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孙某钊强奸案

一、案情速览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十九时许，被告人孙某钊在聊天软件上使用虚假姓名将被害人江某某（女，时年十四岁、初中在校）约到公园附近见面；江某某认出孙某钊系此前自称他人的网友，不愿交往欲离开。

孙某钊夺走江某某手机，威胁发生性关系才予归还，并将其带至某小区地下室、锁上房门，回家取来避孕套后将江某某强奸；同年八月三十日至九月一日，孙某钊又以发布性交视频相威胁要求见面并发生性关系，江某某家人报警，孙某钊经电话传唤到案并如实供述。

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法院认定孙某钊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二、裁判要点提炼

《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的胁迫手段，是指通过暴力威胁、言语恫吓等对被害女性形成心理强制，使被害女性产生恐惧心理，从而不敢反抗。

判断胁迫手段是否足以对被害女性造成心理强制，应当综合考虑被害女性的年龄、心智发育情况、受教育程度、社会经验、家庭状况等因素；当被害女性是未成年人时，具体把握上应与成年妇女有所区别，不能机械等同。

三、赵律师点评

夺走手机为什么算胁迫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强夺手机拒不归还、以此威胁发生性关系，算不算以胁迫手段实施强奸？从成年人的视角看，一部手机被拿走，似乎不至于让人不敢反抗，大不了事后报警或者补办。但法院没有用这个视角。刑法上的胁迫，指的是通过暴力威胁、言语恫吓等对被害女性形成心理强制，使其产生恐惧而不敢反抗；判断标准不是行为人做了什么，而是这种行为对特定的被害人产生了什么效果。孙某钊把手机夺走并且拒不归还，同时把人带进地下室锁上门，被害人失去了对外联系与求助的可能，强制就已经形成了。

未成年人的心理强制标准更低

裁判要点中最有分量的一句是：当被害女性是未成年人时，具体把握上应与成年妇女有所区别，不能机械等同。被害人江某某刚满十四周岁、初中在校，涉世未深、社会经验不足；手机对她而言不仅是财物，还存储着大量个人信息，丢失后还要面对家长责问，她本人的陈述是觉得手机比命还重要，为拿回手机被迫与之发生性关系。法院据此认定：同样的行为或许尚不足以对成年妇女形成心理强制，但足以使未成年的江某某产生恐惧从而不敢反抗。这意味着法律对未成年被害人采取的是差异化保护，认定时要站在未成年人的处境上去衡量，而不是套用成年人的承受能力。

个案审查要考虑哪些因素

裁判要点给出了一个清单：年龄、心智发育情况、受教育程度、社会经验、家庭状况。这五项不是摆设，办案时可以逐一对应取证。年龄与心智发育主要看被害人的实际认知水平，必要时可结合学校表现、老师的观察、心理评估；受教育程度与社会经验反映其对风险的认识与应对能力；家庭状况则可能放大或缩小恐惧的来源，本案中被害人担心家长责问正是典型情形。把这些因素查清楚，胁迫是否成立的判断就有了具体依据，而不是凭感觉下一个成年人会不会害怕的结论。

后续威胁与自首的处理

本案还有两节事实值得注意。一是孙某钊在强奸之后，又以发布性交视频相威胁，要求江某某再次见面并发生关系；这一行为既反映了其对被害人的持续控制，也是量刑时评价主观恶性的重要事实。二是孙某钊经电话传唤到案并如实供述，法院认定构成自首并依法从轻处罚，最终判处三年六个月。自首在性侵害案件中同样是法定从宽情节，但它只在法定刑幅度内起作用，不能改变行为已经构成强奸的性质；量刑时还要与被害人是未成年人、犯罪地点封闭、后续继续威胁等从重因素综合权衡，不能因为投案就期待大幅度减轻。

同一件事吓不倒成年人，未必吓不倒孩子；胁迫的尺子，要按被害人的处境来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