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刘某诉林某、黄某退伙纠纷案
一、案情速览
刘某与林某、黄某系亲属,合作经商多年,二零一五年取消合伙关系后对账清算,仍有三十一万四千五百五十四元未付。刘某起诉,为证明自己居住在长沙市芙蓉区,提交了社区居委会开具的居住证明,未提交公安机关的居住证。芙蓉区人民法院受理后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被告收到后未提出管辖权异议。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七日,芙蓉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双方代理人均到庭应诉,对证据质证并进行了法庭辩论。十二月二十四日,该院裁定将案件移送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涵江区人民法院层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于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九日裁定:本案由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审理。理由是被起诉一方未提管辖异议且已应诉答辩,视为受诉法院有管辖权,受诉法院不得再行移送。
二、裁判要点提炼
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
受诉人民法院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有权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但移送受必要限制:当事人已提出管辖异议且法院已作出裁定的,应当继续审理;当事人未提异议且已应诉答辩的,不得再行移送;被告未应诉答辩的,一审开庭前可以移送,已经开庭审理的则不宜移送。
三、赵律师点评
三十一万的结算款,绕了两年
这个案子的标的只有三十一万多,但它从起诉到最终定下由哪个法院审,走了两年。
起点:一笔没结清的合伙账。
刘某与林某、黄某是亲属,一起经商多年。二零一五年,三方取消合伙关系,开始办财务清算。对完账,还有三十一万四千五百五十四元没付给刘某,另有迟延利息一千三百五十二元。
刘某决定起诉。
第一个动作:证明自己住在哪儿。
他到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起诉。按民事诉讼「原告就被告」的一般规则,本该去被告住所地;但本案有一个例外可能——如果刘某的经常居住地在芙蓉区,那里也可能有管辖权(具体取决于案由与法律规定)。
为了证明「我住在芙蓉区」,刘某提交了一份材料:芙蓉区荷花园街道东方某城社区居委会开具的《证明》。
他没有提交公安机关下发的居住证。
这个细节,后面会引爆整个案子。
第二个动作:法院受理,送达,被告不作声。
芙蓉区法院受理了,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被告收到后,没有提出管辖权异议。
这一步很关键,请记住这个「没有」。
第三个动作: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开庭。
双方代理人都到庭,对证据进行了质证,进行了法庭辩论。也就是说,实体审理已经实质展开了。
第四个动作:十二月二十四日,法院自己把案子送走了。
开庭后第七天,芙蓉区人民法院作出一份民事裁定:将本案移送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
理由是:本案不属于本院管辖。
第五个动作:接力。
涵江区法院收到移送后,认为不该归自己管,但受移送的法院不能自行再移送,只能层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由福建高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九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本案由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审理。
绕了一圈,回到原点。两年时间,三十一万的账,一分钱还没开始算。
补一段这个案子的实体背景,因为它解释了「为什么为三十一万打两年」。
刘某与林某、黄某是亲属,合作经商多年。这种「亲戚合伙」,在中国的小生意里极为普遍,也极为脆弱。
脆弱在哪?
第一,没有书面协议。 三个人一起干,谁出多少钱、怎么分工、怎么分利润、亏了怎么担,全靠口头。等到散伙,各说各话。
第二,账目不清。 现金往来、私人账户走账、你垫一笔我还一笔,没有规范记账。散伙时对账,对的是记忆,不是凭证。
第三,感情绑架。 「都是亲戚,还写什么协议」——这句话在小生意里杀伤力极大。等到翻脸,这句话又变成了「你还好意思跟亲戚算这么清」。
本案的三十一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二零一五年取消合伙关系,开始清算,对完账还剩三十一万四千五百五十四元没付。
这笔钱的性质是什么?
是合伙结算款。合伙终止后,合伙人应当对合伙财产进行清算,清偿债务、返还出资、分配剩余财产。刘某应得的那一份,就是这三十一万。
举证上要靠什么?
一是对账单。双方签字确认的对账记录,是最有力的证据。
二是转账记录。银行流水、微信转账,能证明出资和分配的历史。
三是聊天记录。散伙后催款、对方承认欠款的对话,可以构成「债务承认」。
四是证人证言。其他合伙人、员工、供货商的陈述。
本案的事实部分没有展开这些,但从「双方经对账后仍有部分款项未支付」这句看,对账是完成了的,争的只是「在哪打」。
这也提示一件事:亲戚合伙,散伙时最该做的一件事,是把对账结果写成书面文件、双方签字。 一张纸,能省掉后面两年的官司。
「视为有管辖权」:这六个字怎么来的
最高人民法院推翻移送裁定的核心依据,是民事诉讼法里一条很容易被忽略、但极其重要的规定。
现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原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
这条规则,学名叫「应诉管辖」,也叫「默示管辖」。
它的逻辑很朴素:管辖这件事,主要关系到当事人的便利,不是公共利益。既然当事人自己都不在乎在哪儿打,法院没必要替他操心。
所以法律给当事人设了一个失权的时间窗口:答辩期内不提异议,还积极应诉,就等于用行为表示「我接受这个法院」。
这个「视为」,不是推定,是法律拟制——不管你心里怎么想,法律就当你同意了。
本案中,被告的行为完全落在这个框里:
收到起诉状副本 → 没有提管辖异议 → 出庭 → 质证 → 辩论。
四个动作,一个不少。所以最高法的认定很直接:被告已经应诉答辩,视为接受管辖。
但这条规则有两个例外,写在法条最后一句: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
什么意思?
级别管辖:比如该基层法院管的案子,标的额超过了它的上限,该由中院管。这种情况下,当事人怎么应诉都不能补正,因为级别管辖关系到法院之间的分工。
专属管辖:比如不动产纠纷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港口作业纠纷由港口所在地法院管,继承纠纷由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主要遗产所在地管。这类管辖是法定的、排他的,不允许当事人协议变更,也不允许用应诉来「同意」。
本案是合伙结算纠纷,既不属于专属管辖,标的额也没有突破级别管辖,所以两个例外都不适用。
结论就锁死了:芙蓉区法院有管辖权,而且这个管辖权已经因为被告的应诉而固定下来。
「应诉管辖」这条规则,落到操作层面就是一件事:管辖权异议必须在答辩期内书面提出。
具体怎么走:
第一步,算清答辩期。
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被告,被告应当在收到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答辩状。
这十五日就是答辩期。涉外案件是三十日。
第二步,写《管辖权异议申请书》。
内容要写清:申请人是谁、案号、请求事项(请求将本案移送某法院审理)、事实与理由(为什么这个法院没有管辖权)。
理由通常围绕三点:被告住所地不在受诉法院辖区;合同履行地不在受诉法院辖区;本案属于专属管辖,应由某法院管辖。
第三步,在答辩期内提交。
可以在开庭前提交,也可以通过法院的诉讼服务平台在线提交。关键是留痕——要有收件回执、邮寄凭证或者系统提交记录。
第四步,等裁定。
法院对管辖异议应当在十五日内作出裁定。异议成立的,裁定移送;不成立的,裁定驳回。
第五步,对裁定不服,可以上诉。
管辖异议裁定是可以上诉的裁定。这一点很多人不知道——收到驳回裁定后,十日内可以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上诉。
这里有几个常见的坑:
坑一:口头提异议。 开庭时说一句「我觉得你们没管辖权」,不算。必须书面。
坑二:超过答辩期才提。 答辩期一过,异议权就没了。有的人以为「开庭前都可以提」,错了——法律写的是「提交答辩状期间」。
坑三:提了异议又应诉答辩。 这是最危险的。有的被告既提异议,又对实体问题答辩(「就算我有责任,也只欠十万不是三十万」)。这种「两手准备」,可能被认定为应诉,从而丧失异议的效力。
正确做法是:提异议就只提异议,不对实体问题作任何答辩。 等管辖定了,再打实体。
坑四:以为提了异议就能拖时间。 管辖异议确实能延缓审理,但滥用会被法院驳回,还可能被评价为「恶意拖延」。
法院自己发现管错了,为什么不能改
这里会出现一个自然的疑问:法院发现自己管错了,主动纠正,不是好事吗?为什么反而被最高法否掉?
这个问题问得好,答案是:移送管辖是法院的权力,但这个权力有时间边界。
最高法的裁定里,把这条边界划成了三层,非常清楚:
第一层:当事人提了管辖异议,法院也作出了裁定——继续审。
「如果当事人提起管辖权异议,法院应该在管辖权异议期间解决相关管辖权争议,如果法院已经就相关管辖权争议做出裁定,即使之后认为自己没有管辖权,亦应该继续审理。」
道理:管辖异议一旦裁定,就有了确定力。法院不能今天说自己有管辖权、明天又说没有,那当事人永远不知道在哪儿打。
第二层:当事人没提异议、已经应诉答辩——不得再移送。
「如果当事人没有提出管辖权异议,且已经应诉答辩,则视为当事人接受管辖,如果法院认为自己没有管辖权,应该在被告应诉前移送相关案件至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如果被告已经应诉答辩,即使法院认为自己没有管辖权,也不宜再行移送。」
这一层是本案适用的。关键字是「应诉前」——要移送,得赶在被告应诉之前。被告一答辩,窗口就关了。
第三层:被告没有应诉答辩——看有没有开庭。
「如果被告没有应诉答辩,则在一审开庭前,法院认为自己没有管辖权,可以移送相关案件至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如果案件已经开庭审理,则即使法院认为自己没有管辖权,也不宜再行移送。」
没开庭,可以移送;开了庭,不宜移送。
这三层规则的共同指向,是一个价值:诉讼经济与程序安定。
想象一下本案当事人的处境:接到传票、请了律师、准备了证据、出庭质证、辩论结束,回家等判决。七天之后收到一纸裁定:这案子我们不管了,你去福建打。
这意味着什么?重新立案、重新送达、重新举证、重新开庭。已经花掉的时间和钱,全部归零。
所以最高法在裁定里写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移送制度的限制,是为了「保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诉讼权利,避免因为法院对于管辖权的认识存在分歧而损害当事人的利益,减少当事人的诉累」。
管辖制度的目的是方便当事人,不是给当事人添麻烦。当移送本身变成了麻烦,它就背离了初衷。
三层规则:什么时候能移送,什么时候不能
把上面三层整理成一张表,实务中用得上。判断的顺序是:先看当事人做了什么,再看程序走到哪一步。
情形一:被告在答辩期内提了管辖异议。
法院必须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移送;不成立的,裁定驳回。
法院作出裁定后,即便后来觉得自己管错了,也要继续审——因为裁定已经生效,管辖已经确定。
情形二:被告没提异议,但已经应诉答辩。
不能移送。
这是本案。被告用行为接受了管辖,法院的管辖权因此固定。此时法院再移送,属于程序错误。
情形三:被告没提异议,也没应诉答辩(缺席)。
看开庭了没有。
一审开庭前,法院可以移送;已经开庭的,不宜移送。
情形四:无论哪种情形,如果违反级别管辖或者专属管辖。
必须纠正。这两类管辖不因当事人应诉而补正。
再补一条实务上常见的疑问:法院能不能主动审查管辖?
能。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这个职权始终存在。
但「能审查」不等于「随时能移送」。审查是一回事,移送是另一回事——移送要受上面三层规则的时间限制。
所以本案的芙蓉区法院,问题不在于它「发现了自己没管辖权」,而在于它发现得太晚,且动手太晚:被告已经应诉答辩,庭审已经开完,这时候再移送,就侵害了当事人已经形成的程序利益。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芙蓉区法院是先开庭、后裁定移送,中间隔了七天。这七天里,案子已经审到辩论终结。最高法特别点出这一点:「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已经于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对本案开庭审理,且被告已经出庭应诉答辩,并对相关证据进行质证。」
时间点被逐一列举,说明在最高法看来,程序的进度本身就是一种应当保护的利益。
移送之后会发生什么,也值得说清,因为本案的「接力」过程很有代表性。
第一步:受诉法院裁定移送。
裁定书写明移送给哪个法院、理由是什么。
第二步:受移送法院收到案卷。
这里有一个关键规则:受移送的法院如果认为案件不属于自己管辖,不能再自行移送。
《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人民法院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受移送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受移送的人民法院认为受移送的案件依照规定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不得再自行移送。
本案就是这样:涵江区法院收到移送后,认为不该归自己管,但它不能直接再送给第三家法院,只能层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由福建高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指定。
第三步:上级法院指定管辖。
最高法审查后,可以指定任何一个法院审理。本案指定的是原受理法院(芙蓉区法院)。
这个「不得再自行移送」的规则,用意是什么?
防止「踢皮球」。
如果没有这条规则,案子可能在北京、福建、湖南之间来回送,几年都开不了庭。所以法律把「第二次移送」的权力收归上级,由上级一次性定夺。
第四步:案件回到有管辖权的法院,重新开始。
注意「重新开始」:如果是移送,原法院已经进行的诉讼行为(比如送达、举证)通常继续有效;但如果是最高法指定,程序上可能要重新走一遍。
本案最终回到芙蓉区法院,而此时距离起诉已经过去两年多。这两年里,原告的三十一万没拿到一分钱,还得重新等开庭。
这就是程序成本的真实样貌。 它不体现在判决书里,但当事人实实在在付出了。
所以对这个案子的评价,可以更公允一些:芙蓉区法院想纠正自己的错误,动机没错;错在时机——被告已经应诉答辩、庭审已经结束,此时移送,代价全部由当事人承担。
制度的设计,永远在「纠错」和「安定」之间找平衡。 本案选择了后者。
一张居委会证明,值不值三十万
最后回到这个案子的起因:一张居委会证明。
芙蓉区法院之所以一开始受理,靠的是刘某提交的社区居委会《证明》。后来之所以想移送,很可能也是因为这张证明不够硬——它没有居住证。
这就引出一个很实用的问题:怎么证明「我住在这里」?
在民事诉讼里,「经常居住地」是个有法律含义的概念:公民离开住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但就医住院的地方除外。
它的作用很大:决定一般地域管辖的法院,影响侵权案件的管辖选择,也影响涉外案件的处理。
证明经常居住地,法院认什么?
排序大致是这样:
第一档,最硬:公安机关的居住证。 这是法定证件,有登记、有期限、有编号,法院基本直接采信。
第二档,比较硬:公安机关出具的居住登记信息、流动人口登记记录。 可以申请法院调取,或者自己到派出所开具。
第三档,辅助:社区居委会或村委会证明、房屋租赁合同、物业缴费记录、水电燃气缴费单、社保缴纳记录、工作单位证明。
第四档,最弱:单纯的个人陈述、邻居证言。
本案的居委会证明属于第三档。它有一定证明力,但单独使用时,法院可能认为不足以认定「连续居住一年以上」。
所以严格说,芙蓉区法院一开始受理,程序上是打了折扣的。
但故事的有趣之处在于:这个折扣,最后没有影响结果。
因为被告没有提异议、还出庭答辩了。管辖权因此被「视为」固定。原来那张不够硬的证明,变得不重要了。
这给实务留下两条完全相反的启示:
给原告的启示: 起诉前把管辖证据做扎实。居住证、居住登记、租房合同、缴费记录,能凑几样凑几样。别指望「先立上再说」——万一被告提异议,案子还是会被移走,白折腾几个月。
给被告的启示: 如果你觉得这个法院不该管,必须在答辩期内书面提出管辖异议。一旦出庭答辩,这个权利就没了。而且这不是「这次没了」,是彻底的、不可挽回的没了——本案最高法的裁定说得很清楚,此后法院也不能再移送。
一句话:管辖异议是有保质期的,过期作废。
这个案子最反常识的地方在于:法院主动纠正自己的错误,反而被上级法院纠正了。
但读完最高法的理由,这个「反常识」就不难理解了。
管辖制度是为当事人服务的。它要解决的是「在哪儿打官司最方便」,不是「法院之间的分工面子」。当一个案子已经开庭审完,让当事人推倒重来去另一个省重新起诉,这本身就成了对当事人的伤害。
所以法律给移送设了时间闸门:被告应诉之前,可以移送;应诉之后,不行。
这条规则的另一面,是给当事人的一个硬提醒:觉得法院管错了,就在答辩期内提管辖异议。 不提,出庭答辩,就是默认接受;接受了,就再也不能反悔。
本案的被告大概没想到,自己「懒得提异议」这个动作,最后替对方锁定了管辖,也替自己省下了跨省应诉的麻烦——虽然这个结果未必是他想要的。
三十一万的账,两年才回到起点。这个代价,本可以避免。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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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号:(2020)最高法民辖33号 审理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0-06-29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3-01-2-28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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