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杨某乙、杨某丙诉杨某一般人格权纠纷案
一、案情速览
杨某甲、成某夫妇育有三个子女:杨某乙、杨某丙、杨某。二老自一九九三年起随两个女儿在安徽生活,二零一七年十一月起随儿子杨某在重庆生活。二零一八年一月父亲去世,料理丧事时三人发生纠纷。
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一日母亲成某去世,杨某没有通知两个姐姐。同年三月,两个姐姐返回重庆,才发现母亲已经去世。父母合葬,墓碑由杨某敬立,碑文上只有杨某及其家庭成员的姓名,没有两个姐姐及各自家人的姓名。
两个姐姐起诉,请求判令书面赔礼道歉、重立墓碑、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三万元及法律服务费一万元。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法院判令杨某书面赔礼道歉、为父母重立墓碑(碑文符合本地风俗),并向两个姐姐各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三千元,驳回其他请求。
二、裁判要点提炼
近亲属对逝者的祭奠权益受法律保护。治丧的近亲属未尽报丧通知义务,致使其他近亲属未能参加葬礼悼念祭奠;未将其他近亲属的姓名按当地风俗篆刻在墓碑上,违背公序良俗,构成侵害其他近亲属祭奠权益的行为,应当承担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害的民事责任。
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矛盾,不能免除报丧义务。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数额,可以结合与逝者的亲密关系、侵权行为违反公序良俗的恶劣程度、当地经济水平等因素综合确定。
三、赵律师点评
母亲走了八个月,女儿才知道
这个案子的事实,读起来让人心里发沉。它没有复杂的法律关系,只有一段被切断的亲情。
先看这个家。
杨某甲、成某夫妇,育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杨某乙、杨某丙,一个儿子杨某。
两个女儿常年在安徽生活。儿子在重庆潼南。
从一九九三年起,两位老人跟着两个女儿过。二十四年。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老人从安徽被送到重庆,改由儿子杨某照顾。
第一次裂痕,二零一八年一月。
父亲杨某甲去世。料理丧事的过程中,三个子女发生了纠纷。纠纷的具体内容判决书没写,但从后面的事态看,裂得很深。
父亲和母亲是合葬的。墓碑由杨某敬立。碑文上有杨某及其家庭成员的姓名,没有两个姐姐及各自家人的姓名。
这块碑立在那儿,等于向所有来祭扫的人宣告:这个家里,只有儿子这一支。
第二次,也是最重的一次,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一日。
母亲成某去世。
杨某没有通知两个姐姐。
按照判决书的记载,两个姐姐是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一日返回重庆时,才发现母亲已经去世的。
从一月十一日到三月二十一日,两个多月。而父亲的丧事是二零一八年一月,也就是说,从父亲去世到母亲去世,姐妹俩和弟弟之间,大概有将近两年没有正常往来。
但「不来往」和「不通知母亲去世」,是两回事。
然后是起诉。
两个姐姐把弟弟告了,请求四项:
一、书面赔礼道歉;
二、为父母重立墓碑,碑文应经两个姐姐同意或由法院审定;
三、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三万元;
四、赔偿因本案产生的法律服务费一万元。
被告的答辩,只有一段话,但很能说明问题:
「其父母于二零一七年十月由杨某乙、杨某丙从安徽滁州送至潼南,由杨某负责赡养,之后父母先后去世,应由杨某乙、杨某丙向杨某道一声谢谢,而不应由杨某赔礼道歉。杨某乙、杨某丙并没有任何理由,向一个为老人养老送终的人索要精神赔偿。」
翻译过来就是:我养了老、送了终,你们该谢我,凭什么让我道歉?
祭奠权:法律没写的那三个字
这个案子最值得讲的地方,是一个法律上没写、但法院认了的权利:祭奠权。
翻开民法典,你找不到「祭奠权」这三个字。人格权编里列了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没有祭奠权。
那法院凭什么判?
答案是:从一般人格权里推出来的。
《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除前款规定的人格权外,自然人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
这个「其他人格权益」,是个开放的筐。司法实践往里面装了不少东西:性骚扰受害人的安宁、死者近亲属的哀悼、婚礼被搅乱的仪式利益、祖坟被平的祭祀利益。
祭奠权,就是从这个筐里长出来的。
它的内容是什么?
实务中一般包括几项:
一是知情权——近亲属死亡,有权被告知;
二是参与权——有权参加葬礼、告别仪式、下葬;
三是祭扫权——有权知道葬在哪儿、有权前往祭扫;
四是署名权——有权在墓碑上具名,或者在讣告、墓碑上体现亲属关系。
本案涉及的是第一项和第四项:没被通知,没上墓碑。
这两项为什么受保护?
因为它关系到一个人的人格尊严。
判决书里有一段话,说得很到位:「老人过世,奉告远方的亲朋系传统丧葬习俗。杨某应当及时向其胞姐报丧,既是传统的丧葬习俗,也是树立良好家风,重视家庭文明建设的具体要求。」
注意这里的三层递进:习俗 → 家风 → 法律要求。
报丧首先是习俗。中国人办丧事,第一件事就是通知亲友,尤其是子女。这不是客套,这是让每个人都有机会送最后一程。
其次是家风。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三条写了一条很特别的规定: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这条看起来像宣示,但法院真的会用它。
最后才是法律。当习俗被违反、家风被破坏,导致近亲属的人格利益受损,法律就介入。
所以「祭奠权」不是一个空造的概念,它是习俗、伦理、人格尊严三者交汇处的那个点,法律把它保护起来了。
祭奠权纠纷在实务中不算多,但类型很集中,大致有五类:
第一类:不通知死亡、不让参加葬礼。
本案就是。特征是:治丧的一方故意或者过失地隐瞒死讯,导致其他近亲属未能送别。
第二类:骨灰、遗体的安置争议。
父母去世,子女之间对骨灰存放地、安葬地意见不一,一方擅自安葬,另一方不知道葬在哪儿。这类纠纷常与祭奠权、知情权交织。
第三类:墓碑署名争议。
谁的名字刻上去、刻在什么位置、要不要刻配偶和孙辈。看似小事,实则是「谁是这个家的人」的宣示。
第四类:阻挠祭扫。
一方控制墓地、骨灰存放证,拒绝另一方前往祭拜。这类案件法院通常会判「不得妨碍祭扫」,但执行起来很难。
第五类:丧事简办与隆重之争。
一方主张按习俗办,一方主张从简,办完以后另一方起诉要求赔偿「精神损害」。
这五类有一个共同点:争的不是钱,是「我有没有被当成家人」。
所以法院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往往不会只讲法条,还会讲习俗、讲公序良俗、讲家庭文明建设。本案判决书里那三段话(报丧是习俗、是家风、是法律要求),就是这种思路的体现。
这里还有一个法理上的要点:祭奠权的主体范围。
不是所有亲属都有。实务中一般限于近亲属: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朋友、同事、远亲,通常不享有祭奠权——他们可以主张「人格利益受损」,但很难单独以祭奠权起诉。
而且要判断「谁的权利更优先」:配偶和子女通常排在最前,兄弟姐妹次之。本案两个姐姐能起诉,是因为她们是同胞姐妹,属于近亲属,且在父母生前长期共同生活。
还有一个特殊情形:如果死者生前明确表示不愿某人参加葬礼(比如有遗书、有录音),那这个人的祭奠权是否受保护?
实务中倾向于:死者的意愿应当尊重,但需要有充分证据;且即便不让其参加葬礼,也应当告知死讯、告知安葬地点,保障其日后祭扫的权利。
一句话:祭奠权可以被限制,但不能被完全剥夺。
「我尽了孝」不是抗辩,是另一件事
被告的答辩,情感上很有力量:父母最后几年是我照顾的,是我养老送终的。
这个事实,法院并没有否认。判决书完全承认父母从二零一七年十一月起由杨某照顾。
但法院的回答是:这件事,不能抵消那件事。
判决书写得很直接:「杨某关于双方存在家庭矛盾的辩称意见,均无法免除其报丧义务。」
拆开看,被告其实提了两个抗辩,都不成立。
第一个抗辩:我们之间有矛盾,所以不通知。
这个逻辑是:你要是跟我关系不好、甚至跟我吵过架,我就可以不告诉你妈去世了。
法院的回应是:家庭矛盾不免除报丧义务。
为什么?因为报丧义务的对象,表面上是姐姐,实质上是母亲。
通知姐姐来参加葬礼,是让姐姐送母亲最后一程,也是让母亲走得完整。这个利益的主体,一半是姐姐,一半是逝者。
姐弟俩关系再差,也不能拿母亲的葬礼当筹码。
判决书接着写了一句话,很重:「料理丧事,送别老人,系子女孝道的应尽之责。杨某乙、杨某丙未能参与丧事,实是人生憾事,难以补救,应当归咎于杨某一方。」
「人生憾事,难以补救」。 八个字,说尽了这种伤害的性质。
钱可以赔,墓碑可以重立,但母亲下葬那一天的在场,永远补不回来了。正因为补不回来,法律才要用赔礼道歉和精神损害赔偿来处理——不是为了弥补,是为了表明态度。
第二个抗辩:我尽了孝,你们该谢我。
这个更微妙。它把「赡养」和「报丧」混成了一件事。
但这是两件独立的事:
赡养,是对父母生前的义务。谁照顾得多,谁付出得多,这在本案里是事实,也可能在其他场合产生影响(比如遗产分配时可以多分)。
报丧,是对其他近亲属的义务。它和谁赡养得多没有关系,只和「你是治丧人」这个身份有关系。
一个人可以既是尽心尽力的赡养人,又是侵权人。这两件事不矛盾。
用一个比喻:你把老人照顾得很好,这是你的功劳;但老人走了,你不告诉兄弟姐妹,这是你的过错。功劳不能抵过错,就像救人一命不能抵消另一次伤害。
还有一层,判决书点得很准:
如果杨某真的觉得两个姐姐做得不够、甚至认为她们亏欠了自己,他完全可以在赡养费、遗产分配这些事上主张权利。那是另一场官司。
但他不能把「不通知母亲去世」当成讨说法的工具。这不是维权,这是把逝者当成了武器。
再往深一层,这个案子其实碰到了两个伦理问题的交界:赡养与报丧。
在传统观念里,赡养得多的人,说话就硬气。「我伺候了老人最后几年,你们一年回来一次,凭什么跟我争?」
这种情绪可以理解,但法律把它拆成了两件事:
赡养,是生前的义务。 谁照顾得多,法律会给回报——继承时可以多分(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条: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可以主张赡养费的分担,可以在遗产分割时要求补偿。
报丧,是身后的义务。 它与谁赡养得多无关,只与「你是治丧人」这个身份有关。
为什么要把这两件事分开?
因为如果允许「赡养多的人可以不通知」,那么结果就是:谁照顾老人,谁就有权决定谁能见老人最后一面。这个权力太大了,大到可以被用来报复。
本案的被告,可能真的觉得自己委屈。父母最后几年是他照顾的,两个姐姐远在安徽,一年到头见不着。现在母亲走了,他不想通知——这个情绪,很多人能理解。
但法律不能让这个情绪变成权利。因为一旦变成权利,下一个案子里,就会有更多的人被挡在葬礼门外。
判决书里那句话,值得再读一遍:
「料理丧事,送别老人,系子女孝道的应尽之责。」
注意,它说的是「子女」,不是「继承人」,不是「赡养人」。只要是子女,就有送别的权利。 这个权利,不因谁付出多而增加,也不因谁付出少而消灭。
这句话的分量,比三千元重得多。
判了什么:道歉、重立碑、三千元
判决有四项,前三项支持,第四项驳回。逐项看,每一项都有讲究。
第一项:书面赔礼道歉。
「杨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某乙、杨某丙就报丧、碑文事宜书面赔礼道歉。」
注意两点:一是书面,不是口头;二是限于报丧、碑文两件事,不是泛泛地道歉。
判「书面」,是因为口头道歉难以固定、难以执行。判「限于两件事」,是划清范围——法院不支持把过去所有矛盾都拿出来算。
第二项:重立墓碑。
「杨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为父母重立墓碑,碑文应当符合本地风俗习惯。」
这一项最有意思,因为它涉及一个执行难题:碑文怎么写?
原告的请求是「碑文应经二人同意或人民法院审定」。法院没有照这个判,而是判「符合本地风俗习惯」。
为什么?因为「经原告同意」不可执行——原告不同意怎么办?案子永远结不了。
「符合本地风俗」是一个客观标准:本地墓碑上,子女及配偶、孙辈怎么排列,按惯例来。杨某照惯例写,两个姐姐的名字自然就在上面。
而且法院还处理了「谁主导」的问题:判决书写道,三人都是两位老人的后人,原则上墓碑应由三人共同敬立;但三人存在纠纷,暂时难以调和,两个姐姐又远嫁外地,所以由杨某负责重立为宜,两个姐姐提供具体名单,立碑开销杨某先垫支,再由三方分摊。
这一段写得很细,把「谁干活、谁出名单、谁掏钱」都安排好了。这就是可执行性——判决不能只讲道理,还得能落地。
第三项:精神损害抚慰金,每人三千元。
原告要三万,法院判三千。
这个落差,需要解释。判决书的说法是:「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当地经济水平等因素,酌情向每人赔偿三千元。」
三千元这个数字,在同类案件里属于中等偏下。理由大概有几层:
一是损害的性质。祭奠权受侵害,主要是精神痛苦,不是财产损失,难以量化。
二是过错的程度。杨某不通知,判决书没认定是恶意侮辱,更像是家庭矛盾的延续,主观恶性不算极端。
三是当地经济水平。重庆潼南,三千元大致相当于当地的常规标准。
四是关系的疏密。判决书提到综合「与逝者亲密关系」——两个姐姐成年后长期在外,与父母共同生活的时间主要在早年(1993—2017 是父母跟随女儿生活,这点其实对姐姐有利)。
第四项:法律服务费一万元,驳回。
理由只有一句:「无相应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这一项值得所有打官司的人记住:律师费原则上由自己承担。 只有在法律明确规定或者合同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才能要求对方赔偿。
哪些情况法律规定可以要?比如知识产权侵权、不正当竞争、担保纠纷、部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需有明确规定)。人格权纠纷不在其列。
所以起诉时把律师费写进请求,法院通常会驳回——不是不支持你维权,是这笔钱法律没规定由对方出。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还有一套裁量规则值得说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二零二零年修正)第五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侵权行为的目的、方式、场合等具体情节;
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受理诉讼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
本案判三千元,用这六条一对:
过错程度——杨某不通知,是在家庭矛盾背景下的选择,不是蓄意侮辱,过错属于中等。
目的、方式、场合——方式是「不通知」,属于不作为;场合是母亲的丧事,这个场合本身加重了伤害。
后果——两个姐姐未能参加母亲葬礼,判决书用了「人生憾事,难以补救」。后果严重,但难以量化。
获利情况——无。这是纯粹的情感损害,没有财产获利。
经济能力——判决书没写,但农村居民,通常按当地标准考量。
当地生活水平——重庆潼南,三千元属于常规区间。
六条对下来,三千元是合理的。既不显得轻视,也不至于让被告无力承担。
这里有个实务提示:精神损害赔偿,不要狮子大开口。
很多人起诉时写十万、二十万,法院最后判两三千,落差巨大,心理上很难接受。
但法院的裁量是有区间的:一般人格权纠纷,几千到两三万是常见范围;造成严重后果(比如自杀、精神疾病)的,才可能到五万以上;名誉权、隐私权案件中,公众人物或者影响特别恶劣的,可能更高。
写请求时按「合理上限」写,比如三万到五万,比写二十万更容易获得支持,也更省诉讼费(诉讼费按标的额计算)。
还有一个要点:赔礼道歉的执行。
判决「书面赔礼道歉」,如果被告不写怎么办?
实务中的做法是:法院可以强制其履行,比如由法院代为拟定道歉内容、在当地媒体刊登,费用由被告承担。这类执行方式叫「替代履行」。
但要注意:赔礼道歉是人身性质的,不能强制执行「真心」。被告写一份「我道歉」的声明,形式上履行了,实质上可能毫无诚意。
这也是这类案件的局限:法律能让人低头,不能让人的心回来。
这类案子怎么打:三样证据
祭奠权纠纷不多见,但一旦遇上,证据准备的路子和普通侵权案不太一样。核心是三样。
第一样:证明「我是近亲属」。
祭奠权的主体是近亲属。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五条规定,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证明方式:户口本、出生证明、亲属关系证明、人事档案、村委会或居委会证明。
本案中两个姐姐的身份没有争议,所以这一环不是重点。但如果涉及继子女、养子女、非婚生子女,这往往是第一道坎。
第二样:证明「没被通知」。
这是最难的一样,因为要证明一个「没有发生的事」。
可行的路径:
一是时间线证据。母亲一月十一日去世,姐姐三月二十一日才知道。这两个时间点之间的通信记录、行程记录、聊天记录,能说明「这段时间我完全不知情」。
二是其他亲属的证言。葬礼上谁在场、谁没在、当时有没有人问「姐姐怎么没来」。
三是事后交涉的记录。姐姐发现后与弟弟的微信、短信、通话,如果里面有「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和对方的回应,那就是最直接的证据。
本案中,两个姐姐是回重庆后「发现」母亲已去世。这个「发现」的过程,如果有证人(邻居、亲戚),应当固定下来。
第三样:证明「墓碑上没有我的名字」。
这个最简单:拍照片。要有全景(能看出是哪座墓)、有特写(能看清碑文),最好有时间水印或者公证。
如果担心对方事后改碑,可以在起诉前做证据保全公证——花几百块,把现状固定下来。
再说两个实务要点:
一是被告怎么定。 祭奠权纠纷的被告,通常是实际操办丧事、控制墓碑和骨灰的一方。如果殡葬机构有过错(比如未经全部近亲属同意就火化),也可以列为被告。
二是能不能要求「迁坟」「分骨灰」。 这类请求法院一般不支持——骨灰不是物,不能分割;迁坟涉及公序良俗,法院极为谨慎。实践中的处理方式多是「共同祭扫」「轮流祭扫」「一方保管、他方有权祭拜」。
本案的请求写得很克制:道歉、重立碑、精神抚慰金。没有要求迁坟、没有要求分骨灰。这种克制,反而让法院容易支持。
打这类官司,情绪越重,越要把请求写得具体、可执行。法院不怕你有情绪,怕的是你让它没法判。
最后补一段「事前怎么办」,因为这类案子,事后补救永远不如事前预防。
第一件事:老人还在的时候,把话说开。
很多祭奠权纠纷的根源,是兄弟姐妹之间早就有了裂痕——赡养谁出钱多、谁照顾得多、父母的房子怎么分。这些账没算清,丧事就成了爆发点。
如果能趁老人清醒时,把赡养安排、遗产分配、丧事从简还是从俗,坐下来谈一次,写个书面意见(哪怕不是正式遗嘱),后面很多争执就不会发生。
第二件事:老人去世后,第一时间通知所有近亲属。
不管关系多僵,不管对方来不来,通知这个动作必须做。
通知的方式最好是可留痕的:电话(录音)、微信(文字)、短信、书面函件。不要只靠「我托人带话了」——这种事没法证明。
如果对方明确表示不来,也要记录下这个表示。这样日后被起诉,至少能证明「我通知了,是他自己不来」。
第三件事:墓碑碑文,按习俗来,别自己定。
碑文上写谁、不写谁,不是治丧人一个人的权力。按当地习俗,子女及配偶、孙辈都要上碑;如果某一支关系不好就不写,很容易引发纠纷。
实务中的建议是:列名单时把所有近亲属都列上,征求意见;有人明确拒绝上碑的,留个书面记录。
这样即便日后有人起诉,你也能拿出「我征求过意见、是他自己不要」的证据。
第四件事:骨灰、墓地证件,不要一方独占。
骨灰存放证、墓地使用权证,如果只在一方手里,另一方想祭扫都进不去。这类控制,往往比「没通知」更让人难受。
合理的做法是:证件由一人保管,但其他近亲属有权随时前往祭扫;或者约定轮流保管、共同祭扫。
说到底,这类纠纷的解法,不在法院,在饭桌上。
法律只能在事后判一个「你错了,赔三千」。它判不回那场葬礼,也判不回那声「妈走了」。
所以如果家里还有老人,趁现在,把该说的话说了。
这个案子的判决金额是六千元,两个人各三千。但它处理的东西,比六千元重得多。
它确认了一件事:送别父母的权利,是受法律保护的权利。
这个权利,法律条文里没有名字,法院管它叫「祭奠权益」。它的内容是:知道亲人什么时候走的、能去参加葬礼、能在墓碑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能有一个地方可以祭扫。
它还说清了另一件事:家庭矛盾,不能成为剥夺这项权利的理由。
姐弟之间有再多的账要算,也不能拿母亲的葬礼当筹码。你可以去法院告姐姐不尽赡养义务,可以主张多分遗产,可以做很多事——但你不能让她们在母亲下葬两个多月后,才知道母亲已经走了。
判决书里那句话,我想再引一次:
「杨某乙、杨某丙未能参与丧事,实是人生憾事,难以补救,应当归咎于杨某一方。」
「难以补救」四个字,是这类案件的核心。正因为补不回来,法律才需要用道歉和赔偿来表明立场——不是为了修复,是为了认定。
最后说一句给所有人的话。
父母在的时候,兄弟姐妹之间的矛盾,还有机会坐下来谈。父母走了,那根把人拴在一起的绳子就断了。断的时候,如果连最后一面都没让见,那断得就不只是绳子。
一块墓碑上少刻两个名字,看起来是小事。但它刻的其实是:这个家里,谁算自己人。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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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号:(2021)渝0152民初3487号 审理法院: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1-06-23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3-07-2-011-001)。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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