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闫某坤等非法销售窃照专用器材案

一、案情速览

2020 年起，闫某坤在北京、杭州、广州各设一个工作室，卖一种叫「A 系列主机」的东西。外观跟普通手机一样，侧边多一个改装的微型摄像头，内置软件能偷拍识别牌面、算出赌局怎么走。买家拿去赌博出千。

三年里，他们从广州一家公司至少进货 2950 万元，北京工作室付出 1350 万，杭州工作室付出 1400 万。2024 年 4 月，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判四人有期徒刑四年十个月至一年十个月，罚金一百万至二万元。

这条罪名的分水岭只有两个字：情节严重。三年以下，还是三年以上七年以下，全看这两个字怎么落地。

二、裁判要点提炼

非法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情节严重」的认定，应当结合经营数额，因他人非法使用而对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及公民、企事业单位等的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等因素综合判断，不能仅以销售金额或者销售数量单一标准衡量。

明知是用于赌博作弊等违法活动的窃照专用器材而组织化、跨区域销售，经营数额特别巨大，相关设备流入社会后被广泛用于诈骗等犯罪、衍生次生犯罪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内量刑。

三、赵律师点评

一部看起来像普通手机的手机

2020 年，北京、杭州、广州，三个城市各有一个工作室。

工作室卖的东西叫「A 系列主机」。判决对它的描述，值得一个字一个字看：

「A 系列主机外观和普通手机一样，侧边有改装的微型摄像头，内置软件，侧边摄像头偷拍识别后，软件会帮助计算玩法从而获利。」

一台外观和普通手机毫无区别的机器，侧边藏一个摄像头，里面装一套软件。牌桌对面的人看不到任何异常，因为它就是一部手机。

而它真正的作用是：拍下牌面，认出来，然后算你该怎么下注。

判决把这套设备的用途写得毫不含糊：「用于赌博出千」。

这三个字是整件案子的起点。不是「安防监控」，不是「取证设备」，不是「家用看护」——从进货到销售，这条链条上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东西是拿去赌桌上用的。

货源来自广州一家公司。闫某坤等人从这家公司购入 A 系列主机及配件，再通过三个工作室分销。部分产品卖到了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判决认定：「闫某坤等人案发期间从广州某公司至少购入价值人民币 2950 万余元（币种下同）的 A 系列主机及配件，并予以销售。」

两千九百五十万。

这不是一个「网上卖几个小玩意」的量级。判决进一步拆开：北京工作室共计向广州某公司支付货款 1350 万余元，杭州工作室共计支付 1400 万余元。

三个工作室，分工是清楚的。闫某飞负责北京工作室的销售，汪某燕负责杭州工作室的销售，孙某勤在北京工作室负责收发货、客服、记账等工作，并参与产品销售。另有一人卞某蛟，另案处理。

孙某勤参与的时间短一些。判决替他算了一笔：「孙某勤参与期间北京工作室共计向广州某公司支付货款 197 万余元。」

一百九十七万，和一千三百五十万，是两个不同量级的责任。这个区别，后面量刑时会用到。

2024 年 4 月 29 日，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24）浙0602刑初142号刑事判决：

闫某坤、闫某飞、汪某燕、孙某勤犯非法销售窃照专用器材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十个月至一年十个月不等，对孙某勤适用缓刑；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至二万元不等。

宣判后，没有上诉，没有抗诉，判决生效。

一审之前，还有一步：鉴定。侦查机关从北京、杭州、广州三个不同的销售渠道查获了 A 系列主机，送检。「经鉴定，从北京、杭州、广州不同销售渠道查获的 A 系列主机检材均为窃照专用器材。」

这一步不是走形式。一台手机到底是不是「窃照专用器材」，是这条罪名成立的第一块砖。鉴定说不是，整栋楼就塌了。

鉴定说是，那么下一个问题才有意义：判三年以下，还是三年以上。

这个问题，就是判决里那句「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闫某坤、闫某飞、汪某燕的行为是否属于非法销售窃照专用器材『情节严重』」。

所有人对「构成犯罪」都没意见。争的只是这两个字。

三年以下，还是三年以上七年以下

《刑法》第二百八十三条第一款：

「非法生产、销售专用间谍器材或者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档三年以下，一档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情节严重」就是那道门槛。

门槛这一边的案子长什么样？一个人在网上卖改装手机，卖出去七八部，收了万把块钱，被查到。这类案子，基本都在三年以下，很多还能争取缓刑。

门槛那一边的案子长什么样？本案。

法院给出的判断方法，是一段需要慢慢读的话：

「对于非法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情节严重』的认定，应当结合经营数额，因他人非法使用而对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及公民、企事业单位等的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这句话里有三个信号。

第一个信号：是「结合」，不是「按照」。

如果法律写的是「经营数额达到多少万元，属于情节严重」，那这就是一道算术题，加减乘除，一目了然。

但它写的是「结合……等因素综合判断」。这意味着没有一条单一的红线，需要几个因素一起看。

第二个信号：经营数额是第一位的。

「结合经营数额」——数额排在第一位，说明它是最基础的量。本案两千九百五十万的进货额，对应的销售规模只多不少。

第三个信号，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下游造成了什么损害。

「因他人非法使用而对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及公民、企事业单位等的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这一句，把「卖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和「卖出去之后发生了什么」连在了一起。

换句话说：你不能辩称「我只管卖，别人拿去干什么我不知道」。

本案在这一项上，有一句判决认定的话分量极重：

「相关设备流入社会后被广泛用于『诈赌』等诈骗行为，衍生了参与人员广泛、被害对象众多、犯罪数额巨大的次生犯罪。」

这里出现了三个「广泛」「众多」「巨大」。这些词在判决书里不是修辞，是事实认定。

它说的是：这批设备不是零星流出去的，是成千上万台；用它去骗人的人不是一两个，是一群；被骗的人不是几个，是很多；骗走的钱不是小数，是巨款。

到了这一步，「情节严重」的结论几乎是必然的。

那如果有人问：只按数额算行不行？两千九百五十万，直接跳到三年以上，何必还要看下游？

不行，因为数额本身可能是虚的。比如一批设备进了货但压在仓库里没卖出去；比如销售额里有大量退货；比如进价高但售价低、实际利润很薄。

本案不存在这些情形——判决写的是「并予以销售」，而且下游已经用出去了。

所以这个案子的「情节严重」，是三个因素同时成立：数额特别巨大、下游损害已经实际发生、销售行为是组织化跨区域进行的。

三个都占，跳档没有悬念。

那反过来，什么情况下「只占一个」？下一节用罚金来反推。

罚金一百万，是怎么分出来的

本案的罚金，四个人从一百万到两万，跨度五十倍。

为什么差这么多？先看刑法怎么规定罚金。

《刑法》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就这一句，没有具体数额，没有计算公式。所以罚多少，靠「犯罪情节」四个字撑起来。

本案四个人，情节差在哪？

第一，地位。闫某坤是组织者——工作室是他成立的，人是他招募的，货源是他对接的。其余三人是被招募的，各管一块：北京销售、杭州销售、北京收发货与记账。

第二，参与数额。这是最硬的一条。全案进货两千九百五十万，孙某勤参与期间对应的只有一百九十七万。比例不到百分之七。

第三，参与时间。孙某勤参与得晚，持续时间短。

第四，认罪态度与退赃情况。判决没有展开写，但从结果看，孙某勤拿到了缓刑，说明法院认为他「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这是《刑法》第七十二条的四个条件，缺一不可。

结果就是：四年十个月（闫某坤）——一年十个月、缓刑（孙某勤）。罚金：一百万——两万。

这里有一个很多人误解的地方，值得单独说。

有人以为：罚金交得多，刑就能判得轻；或者反过来，罚金交不起，刑就会加重。

都不对。

罚金和自由刑是两种不同的刑罚，各自按照各自的标准定，不是交换关系。判四年十个月的，罚金一百万；判一年十个月缓刑的，罚金两万。这里罚金和刑期是同向的——情节重的，两样都重。

还有一种误解：交了罚金是不是就不用坐牢了？

不是。本案四个人都判了实刑（孙某勤是缓刑，但也判了刑），罚金是附加刑，附加在自由刑之上，两样一起执行。

那罚金交不上怎么办？

《刑法》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翻译成日常话：可以分期，可以追缴，真有灾祸可以申请减免，但不能因为「不想交」就不交。

最后还有一笔钱，判决里常被读者跳过，但金额可能比罚金还大：违法所得。

本案判决对违法所得的处理，素材记载得不完整，但这类案件的常规做法是：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

两千九百五十万的进货，对应的违法所得不会是小数。这笔钱，加上罚金，才是这类犯罪的真实成本。

而这一节最想说的一句话是：罚金的跨度，是刑法对「每个人做了多少」的精确回应。

同一个案子，四个人，四个数字。这不是随意，是把每个人的位置算清楚了。

买的人、用的人，各是什么罪

这条罪名只写在卖方身上。那买方呢？

要分三种情况。

第一种：买了自己用，用于赌博作弊。

这种情况，最常见的定性是诈骗罪。

理由不复杂：赌博出千，是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让别人处分财产。你以为在公平赌，其实对方的牌在他手机里。这就是骗。

诈骗罪的量刑，按数额分档：数额较大的，三年以下；数额巨大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数额特别巨大的，十年以上或者无期。

和非法销售窃照专用器材罪比一比：卖设备的，最高七年；用设备骗钱的，最高无期。

立法的取向很清楚：用得越深，判得越重。

第二种：买了再卖。

这是「非法销售」，和本案一样。买进来再卖出去，中间赚差价，赚的每一分都是这条罪名的犯罪数额。

第三种：买了自己用，但没用于违法活动。

比如有人买一个装在自家客厅看保姆，或者装在店里防小偷。这种情况，不构成《刑法》第二百八十三条的犯罪——因为这一条管的是「生产、销售」，不管「买」。

但它可能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处拘留或者罚款。用专用器材偷窥、偷拍、窃听的，从重。

这里要把两条线分清楚：

《刑法》第二百八十三条：非法生产、销售专用间谍器材、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管卖方。

《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造成严重后果的。管用方，但要「造成严重后果」。

一个卖，一个用。卖的门槛低（卖了就成立），用的门槛高（要造成严重后果）。

这个不对称是有意的。源头堵住，比末端一个一个抓有效得多。

那本案的买家呢？判决没有追究买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买家分散、人数众多、单个数额小；二是买家如果已经拿去诈赌，另有诈骗罪处理，不必再叠加这一条。

还有一个特殊情形：如果买家明知对方买去诈骗，还帮着买、帮着改、帮着修，那可能构成诈骗罪的共犯。

明知的认定，看什么？看交易方式：是不是用暗语、是不是拆开卖、是不是要求删聊天记录、价格是不是明显偏离正常。

本案的销售方式，判决写了一句很关键：设备「用于赌博出千」，而且「流入社会后被广泛用于诈赌」。

在这样的交易里，「我不知道买家拿去干什么」这句话，很难说出口。

什么叫「专用器材」

这一节回答一个基础问题：一台手机，凭什么被认定为「窃照专用器材」？

如果这个标准不清楚，整条罪名就是悬空的——毕竟，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有一台能拍照的手机。

本案给了一个很直观的对照：A 系列主机的「专用性」体现在三处。

第一处，外观伪装。 「外观和普通手机一样」。这不是巧合，是设计。它的价值就在于不被发现。

第二处，功能改装。 「侧边有改装的微型摄像头」。普通手机的摄像头在正面或背面，拍摄时屏幕亮、镜头朝外、动作明显。改到侧边，配合特定角度，可以在对方毫无察觉时拍到。

第三处，配套软件。 「内置软件，侧边摄像头偷拍识别后，软件会帮助计算玩法从而获利」。硬件负责拍，软件负责算。两者合起来，才是一件完整的「专用器材」。

那法定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依据是《禁止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和「伪基站」设备的规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公安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72号）。

这份规定划了两条线：

一是主体资格。禁止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和「伪基站」设备。要生产、销售，必须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许可。

二是器材认定。是不是「专用器材」，由法定机构鉴定。本案就是「经鉴定……均为窃照专用器材」。

换句话说，认定不是靠外观像不像，是靠鉴定结论。

那普通消费者怎么避免买到、用到这类东西？三个识别点：

一，看销售渠道。正规的安防设备，走的是安防器材经销体系，有型号、有说明书、有三包。在社交软件上私聊交易、要求先款后货、不开发票的，基本都在灰色地带。

二，看宣传语。「超长待机」「免安装」「不亮灯」「不被发现」「隐蔽拍摄」——这些词组合在一起，指向的不是安防，是偷拍。

三，看功能设计。能伪装成充电头、车钥匙、挂钩、眼镜、钢笔、纸巾盒的摄像设备，绝大多数属于专用器材范畴。真正的家用摄像头，不需要伪装成别的东西。

最后说一句容易被忽略的：本案三个工作室，卖的是「A 系列主机及配件」。

「配件」两个字很轻，但在法律上不轻。卖主机是卖，卖配件也是卖；卖整机是卖，卖零部件、卖软件、卖改装服务，同样可能被认定为这条罪名的一部分。

本案的孙某勤，做的就是「收发货、客服、记账」。他不研发、不招募、不对接货源，法院照样认定他「参与产品销售」。

这一句话值得所有在类似公司打工的人记住：

你在一个卖违法设备的公司里做客服、做记账、做发货，只要知道这公司在卖什么，你就不是「只是打工」。

两千九百五十万，四年十个月。

把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会让人想到一个问题：这条罪名最高七年，为什么这么重的金额，也没到顶？

因为七年是这一档的上限，不是本案的量刑点。法院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这个区间里，综合了四个人各自的位置：组织者重、参与者轻，参与数额大的重、小的轻。

这也回答了一个常见疑问：为什么同案的人判得差这么多？

因为刑法算的不是「这个团伙干了多少」，是「你干了多少」。

四句话记住这个案子：

一，「情节严重」不是一道算术题。 要看经营数额，也要看设备流出去之后造成了什么。数额巨大、下游已实际发案、销售组织化跨区域，三个都占，就跳档。

二，罚金按人算，不按案算。 同一个案子，一百万和两万可以并存。地位、参与数额、参与时间，决定罚金的档位。

三，卖与用是两条罪，门槛不一样。 卖出去就成立，用要「造成严重后果」。源头打击重，末端要求高。

四，专用器材靠鉴定，不靠外观。 但外观、宣传语、功能设计，是普通人能看出来的三个信号。

最后说一句这个案子最刺人的地方。

那两千九百五十万的设备，卖出去的时候，每一台都是一个「看起来像普通手机的手机」。

它躺在牌桌上，躺在茶楼里，躺在一个又一个人的手边。对面的人看着它，什么都不会怀疑——因为它就是一部手机。

直到有人发现，自己输掉的不是运气。