情形：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违背公序良俗的；违反自愿原则的；内容不明确的；其他不能进行司法确认的情形。

这六项里，第二项和第五项，是本案的关键。

第二项「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也就是本案李某云主张的那一点。但这项审查，靠的是法院在卷宗里能看到的东西。如果卷宗里只有一份双方签字的协议、一份双方都认可的事实，法院看不出有谁的利益被损害了。

第五项「内容不明确」，本案的协议写得很明确：金额、时间、方式都有。

所以本案在 2018 年那个时点，从卷宗表面看，是一份无可挑剔的申请。

真正的破绽在哪？在公司的账上。如果法院去查这家煤业公司的工资表、社保记录、劳动仲裁记录，就能发现根本没有周某成这个职工。

但这不是司法确认程序的审查范围。

所以制度设计上，把纠错的关口放在了后面：当事人十五天、利害关系人六个月的异议期，以及刑事追诉。

这个设计有它的道理，也有它的代价。

道理是：司法确认要快，要便宜，要让老百姓用得起。如果每个案子都做实质审查，那跟打一场官司没区别，制度的意义就没了。

代价是：它会被有心人利用。凡是「快」的程序，都容易被钻空子。

这几年，虚假诉讼的手段在升级。早期的做法是自己写一张假借条去起诉；后来的做法是找几个人互相起诉、互相调解；再后来的做法，就是本案这样——走调解 + 司法确认，避开审判环节的实质审查。

对付这种升级，靠的是两件事：一是检察院的监督，二是利害关系人的异议。

本案两条都用上了。检察院以虚假诉讼罪起诉，是主动监督；李某云申请撤销，是被动救济。

案外人碰到这种事，四条路可选

如果你是一家公司的债权人，突然发现公司多了一笔莫名其妙的债，而且还拿到了法院的确认裁定或者调解书，可以走四条路。

第一条路，申请撤销确认裁定。

也就是本案的路。依据是民诉法解释第三百七十二条第二款，期限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

这条路的好处是快、直接，撤销之后那份文书就没了。坏处是只能针对「确认调解协议」和「准许实现担保物权」这两类裁定，别的文书用不了。

第二条路，第三人撤销之诉。

依据是《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这条路适用范围更广，判决、裁定、调解书都能撤。但它要求「未参加诉讼」且「不能归责于本人」，门槛比第一条高。

第三条路，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

如果那份文书已经进入执行，可以在执行程序里提异议，对执行标的主张权利；异议被驳回，再提执行异议之诉。

这条路解决的是「这笔钱该不该分给它」，不一定能撤销文书本身。

第四条路，刑事报案。

虚假诉讼罪是刑法上的罪名：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报案的证据要求比民事高，但一旦立案、定罪，民事上的撤销就顺理成章了。本案就是先有刑事判决，后有民事撤销。

四条路可以并用，但要算好时间。

六个月这个期限，是最容易踩空的地方。它是除斥期间，不适用中止、中断、延长。过了就是过了。

所以实务上的做法是：一旦发现异常，先按最短的期限动手，哪怕证据还不全，也要先把程序启动起来，边打边补。

再给调解当事人一句提醒。

司法确认不是保险箱。它给的是一份可以强制执行的文书，不是一份「永远不会被推翻」的判决。

如果协议的基础是假的，那份文书迟早会被撤掉。而且撤掉之后，之前分走的钱要退，还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本案三个人，一个法定代表人、一个代理人、一个「职工」，全部被判虚假诉讼罪。

六十八万五，换来的是刑罚和前科。

这个案子有一处很值得琢磨的对比。

司法确认的整个流程，从起诉到拿到裁定，用了八天。

而撤销它，用了四年——2018 年 1 月确认，2022 年 5 月撤销。

八天建起来的，四年才拆掉。

这个不对称，是这类案件的常态。造假很容易，因为造假只需要三个人配合；纠错很难，因为它需要一个外部的人发现、需要刑事程序走完、需要民事程序再走一遍。

制度能做的，是把纠错的成本压低一点，把造假的成本抬高一点。

本案两边都做到了：六个月这个期限，让利害关系人有窗口；虚假诉讼罪，让造假的人有代价。

但最根本的，还是要有人愿意站出来。

李某云如果不站出来，这份确认裁定会一直有效，那六十八万五会一直挂在公司的债务表上，其他债权人的清偿比例会一直低下去。

她站出来的原因很朴素：她是债权人，她的钱变少了。

很多时候，司法的自我纠错，靠的不是制度自动运转，是一个具体的人觉得「这事不对」。

这个案子里，那个人是一个债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