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古某峰、詹某霞、甘某珍强奸案

一、案情速览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被告人古某峰经被告人甘某珍介绍与被告人詹某霞的大女儿刘某甲（时年十四岁）相亲并支付聘金及媒介费；同月二十八日刘某甲反悔。

詹某霞、甘某珍因已将聘金和媒介费用于还债无法归还，遂以自杀等言语威胁，逼迫詹某霞的小女儿刘某乙（时年十二岁）嫁给古某峰，并于当晚将其送到古某峰家；古某峰明知刘某乙不满十四周岁且表示拒绝，仍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后二人共同居住期间多次发生性关系。

一审以强奸罪分别判处古某峰有期徒刑六年、詹某霞有期徒刑四年、甘某珍有期徒刑四年；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裁判要点提炼

强奸罪的主体一般为年满十四周岁的男性，女性不可单独构成强奸罪，但女性在强奸罪中起到教唆、帮助作用的，可作为共犯，从而成为强奸罪的犯罪主体。

明知幼女不满十四周岁仍胁迫其与行为人结婚，对奸淫行为起帮助作用的，与实施奸淫者构成强奸罪的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均属主犯的，应当按照各自所起的作用分别量刑。

三、赵律师点评

女性也能成为强奸罪的主体

本案最值得记住的裁判要点是：强奸罪的主体一般为年满十四周岁的男性，女性不能单独构成强奸罪，但女性在强奸罪中起到教唆、帮助作用的，可以作为共犯，从而成为强奸罪的犯罪主体。这条规则解决了实践中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母亲、媒人、亲属参与促成侵害的，能不能追究？答案是能，路径不是把她们当作实行犯，而是按共同犯罪处理。本案中詹某霞是被害人的生母，甘某珍是媒人，二人都明知刘某乙不满十四周岁，仍以自杀相威胁逼迫她出嫁，把人送到古某峰家中，为奸淫行为创造了直接条件，帮助作用十分清楚。

动机不能改变行为性质

两名女性被告人的辩解空间在于动机：她们并非出于满足性欲，而是因为大女儿悔婚、聘金与媒介费已经用于还债无法归还，才出此下策。但这个理由在法律上不成立。法院关注的不是她们为什么这么做，而是她们做了什么——明知对方是幼女、明知对方拒绝，仍以胁迫手段把她送进他人的控制之中。动机可能在量刑时被考虑，却不能改变行为的帮助性质。这一点对同类案件具有普遍意义：无论是出于还债、面子还是所谓的风俗，只要客观上对奸淫起到了帮助作用，共同犯罪就成立。

风俗不是违法性的挡箭牌

本案的案发背景是农村早婚风俗：相亲、聘金、媒人、按风俗成婚。需要明确的是，按农村风俗结婚并不能赋予与幼女发生性关系任何合法性。《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奸淫不满十四周岁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其基础是幼女不具备性同意能力，因此不问是否举行仪式、不问家长是否同意、不问是否收取聘金。被害人本人明确表示拒绝，而被告人仍然强行发生性关系，违背意志这一点更加清楚。办案与普法工作中，应当把这一条讲透彻：父母的同意不能替代幼女本人的意思，而幼女的意思在法律上本就不产生同意的效力。

主犯与量刑的层次

法院认定三人均属主犯，但在量刑上作了层次区分：古某峰所起作用最大，判处六年；甘某珍与詹某霞作用相当，各判四年。这个区分体现了共同犯罪中按作用量刑的原则——都是主犯不等于刑期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二审时被害人刘某乙对古某峰表示谅解，但从结果看并未导致大幅减轻，说明在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被害人谅解只是酌定情节，不能对抗奸淫幼女应当从重处罚的基本立场。对辩护人而言，把量刑辩护的重点放在作用大小的区分上，往往比寄望于谅解更为实际。

她不是实行犯，却是把孩子推过去的那只手；帮助，就是共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