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郑某寿破坏军婚案

一、案情速览

郑某寿系某单位领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钱某某调到其分管部门工作，接触增多，郑某寿在此期间知道钱某某的丈夫是现役军人。

二零二一年一月至二月，二人确定情人关系并多次在酒店开房。三月，由郑某寿出钱、以钱某某名义租下一套公寓，置办洗漱用品、食品、换洗衣物；至案发，二人在该公寓发生性关系二百多次，其间频繁转账、互赠物品，郑某寿还带礼品到钱某某家中拜访其父母。二零二四年五月，钱某某的丈夫与钱某某离婚。

一审以破坏军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郑某寿上诉，只主张一件事：他与钱某某的关系不属于同居，应改判无罪。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裁判要点提炼

破坏军婚罪中的「同居」，应达到「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的程度，其密切程度高于通奸、低于结婚；认定时应结合相会频次、时间、生活与经济联系综合判断。

行为人与现役军人配偶长期、多次发生性关系，居住场所相对固定，并在该场所购置生活用品、洗衣用餐过夜，经济上相互支持、生活上相互照顾的，应认定属于「同居」。

三、赵律师点评

一个部门领导，一个丈夫在部队的女同事

先把事实按时间摆清楚。这份判决书的事实部分写得很细，细到最后法院正是靠这些细节定的性。

郑某寿是某单位的领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钱某某调到郑某寿分管的部门工作，两人因为工作关系接触增多。在这期间，郑某寿知道了钱某某的丈夫是现役军人。

二零二一年一月至二月，两人确定情人关系，并多次在酒店开房发生性关系。

二零二一年三月，事情变了一个形态：由郑某寿支付房租，以钱某某的名义租下一套公寓，并置办了洗漱用品、食品和换洗衣物等生活用品。

从这以后到案发，两人在这套租住的公寓里发生性关系二百多次。

两人之间还有别的往来：郑某寿多次给钱某某财物，曾经带着礼品到钱某某家中拜访她的父母；钱某某也给郑某寿买衣物，关心他的生活。

二零二四年五月十三日，因为这段关系，钱某某的丈夫与钱某某离婚。

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日，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作出（2024）浙0112刑初158号刑事判决：郑某寿犯破坏军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郑某寿上诉。

他上诉的理由只有一条，而且非常明确：他与钱某某的关系不构成同居，请求改判无罪。

**注意这条上诉理由的写法。** 他没有否认知道对方丈夫是军人，没有否认两人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否认转过账、租过房。他只否认一个词：同居。

因为在《刑法》第二百五十九条里，「同居」是这个罪的核心动作。

**顺带说清民事那一侧的保护，因为它和刑事是一套组合。**

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须得军人同意，但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的除外。这是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明确规定。

这条规定的效果，是给军人婚姻加了一道程序门槛：不是不能离，是对方单方面起诉离婚时，法院会审查军人是否同意。

但如果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比如重婚、与他人同居、家庭暴力、虐待遗弃——这道门槛就取消了。

本案里，钱某某的丈夫最终与钱某某离婚，时间是二零二四年五月十三日。判决书只写了结果，没有写过程。

**这两条线是配套的：民事上门槛高，刑事上打第三人。** 前者保护军人婚姻的稳定，后者惩罚破坏它的外人。

**「单位领导」这个身份，在本案里不是背景，是情节。**

判决书第一句就写：被告人郑某寿系某单位领导。这不是随口一提。

它影响两处评价。

第一处，**关系的形成方式**。钱某某是调到郑某寿分管的部门之后，两人才接触增多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会让「自愿」这件事打折扣——这也是为什么职场关系中的权力因素，在各类案件里都会被单独评价。

第二处，**社会危害性的判断**。一个单位领导破坏军人婚姻，影响的不只是两个家庭，还有单位的风气和公信力。

我不认为这构成独立的定罪要素——《刑法》第二百五十九条没有规定身份。但它会影响量刑，也会影响「情节是否严重」的判断。

**同一件事，不同身份的人做，法律评价可能不同。** 这不是不平等，是因为身份本身就改变了行为的社会意义。

他上诉只提一件事：我们不算同居

为什么「同居」这两个字这么要紧？

《刑法》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一款写的是：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者结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这个罪有两个动作：结婚，或者同居。

结婚好认定，有登记就有记录。同居难认定，因为它是一个状态，不是一个动作。

难在哪？难在它要和另一件事划清界限：通奸。

在我们国家的刑法里，通奸本身不构成犯罪。有配偶的人与婚外异性发生性关系，是道德问题、是婚姻过错、是离婚时无过错方可以请求损害赔偿的事由，但不是刑事案件。

所以这条线上有三个刻度：通奸——同居——结婚。

破坏军婚罪打的是后两个。中间那一段「同居」，就是本案要认定的东西。

辩护方的主张可以理解为：我们只是保持了不正当的两性关系，属于通奸，没有共同居住，所以不构成犯罪。

这个主张有没有道理，取决于「同居」怎么定义。

还有一层现实考虑：这也是唯一可能赢的路。郑某寿已经承认知道对方丈夫是现役军人，也承认了两人之间的往来。剩下的空间只有两个——要么主张不是同居，要么主张情节轻微。他选了前者，因为一旦认定不是同居，就是无罪，不是量刑轻重的问题。

而刑法本身没有给「同居」下定义。

刑法没解释，民法典解释了：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

法院找定义的方法，是横向参照。

《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规定，「与他人同居」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二条把这个词说明白了：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

法院由此得出：认定破坏军婚罪中的「同居」，应当要求行为人与现役军人的配偶在相会频次、时间、生活等方面，达到「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的程度。

这段说理里，我觉得最值得注意的是三个限定词。

**「不以夫妻名义」。** 这是同居和结婚的区别。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可能构成事实婚姻或者重婚；不以夫妻名义，但仍然持续稳定共同居住的，是同居。所以，「我们没对外称夫妻」不是抗辩理由。

**「持续、稳定」。** 这是同居和通奸的区别。偶发的、断续的性关系，是通奸；持续的、稳定的共同居住状态，是同居。

**「共同居住」。** 这是同居和约会的区别。判断的不是有没有性关系，是有没有一个共同的、相对固定的生活场所。

三个词连起来，标准就出来了：**看状态，不看次数。**

但「看状态」不等于不看次数。次数、时间、地点、经济往来，都是用来证明状态的材料。

**「明知」这一环，实务中往往比「同居」更难缠。**

《刑法》第二百五十九条要求明知对方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这里的明知，包括明确知道，也包括应当知道。

怎么证明明知？本案很省事：郑某寿在钱某某调来时就知道她丈夫是军人。但多数案子里没有这么直接。

常见的间接证据有这几类：

一是**身份线索**。对方手机里的军装照、部队驻地、休假规律的聊天记录；单位里登记的家庭信息；同事的证言。

二是**对方的告知**。微信、短信里明确说过「我老公在部队」「他今年在高原驻训」这类内容。

三是**行为反常**。刻意避开某些时间段联系、要求不要在其住所附近出现、对军人话题特别敏感。

四是**共同生活的场景**。家里摆着军功章、军装照，去过部队家属院，参加过军属活动。

五是**事后态度**。被质问时的解释、道歉、承诺断绝关系的记录。

这五类证据，单独一类可能都不够，但叠起来就能形成「应当知道」的判断。

另一头也要说清：如果真的不知道，而且没有应当知道的理由，就不构成本罪。这不是漏洞，是故意犯罪的基本要求——**刑法罚的是明知故犯，不是疏忽大意。**

**「同居」这个词，在民事和刑事里的口径不完全一样，这一点值得说明。**

民事上，「与他人同居」是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事由，也是认定感情破裂的情形之一。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把它界定为：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

刑事上，破坏军婚罪的「同居」，参照了这个界定，但要更严格——因为刑事后果更重，构成要件应当更清晰。

本案二审用的表述是：应当要求行为人与现役军人的配偶在相会频次、时间、生活等方面，达到「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的程度。

**注意「程度」两个字。** 它意味着这不是一个是非题，是一个程度判断：次数够不够多、时间够不够长、生活交集够不够深、场所有没有固定下来。

这种判断天然带有裁量空间。所以这类案子的辩护，通常不去否认客观事实，而是争「这些事实够不够达到那个程度」。

本案的辩护正是这样：不否认开房、不否认转账、不否认来往，只说「没到同居的程度」。

**「同居」的认定，其实分三个层次，本案三层都踩到了。**

第一层，**场所**。有没有一处相对固定的、供两人共同使用的空间。

在酒店开房不算。酒店是临时的、流动的、不留痕迹的。租房算——因为它固定、专属、可以存放私人物品。

本案的租房是郑某寿出钱、以钱某某名义租的。这个安排本身说明：两个人在为一段长期关系准备一个物理空间。

第二层，**时间**。这段关系持续多久、频次多高。

本案是三年多，二百多次。这个数字不是用来猎奇的，是用来证明「稳定」的——偶发的关系没有这个密度。

第三层，**生活**。有没有共同生活的实质内容：一起吃饭、洗衣、过夜、购置日用品、经济往来、见对方家人。

本案这五项全有。

**场所是骨架，时间是血肉，生活是灵魂。** 三层齐了，「同居」就立住了。只有一层，通常只能算通奸。

二百多次、一间租房、六件事：法院是怎么数的

接下来是本案最实的部分：法院把哪些事实拿来支撑「同居」。

我按判决书的顺序列：

第一，明知。郑某寿知道钱某某的丈夫是现役军人。这一点他没有争。

第二，初期形态。二零二一年一月至二月，两人确定情人关系，多次在酒店开房。这一段单独看，确实更接近通奸。

第三，场所的固定化。二零二一年三月，由郑某寿出钱，以钱某某的名义租下公寓。**这是本案的转折点。** 从「去酒店」变成「有一处房子」，性质开始变化。

第四，生活功能的具备。两人在租房里购置衣物、餐具等生活用品，多次在那里洗衣、用餐、过夜。法院的表述是：该租房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共同居住的功能，二人在心理上已经将其作为共同居住的场所。

第五，频次与持续时间。至案发前，二人在该公寓内发生性关系二百多次。

第六，经济与生活的交织。两人之间存在频繁转账；郑某寿带礼品到钱某某家中拜访其父母；钱某某给郑某寿买衣物、关心其生活。

六件事摆在一起，法院的结论是：综合考虑以上情节，应当认定郑某寿与钱某某系同居。

二审维持原判，判决生效。

我想强调的是第四条和第六条。**很多人以为「同居」要靠邻居证言、要靠共同登记的地址。** 本案给的是另一条路：看这套房子怎么被使用——有没有餐具、有没有换洗衣物、有没有过夜、有没有一起吃饭；看两个人怎么往来——有没有转账、有没有见过对方父母。

这些痕迹，全都留在租房合同、转账记录、购物记录、双方陈述里。

**量刑上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本案判的是实刑，而不是缓刑。**

本案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没有适用缓刑。判决书没有专门写不适用缓刑的理由，但从认定的事实里可以推出来。

缓刑适用的核心条件是：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本案的事实里有几处不利因素：行为人系单位领导，与下属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关系持续三年多；在租住场所发生性关系二百多次；期间还去对方家中拜访其父母；最终导致对方婚姻破裂。

这些情节叠加，很难被评价为「情节较轻」。

对比之下，同案由的另一类情形——交往时间短、没有形成固定住所、被发现后立即断绝关系并取得谅解的——适用缓刑的可能性就大得多。

**这也是一条可以观察的规律：这类案子的量刑，看的不是「有没有发生关系」，而是「这段关系对社会关系破坏到什么程度」。** 固定的住所、长期的时间、公开的往来、家庭的破裂，每一项都在加重这个评价。

这条线为什么画在「同居」，不画在「通奸」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我觉得这个罪名最需要解释的地方：为什么法律只罚到「同居」，不罚到「通奸」？

答案在保护的对象上。

现役军人长期在外执行任务，与配偶两地分居是常态。这种分居不是个人选择，是职业要求。如果在这个前提下，第三人可以随意介入军人婚姻，军人就无法安心履职。

所以法律给军人婚姻加了一层特别保护。这层保护写在第两百五十九条里，也写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关于军婚的规定里——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须得军人同意，但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的除外。

但保护也有边界。**刑法不能把道德问题全部收进来。** 通奸不入罪，是刑法的克制；同居入罪，是刑法认为这种程度的介入已经实质破坏了军人婚姻家庭关系。

这条边界，对普通人是有意义的：

不知道对方是军人配偶的，不构成本罪。本罪要求明知，而且明知的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这个身份。本案里，郑某寿在钱某某调来工作时就知道了。

一时冲动、偶发关系，通常不构成。但如果形成了固定的住所、稳定的往来，就跨过了那条线。

此外要提醒一句：即使不构成破坏军婚罪，这类关系在民事上仍然有后果——离婚时的损害赔偿、财产分割上的过错考量，都可能涉及。

**刑事的门槛高，民事的门槛低。** 很多人是在民事那一步才第一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这类案子的证据，实务中主要来自三个地方。**

第一个，**住宿记录**。酒店开房记录、公寓租赁合同、水电缴费记录。它们能证明时间、地点、频次。

第二个，**资金往来**。银行转账、微信红包、代付房租的记录。它们能证明经济上的支持关系，也能侧面证明关系的持续性。

第三个，**人的陈述**。配偶的陈述、亲友的证言、单位同事的反映，以及行为人自己的供述。

本案还多一样：**通讯与社交记录**。三年多的往来，聊天记录里的称呼、约定、日常，往往比任何证言都直白。

我提醒一句：这三类证据的取得，必须合法。私自调取他人住宿记录、侵入他人账户、安装定位设备，都可能构成违法，取得的证据也可能被排除。

**追一个刑事案子，不能用另一个违法手段去换。** 这是很多当事人容易忽略的地方。

**六件事里，哪一件最容易被推翻，我说一下。**

最容易被动摇的是「频繁转账」和「拜访父母」。

转账可以解释成借款、可以解释成分手费、可以解释成别的往来；拜访父母可以解释成礼节、可以解释成工作关系。单独看，这两项都不足以定性。

最难的推翻的是两项：**租房**和**生活痕迹**。

租房有合同、有租金支付记录、有水电缴费记录。生活痕迹有购物记录、有物品、有可能的邻居证言。

它们共同指向一个事实：有一处空间，是两个人共同使用的。

**打这类官司，抓的就是这一处空间。** 抓住了，其他情节都是补强；抓不住，其他情节再多也只是「关系不正当」。

一年有期徒刑，二审维持。

这个数字不重。但这份判决真正定下来的，是「同居」这个词的边界。

判决书的最后一段，把这个标准提炼成了一句可以复用的规则：行为人与现役军人的配偶之间存在长期、多次发生性关系、居住场所相对固定、经济上相互支持、生活上相互照顾等情节的，应当认定二人达到了持续、稳定的共同生活的程度，属于《刑法》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同居」。

四个要素：长期多次、场所固定、经济支持、生活照顾。

我认为这份判决对两类人有用。

一类是军人和军属。它说明法律给的保护不是空的——只要证据能把「固定的住所、稳定的往来」证明出来，通奸和同居之间那条线是能被划清的。

另一类是所有人。它提醒一件事：**法律判断一段关系，看的从来不是两个人怎么称呼它，而是它留下了什么痕迹。** 租房合同是谁付的钱、房子怎么用的、转账记录有多少笔、有没有见过对方父母——这些东西比任何辩解都实在。

郑某寿在法庭上说，我们不算同居。

法院的回答是：你们有房子、有餐具、有二百多次、有转账、有见过父母。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